孙仲旭 译
2001年10月，V.S.奈保尔的位处偏僻的家里电话响起时，跟往常一样，又是他太太接的电话，作家本人从来不接电话。电话的那头，是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贺拉斯·恩达尔，他带来的是某个等待已久的消息：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奈保尔先生”，请问他可不可以把此项荣誉通知这位大作家？不行，第98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无法来听电话，他在忙于写作，不希望被打扰。
众所周知，V.S.奈保尔完全知晓自己的重要地位。他的人生，就是他的作品的镜子，象征了非同寻常的战后半个世纪，可别说他不知道这一点。“我的故事就是一种文化史。”他说，这是一次长谈的部分开场白。
骄傲加上不安全感，就这样易变地混合在一起，说明了他的方方面面。他曾经说：“我是人们以为别人会读其作品的那种作家。”这是典型的奈保尔式表述，讽刺性地具有自贬特点（“我的读者少而精”），同时又自信得令人叹为观止（“我是个伟大作家，作品值得大家都来欣赏”）。
自大和谦逊就这样奇怪地燃烧，投射出的光亮经常会以新的而且是出乎意料的方式揭示这个世界。奈保尔最出色的文字就像玻璃碴一样尖锐、透明。但这里还存在一个悖论：此人绝非易于了解——一个难解之谜，包裹在一个谜语里，处于一个谜团中，或许就连他，也对自己感到困惑。
对了，最好的解释就隐藏于他的写作中，他说：“我就是我作品的总和。”他又说，“写作这些书的自我，是最隐秘和最深层的。”那么，奈保尔的作品为我们讲述了什么？他的文字中，最突出的主题便是失去、身份、堕落、疏离、压迫和各种各样的流亡。所以正确地说，为了开始去发现他，我们得上路了。
对于他位于索尔兹伯里平原边上的家，奈保尔给的路线图简明扼要：“走克伦威尔路离开伦敦（就好像你要去希斯罗），但是在海默斯密斯立交桥（在福勒啤酒厂附近）走左岔道，往东南方向。你会发现自己上了A316号公路。”创作了《游击队员》的这位作家甚至能让日常生活的舞台指导变得有点一丝不苟。他出了名的坚持已见，而且很难捉摸，但是我希望我这次跟他会面，是在他少有的易于接近之时。除了关于他的传记即将推出，奈保尔近来还在参与拍摄一部将在BBC播放的阿里纳系列纪录片，他似乎到了一个时候，澄清记录成了件重要之事。
维迪亚达·奈保尔爵士——他于1990年因为文学上的贡献而被册封为骑士——在别人眼里，好像因为争议、错误引述和敌意而困于自设的囹圄。就算是最简略地浏览一下有关他的剪报，就会看到“易怒”、“自相矛盾”、“暴躁”、“牢骚满腹”这些字眼。他以前的编辑戴安娜·阿西尔说得很是不留情面：“我只是不允许自己不喜欢他。”另外一位以前的朋友保罗·瑟鲁写了整整一本书《维迪亚爵士的影子》，前无古人地以文学上的愤怒姿态，痛苦地剖析了他们之间友谊的秘密。这是你在了解奈保尔聚讼纷纷的政见之前就知道的。
在东西方交叉点过了一辈子后，奈保尔仍然完全是个让人爱憎分明的人物。他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的研究结果——《在信徒中间》和重要的续篇《超越信仰》——至今仍让一些人深恶痛绝。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抨击他是个“思想上的灾难”，为“对于阿拉伯人、黑人的殖民者不实之见”推波助澜。在诗人和同样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诺贝尔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眼里，他是“V.S.奈何夜”。沃尔科特曾说过：“如果奈保尔对于黑人的可恶的微微嘲笑态度转而针对比如说犹太人吧，还有多少人会因为他直言不讳而赞许他？”对于奈保尔这个人，谁都无法保持中立，能成为这样的作家，奈保尔肯定还觉得不错呢。
后来有几代加勒比地区的作家曾经跟他所留下的东西斗争过，《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的作者朱诺特·迪亚兹眼里的奈保尔“既令人望而却步，又魅力无穷。他嘴里喷出来的胡说八道你怎么能不厌恶，但是又怎么不会因为他文字中的力量而感到震惊？”卡尔·菲利普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最后的路程》向奈保尔致敬，他还把奈保尔本人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灵异推拿师》改编成电影剧本——这样说：“我赞赏奈保尔的洞察力。对于人们及其文化，他发表过较为大胆的政治言论，我对这些言论并非全都赞同，但是那从来不曾降低我对他的尊重，我把他看成一个在写作上全身心投入的人。”
今天，A316号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让人想到维迪亚爵士的难以走近：没有一去无碍的大道，过程亦非一帆风顺。我们向着西南方向艰难前进时，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的档案。《观察家报》一直支持他。早在1961年，科林·麦金尼斯就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书评，称赞它是“加勒比海地区的杰作，这本书忠实于现实主义，但又因为与人类有关的更深层的回声而变得丰富。”奈保尔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观察家报》尊称他为“英语散文体虚构作品的当代最佳作家”。跟所有别的人一样，我们审视他时，也开始带上了很多考虑。
走走停停地开了三十英里后，霍然现出往西的路。穿过伯克郡的松树林，然后开始快速地穿越威尔特郡阴郁的镇子，这个郡位于英国想像的中心。奈保尔自己也描述过自己首次到这里时：“我当时仍然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他在《抵达之谜》中写道。但是现在他所给的指示却跟此地风景密不可分。“在埃姆斯伯里上A303号公路，在那个很小的镇子上找路走，开了四英里后……在一个小村子里开几百码，埃文河在你右边。”
这不是莎士比亚的那条埃文河，而是一条溢流，英国西南部有鲑鱼的小河。事实上，我来得比见面时间早了，我在一座低矮的桥前把车停下来。像灯泡一样的太阳穿透薄雾，悬在一座漂亮的都铎式乡间宅第前面的浸水草地之上，一时间，我不由得想起了《杨柳风》（*英国作家肯尼思·格雷厄姆的儿童文学作品）。刚想到这里，一只水老鼠飞快地在岸上跑过，然后扑通一声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河水在驳船之下和缓地流着。
这条沉默的河流和苍白的太阳一起，佐证了这个沉思的时刻，然后我又上路了。那边，树篱中间有座红色的邮筒，一条块粒易碎的土路，一幢孤孤零零的石头房子，奈保尔跟他的第二任妻子就居住于此。穿过五道杠的大门，开过一段有坡度的行车道，路过一辆普普通通的轿车，就到了厨房外面。能显示这里是一位国际著名作家之居所的，可能只有给快件投递员的几句指示，上面已有风吹日晒的痕迹。就在这时，奈保尔夫人——高个子，衣着艳丽——一把拉开后门，随和而亲切，热情洋溢地上前打招呼，我到地方了。
有许多年，奈保尔与第一任妻子帕特里茜娅·黑尔的婚姻毫无激情，似乎让奈保尔尽显其负面性格。戴安娜·阿西尔记得帕特跟她说过：“维迪亚不喜欢带我去派对，因为我这人很闷。”她患癌症于1996年去世后，让友朋震惊的是，奈保尔背弃了他的长期情人——具有英国—阿根廷国籍的玛格丽特·默里——而是娶了娜迪亚·卡努姆·阿尔维，她是位巴基斯坦记者，家中有人在政府里（她的兄长是位将军）。据说这位性格活泼的离异女士在一场派对上首次见到未来的丈夫时，走上前吻了他的嘴唇，由此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在奈保尔这一方，他好像乐于让自己被她爱情的旋风卷走，他也过继了娜迪亚上一次婚姻所养的女儿。
今天，维迪亚爵士穿着棕色灯芯绒裤子和粗花呢上衣，看样子轻松自在，略有困意。我被领进他的舒适而又雅致的客厅时，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我来拜会鼹鼠（*指《杨柳风》中的角色之一）了。
谈话之前，我想像过会有点尴尬、困难、讥笑或者不快，甚至恼怒，但他不是这样。他不作长篇大论。对于世界，他有种十分清晰而超脱的观点，也是个世界一流的听众。在誊写这次的采访录时，很多是奈保尔对某个问题一再重复：“对，对，对”——伴随着他无声却用力的点头，偶尔插入几个很巧妙的问题。真正令人吃惊的——不过当然都在他的书里了——如果不是指他这个传奇人物的话，那就是他的幽默感。他说人类的状况让他觉得特别有趣。现在回忆我们的见面时，我已经被他面带微笑的吃吃笑声所影响。
奈保尔本人说话声音柔和，态度彬彬有礼，专心。开心时，他的眼睛快活地眨眼，眼睛几乎眯得看不见，他花白胡须掩盖下的脸庞就像小孩子的一样光滑。在古老的西塞克斯地区，他不难让人误认为他是位精神导师；在此隐居之地，在埃文河边，这里有种宁静和心满意足的感觉。在《抵达之谜》中，奈保尔曾经写过他“到了一个新地方的紧张之感”，还写过他怎样“我仍然感觉自己是在别人的国家，感受到我的陌生感，我的孤独。”如今在他年届75岁时，在漂泊一生后，他似乎已经找到一个家，有居家的感觉，让人享受，而且令人惬意地与世隔绝。
奈保尔说在过去两年里，他一直身体很差，如今才在康复。他在举动上，有点让你怀疑他一直本能地认为自己体弱多病。在我面前的一张硬背椅上，这位老人很是正襟危坐，他能够流露出多种情绪与伪装：时而是30几本书的作者，时而是煽动者，时而是文学大家，风趣而精彩地反驳。关于对萨尔曼·拉什迪的宗教裁决，是奈保尔指出这种裁决是“一种极端的文学批评”。当然他还时而是终生的流亡者，“不稳定”便是他的主旋律。
从他父母双方的家族而论，奈保尔家“离开印度只有四五十年左右时间”，在大英帝国的无情洪流中，他们先是被送到东非，然后去了特立尼达，“在新世界的一个有种植园的小岛上，形成一个亚洲人社区”。奈保尔称它“不太可能像真实的，具有异国情调，还稍微有点欺骗性质”。
“欺骗？”我问他。
他沉思着往前倾着身子：“嗯，实际上是指你不是真正的印度人，你知道，印度人不接受在国外长大的同样也是印度人，现在他们倒是接受了美国的持有绿卡的人——认死了这一点——可是他们不肯接纳像我这样的人。”
我提醒他，《河湾》里的主人公萨林姆称自己是个“无所归依的人”，并提到这里有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认同。
“对，对，确实是，确实是，”他重复了一遍这个短语，好像是他刚刚写下的，“‘无所归依的人’，确实是。”
他1932年出生在特立尼达，可是西班牙港和加勒比海地区从未成为他心目中的家，这个眼界很高、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印度大家庭难以忍受。“我必须离开。”他说，所以他到英国，是三重意义上的流亡：从印度流亡，从特立尼达和从亲人那里的流亡。“我的童年过得很糟糕，”他回忆道，“特立尼达本身挺好的，可是我出生的家庭……可怕，可怕。很大，人太多了，没有美好，全是勾心斗角，没有思想，没有美好。这些事情在我眼里很重要，甚至在我小时候也是。”
另外还有未能实现的文学野心一事。奈保尔对此事实从不掩盖，那就是从11岁起，“我就开始想当一名作家”，这个愿望很快变成了“确定的雄心”，即使如他所言，这也是“一种装腔作势”。在他的书本和写作中，他能够纯熟地利用他所继承的混乱状态，把家族历史上的纷扰降低——并找到一种身份。
然而在作者找到自己的过程中，还存在另外一重障碍。“我想当作家。”在一篇随笔中他曾写道，“但是跟这个愿望一起来的，我还知道了给我那个愿望的文学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距离很远。”无论如何，奈保尔必须用英语找到自己的声音，他是在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中找到的，这种表达方式既不模仿宗主国中的大师，又不损害他自己的纯正性。在对50年追寻文学真实进行总结时，奈保尔将其表达为“内在紊乱，外在也紊乱”。
他说，他上学时——那是他童年的最好时段——所学的英语书里，让人对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产生幻想，例如对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和华兹沃斯笔下的湖区。但是对于一个满腹思虑而且敏感的年轻人——他眼里的文学就是一种拯救——英语既管用又不管用。“我理解不了那些背景。”他说。狄更斯笔下的“雨”跟热带地区的倾盆大雨相去甚远，他笔下的“雪”也是想像不到的，奈保尔又怎么能跟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水仙发生关联呢？
作为“冒牌”印度人，他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极为敏感，成熟的宗主国英国文化跟一个加勒比地区小岛上“杂乱、未成型的社会”并置这一点，只是恐慌和不确定的根源，特别是，如果你最为根深蒂固的雄心，是利用这种语言来书写和弄清楚你在其中长大成人的世界。“我也许可以把狄更斯搬到特立尼达，”奈保尔曾经写道，“可是我所知道的特立尼达生活似乎不可能写成一本书。”
这就要说到奈保尔的父亲。在他的长子童年时的眼里，西帕塞德·奈保尔是个模糊不清的人。“他这个人本身一直模模糊糊的。”奈保尔是这样说的。但是他的故事，跟英语文学中的任何故事一样不同寻常而且生动。西帕塞德这个特立尼达印度人在奈保尔出生时，已经26岁了，之前不久当上了《特立尼达卫报》在查瓜纳斯市——制糖业的核心地区——的通讯员。西帕塞德也有着欲罢不能的文学雄心，他用过很多名字来写作——奈保尔（或者奈帕尔），保罗·奈，甚至保罗·普赖伊。他的儿子记得他带他去看《罗姆利拉》——根据《罗摩衍那》改编的露天剧，而且“读什么都是”大声读——查尔斯·金斯利，查尔斯·狄更斯，H·G·威尔斯，《格列佛游记》，高雅和低俗的文化，报纸和杂志上的片段和故事。“琐碎，但是够了。”他回忆道，“要不是那样，我就没戏了。”
然而还有一件事，是老奈保尔无法跟儿子谈起的。西帕塞德对印度异教巫术深恶痛绝，可能是跟他太太的原始信仰有冲突的关系，他以《特立尼达卫报》记者身份，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利用拜卡莉神（*印度教女神，形象恐怖，既能造福生灵，也能毁灭生灵）来为牛治病的事。他的报道让许多本地人把他视为眼中钉，到最后，有卡莉神的忠实信徒威胁要取他性命，除非西帕塞德做出和解姿态，否则他会被毒死。1933年6月，小维迪亚才刚满1岁，他的父亲被以迫公开将一头山羊献祭，以此来为他的的新闻报道赎罪，这是对他的极大羞辱，他的职业生涯给毁掉了，从此一蹶不振，前途尽失，1953年死于心脏病，到此为止，他的儿子还只字未曾发表。后来，当奈保尔问他母亲关于父亲的精神错乱一事时，她回答道：“他有一天照镜子时看不到自己，就尖叫起来。”
如今奈保尔想到父亲时仍然心怀敬意，承认他父亲的报道、种植园的暴力、部落里的魔法和一天到晚讲故事给奈保尔自己的野心撒下了种子。然而奈保尔不可能完全依赖这一点，因为在他眼里，要想掌握写作的技巧，必须穿过重重迷障。
“我想我必须相信创作具有神秘性，”他说，“我对小说没有高见。我很小时——现在我们要从头说起了，都变得很模糊——如果写什么成功了，我认为是我是个表达工具，如果作品成功了，我觉得还有别的因素。”
写得糟糕呢？
“写得糟糕而失败了的话，我觉得应该怪我。”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这都是个无情而不讲宽恕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孤军奋战，《河湾》的开卷第一句就表达了这一信条，他的传记作者所致敬的也是这句话：“世界本相如此：微不足道的人，听任自己变得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无立足之地。”
奈保尔对于年轻时看到的事时所做的反应具有自我保护性质，既具喜剧性，又荒唐，他至今仍坚持认为他所看到的一直而且仍然具有喜剧性。“它从来没有消失，”他重复说道，“喜剧始终存在，不是早期书本里的口头喜剧，不是玩笑，而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喜剧，对于世界的一种喜剧感。”
1950年，年轻的V.S.奈保尔到了牛津大学，他对喜剧性的嘲笑完全知晓。他是依靠奖学金来的，但是如他自豪地所称，奖学金不是来自牛津大学，而是来殖民地政府，每年三个名额。“我必须离开，”他重复说道，“我必须离开。”他的家族不看好他在文学上的野心。“他们会问我，”他回忆道，“‘你以后干吗？’‘噢，我想我要试着写作。’这就成了个笑话，对，笑话。”
对这个年轻人而言，他在牛津的大学学院上大学期间，是他感到困惑的几年。他说：“我 在那里上的三年学里，不曾有过什么魔法。我仍然对小说是编造出来的这个概念而感到不耐烦。”小说如果是假的，那就不够好。在奈保尔眼里，写小说是个严肃活，必须“阐明一种情形”。他说：“如果不能阐明一种情形，我就不会去写，不会干这件事。我讨厌只是为了叙事而叙事。”但是他马上又收回了这句话——显然是自相矛盾——他重复了三遍“一切都是叙事”。这时，你暂时看到了对奈保尔而言，对于他所继承遗产中的混乱状态，小说一直起到了纾缓作用。
如果能留意一下紧接着战后的几年这个年轻人所处境遇，显然绝无希望可言。在他的家族眼里，他是个“笑话”，而他的祖国特里尼达几乎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个（加勒比海）社会中的边缘社区，在英国人生活中的地位根本无人承认。但是奈保尔心里想的只是奖学金这一荣誉，他说他完全不曾经历过种族主义。“我肯定经历过，”他重复说道，“我肯定经历过，但是当时没有刻意去发现。那种事，如果你不去刻意去发现，就看不到。”
别的先不说，他当时所到的英国正处于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缺乏生气，委蘼不振。如今他说1954和1955那两年“非常、非常艰苦”。从牛津毕业后，他“几乎赤贫”。他在BBC（英国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在对加勒比海地区广播部编辑并主持一个每周一期的文学节目。在那里，在他经常描写的一幕中，在朗汉姆旅馆二楼“自由撰稿人房间”里，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的头一句，这个短篇的背景放在西班牙，他一个下午就完成了。
当时他写得很快，并且一直在寻找自己在小说中的声音，用顺手牵羊拿来的“不发出沙沙响声”的BBC稿纸写了一页又一页，他从来不加页码——这是他的又一种迷信。如今他说：“我觉得自己有福气，非常幸运。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丝毫不是虚荣。只是一种声明，即把自己的作品从黑暗中拉出来了，趁你能做到，把它拉出来。你一定要这样做，不能只是等待那个美妙的主意形成并在你脑子里完成，你一定要上前迎接它。”
对于像这样与世界相会一事上的极具个人化性质，奈保尔显得稍微想为自己辩护。“我写我自己，但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为了某种目的才这样做，不仅仅是自我欣赏，而且对当时的世界表明了另外的看法。”
那是后来的事。奈保尔的第一批故事，即他所谓的“街头故事”——《灵异推拿师》（1957），《埃尔韦拉的选举权》（1958）和《米格尔大街》（1959）——全都植根于他年少时的特立尼达，这些作品充满了信心和喜剧精神，以至于听他回忆五十年代中期的逆境时，你会感到困惑。
“除了要奋力挣钱付房租，还要奋力找素材，为了继续前进，为了创造性地前进而奋力。找到自己的声音。”
让他坚持下来的，是他极其强烈的自信，这种性格后来表现成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傲慢，他被称为怪物也缘于此。“我完成什么好东西之后，”他说，“我对它的命运怎么样，从来一点都不怀疑，不去理会最初的评论怎么样。完全不怀疑。”
他一找到自己的声音，写作就顺畅了，一本又一本书出来，让他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奖项，读者及崇拜者也越来越多。然后是突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灵感得自他的父亲。这时的新闻界对他越来越承认，例如柯林·麦金尼斯1961年在《观察家报》上著文，惊呼道：“在此群岛上，一种新的英语语言已经创造出来：一个新鲜、洪亮的声音，老的、陈腐而原始的语言变成一种具有弹性、生动、简洁的词汇：有诗意，风趣，讽刺性的。”
他的名气越传越远，印度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亲来拜访。“有一天，一个我在BBC对印度广播部认识的人把R.K.纳拉扬领来看我。”奈保尔当时正在写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我当时住在斯特雷特姆山，他把这位老人领来了——也不是真的很老——来看我。他的谦逊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应该是我去看望他。他很腼腆，很亲切。”
奈保尔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在我所有的书中，这一本跟我最接近”。它的成功，标志着他年轻时写作生涯的顶点，他认为酝酿这本书的两年，是“我这一辈子中最耗神、最有成绩和最快乐的时候，是我的伊甸园日子”。
写完《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之后，童年经历的水井干涸了。“早期，”他说，“你检视你的思想，检视你所知道的，利用这些写点什么，也需要一番努力。可是它很快就会枯竭，因为它是种有限的经历，儿童的经历，青少年的经历。”之后，他说，“就开始做别的事，走出去”。
“走出去”，这是奈保尔对旅行和新闻写作的说法，是为“我的观察方式”所开的处方，一开始是去加勒比海地区，为了写一本名为《中间航途》的书，然后去另一处幽暗之地——他祖先所居的印度。到这时，他不仅是个聪明而年轻的小说家，他还是个报道发展中国家政治的记者，他习惯于毫不退缩地正视自己所发现的，这一习惯对他并非很有利。“那就是我踏入了世界。”他轻描淡写地说，“当时还是有可能的。杂志会登长文章，我会去花六个星期写一篇文章，我当时运气好。”
谈话短暂地转到了扎迪·史密斯身上，奈保尔还没有读过《白牙》，但对作者的困惑心有戚戚焉。“对于那样的一个人，问题在于：你何去何从，迈向何处？如果你在处女作中已经用尽了素材，你该怎么办？”他摇摇头，“那些阶段全都充满了痛苦。”
过去，在别的地方，他曾经不屑地说过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骗局。今天，处于另外一种心情下的他承认自己继承的奇特遗产对他是有益的。“从写作的角度看，这是件幸事，因为我看到了希望，也实现了希望，我向着希望努力。”接着他又说——这是他典型的忧郁心情出现：“从所有别的方面来说，这也一直是种诅咒。人们不知道该怎样衡量我的书，他们不知道要寻找什么。”
在他人生中这个艰难的时期，在他初露头角后摸索前行之际，奈保尔有赖于几个坚定的支持者——首先就是他在英国的编辑，戴安娜·阿西尔，1975年奈保尔出版《游击队员》时，阿西尔最终与她的作家关系破裂。在她近年出版的颇受好评的回忆录《不必删除》中，阿西尔说了几句关于奈保尔的狠话，最具杀伤力的，是她在奈保尔跟他的出版人分道扬鑣之后所说：“就好像太阳出来了，我用不着再喜欢维迪亚了。”
所以在那时，提到阿西尔的名字时，我本想着会听到几句犀利的反击，但是没有，这位文学上的传奇人物，这位脾气暴躁的老人特别大度，露出了满面笑容。“戴安娜对我很好，我很幸运，因为我那种写作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接受，除了她。”他一直相信自己一辈子都有贵人相助，他重申了一遍这种信念：“你看，还要说，这也算是我的运气的一部分。她会马上阅读我的书，同一天内，她会写一封信，这封信几乎可以作为封底广告文字。她很有天赋。”回想起六十年代的书业，他又说道，“那时候没有这种采访和公关活动，书本出版就只是出版了，你待在家里，继续工作。”
像这样不停工作，是了解奈保尔的又一关键。很多作家声称讨厌写作，会千方百计推迟动笔的那一刻，奈保尔不是这样。“我活着就是为了写作，”他认真地说，“我眼里的无上幸福，”他少有地进入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又说道，“就是在写作一部你知道是好作品的中间，整天写得好，晚上去参加宴会，喝佳酿葡萄酒。”时至今日，维迪亚爵士和太太对于外出用晚餐，都有种根深蒂固的爱好。
在以前，这种快乐时刻大概是被奈保尔的文学自身中较为阴暗的个性所遮没。他极高的天分加上他内心对自己加勒比海地区出身的反感（你也可以说，混合了傲慢和愤怒），让他在文学界永远感觉不安，折磨他的，有他自己的高标准和害怕失败，更糟糕的是，害怕无人承认或者冷遇。
我想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他长期以来被这种自我所困扰。在一篇关于哥伦布的具有揭示性的随笔中——收入《人满为患的禁闭营》——他写道：“在他[哥伦布]的一举一动中，自我主义就好像暴露出来的残疾；他责备自己。”今天，在提到诺贝尔奖时，他说：“它助了我一臂之力，不过是在内心里。”然后不免又感到遗憾，“它来得这么晚，什么也没改变。如果是在我50岁的时候获得，就很可能不一样，可是我已经得罪太多人了。”
奈保尔觉得自己以某种方式得罪了太多诺贝尔委员会成员，这是他的典型思路，但是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因为他的写作，他也冒犯了全世界无数的读者。他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也许是意识到这件事让他解释起来很不容易，他在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中发现有一段话能说明他最深层的自己，他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来重点提到这一段。
这一段有趣，值得引用，因为它涉及了奈保尔其人最深层的特点：“普鲁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写出了身为作家的作家和身为社会存在的作家之间的不同……写出一本书的自我和在我们的习惯、社会生活和我们的缺点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是不一样的……我现在会再深入地谈一谈。我要说我就是我所有作品的总和……一直是这样，原因在于我的背景。我的背景一方面极为简单，一方面又极为混乱。”
今天在谈话时，奈保尔又间接谈到了这种依然站得住脚的洞见：“我认为普鲁斯特说得对：写作了书本的自我是最隐秘和最深层的，人们不明白这一点，不是你给出版商写信还是什么的里面揭示出的那个自我，那全是外在的。这是个难解之谜，无法解释，对所有创作之人来说，都是如此。”
到了1971年——那一年，他凭着《自由国度》获得了布克奖——奈保尔的文学自我在世界上完全是无拘无束，并为他提供了三十年的写作刺激。这段期间，他大跨度地从早期小说的喜剧发展到他的杰作《河湾》中更为凶险的意象，以及后期比较个人化的小说《抵达之谜》和《世上一条路》。他的新闻写作和不停的旅行，把他带进了《在信徒中间》和《超越信仰》的穆斯林世界，让他不仅在穆斯林中，而且在具有正统观念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中间都树了不少敌。如今，他对于伊斯兰教的观点被证明主要都是正确的，他也流露出自得之意。他说他不喜欢自己所引起的一些争议，但又装得漠不关心。“读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好玩，它们根本不会伤害我。”
这时好像是个好机会，可以向他提起保罗·瑟鲁对于他和奈保尔友谊的记述——《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一场跨越五大洲的友谊》。奈保尔跟瑟鲁做了多年朋友，奈保尔一直可以说充当了那位比他年轻一点的小说家的导师。但是当瑟鲁在一份书商的书目上发现有他自己的一本书供售时——书上还有给奈保尔和他的第一任太太的题赠——他发传真要求对方解释。娜迪拉的回信以及一次街上偶遇奈保尔时后者所给的建议（“忍了吧，往前走。”）都让瑟鲁感到不满，他的迷惑和愤怒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中得到了渲泄。这次对于声名正隆时的奈保尔无情而怒气冲冲的解剖所揭示的，是一个跟世界过不去的势利之人、本性难改的种族主义者和厌恶女人的怪物，对于从奥斯汀到哈代的的传统——如今他也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不屑一顾。亲密的友谊关系大概像婚姻一样不可解，谁又能讲得出真相如何？但是那个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中昂首阔步的可恶的讨厌人类者，那个随口说着“阿拉伯佬”、“劣货”、“玩弓弄箭的家伙”的人，如今似乎已经变得更成熟了。
“我不知道他干吗要这么做。”奈保尔沉思道，“我不知道那本书，不会去读的。”他顿了一下，然后说，“我在东非遇到瑟鲁的时候，他很风趣，满肚子笑话，我当时喜欢这家伙。我觉得是想当作家的愿望，当一名美国作家的愿望耽误了他。然后他取得了小小的成功，把他耽误得更厉害了。”
在贬斥别的作家这方面，奈保尔仍会毫无顾忌。他最近的书——随笔集《作家看人》——因为他瞧不起一些人，其中有哈代、奥斯汀和狄更斯，引发了一些尴尬之下的争议。
“我没有贬斥他们，”他说，以此来否认这种诠释，并把这种观点放在他年轻时奋力维护与众不同声音一事的背景之下。“我是说他们不适合我，我的评论好像尖刻了点，”他又说，“但并非有意如此，我没想着要让别人不舒服。”
噢，真的吗？“狄更斯的东西我越来越难以读进去了。”
我指出以前他曾经以崇拜的口吻写到过狄更斯，而且如果没有狄更斯，《毕斯沃斯的房子》有很大一部分无法想像能写得出来。
“很有可能，”他回答道，“可是你看，一个人必须前进，必须变化，不能一直保持是同样一个人。”
还是在其他作家这个话题上，奈保尔急切地问我，并且是追问我菲利浦·罗斯和萨尔曼·拉什迪的事，装作对他们的近期作品了解很少。他说他不喜欢跟作家同行见面。“每个严肃作家都有自己的看问题方式。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对同样一个事件、同一个世界有另外一种看问题方式，跟你不一样，见面就让人很不安。”
我提出，也许还有竞争因素？奈保尔对此否认：“不，我从来一点也没有竞争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某某的读者不一定就是我的读者。”奈保尔对自己的读者心怀恭敬，在他眼里，他们就像某种特殊信仰的追随者。在奈保尔眼里，他的忠实的终身书迷就好比“纯金”。如果在生活和工作中间做一个选择，他肯定会选择工作，在工作中，“事情会顺利解决”。
他对捕风捉影的名人世界也觉得好玩：“有人写了篇文章，说我有孩子。这不是真的。”
他有没有想过要孩子？
“不，恰恰相反，我对目前的自己非常满意，我不想让任何人使用我的名字或者携带我的基因。不，一点也不想。”
所以他的动力仍然是工作，会为了搜集素材而去非洲（乌干达，刚果）。甚至在现在，时当暮年，好像他仍然不能摆脱康拉德的影响，不过很有其人特点的是，他说他认为《河湾》比《黑暗的中心》要好。
我想知道他不旅行的时候，读什么来放松。
“经典作品读得很多，这样说听着很有学问，但不是这回事。我在努力想看懂苏维托尼乌斯（古罗马历史学家）。我在读原文，他身上有奇怪的地方，有些未完成的地方。”
回首为文学而奋斗的五十年，很多时候还是硬仗，他承认他已经走过“一段无法想像的距离”。即使是现在，在他取得那么多成就之后，到最后，在他家有了这片有绿有白色的花园、茂密的灌木丛和斜坡地势的草地尽头永恒的埃文河，对于他在这里是否感觉自在的问题，他依然无法痛快作答。
“我没那样想，”他回答道，“我无所归依，记得吗？我在这儿，不过都挺好的。人们也不错。这是暂时的，这是暂时的。只是年纪开始让我感觉也许应该在哪儿安定下来了，到此为止，你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