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语录》中说过人生有四件恨事：海棠无香、鲥鱼多骨、《红楼梦》残缺不全、高鹗妄改。但一个作家想写一本书、一篇文，有了构思，动了笔，结果却因故没有写成，这算不算第五件恨事呢？以我爸爸宋淇的几位老友为例，都各有各的恨事。钱锺书中年时据说有部写好一半的长篇《百合心》，后来声称遗失了。到晚年时，又传闻他用英文著书，结果也没有下文。另外是吴兴华，他本来想翻译《神曲》，再写一部以柳宗元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可惜没有写好，就在“文革”中横死。
张爱玲跟他们一样，也有不少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只是听说过的人很少。其实，张爱玲告诉过我爸爸许多奇怪的想法，例如1957年，她来信说：“我想把苏青与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AromaPort直译就是“芳香的港”，即香港，书名已够古怪，结果也没有写，也不再提起。她跟我爸爸妈妈通信四十年，谈及的创作构思还有很多，我现在开始逐一讲讲。
郑和下西洋 上世纪60年代，张爱玲曾在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我爸爸妈妈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1963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而张爱玲也看了。
那本小册子记载这样的故事：郑和路经锡兰，为了当地争王位的事情打了一场仗，把那位夺位的人俘虏，带到南京治罪。张爱玲认为这件事有点奇怪，觉得有必要改写，于是提出了如下的故事：
郑和追建文帝至锡兰，建文帝以做和尚掩饰身份。锡兰是佛教地方，当地一位有势力的公主庇护建文帝，不肯交出，结果就变成政变，最终演变成一场海战。郑和胜，擒公主，拟带回南京治罪，但建文帝逃走了。郑和继续追到东非洲，途中手下侵犯公主，为郑和惩罚。公主因郑和在锡兰大宴后不亲昵舞女，喜欢了郑和，被拒。郑和告知公主，如捉到建文帝，就不需公主回南京，公主不为所动。郑和追到东非，打探不到任何消息，便特意让公主贿赂看守，逃上岸，公主最终靠锡兰商人帮助，到沙漠某地警告建文帝，但被郑和追踪并截获。索马里部落人听说郑和是坐“宝船”到来，于是展开突袭。在乱战中，公主受伤了。郑和抱着公主突围而出。建文帝说他爱公主，但与郑和一样和她无缘，因为他们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太监。公主才知道郑和是阉人，并非无情，相对怆然。最终郑和放了公主与建文帝，空手回国。
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一般对她的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但紧接这段话的，竟然是：“给YulBrynner（尤·伯连纳，美国俄裔戏剧与电影演员）确是难得的vehicle。”
从这句话可以推测，我爸爸很可能在前一封信中，建议张爱玲把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让YulBrynner主演，“vehicle”的意思，就是指作品是给他度身定做的，很能发挥性格与演技。但我有点奇怪，尤·伯连纳的光头向来被视为性感象征，张爱玲竟然认为他适合演太监？在1956年，张爱玲曾在信中说：“TheKingandI（电影《国王与我》）我觉得像中小学恳亲会节目。Brynner的个性虽有吸力，似乎太油。”这个性跟郑和有关吗？
关于郑和故事，张爱玲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看来只能写个南宫搏式的小说。”南宫搏是跟张爱玲同代的历史小说家。但她最后还是没有写。
不扪虱而谈 1988年2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张爱玲的散文、小说集《续集》，书前有张爱玲手迹一页、《自序》一篇。当时皇冠编辑要求张爱玲写一篇《自序》，她迟迟未写，我爸爸自己隔行写了，他每写一行就空出一行的位置，方便张爱玲改写。但张爱玲并没改写，只在文章第一句话前加了条解释：“书名《续集》，是收集继续写下去的几篇散文，因为隔了一个时期没发表作品，有些人以为我搁笔了。”所以那篇《自序》，实际就是我爸爸代笔的。问题是：一代才女为什么会连一篇序也交不出呢？
1985年10月，张爱玲写信给爸爸说：“我想写篇叫《不扪虱而谈》，讲fleas（跳蚤）的事，目前没工夫也只好先让它去了。”这篇《不扪虱而谈》，顾名思义，就是写她的跳蚤烦恼，本来是打算放在《续集》发表的。爸爸一听便回复说：“《不扪虱而谈》题目极精彩，但写起来极不容易。不过写出之后可以silence（消除）所有的窃窃‘私语’。”可惜跳蚤对张爱玲的困扰，似乎达到灾难级，结果这篇文没有写成，而她很可能为了躲避跳蚤，就连《续集》的序也无暇兼顾。
根据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所说，她自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几乎每星期搬一次家。原来她为了跳蚤问题，那几年一直过着流离迁徙的日子，还怎样专注写作？她打算写《不扪虱而谈》，结果却是“扪虱而不谈”，十分讽刺。我不得不想起《天才梦》那句名言：“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你说这究竟是艺术模仿人生，还是人生模仿艺术呢？
谈相面 在1989、1990年间，张爱玲曾分别跟我爸爸和庄信正提到，打算写一篇“谈相面”的和一篇“谈灵异”的杂文。我不觉得很奇怪。那些占卜算命、心灵感应之类的事情，一直都是她的兴趣所在，随便举个例，《异乡记》和《怨女》就有一大段写算命的。反映她这方面兴趣的文献，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当时张爱玲很有创意地把漫画与真人照片结合，画了几页插图，她把自己画成在看水晶球的巫女，又把她幻想中的各个同学的未来都画在校刊上。
上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认识了我爸爸妈妈，当时我们有一部牙牌签书，她便常常借来占卜。爸爸在《私语张爱玲》中说，那本签书深得张爱玲欢心，“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可惜我们在搬家时遗失了。那时张爱玲跟我妈妈聊天，曾说：“Medium（通灵者）———从前胡XX就说我写的东西‘有鬼气’。我的确有一种才能，近乎巫，能够预感事情将如何发展。我觉得成功的一定会成功。”（见《张爱玲私语录》）
到美国后，她在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Col-ony）认识了一位“女巫作家”———张爱玲在信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当时那女巫作家还替她看手相，据张爱玲所说，是“灵验得可怕”。我怀疑她当时甚至算过命。何以见得呢？两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去学西洋占星术，老师拿来当练习的第一个例子，凑巧就是张爱玲的占星命盘！命盘上连出生时间也有记下，我友人认为，那可能是占星师自己猜的，也可能是她当年在文艺营中跟人说的。那命盘究竟准不准呢？据朋友说，只要是公开了的事实，都“灵验得可怕”。
说回“谈相面”一文吧，那是1990年，张爱玲写信给我爸爸说：“提起杂文，我廿年来一直想写一篇讲相面，苦于找不到一本书：62（指1962年，编者注）左右在LA中央图书馆见到，书名似是AmericanPresidents（《美国总统列传》），自开国起，似至Nixon（尼克松）止。作者名字忘了。DavidWhitney著AmericanPresidents（大卫·C·惠特尼的《美国总统列传》）到处都有，格式相仿，图片与传记内容不同。此书略大些，也没有画册那么大；最触目的是林肯照片特别清晰，耳垂分裂为二，如图。大概因为与Whitney的书太近似，被挤得绝版。那图书馆大火后重建，无法查。本地大学图书馆没有，问LibraryofCon-gress（国会图书馆）也不受理。不知道可有办法买到一本？只要看林肯的照片，比我画的还要显著，简直是双瓣ear-lobe（耳垂）。”
信寄出后，张爱玲发现自己记错时间，第二天便写信更正：“信寄出后马上想起信中说（19）62左右看到非Whitney著的，也许也叫AmericanPresidents一书，写到Nixon止。（19）62已有PresidentNixon？是（19）72。我是十廿年来一直想写篇讲相面，不是‘廿年来’。赶紧又补这封信来，免得看得如堕云里雾中。”那时爸爸多数只跟张爱玲谈些实务，例如稿费、版权、外汇等，他也许根本没有头绪是什么书，所以就没再为此讨论下去。张爱玲大概找不到参考资料，文章便搁置了。
谈灵异 1989年12月11日，张爱玲写信给庄信正说：“我想写篇散文关于灵异，提起陈先生陈太太告诉过我济安病发当时的telepathy。”陈先生指陈世骧，济安就是夏济安，他在1965年2月因脑溢血离世。Telepathy是“心灵感应”，陈世骧夫妇的奇异经验，可见于陈世骧的《夏济安先生哀诔序》。“谈灵异”这篇散文，张爱玲没有跟我爸爸提起，但凭她写给庄信正的那句话可知，所谓“灵异”不是指鬼魂或UFO，而是指“预感”、“心灵感应”之类的现象。她晚年写给我爸爸的信，会偶然提及荣格（CarlJung），甚至讨论祈祷功效，这些话题都符合她的“巫女”气质，也跟心灵感应有关。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她已跟我妈妈说：“不得不信telepathy———有时大家沉默，然后你说出的话正是我刚在想的。”
跟“谈相面”不同的是，我可以在张爱玲的信中找到不少“谈灵异”的内容。如果《谈灵异》真有其文，她会不会把这些书信里的个人经验都写进去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以下内容其实都散见于《张爱玲私语录》，我现在试试拼凑起来，大家不妨看看这篇无中生有的《谈灵异》是否有趣吧：
某次，张爱玲写信给我妈妈说：“此前不久还有一次较小的地震，中心在我附近滨海小城SantaMonica，离岸不远的海洋中。因为离得近，反而震得更厉害。前一天我忽然无故想起有一种罐头可以买来预防地震，没水没火也能吃———如罐头汤就不行。在这之前两三个星期又有一次预感应验。”
有一次，张爱玲写信给我爸爸说：“你提起我那篇《红楼噩梦》，也真是巧，简直像telepathy，接信前几天正因为写小说又顿住了，想把《噩》找出来看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另一次则说：“上次到图书馆去，早上还没开门，在门外等着，见门口种的热带兰花有个红白紫黄四色花苞，疑心是假花，轻轻地摸摸很凉，也像蜡制的，但是摸出植物纤维的丝缕。当天就收到Mae（宋邝文美）种的兰花照片，叶子一样，真是telepathy。花与背景照得真美。”
又有一天，张爱玲写给我妈妈说：“我最喜欢从前欧美富家的花房。你说搬到中大校园内四年，一直欣赏这环境，从来不takethingsforgranted（视为理所当然），我太知道这感觉了。说来可笑，从前住‘低收入公众房屋’的时候就是这样。仿佛拟于不伦，但是我向来只看东西本身。明知传出去于我不利，照样每分钟都在享受着，当窗坐在书桌前望着空寂的草坪，篱外矮楼房上华盛顿村有的紫阴阴的嫩蓝天，没漆的橙色薄木折扇拉门隔开厨灶冰箱，发出新木头的气味。奇怪的是我也对Ferd（丈夫赖雅）说‘住了三年，我从来不takeitforgranted（视为理所当然）。’”
这些小事情，至少对我这个以统计学为专业的人来说，并不见得有多“灵异”，因为人生如此多事，自然不免有诸多巧合，不足为奇，但它们反而令我想到，深厚的友谊往往跟恋爱一样，都能让人们在寻常中看见神奇。
《谢幕》 1979年，69岁的剧作家曹禺和56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结婚，被誉为文艺界佳话。1980年，曹禺访美，分别到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柏克莱大学演讲。张爱玲由此得到灵感，在1980年6月7日致信我爸爸宋淇说：“曹禺李玉茹结婚了，两位我都见过，所以对他们的故事很感兴趣。”张爱玲打算以曹禺为题，写一篇叫《谢幕》的小说，讲一位访美的中国剧作家，在美国大学的鸡尾酒会，回忆起战后上海电影公司的盛宴，用两个派对来对比今昔。为此，张爱玲与我爸爸断续进行了达8年之久的书信讨论，可惜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谢幕》的故事大纲，可在张爱玲1980年9月的这封信看到：“不记得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曹禺编写《艳阳天》影片时，非常重视李丽华的旗袍料，天天跟她去选购衣料。我想写他这次来美，使他想起战后自内地来沪，一次影片公司大请客，气氛与心境有相同之点———大受欢迎，同时有点自卫性。当时上海新出了杨绛、师陀等剧作家，他的名作都在战前，有些书评家认为他deriva-tive（欠原创性），太像O’Neill（注：EugeneO’Neill，尤金·欧尼尔，美国著名剧作家）。在美国，夏志清等或多或少的属于这一类。他感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威胁，而经过中共治下的封笔，浪头都结成了冰河，倒保全了他的盛名。也许题作《谢（竹）幕》。他当主角在台上忽然病发，幕急下，替他遮盖了。上海的几个名坤伶那天宴会都在座，他因为有点迷上了李丽华，没大注意李玉茹。我一时也不会写，先跟你们讲讲，免得又出乱子。当然也不完全是讽刺。”
之后我爸爸回信，立即分析曹禺在“文革”前后跌宕起伏的经历，还告诉张爱玲一些轶事：“我直觉这篇文章仍可以写，例如他到美国讲学，到后来实在讲不出来，只好当场表演坐飞机（红卫兵的一种刑罚），才令人啼笑皆非。加上记忆坏，耳朵不灵，得罪了不少人，於梨华同他见过面，他却视而不见。拼命complain（发牢骚）。我想国内没有退休的自由，静默的自由方是他的致命伤！‘谢幕’名极好，干脆实指也无所谓，当然不能称呼他为曹禺，就说他在美国表演‘坐飞机’下不了台，幕就落了都可以。”
张爱玲很快回信说：“关于曹禺的故事，想写他在柏克莱遇见一个fan（粉丝），略有点像李丽华，也有点像李玉茹。午夜深谈，她因为他三十年没能写东西替他伤心，他慨然说：‘只要国家强，人民生活得好一点，牺牲我这点艺术生命算什么？’”
但几年过去，小说依然没有下文。1985年，张爱玲希望写好《谢幕》，把它放进《续集》，又说：“如果等着它出书，越急越是没有。我总尽可能不给自己加压力。”
1988年，我爸爸见张爱玲毫无动静，便去信说：“我在翻阅你的旧信，其中有一段讲起你想写《谢幕》，描写曹禺来美后的心理和窘态。这题目很好，构思也好。”随即建议张爱玲把曹禺与另一名剧作家吴祖光合二为一，再加油加酱，“免得读者一看就知是一个名人的car-icature（卡通化描写），thinlydisguised（只稍作掩饰），就没有什么滋味了。”
最后张爱玲也没有写，原因从她1988年这封信里可以猜到：“《谢幕》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两个party（派对），战后上海电影公司欢迎曹禺从重庆回来，加大演《雷雨》后的鸡尾酒会。他的私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全部臆测，除了陪李丽华买衣料这件琐事。”我妈妈曾说过，张爱玲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在动笔之前，总要再三思考，把每个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连面貌体型都有了明确的轮廓纹，才着手描写”。既然对曹禺不熟悉，她便干脆不写。
我想，张爱玲也许汲取了《殷宝滟送花楼会》的教训，所以对这类题材特别谨慎。那篇小说，她借用罗潜之这角色来写傅雷，但为了要“掩蔽”身份，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结果有失真实，把故事写坏了。当然，她也可以明目张胆来写曹禺，像1979年陈若曦用讽刺手法写《城里城外》一样。跟她写曹禺的故事背景很相似，当时钱锺书访美，到了斯坦福大学，陈若曦见过他，不久便写了一个短篇《城里城外》来讽刺钱锺书。但这短篇评价不高，更有人说陈若曦“取小人之径而中伤他人”。对此张爱玲或有所闻，大概觉得明写不是，暗写也不是，唯有放弃。
《爱憎表》
1937年，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中学毕业，学校年刊《凤藻》刊登了一张调查表，由当年的毕业生填写自己最喜欢什么，最恨什么等等。张爱玲的答案往往出人意表，非常有性格：在“最喜欢吃”的栏目里，她填的是“叉烧炒饭”，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常常挂在嘴上的是“我又忘啦！”，拿手好戏是绘画。到1990年，张爱玲在信中跟我爸爸提到这张调查表时，称它为“爱憎表”。
这“爱憎表”没有收入张爱玲的文集，也没多少人看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一位热心人陈子善发掘出来发表。当时张爱玲在编《对照记》，本打算写一篇很长的散文当作附录，称为《填过一张爱憎表》，又简称《爱憎表》。按照她1991年给我爸爸的信中所言，这篇《爱憎表》应该是“轻松的散文体裁”，可惜她没有写完。现在我家里有这长文的手稿，很不完整，明显只是草稿，所以我也不准备发表。
1990年，张爱玲来信给我爸爸说：“中国时报转载校刊上我最讨厌的一篇英文作文，一看都没看就扔了，但是‘爱憎表’填的最喜欢爱德华八世，需要解释是因为辛普森夫人与我母亲同是离婚妇。”若不是张爱玲亲自解说，真的很难想像她喜欢爱德华八世会跟她母亲有关！但问题是，即使知道辛普森夫人跟她母亲一样是离婚妇，而爱德华八世又为了辛普森夫人而放弃皇位，我们依然不太肯定张爱玲为什么就一定要喜欢爱德华八世，中间的逻辑有些留白了。我自己猜，她母亲是离婚妇，所以她对所有离婚妇都分外同情，但一般男人却认为离婚妇只是“二手货”，看不起她们，偏偏爱德华八世却为了别人看不起的货色，而放弃大家都觉得最宝贵的江山，应该就是这种强烈的爱憎吸引了张爱玲吧。
无论如何，《爱憎表》已透露了她对某些大情大性的人物，一向都十分仰慕，这也许解释了她当初写《少帅》（张学良别号）的原因。在张爱玲眼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似乎将浪漫爱情看得比国家大事都更重要，所以《少帅》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延续着她投射在爱德华八世身上的少女幻想。
《美男子》 在20世纪80年代末，张爱玲曾打算写一中篇小说《美男子》，更与我爸爸二人往来了8封信，商讨一些情节，情况就如当年的《色，戒》，只是这次并没写成。
关于《美男子》，张爱玲有一个大纲：一对由台湾去美国的山东夫妇，他们在加州大学读工商管理，毕业后在商行工作，但是觉得为人打工没有前途，最终在洛杉矶开了一间超级市场，生意相当好。这是背景，主线是什么呢？据张爱玲所说，“美男子被许多做明星梦来LA（洛杉矶）的少女看中，小说写他离婚经过与离后情形。”我想，“美男子”这题目应该有双重意思，像《色，戒》（TheSpyring）都是一语双关，既指间谍圈也指间谍的戒指，“美男子”既指在美国的男子，也可以指俊美的男子──否则又怎会被许多少女看中呢？
一个有趣的问题：张爱玲心目中的美男是什么样子呢？《小团圆》的九莉对燕山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我不过是因为你的脸。”而书中对燕山的形容是“瘦长，森冷的大眼睛，高鼻子”。照一般说法，燕山的原型就是桑弧，真是这样吗？符立中曾指出，桑弧“肤色深，除却两道浓眉，相貌平常”，而孤岛时期最红的男星刘琼则英俊得多。刘琼外号“中国的葛雷哥莱毕克”（即格利高里·派克），个头高高，且肤色白皙、五官深邃，跟燕山的外形更吻合，所以符立中认为燕山是刘琼才对。我自己则相信，燕山只是一个合体，外形可能根据刘琼，与女角的关系则根据桑弧，再加一点虚构，像《色，戒》王佳芝，只是张爱玲根据不同素材合成出来的角色而已。
再说说《美男子》，那个故事是从哪里来呢？她没有说。我偶然在张爱玲遗物中找到一本《皇冠杂志》，1974年11月总号249第42卷第3期，其中第58页有人放了一张小纸头。那页是一篇励志散文《奋斗求存》，作者钱歌川，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对中国夫妇博士，找不到工作，索性放弃谋事的企图，到华埠去开了一间商店，倒也生意兴隆，在学术战中虽告失败，而在商业战中却成功了。”应该就是这段文字，启发了张爱玲写《美男子》。
巧合的是，我七十年代在美国，也遇过类似的“美男子”。我表姐有个朋友，研究固态物理学，因为得不到大学终身教职，便转行买了三间快餐店的经营权，想不到竟发达了。那快餐店叫麦当劳，当初还没有什么名堂。可见这类故事很普遍。我怀疑张爱玲也可能在杂货店认识这样的人，但不是跟他们很熟，对工商管理也不在行，所以没信心去写。
结果我爸爸去信，给她讲解了工商管理的性质，还列举了在五十年代他姐姐的事，“五十年代我姐姐和姐夫在旧金山开了一家小型杂货店，苦不堪言，因为用不起工人，人力劳动就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不用说别的，把一纸箱牛奶或咖啡从门外搬到架子上去就要你好看。做了几个月，勉强把自己的膳宿赚出来，后来以贱价让掉了。”张爱玲得到启发，便自己凭想像补充细节。我爸爸更不断鼓励张爱玲：“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刻会有一高潮，因为题目通俗而讨好，可以在《皇冠》和《联副》同时刊出，必可轰动”；又说：“《美男子》值得写，慢慢来好了，不必性急，到了我们这agegroup（年龄组别），一切都要慢半拍。”这是1990年的事，也许他们太慢，已经来不及写了。
宋淇对张爱玲的文学影响 如果说我爸爸对张爱玲的创作真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他担任了两个角色，一是协助者或顾问，为张爱玲提供参考资料，如《郑和》的小册子、《美男子》的工商管理常识等，也会评论她手稿的写作优劣。他们间中也会一起“度桥”，构思故事，但除了《色，戒》，我爸爸很少会参与得那么多。张爱玲在美国用英文写的《雷峰塔》、《易经》，就跟我爸爸没什么关系。即使电影剧本，也是张爱玲自己选择的，她寄一个大纲来，问我爸爸好不好，如果行，那么就开始写。差不多完全就是这样。
我爸爸的另一角色，可说是编辑或经纪人，想保障她的权益，也时时想给她曝光机会。例如外面有些人出土了张爱玲的旧作，我爸爸便觉得要帮张爱玲的作品结集，保护她的版权。文集编好，他会催促张爱玲写序，例如《续集》的那篇序，张爱玲因为不断搬迁而写不出来，结果我爸爸便替她写，让书顺利出版。至于他自己写的《私语张爱玲》，也当然是旨在推广张爱玲，希望读者不会忘记她。
张爱玲的作品，好的当然要归功作者，坏的也是她的责任。我现在讲我爸爸对她的影响，不是想标榜他成什么军师，因为他向来为人低调，根本不会希罕这类虚名，换了是他，一定是只字不提的。但我应该为了避嫌而抹杀他吗？你会这样对待自己的爸爸？我只是觉得，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作出公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