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西安革命公园首次公开举办港台原版图书的销售展览，我去了好几次而仔细观赏，末了才下定决心买进两本书：
杨宪益之大作，乃其一。
这本《零墨新笺》，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版的。原书定价港币十五元，购入价人民币二十元，恰好是我当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它就是作者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初版的《零墨新笺》（新中华丛书之一，学术研究汇刊之一，仅印一次而绝版），与一九四九年在南京自费印行的《零墨续笺》（仅印了一百本）的合集，仍用上海中华书局版之书名，故此书版本价值颇高。
仅印一百本的《零墨续笺》，西北大学图书馆有藏；然而，愚欲观之乃无望。西北大学何以能藏有如此稀有的珍本，据我通读二十册《吴宓日记》的体会而猜测，应该与吴宓有关。一九四八年吴宓曾回老家讲学，可能促成了与吴宓关系非常友善的杨宪益的馈赠。
港版《零墨新笺》收中西交通史及国学文史考证类随笔八十七篇，较原来两书之总数少了一篇。原来上海版收文二十三篇，南京版收文六十五篇，删去的篇名待考，是作者自己从南京版中删掉了一篇。杨宪益在港版序文中曾特别强调，尽管年轻时期写下的这些随笔，个别篇章显然有误，并有一些不成熟的假设，但还是“一切照旧”。比如作者承认：《李白与〈菩萨蛮〉》中曾考证李白先世源出西南边陲，显然是个错误，不如后来詹锳考证李白的先世来自碎叶而正确。
正因为“一切照旧”，读者看到了真实的杨宪益。
真实的杨宪益，真可谓才华绝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古希腊语；谙熟突厥语、梵文、波斯文、亚述文、蒙古语、伊兰语、乌拉阿尔泰语、鞑靼语、通古斯语、女真语、满语、土耳其语、斯拉夫语、叙利亚语、现代瑞典语、现代冰岛语、现代丹麦语、现代印度语，以之钩沉或考证中西交通史领域的诸多论题，乃游刃有余。
杨宪益在他那个时代，阅读正史、野史笔记、佛典、中国词曲史史料、中国音乐史史料、中国戏剧史史料、中国小说史史料及中西交通史史料之专之博之精深，洵乃顶尖级的人物。他可以批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关于《水浒传》版本立论之缺少证据，当然亦肯定鲁迅关于《大宋宣和遗事》为元人作品的论述；并批评胡适关于《水浒传》古本诸多假设的非常武断而不能成立，小心求证时甚至比胡适更细心；批评汤用彤论证佛学东传之证据完全是建立在全伪而杜撰资料上的，不如梁启超之卓见；批评郭沫若汉刘平国龟兹刻石考证之非，还批评郭氏在词学史上把“八十四调”认作万宝常的特创之误；批评董作宾《中康日食》所引史料的不可靠，其推断肯定更不可靠；还耐心地与岑仲勉商榷蠮蠛国很可能即为西班牙国；与顾颉刚商榷九州戎的论题，而辨别《左传》史料之真伪；延续冯承钧《海录》注释本的成果，而进一步论述《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中国纪载》；肯定王国维在汉刘平国龟兹刻石考证之卓见，而依然秉持“二重证据法”，于《〈汉书〉上得罽宾王阴末赴》中利用出土之钱币来做论据；延续陈寅恪在《〈北朝胡姓考〉序》里提到的颇有趣的胡语问题，继续深入探索。
无疑，杨宪益已经站在我国史学研究的前沿，而锐气喜人；不特如此，他更是精读了国际汉学家刘应（Glaude de Visdelou）、特基纽（De Guignes）、克拉普洛（Klaproth）、夏德（Hirth）、亚伦（Allen）、唐默斯（F.M.Thomas）、戴孚礼（Deveria）、聂司脱（Nestor）、劳费（Laufer，《伊朗研究》）、伯希和、斯坦因、沙畹、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藤田丰八（《黎轩与大秦》）、箭内亘（《鞑靼考》）、小川琢治、卫聚贤、希罗多德、高本汉、脱烈美（《地志》）、德巴拉威（De Paravey）、高迭哀（Cordier）、玉尔（Yule）、德吉恩（Guignes）、列维（Silvain Levi）、Abdalla beidavi 或Ah med Benaketi（《中国史》）、庞波利由斯（Pomponius）、普利尼（Pliny）的诸多经典著作，以及东罗马Priscus的《出使纪要》（Excepta de Legationibus）、东罗马史家Theophylactus、东罗马学者Tzetzes、罗马史家斯特拉堡、印度学者乔谛利亚（Kautiliya）、秘鲁史家彼得齐埃加（Pedro Cieca，《秘鲁史记》）的诸多大作，开辟了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独特路径：与白鸟库吉和聂司脱商榷西元十一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库蛮人，即为我国《唐书》、《隋书》中所说的“库蛮”与“库莫奚”；与夏德商榷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与伯希和、白鸟库吉、藤田丰八、高迭哀、玉尔、沙畹、德吉恩、劳费商榷大秦之异名；批评伯希和的错误而探讨《景教碑上的两个中国地名》；与乔谛利雅、伯希和、列维、脱烈美商榷“支那”一词之语源；与白鸟库吉商榷大宛国王都；与脱烈美商榷大月氏五翕侯疆域；与伯希和、藤田丰八商榷《大唐西域记》的大族王摩醯罗炬罗；与沙畹商榷《魏略·西戎传》中的盘越和车离两国之译音；与夏德、劳费商榷纸的两个外国名称；与伯希和、劳费、戴孚礼、藤田丰八、沙畹商榷摩尼教和明教之微殊；且指出王国维、陈清泉翻译日本学者箭内亘《鞑靼考》，将塔塔儿六姓误作七姓；且补充伯希和之猜测而论证“乌孙”与“库莫奚”为同一民族；且考证出唐代《破阵乐》即《霹雳戏》的音译，很可能是从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经突厥方面传入中土的；且钩沉出唐代新罗长人的故事，即希腊史诗《奥德修纪》中的长人故事。
关于中西交通史的诸多重大论题，杨宪益皆凭借其精通中西典籍的优势，贡献出了精彩的考证、精细而深入的求证。杨宪益的确是他那个时代视野最开阔的学者；他应该是抗战后期，陈寅恪患眼疾而几乎无法从事学术研究后，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以鄙人拙见，杨宪益在中西交通史上研究的特点如下：
一、开辟了东罗马与中国交通史上的崭新研究领域，其发现、其研究乃是空前的；甚至对印度史与东罗马交通史的一些论题，尚有研究。例如，《迦腻色迦遣使罗马的纪载》、《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清初见于中国纪载的东罗马》、《东罗马的鸦片贸易》，皆为经典之作。
二、前人研究中西交通史，大多以汉代为起点，杨宪益则能越过汉代而前溯至秦代，甚至春秋战国，探讨出诸多问题，如《义渠国考》、《九州戎考》、《九州戎的西迁》等篇。
三、对粟特国的研究，虽则篇幅少文字亦较少，然则《粟特国考》却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后来者张广达开启了一扇大门。
四、前人研究中西交通史，唯注重西域史；虽则考证西域史，亦为杨宪益之专长，但他更能考证出亚洲东部地区与中国交通史的一些论题，如《论汉初真番的位置》、《论〈辽志〉水非汉代水》、《水即大淩河说》诸篇。
五、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其纵向研究，跨度较大，从春秋战国至清代皆有发现，似乎前人还无如此贯通之。对蒙古史、元史（研究难度极大的学科）的横向深入研究，其精深，乃让学界震惊（庞朴即为一例），如《塔塔儿六姓考异》、《约翰长老的原名及其都城》、《蒙古名称的原义及其来源》，皆功力深厚。
六、眼光之独到，论题亦有深度，篇幅却精短，了无学究气。例如，诸多中国思想史专家皆认为，“孝”的观念，乃中国文化史所独有，并未传诸西方，可是，作者乃独具慧眼，偏偏考证出《汉初孝的观念传播西方说》；再如，《宋代的养金鱼》虽为千字文，可是细细体会，那是要几乎翻遍整部《宋史》和所有宋代野史，才能得出的结论呀。《萨宝新考》即为杨宪益的代表作，即使已发表了四十年，作者仍坚持萨宝是湿婆崇拜立论的成立。凡此种种，乃不胜列举。
杨宪益的意义，是通过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对比，而肯定了中国史书乃信史之可靠——他与钱穆研究的取径迥然不同，却得出了如此相同的结论。请看：
总之，诸史关于大秦的纪载略有夸大则有之，完全不确则绝无，外国学者如白鸟库吉等所以感觉中国史料不真实者，还是因为不熟悉罗马史籍的缘故。一般说起来，还是西方人多幻想，而中国人则比较崇实，中国古代史料所以有价值亦在于此。（见《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
杨宪益何以能成就他的辉煌？
首先，良好的拉丁文与希腊文的教育，同辈留学生中无人堪比；亦为同辈留学生中在英伦学习时间最长者。正值年轻有为而精力充沛，又刚刚从欧洲回国，亦了解国际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其次，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独立而自由的学术气氛，成就了杨宪益的学术生涯。抗战时期，杨宪益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以英语翻译《资治通鉴》时，并曾担任中印学会首任研究员时，甚至在解放战争时期，工作之余，从容地写下了这些文史考证类随笔。国立编译馆的中国典籍，齐全而借阅方便，为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保证。这当然还与卢冀野、杨荫浏、杨仲子、向达（杨宪益在其《序》中未提及向达而仅提到前三位，实则向达与冯承钧、张星烺乃“北大三杰”，此时正在川西乐山中央研究院工作，且常与杨宪益探讨梵文）的鼓励、交流而密切相关。
陈寅恪曾云，不谙西文、梵文、藏文、蒙古文，若欲梳理、研究中国古籍，难矣；而杨宪益，正是能达此境界的尚好人选。可惜，杨宪益于一九四九年决策的重要关头，未能赴上海复旦大学任教，而去了北京，与戴乃迭开辟了另一新天地——是否略有迁就戴乃迭的至深爱意呢？当然，杨宪益用“模仿-英雄偶句体”翻译《离骚》（甚至让《红楼梦》的另一位重要英译者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震惊并赞叹），并与戴乃迭翻译《红楼梦》的业绩，则另当别论。
无论是英译或法译《红楼梦》，都必须具备四个有利条件：一、像曹雪芹一样，曾经有过大观园式贵族生活的亲身体验。英译《红楼梦》作者杨宪益与戴乃迭，其主角杨宪益，具备了如此条件。法文全译《红楼梦》的唯一作者李治华与雅歌（即雅克琳·阿蕾扎艺思），其主角李治华，亦同样具备此条件，而略比杨宪益逊色。二、精通多门外语，同时必须是原文语言文体与译文语言文体的散文大家。杨宪益和李治华皆具备此条件，可能李治华略微逊色。三、必须是汉学研究的真正大家，且同时是红学专家。杨宪益与李治华同样具备此条件，亦各有千秋。当然，杨宪益才气更大，国学功底更为深厚，当是事实。然而，李治华法译《红楼梦》中的四百多个人名，全用了意译，且配以音译而相对照，比英译《红楼梦》的作者——杨宪益与戴乃迭——人名全用音译，却略胜一筹。四、持之以恒，精雕细作，才能出精品。杨宪益与戴乃迭的搭配，李治华与雅歌的搭配，皆为千古美谈，而百年难觅。杨宪益与戴乃迭之精雕细作，似乎不如李治华与雅歌——从翻译、修改、校审到看校样，整整用了二十七年时间。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三月推出的《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基于霍克斯和杨宪益译本》（作者党争胜），倒是件好事，但是，党氏之作，仅仅是英语文体技术层面的比较，虽然两位译笔，亦各有千秋；然而，此等比较，亦绝非文化意义上的比较。今天，我们的学界，似乎更缺少《红楼梦英译艺术与法译艺术的研究——基于杨宪益、戴乃迭和李治华、雅歌的比较》这样深厚的力作啊。
台湾作家成寒，曾将弗洛斯特的名诗《The Road Not Taken》的题目，译作《未竟之路》，甚是好玩。我亦深感杨宪益的未竟之路，是中国学界百年来最沉痛的遗憾：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静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条小路上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那天清晨叶落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践踏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但我深知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座森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却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如今的不同 后来，从杨宪益自传《White Tiger》（《白虎星照命》，中文删节本即《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我们得知书林轶事：杨宪益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染指西文初版书，在伦敦契林十字街和托特纳姆院的旧书店里，曾淘得拜伦、雪莱、狄更斯的初版本，大概民国年间中国的超级书虫，无人能及之。即使将六年英伦收藏的绝妙好书，于归国时几乎卖尽，藏主仍有七大木箱图书历尽艰险而从英伦运抵香港，却被占领香港的日寇扣押，后经牛津大学的同学周旋，始于抗战胜利时，这七大箱宝贝方才由香港再次托运而抵达重庆。然而，就是这七大箱跟随主人又绕了半个地球的珍藏精品，一九四六年在从重庆运往南京的途中，几乎全部葬送于扬子江底！
唯有对书有着深沉的爱戴与眷恋，才能将《零墨续笺》自印一百本而传诸人间；才能在其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敞开自己的书架，将自己的藏书，无私地送给所有想要得到的来访者。
缘于此，港版《零墨新笺》长驻愚之书房，我总是把它视若文史考证类随笔的《圣经》，开卷诵读或把玩，不敢有怠。愚年轻时写下的一些文史小品，皆为向前辈学习的习作，虽不得前贤精神万分之一，皆为聆听导师教诲的感悟。杨宪益离世前，愚仅写过两篇小品《杨宪益名号小考》、《读书种子——杨宪益和他的藏书》，即为传播前贤精神之风范的管窥拙见；杨宪益离世后，愚之哀思乃绵绵无绝期，仅成就此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