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纹理的光线” 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之后的两个小时，我的生命归属于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前一小时的思潮与历史探讨（Ideas）和后一小时的热点与明星访谈（Q）不仅充满了精神的刺激，还充满了人文的气息。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四也不例外。我准点打开收音机，听完了全部两个小时的节目。然后，我写了一个关于即将出版的新书的邮件。然后，我去冲凉。然后，我坐到了床上。
床上摆放着几本我正在研读的英文历史和哲学著作。在从国内回来之后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为自己安排了超强的阅读任务。我想用最快的速度弥补过去两三年因为忙于自己的写作和出版而造成的阅读的损失。临睡前的一段时间必须充分利用。我每天都要读到自己已经几乎睁不开眼睛才将书放下……但是这时候，一阵不可思议的厌倦和一阵不可思议的焦渴同时向我袭来：我突然不想读床上这些厚重的书了。我突然想读一本文学书，一本“闲”书。我突然想读到充满诗意和生命力的语句。
环视四周，我知道我有太多的选择。但是，我竟没有选择！我直接从堆码在窗边小矮柜上那三大摞书的中间一摞的最底下抽出了那本Finders Keepers（《谁捡到归谁》）。我清楚地意识到那就是自己在“此刻”，在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之间的这个夜晚，渴望读到和必须读到的书。
那是一本随笔集。那是我购于二〇〇八年冬天的随笔集。那是我随后每次回国的时候都带在身边的随笔集……不，不是每次。今年三月，在前往中山大学高等人文学院受聘的前夕，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没有将这一直都贴身的随笔放进行李之中。我好像是不想它再经受远处的喧嚣和骚动？我好像是需要它留守于自己在北美的精神家园？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我”的决定，还是“天”的意愿。
坐回到床上，翻开了这本已经有大半年没有翻开过的随笔集。淡淡的倦意让我决定选读自己比较熟悉的篇目。因为我正在细读Ellmann那本著名的乔伊斯传记，我迅速翻到了随笔集第三辑中那篇题为《乔伊斯的诗歌》的短文。像许多小说家一样，乔伊斯也是诗人出身。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不是小说，而是一本很小的诗集。而与许多小说家不同，乔伊斯终身都没有背弃诗歌的创作。在引用了一节他创作于一九三六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五年）的诗歌之后，短文将读者带进了一个“写作之谜”：那位正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分裂语言学原子”的魔术师怎么会有如此“意外地浅白的表演”（an unexpectedly unsophisticated performance）呢？行文流畅无比的作者突然抛出了一个如此拗口的词组，让“写作之谜”显得极为费解。
像平常一样，我用铅笔在短文的标题边记下了再一次读完它的日期。然后我翻到随笔集中的第一篇，开始读作者关于自己在北爱尔兰德比郡附近乡村度过的童年生活的回忆。以村庄的名称为题目的文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写生活的细节，第二节写阅读的经历，对于未来的诗人来说，这两节如同是正题和反题，它们最后在关于诗歌启蒙的第三节中实现了对立的统一。
从作者笔下自然流淌出来的那些美妙的词句，不仅让读者能够“看”到往日的田园，还能够“听”到远处的村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有一天躲在夜色笼罩着的农田里，还处在学龄前的作者激动地哭了起来。他被自然的美惊呆了。他被自己的美感惊呆了……他看到散布在夜空中的“带纹理的光线”（veined light）。我们凡人的目光只能看到石头或者木头上的纹理，只有天才的诗人才能够让我们看到了“带纹理的光线”。
这篇文章的标题边没有能够留下与上一篇相同的日期标记，因为还没有读完第一节我就已经感到了很浓的睡意。我将书摆放在枕头边。躺下之后，我的鼻尖正好顶到了书的一角。我很快就睡着了……“带纹理的光线”消失在睡梦的尽头。
八月三十日早上六点，我像平常一样准时醒来。我照例打开收音机，然后照例准备走进卫生间。突然，我听到了CBC的播音员在早间新闻中插播的消息。这是与深夜里的阅读完全不能押韵的消息：我醒过来了，但是让我看见了那神奇光线的伟大诗人却永远闭上眼睛。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 “诗人之死”往往是诗人最后的诗句。自杀、他杀、杀人之后再自杀等等非正常的死亡方式往往会让“诗人之死”带上更为触目惊心的悬念。希尼的死与他弟弟五十年前粗暴的死不同，这是自然之死，甚至可以说是谦和的死，谦和如诗人本人的生命。这死亡的分量来自诗人生命的分量：希尼是英语语言文学的象征。他的死不仅要震撼读者，还将震撼语言和文学。
我没有想到自己在深夜里有点意外的阅读会成为一种“守灵”，我没有想到那神奇光线的后面会紧跟着那更为神奇的黑暗。我有点恐惧。我需要与朋友们来分担这深渊般的黑暗……“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这是北岛《纪念日》中的起始句。
我首先想到了与我有过“希尼缘”的诗人凌越。我想让他成为第一个知道这“诗人之死”的中国诗人。三年前的一次交谈中，我问起诗人是否读到过希尼的随笔。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说他很喜欢希尼的作品，可惜国内只翻译介绍过他很少的几篇随笔。后来每次见面和通话，我们都会谈到他。他每次都会敦促我做点希尼的翻译。奇怪的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我从来没有这么失败过。我也从来没有这么耐心过……突然，我想起诗人好像是刚刚做上了父亲。我想也许是刚刚进入他生活中的新生命让他错过了这个会令他伤感的消息。
接着，诗人扬子终于接起了我的电话。扬子不仅自己写诗，他还是有二十多年译龄的诗歌翻译者。我知道对诗歌的执着和迷恋会让他懂得这“诗人之死”的分量。他的反应果然充满了敬畏。它分担了我对那深渊般的黑暗的恐惧。
接着，我打通了绍培的电话。我知道绍培也写过诗，也对诗有特别的感觉和感情。我相信他也会对“诗人之死”有特别的反应。几分钟之后，他的反应通过他的微博惊动了国内的许多诗歌爱好者。
接着，还给《南方都市报》的新伟电话，他正在西西里岛上出差，他敦促我写出有特色的纪念文章。接着，还给更多的诗人朋友打通了电话……这时候，“诗人之死”的消息已经在中国的网络上传播开了。
最后给北岛打通了电话。我们之间也有“希尼缘”。二〇一〇年在他香港家里做客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谈起了“诗人之死”。我以希尼在纪念布罗茨基的文章中的一句话为例，肯定对诗人最高的奖赏就是在盖棺定论的时候，将他与语言联系在一起。“诗人之死”会因为诗人对语言的贡献而有重于泰山的感觉。
五年前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坐在蒙特利尔住处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翻开了前一天刚从图书馆借到的Finders Keepers。在那篇纪念布罗茨基的文章第一自然段的最后，希尼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自己对不得不“用过去时”来谈论刚刚过世的挚友的感受。他说：那感觉就好像是“对语法本身的冒犯”。
这冒犯让我流下了眼泪。这冒犯让我迷上了希尼。这冒犯让我决定要去买一本Finders Keepers。
语言的裂口 我不止买了一本。我一共买了两本。
那另外的一本现在在卡罗尔（Carole）女士的书架上。卡罗尔是一位退休的数学教师。我认识她已经很多年了。她对文学的兴趣让我们成为了知心的朋友。在二〇〇八到二〇〇九年间，我几乎每个星期五的上午都会骑车去她家里，与她一起校对和讨论我用英文写作的小说。
二〇〇九年底，我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的访问学者。出发之前，我对未来五个月的生活充满了焦虑，因为我有四年多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异乡了，因为我有将近八年的时间没有在故乡工作过了，我担心在故乡的生活和工作会让自己产生异化的感觉。我决定用一个可靠的坐标系来固定自己的注意力。在《异域的迷宫》里，我这样写道：
在去香港之前，我特意也为卡罗尔买了一本希尼的随笔集Finders Keepers。那是我自己的案头书，而卡罗尔很快也就将它定义为她一生中读到的“最好的书”。我们约定，每星期读完书中的一篇随笔，然后在“星期五的上午”通过邮件交换阅读的心得。我想借助那个爱尔兰的天才来延续我们一年来的语言探险。
“那个爱尔兰的天才”和延续的语言探险就成了我选定的坐标系。Finders Keepers是一座语言的宝库，里面精妙的词语和精妙的语句比比皆是、俯拾即是。在这样一座宝库里，探险者会得到无穷无尽的回报。比如在一篇关于叶芝的文章里，希尼通过叶芝和洛威尔的诗行看到了诗人目光的冷暖：洛威尔的目光是“行人的目光”（the eye of a pedestrian），充满了温暖和同情；而叶芝的目光是“骑士的目光”（the eye of an equestrian），透出的是冷酷和孤傲。如果说“pedestrian”和“equestrian”玩的还是比较容易玩的大词，那么，看看希尼玩小词的功夫吧！在他关于童年的回忆里，那些小词就像是在自然界里出没的生灵，有血有肉，带着泥的质朴，带着风的舒畅。
遗憾的是，这又一段“希尼缘”没有能够抵挡住母语的诱惑。“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让我迅速走上回归的道路，回到了汉语的写作之中。与卡罗尔约定的交流从定期变成了不定期，很快又变成了遥遥无期。
在给国内的诗人朋友们打电话的间隙，我也打通了卡罗尔的电话，尽管我知道早上七点钟不是合适的电话时间。卡罗尔已经起来了。她还没有等我开口，就告诉我，她刚给我写了邮件。她几乎与我同时知道了希尼离去的消息。
在读着希尼纪念布罗茨基文章的时候，我就在想，在他自己死后，人们会如何将他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呢？昨天的一篇纪念文章回答了我的疑问。文章的作者称诗人的离去将让语言出现“裂口”。是的，作为语言象征的伟大诗人之死对语言就像是一场地震……那暴露出深渊的裂口会让所有的写作者诚惶诚恐。
与生俱来的烙印 布罗茨基比希尼晚一年出生，早十七年去世。在二十世纪后期三位最有影响的英语诗人中，他最早获得诺贝尔奖：他的获奖比年长他十岁的沃尔科特早五年，比希尼早八年。
这三位最有影响的英语诗人都带着与生俱来的烙印。这种烙印最后都要变成影响他们生活的基本问题。对布罗茨基来说，这问题是政治问题：他曾经处在冷战的漩涡中，青年时代就需要在姓“资”还是姓“社”的路线上做义无反顾的选择；而对沃尔科特来说，这问题是种族问题：他无法假扮成“白”猫，他有再高的天赋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黑”猫天生就要遭受的歧视。当他在七十七岁高龄以泰斗的身份准备接受牛津诗歌教授职位的前夕，仍然会突然遭受性丑闻的困扰，并且与牛津无缘，这与他的肤色肯定不无关系。布罗茨基早就在他的著名随笔《潮水之声》中对这种歧视提出了也许是最为亵渎的抗议：“你们有你们的上帝，我们有我们的沃尔科特。”
而希尼的基本问题是宗教问题。他出生于北爱的天主教家庭，也就是属于被压迫者一方，而他却在压迫者那里“受宠”。但是，这种扭曲的处境丝毫没有能够扭曲他的心理，也丝毫没有贬损他的语言标准和美学境界。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在三位最有影响的英语诗人中，希尼是口碑最好的一位。他的“好”不是策略，也不是姿态。他的“好”是他的本性和天赋。所以在该出手的时候，他会让那些称他为“骑墙派”的人无地自容。比如站在诺贝尔奖的讲台上，他就充分显出了独立的人格：他首先向被压迫者（爱尔兰共和军）猛击了一掌，马上又向压迫者（英国政府）狠出了一拳，将领奖厅变成了斗兽场。而在牛津诗歌教授的风波中，他公开又坚定地站在了沃尔科特的一边。
在三位最有影响的英语诗人中，希尼最后才得到诺贝尔奖，这好像是天意的安排，因为与他的两位朋友相比，他的诺贝尔情结无疑最为淡漠。他低调地称诺贝尔奖是“斯德哥尔摩的差事”（Stockholm business）。他顶多将它看成是虚荣，而不会将它看成是殊荣。要知道他是爱尔兰人啊。要知道在英语文学的历史上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作家也是爱尔兰人啊。要知道那位在希尼不到两岁时就已经去世的现代派文学巨匠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因为《尤利西斯》的出版而名震文坛了啊。要知道上帝留出了将近十九年的时间，“斯德哥尔摩的差事”也没有落到那个爱尔兰人的头上啊（在Ellmann长达近九百页的乔伊斯传记中，“诺贝尔奖”一词只出现过一次）。要知道他是希尼的偶像啊：当BBC 第四台“荒岛”节目主持人问及如果只带一本书到荒岛上去的话，他会带哪本去的时候，希尼的回答斩钉截铁：他要带的就是《尤利西斯》。他给出的两个理由都与语言有关。从语义上看，那部小说如同魔术师手里的扑克牌，展现了英语的“精湛”；而从语音上说，那部小说保存了都柏林城区里最真实可信的“声迹”。
希尼对诺贝尔奖的淡漠也许还有另一个理由。在他领奖之后刚刚一个半月的时候，他的朋友布罗茨基就突然离开了人世。从此，他与语言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重温充满诗意的友情，他需要不断地“冒犯语法”。在虚无的面前，虚荣会显得多么虚弱！
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我有许多的问题。
中国的很多中学生都参加过“托福”的考试，其中的不少人都能够考高分甚至满分。但是，当我问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是否读过英语诗歌的时候，他们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他们当然就没有听说过希尼的名字了。而在英美国家，希尼是每个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都知道的名字。他们会在初中阶段的英语课上读到他的一些小诗。在我居住的魁北克，那些普通法语学校里的英语语法教学程度可以让不少中国的小学生都笑掉牙，但是他们的初中生也大都在英语课堂上学习过希尼的诗作。我在想，将来这两种生源在英美国家的大学课堂上汇合的时候，他们对事物的理解会发生怎样的冲撞？
我有许多的问题：从来不读英语的诗歌也能够懂得英语的美吗？不懂得英语的美也照样能够愉快地与英语相处吗？
希尼的超级粉丝克林顿曾经在关于北爱问题的重要演讲中引用诗人充满阳光的诗句，肯定“希望与历史押韵”。可是，我们那些只想“托福”的中学生会选对希望和历史的韵脚吗？
我还有更多的问题。这些的问题让我想重新测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我们有过很多测量这种距离的尺度：如正面的奥运会、世博会和GDP以及反面的食品安全、空气质量和治安状况等等。现在，“诗人之死”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测量的尺度。这既非正面又非反面的尺度也许更值得我们重视。
希尼在中国没有足够的影响。他可能是在中国的地位与在世界上的地位最为悬殊的西方作家。这种悬殊也同样标示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地位的悬殊？是什么造成了希尼在中国翻译引介的不力？我想，问题也许就出在希尼对语言的极度讲究以及他的写作中浓重的乡土气息。对语言的讲究是所有爱尔兰作家的共同特征，而希尼更是那个群体中的典范。这种讲究要求翻译者有丰富的学养，而乡土气息又要求翻译者有广阔天地的生活经验。这两种互相排斥的力量被希尼的写作结合得天衣无缝。可是，有哪一位翻译者能有如此的天赋？
希尼的文学与我们理解的那种乡土文学相去甚远。他乡而不土。他用语言消除了城乡的差别。这是他对文学作出的贡献。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之分其实是庸俗和浅薄的学术游戏。写乡土的文学应该乡而不“土”，写城市的文学应该城而不“市”（不市侩）。不管来源于何方，所有的文学都应该交汇于“人性”的深处。
希尼的语言是有根的语言，不仅有自然之根，还有传统之根。希尼是一位寻根者。他不断回到英语文学的源头上去寻找语言之根。这种努力在他的文学活动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可能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作品翻译的难度。二〇〇九年我在麦吉尔大学修过一学期古英语课程。在学期末的时候，我曾经研究过他对古英语史诗Beowulf（《裴欧沃夫》）的翻译，感觉真是非常震撼。有趣的是，希尼的译本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是英美世界畅销的大众读物。这又暴露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想想看，现在有哪一位中国的著名诗人有兴趣和能力将一部中国的古诗（比如《离骚》）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作品？这样的译本又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达到畅销的程度？
这些天来，“诗人之死”留下的语言的裂口让我想到了许多的问题。现在我将这些问题写下来，就是希望从此不再受它们的困扰。我决定在每天临睡之前继续翻开Finders Keepers。我决定依次一篇篇地读下去，直到读完所有的篇目。我知道只有专注的阅读可以迅速缩短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可以让世界近在咫尺。
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束“带纹理的光线”，让我们顺着那变化莫测的指引，走进诗人不朽的世界吧。
（注：交稿之后，因不满自己对“veined light”的翻译，向近十位中外行家讨教，获益匪浅，却没有最终找到能以偏概全的满意方案，只好苟且保留“先入之主”。这个小小的例子再现了翻译之难以及翻译希尼之难。特立此注，以志对语言的敬畏。） 希尼的语言是有根的语言，不仅有自然之根，还有传统之根。希尼是一位寻根者。他不断回到英语文学的源头上去寻找语言之根。这种努力在他的文学活动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可能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作品翻译的难度。现在有哪一位中国的著名诗人有兴趣和能力将一部中国的古诗（比如《离骚》）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作品？这样的译本又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达到畅销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