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海因里希·沃斯翻译奖（Johann-Heinrich-Voß-Preises）获奖致辞
海娆 译
伟大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46？-）－－我们感谢他翻译了去年的诺奖获得者莫言（1955-）的作品－－说过一句精彩的话：他以翻译求幸存。翻译真的跟生命、幸存有关么？真的类似我们在柏拉图意义上籍以渡过大洋以获取知识的木板吗？无论如何，翻译如同航海。我们从一个语言的港口出发，横渡到另一个语言的港口。我们最初看我们的渡船也许不满意，但最后也许会满怀深情回望它，并以此开始新的生活。
依尔玛·阿库沙（Ilma Rakusa，1946-）曾经谈到翻译者对译文的恨。这种恨多年来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中伴随我。但它最终变成了爱。因为在翻译后的一段时间距离之后，原文和译文都会变得陌生。两位“敌人”会变成彼此的陌生人。它们会偶尔与我相逢。我们礼貌地彼此问侯。这时我会觉得，中文如德文都不太糟。为什么我曾经会对它气恼？有时我冷静而打趣地自问。
翻译者会对两种语言都感到陌生，母语和外语，仿佛对两者都不再有把握。他怀疑一切。这样也好，因为他会谦虚。在我这种情况下，他会感觉，无论德语还是中文都仿佛没有真正掌握。这两种语言，或者是由上帝创造或者是从地狱诞生。一种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的祭祖庙里开始，另一种带着梅塞堡的咒语在公元9世纪。一种在1933年的第三帝国里结束，另一种在1966年的文革开始。但幸运的是两者都从危险中也得到拯救。这就是翻译，它把德国人从1945年以后、中国人从1979年之后，于疯狂中拯救出来。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1917-1985）通过美国短篇小说的翻译重新学习他的母语，而中国则从毛泽东的文字改革中解放出来，即使不是完全的解放，也使长期被疏忽了的世界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这两种情况都应验了专家学者长期以来的推测：只有在有翻译的地方，才有进步；只有吸取，才有现代。德国和中国在这方面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因为这两个国家，当它们没有翻译时，它们是道德文明最糟的国家。现在，因为它们在世界上翻译得最多，它们已经多年来不仅仅在经济上取得最大成功。
我就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意识到过去的失败和未来的希望，期间我也曾咒骂过，原因很多。举最近的例子，今年2月在汉斯尔出版的书《同心圆》。为了这本于作者杨炼（1955-）和出版人米歇尔·库格尔（Michael Krüger，1943-）都很重要的诗集，我用了三年时间。一般情况下，一百页左右我只需忙碌半年。但这次不行，诗人很久以来就要求我：希望他的一首德语诗能载入德国文学史。在此我不想指出翻译中那些中文的难度和更多相应的德语困难。因为现代中文作为一种外语还能让人将就学会，但德语作为母语却很难。这时要完成一种完美的翻译总感到不足。于是内心的声音怒吼道：你的作品完成了，但还完成得不够。
无论如何，前面提到的书似乎并非我最喜欢的，但它事实上却在翻译史上开辟了一条路。一位柏林的评论家在她的文章中说，我的跋文 “ 因为他坏脾气的诽谤将在文学史上留下来 ”（柏林日报79，5.4.2013）。感谢上帝，今天我不仅得到一个美丽的奖，我还将被载入史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不想把有可能是杨炼代表作的翻译的困难向尊敬的广大读者隐瞒，也不想袒护诗人和他的英译者。杨炼的作品对我而言显得很重复，另一位（布莱恩·荷尔顿，Brian Holton，1949-）则好像只列了一个词汇表。不过，自从我的版本出版之后我就只听到来自各方面的赞美，这让我非常怀疑，一定有某人不对。诗人说，不是他。出版商说，不是他。读者说，更不是他。剩下的就是：翻译。但为什么他该是惟一的犯错者呢？
这个问题让我纠结至今。也许我真的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只是不知道。难道我没被评论家约阿希姆·赛多利希（Joachim Sartorius，1946-）和卡林·亨佩尔·索石（Karin Hempel-Soos，1939-1999）在90年代末说过，我实际上也是一个翻译么? 我从未认为自己是翻译，而宁愿是科学家或者诗人、散文作家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作家！我不想让人在背后说，我只是一只翻译中国文学的鹦鹉，或者说好听点，是中国作家的影子。因此我绝不容忍自己只是一名翻译。
不管怎样，我该及时知道，翻译不仅改变社会，也改变个人。埃扎·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于我的意义，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于中国的意义。后者帮助推翻了中国的帝国（1911）和共和国（1949），前者将我于1968 年从神学研究带入汉学研究。于我而言，李白（701-762）的两句英语诗就足以将我从新教的讲坛带走，而后又让我站在波恩讲台后。在那里我初具规模。首先在理论上，因为在波恩大学我有十年之久教授翻译（现代中文）和翻译研究。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德语国家的出版社和文学组织自1979年以来，对翻译的需求量增大。我很乐意受雇于他们。
我一直尽可能去翻译而很少参与那些以巨大中德文化差异为出发点的讨论。原因也许在于，我从16岁起就开始写作，并且读了许多伟大的译作，以探寻成为作家的可能。无论写作或者翻译，都被我用以提高我的母语能力。当然这本身并非目的。因为众所周知，语言决定了我们世界的大小和我们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葛浩文是对的，他认为翻译和生活是一致的。
我自己是伴随古希腊文一起长大的。无论拉丁文或者希腊文老师，他们都认为，只有古典语言让我们更具人性，而现代语却不能。因此不奇怪，我早在1967年就开始学古代汉语，而现代汉语则很晚才几乎是不情愿地开始学习。现在，孔子（551-479）和老子（不详）是否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呢？是的，他们一位教会了我孝，另一位教会了我静与德，这些都是作为一名翻译所具备的，因为他不想永远仇恨和诅咒。
世界在今天变得很小。尤其是语言不能再相互避开。于是我们发现，现代中文的词汇已经再次改变，有的甚至回溯到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比如，出租车叫“的士”（希腊文tachys，快的意思) ，公共汽车叫“巴士”（拉丁文cum omnibus）。我读过约翰·海因利希·沃斯（Johann Heinrich Voß，1751-1826）翻译的奥德赛，其中的希腊文节奏，不仅影响了我的写作，而且影响了我的翻译，并让我的德文和中文都希腊文化了。我在当代文学中没有受过形式逻辑之苦，如它自1968年在德语国家通常的那样。对我而言，形式也有内容，因为它指出了我们的语言、写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边界，以便一切都变得可以感受。
然而，这种可感受性有时却将我引入不情愿的奇怪境地。在2011年春天，北京诗人王家新的诗作《时间》由我翻译发表了。我至少有两次在公开的活动中被读者围攻，因为人们把我当成骗子。他们认为，这绝不是译诗。这首诗一定是我自己写的。但因为不能出版，便借用他人之名。所有的解释都无济于事。读者和翻译彼此不满却又得意洋洋。
作为半个维也纳人，我有时也喜欢发牢骚。2009年4月我在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我的一次关于现代社会与预言的翻译实践讲座上总结说，中文翻译永远不可能得到一项令人称道的奖项。这样的奖项一般只为非亚州语种的翻译而定。因此美国应该以身作则，葛浩文应得到相应的尊重。今天我出人意料地站在你们面前，但很可能我敬爱的美国同事不会这么快在美国也得到类似的待遇。当我现在喜获约翰·海因里希·冯斯翻译奖，并乐意公开我的错误时，他肯定也不会对此不满。众所周知，作为翻译我们会犯美丽的错误。达拉斯之错也许将是我最美丽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