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今世》开首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
胡兰成自知，“静”对他而言，大约只是奢求，所以只好补上一句，“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既为荡子，就不会被读书仕进的寻常道路所拘束。胡一生颠沛，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日本后开始著书立说，自认为成其“学问体系”，然而正经的学校教育，却没接受过多少。他在绍兴高小毕业，1920年到杭州上蕙兰中学，在毕业前夕因故被校方开除。后来尽管北上故都，在燕京大学旁听一年课程，但散漫交游，自认“没有学到一点东西”。尽管后来到《山河岁月》之类书里纵论古今东西，挥洒肆意，但若品味其“学问”的底色，却还得追溯到蕙兰时光。
蕙兰是教会中学，由美国北浸礼会传教士甘惠德在1899年创办，校址在杭州淳佑桥东。建校之初校舍简陋、师资缺乏，加之甘惠德的治校理念与学生习性摩擦不断，癸卯年更是爆发轰动一时的退校风波，起初十年可说是步履艰难。直到入民国后，才渐渐成了些模样。“五四”前后，蕙兰在杭州城已有了教会中学的派头，学生数量既少，学资不菲，招考也不可谓不严格。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对少时考试出众有意作“谦逊”之词，故而于跟着表哥吴雪帆来到杭州，考入蕙兰一节，亦只是一笔带过。
从目前留存的蕙兰中学档案里，还可以找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学校的课程细目。学生无论初高中，每周的总课时都在三十小时以上，而各年级总课目则有国文、英文、代数、几何、动物学、物理、化学、西洋史、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地理、宗教、体育、音乐、图画等多种，再加上教会中学的例行礼拜和祈祷会，学习生活相当充实。胡尽管自称对基督教那套并不喜欢，礼拜也是能躲则躲，但于读书求知，却始终保有郑重其事之心。
“五四”前后风气再开，学科化、体系化的西洋新知层层涌入，年少的胡兰成在绍兴只得到些旧学作文的底子，甫知新学，很容易就浸润其中，亦不想读来“拿它派什么用场”。然而知识的铸印总不免留有或明或暗的踪迹，有时作者本人也不自觉。举例来说，三十年后，胡著《山河岁月》，开篇纵论世界各文明源流，由埃及巴比伦一路而下，亦大谈中西作史之不同，然而细细体会他对西方古文明的理解，除了些杂采四处的掌故，其实还逃不出《迈尔通史》之类蕙兰中学西史教科书的范围。
惟此远非全部，1920年开始的这段杭州生活，对胡兰成最大的刺激还不是中西学问的发蒙，而是对一种严整清明的“现代”的认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一次见世面”。胡兰成是感性的人，在杭州接触的一切五色洋货、声光化电、街市井然、湖山清丽，连同对新式文明精神的朦胧体认，共同铸成了一个理想世界，也是他后来在各种文字里念念不忘的“民国世界”之原型。胡兰成浮游四方却不以为意，自陈对嵊县胡村故乡只是“有思无恋”，他这般轻巧地隔断故土情怀，把生命托付于这“民国世界”，实际上在这杭州生活带给他的第一次内心冲击中，便可见端倪。
中学时光匆匆而过，待到毕业之时却起了波折。胡兰成自述，在蕙兰“读到四年级”时，已在毕业考试中，他当时担任校刊英文总编，欲刊登一则投稿，“记某同学因账目问题被罢免了青年会干事职”，当时教务长方同源因教会名誉计，阻止他刊登。胡兰成说明后，方“不再言语”，被胡视为默认。不料发刊之后方再度发难，两人起了争执，方同源向校长以辞职要挟，此事终以胡被开除而了结。
目前常见的胡兰成传记和年表中，都将此事时间定于1923年，缘于胡自述中有“到四年级”之语（胡在蕙兰为插班入学，之前在绍兴第五中学读过一学期）。事实上，这是胡自己叙述的偏差，却引发误导。本来若细细考究《今生今世》中所述诸事，就会发现问题。胡提到自己在“十八岁”那年（即1923年）夏天自杭州学堂放暑假归来，与玉凤订亲，若临毕业被开除之事亦在此年，按蕙兰学制则定在暑期之前，以此就不会有“放暑假”之说。况且订亲两年之后才正式成婚，胡婚后开始在家乡小学教书，若订亲之年就被开除，此两年里胡之生活，自述中全无反映。
其实，胡兰成被开除事，正在两年后，即1925年。之所以胡后来的自述有所偏差，是因为他在入学时，蕙兰中学的学制尚为四年，存下了第一印象。但其后因全国教育改制，改为初高两级的三三制。如今在蕙兰中学档案里还存有1925年的学生通讯录，其中“胡积蕊”（胡兰成原名）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高中三年级甲组”之中。再者，胡因校刊事被开除，实际上《蕙兰校刊》直到1925年4月才正式出版第一号，中英文合刊，其英文总编辑正是当时高三甲组的胡积蕊。
求学五年，临毕业被开除，尽管胡后来说“亦不惊悔”，但此事当时绝非这般轻描淡写。胡被开除后一时不敢回家乡，在杭州盘桓，直到父亲来信方返，可以想见那段日子的懊丧和无奈。胡与同班的好友于瑞人、孔繁鹰等，在蕙兰都是编辑校刊的活跃人物，他与教务长方同源争执，后者居然要到校长徐钺处以辞职相要挟，当时在学校必掀起过很大波澜。
作为英文编辑，胡兰成在《蕙兰校刊》的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有两篇短文，这也是他留在该刊的仅有文字。由于《校刊》正式创立前，蕙兰各学生团体亦编印出版有若干种刊物，其中大多今日已不可寻。故这两篇是否称得上胡兰成最早发表的文字，尚无法定论。两文一中一英，中文一种题为《春日之景象》，全文不到三百字，叙说春色美好：
春来了。他姗姗的步声，引起鸟雀的歌唱；他灿烂的裙裾，拂开了明媚的花朵。和风暖日，细雨微阴，顷刻把他的使命传播遍大地。
我小楼倚栏，看芳草浮翠，悠然深思——
想当此风定日晶，小河浅溪，有绿水徐流，有游麟戏逐。沿岸茁芽的杨柳，垂着闪闪的万缕金丝，照在水中荡漾着。浣纱女郎，临这微笑的绿波，看一切都在蜜语幽话。他的性灵如水中影子那样浮泛着：他有喜悦，有惆怅，有深思，有感叹……
想那野外荒原，绿遍天涯，野花缀地。有少年赏春，有娇女蹈青，“车如流水，马如龙”，衣影步尘，有豪兴，有柔情。
我时或独凭小窗，看小桥溪涨；时或小睡，枕边听啼鸟。美哉大地！我爱人生！愿春色长在柳梢！愿春声长在黄鹂！
另一篇英文文字稍长，题为“A Trip to West Lake”（西湖一游），记述的也是春日里，他和好友于瑞人、钟志谦同游西湖的经历。全文通晓流畅，文法也还周正。胡兰成即如《今生今世》中所说，贪恋西湖风光，“每逢星期六总去”，徜徉于苏堤白堤。就在写这篇文字半年前，1924年9月的一个周六下午，正在白堤上的胡兰成忽听得南面一声响亮，黄埃冲天。那正是雷峰塔倒塌的日子。
有趣的是，胡兰成在校刊英文版面署名为“Napoleon Wu”，这个英文名在其日后生涯中就极少见到。本来倒也符合当时蕙兰学生取英文名的风气，比如胡的好友钟志谦名为“福煦”（Foch），而于瑞人则是“华莱士”（Wallace），都是西史上的著名人物。而胡兰成偏偏以拿破仑自况。如果说在学生时代尚有扬鞭四方、建功立业的雄心，那么他终是没能脱出绍兴乡间观戏者对强力人物的趋附摇摆。胡兰成终生浮软，见军容而钦慕，无论军阀兵士、国民政府，还是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生生处处，尽是好的。
虽说在蕙兰这样保守的教会中学读书五年，胡兰成于所谓“五四”之风，也算有亦步亦趋的追随。他刚跟表哥吴雪帆来杭州时，结识吴的朋友汪静之、崔真吾、刘朝阳等人，但只是旁立敬听，完全搭不上话。汪静之等人都在名噪一时的浙江一师上学，既作新诗，又各有爱人，可谓引领风气。而胡至中学毕业时，笔下亦已流露出《春日之景象》这般自然清新的“新文学”气味。
但说有多可贵，也不尽然。胡兰成独特的“才子文章”之养成，主要还是在三十年代后，而其铸造自我的风格，也与大多数的“新文学”渐行渐远。然而他并未转头扎入旧文化，和许多同辈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五四”有着没来由的亲近之意，为它加上许多鲜洁清正的美好想象。尤其在千帆历尽之后，于家国，于自身，都恨不得能有回归原初的精神通路。在《山河岁月》的最后，胡兰成回忆起了三十多年前的片断时光：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悠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一桌一椅之间，民国的世界都有着这般的明净。身处东瀛的胡兰成，于空间置换可以“有思无恋”，对时光流逝却掩不住苦苦追慕。然而它亦不会再来，如一朵莲花涌起，即没入历史的无尽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