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乐钊 译
人们说，古希腊人太理性了，以致他们无法忽视非理性东西的那种醉人的力量。他们崇拜狄奥尼索斯这位肆纵和迷狂之神，并且欣赏悲剧——一种表明人类的感情太过紧张和多样，以致无法被理性的利己主义的狭隘牢笼所限制的艺术形式。激情的爆发——浪漫的和毁灭性的，残酷的和自我牺牲的，见于民族当中也见于个人当中——不仅可以见到，而且是人类精神的中心。悲剧，正如古典学家伊迪丝·汉密尔顿所言，是不可忍受的真相之美。
美国精英在冷战结束之后犯下的重大错误，就是对理性主义的信奉，他们假定，它将最终促进全世界各社会迈向建立在个体权利之上的体系，并通过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技术联合起来。晚近对恐怖主义的那些解释本身就极为理性。就在合众国遭到袭击之后不久，许多评论家和学界人士就断言恐怖主义源自贫穷。经过更仔细的观察，他们说恐怖主义源自日渐高涨的期望和对不平等的感知。诚然，经济发展经常导致动荡和暴乱，正如向城市移民和中产阶级的兴起释放了所有形式的野心和渴望。但是，即使贫穷和可感知的不平等消失了，发展道路上的粗糙之处被填平，堕落和暴行仍将继续。一个文明愈是进步，它就愈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理智和精微的墨守成规者——因此，受压抑的挫折心态便愈是极端，激起的暴力便愈是惊人。
如果现实主义想要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它就必须承认人类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冲动，无论其表现为健康还是反常的形式。很少有作家做到像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在
《塔拉斯·布尔巴》中做到的那么精炼。这部短篇小说是一个关于第聂伯河哥萨克的故事。它发生于朦胧的过去，在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早期的某个时间，那时乌克兰人为脱离波兰取得独立而奋斗，哪怕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仍在继续。批评家约翰·库诺斯（John Cournos）称这部作品是“俄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史诗”并拿它与《奥德赛》相比。这部小说还有一种吉卜林式的兴味，读起来颇令人愉快，但是它的题旨的中心却是一种不可救赎的、黑暗邪恶的暴力，远远超出了吉卜林曾触及的任何东西。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在中东和中亚面临的威胁的情感源头，我们需要更多像《塔拉斯·布尔巴》这样的作品。
果戈理把他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个故事；他在1835年完成了最初的版本，十年后完成了最后的定本。据果戈理的一位译者大卫·马格沙克（David Magarshack）说，《塔拉斯·布尔巴》，凭着它对马背上驰骋的哥萨克的浪漫主义再现，创造了“俄罗斯灵魂”的神话。但是果戈理不是做梦的理想主义者：在《塔拉斯·布尔巴》中他描写了一个“野蛮的年代，那时人的整个生活似乎沉浸在暴力和鲜血中，而他的心顽硬得无法感受到怜悯。”
果戈理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但对他而言，真正的、原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一个意为“边陲之地”的词），它那茫茫无际、一马平川的大草原——缺少自然边界而且鲜有可通航的河流点缀期间——使它那些互相冲突的民族变得好战。尽管果戈理用“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哥萨克”这些词来指明特定的身份，他也认识到这些身份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正如宗教上的身份今天依然如此）。他的叙述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混乱和微妙之处。比如说，至今仍不清楚，乌克兰是否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续下去，还是在某个时候被纳入一个复苏的俄罗斯帝国。
在果戈理的叙述中，由于缺乏自然边界，乌克兰大草原向各方的侵略者开放。这也使得政治上的边疆比通常的更显得刻意造作。试比较今天的中亚：一个争吵不休的高原，其虚假的边界内是一些僵化的政体和民族。人种上的塔吉克人统治着乌兹别克斯坦的大城市。人种上的乌兹别克人构成塔吉克斯坦人口的四分之一。《塔拉斯·布尔巴》中巨大的区分是诸文明的区分：东正教的第聂伯河哥萨克与天主教的波兰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竞争。这是一个如此粗野，如此抗拒启蒙的世界，以致自由仅仅意味着通过一个使人变得懵懂但也赋予人活力的团体身份来表达自己的自由——可悲的是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在这些地方，独裁体制已摇摇欲坠，但民主制却很脆弱或根本不存在。在这种地方有一种燃烧的愤怒，超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想象。果戈理以才华横溢的笔法传达了这种愤怒。
塔拉斯·布尔巴是一个第聂伯河哥萨克，一名年迈的正规军团长。用果戈理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为战争的喧嚣而生的人……以其性格的粗鲁直率而显得与众不同。”塔拉斯辱骂他的妻子，担心她会使他两个儿子的性格变得柔弱。他最坏的梦魇就是他的儿子将永远没有机会体验暴力；他并不在乎他们会否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只要他们证明自己能够对敌人残酷。
果戈理解释说，像塔拉斯这种可怖的人物只能从吞噬俄罗斯南部的混沌（chaos）中锻造出来，这个地方“被它的王公抛弃，无情的蒙古劫掠者把它弄得一片荒芜，烧成灰烬。”这片风景中不见树木，唯有烧焦的村庄一路延绵数百里。失去了安全——确实，没有任何真正的政府——周围环伺着掠夺成性的邻居，这里的人变得残酷和无畏。与之呼应的是哥萨克手足情的出现，连同对“同志情谊”（comradeship）的颂扬。私生活和物质享受被认为是可耻的。俄国共产主义最好是理解为俄罗斯长期存在的心理倾向的一种反映，而不是中欧的舶来品。（根据俄罗斯知识分子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形式，一种浸透着“总体性”（totality）观念的信仰。）
对于《塔拉斯·布尔巴》中的第聂伯河哥萨克，暴力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欢乐和信念的一种表达，与任何战术或策略上的必要性无关。战事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正如一名哥萨克所宣称的，“简直用不着我来告诉你年青人没有战争就活不下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和天主教的波兰人和伊斯兰教的鞑靼人维持一种理性的“均势”的想法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目标，而是一种使人腐化和萎靡的幻想。置身正教精髓之外的人活着只是为了被消灭，或者全体皈依这一信仰。
战斗中罕有的间歇被用于“令人着迷的”长久的纵酒狂欢。“郊区的酒店被砸个稀巴烂，”果戈理写道，“哥萨克自己动手拿了蜂蜜酒、伏特加和啤酒，一个子儿也没付，酒店老板能够保住性命已经高兴都来不及了。”听闻天主教在西方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而犹太人在那些胜利中与他们合谋，哥萨克对当地的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复仇，把他们扔进河里。
果戈理的哥萨克代表终极的暴徒，受那种粗野的信仰体系和象征符号的激发，它们维持着那种国家安全分析家拉尔夫·彼得斯（Ralph Peters）称作“仇恨的欣快”（euphorias of hatred）的东西。彼得斯注意到，虽然个人的爱与恨的能力相当，群体的恨的能力却无可比拟地强得多：群体中的个人能够尽情发泄暴力而无须为此负责。2000年10月在拉姆安拉（Ramallah）欢呼喝彩的群众就是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当时两个以色列士兵受尽折磨，被扔出窗外。
生于保加利亚的诺贝尔奖得主
埃利亚斯·卡内提把一生献给了群体研究，他写道，“群体需要指引……它对瓦解的恒常恐惧意味着它会接受任何目标。”换言之，对于群体是没有理性行为可言的；例如，面对哥萨克大军的绝对信仰，波兰人的都市文明根本不值一提。这种信仰，果戈理写道，“像岩石一样坚定和可畏，绝非人手所能造就。”
位于这种信仰深处的那种粗野甚至迷惑人的激情在人类的事务中扮演着可怖的角色。为了理解这种激情可能释放出来的毁灭性力量，我们无须远求，只要看看被卡内提归为人类“集团”（packs）的那些人给二十世纪欧洲带来的灾难。然而，反讽的是，在应对这些人类“集团”的挑战时——确实，它们甚至作为一个社会而存续——需要我们欣然融入这同一种危险的体现自然力的激情（elemental passion）。若能得到有效的引导，这种激情也可以变成自由主义的爱国精神、英雄主义和浪漫文学的源头。
这种激情在合众国依然保持着活力——可以从我们9.11之后的盘点之中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外国人经常觉得，作为一个群组，美国人可不止是有点令人难以接受而已，这体现在他们公开的民族主义，深刻的宗教情感，引以为豪的粗俗言行，不以为耻的多愁善感，饱经沧桑而又目中无人的理想主义，对热火朝天的公共辩论的嗜好。这些恰恰是在欧洲正在消失的那些品质。世界大战和绝对主义政治意识形态造成的创伤，使西欧的政治精英们数十年来为了彻底中立化激情而努力。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变得越来越萎靡，越来越堕入官僚作派和失败主义情结；他们的外交政策，如果竟然还有的话，不外乎是采取一种规章的妥协的形式，以保证追求最少抵抗的道路。欧洲如果要寻求避免衰落，那就必须重温果戈理和古希腊人的教诲：单凭理性论证永远不能完全战胜那些单纯地而且满怀激情地相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