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姆瑞扎·阿瓦尼：关于人的尊严的一些哲学反思

王立秋 译


　　很荣幸参加这次研讨会，和来自日本、巴林、伊朗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贵客一起探讨与人的本质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亦即，人的尊严。在开始讨论之前，必须澄清以下几点：首先是现在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讨论的勃发，对人来说是否意味着，现代人对他的尊严已有比传统之人更加深刻、彻底的意识？其次，在我们谈论人的尊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关于人的尊严的清晰的视域或定义（希腊语的horismos，边界的确立），因为，没有它，我们的讨论就会以模糊而告终，就好像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一样。第三，我们所谓的哲学反思是什么意思，简言之，它与其他学术的、学究的思考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就这里讨论的问题而言。
　　首先，我将从第三个问题开始，在不想把哲学冒称为稻草人的情况下，我要说，古典和传统意义上构想的哲学，是唯一一个提出终极问题，并且，在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前不会停止追问的学科。在柏拉图和笛卡尔看来，哲学都是一门不想当然地接受任何假设的学科。根据这一看法，所有其他学科都是假设性的（译注：或者说，有假设的），也就是说，它们基于未经证实和分析的假设。所以，要使我们关于人的构想成其为“哲学的”，我们就不应该回避关于人的更加终极的问题，特别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关于他固有的尊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终极问题。[1]
　　现在，回到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设想人，以及，普遍而言，在不同的时代，人是如何看待自己（self-image，如何建构自我的形象）、如何构想自己的。我们不能允许现代人及其现代主义的心理偏好在此场景上盛行。[2]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聆听的东西很多——我们要聆听东方的伟大圣贤，要聆听中国、印度和日本，也要聆听古波斯的圣贤。事实上，关于人的生成与命运，他们都有自己的“说法”。
　　让我们把注意力暂时转向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即，卡尔·雅斯贝尔斯准确地称之为轴心时代的，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那个时期——诸如希腊的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印度的奥义书作者和伟大的佛陀，中国的老子和孔子此类的杰出人物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都在教导着他们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精神的学说。[3]所有这些伟大圣贤关注的终极问题，都是真正的觉醒或启蒙（这与启蒙时代的启蒙[aufklaerung]大不相同）和真正的，从虚妄中滤出真实、从摩耶（माया，maya，梵语，“幻”）中滤出阿特玛（आत्मन्，atma，梵语，“真我”）、或者用希腊的术语来说，从现象中滤出本体的知识。对他们所有人来说，从虚幻的蛰伏中觉醒，进入真实的状态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配得上他真正的召命与尊严的人。[4]
　　我不打算大量引用关于哲学史或宗教史的著作的冗长论述，在这里，只要简要提及轴心时代的这些圣贤，以说明这个觉醒和启蒙的观念，在他们关于人和人的生成的想象中是多么重要，就够了。在希腊，对毕达哥拉斯来说，真正的智慧（Sophia）属于神，它给人以成为爱智者（philosophos），或爱智慧者的义务，或者，换言之，与神同化是人的目的。对巴门尼德来说，真正的哲学之道，止于区分虚妄之道（doxa，现象）与真实与真主的智慧之道（episteme，本质）。[5]对苏格拉底来说，哲学的理想，是关于自我及其实现的知识，这一知识是通过关于事物的真实本性的德性与美德的实现得来的，而后者又是通过它们的真实定义得来的。对柏拉图来说，使人尽可能地近乎神，使神（而不是人）成为万物的尺度，并尽可能地像神，是哲学的任务。[6]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人是zoon logikon或理性的动物，他能够获得万物之真实，他的nous hylikos（物质的努斯）包含了所有noeta（知）或理智的真实的潜能——说到底意思也是一样的。
　　我不需要详述佛陀的教义，佛陀（译注：意为“觉者”）的名字本身，就有启蒙、觉醒和理知的含义；我也不需要展开老子的学说，他的道和佛性一样穿透万物并在万物中彰显——要实现真正的觉醒，只要观察道或佛性在万物中的展开并再一次地，在自我中实现它（道或佛性）就够了。我也不需要多说奥义书的作者们，对他们来说，我们的自我或小我（atma）乃是真我（Atma）或绝对的我的一种反射，它最终将与之同一。关于真实，生活在轴心时代的圣贤们几乎都持有类似的预设，而人的实在及其最终的生成，就是在这个框架中得到定义的。
　　在亚伯拉罕（易卜拉欣）宗教中也一样，人从终极的实在——这一实在的称谓有所不同，在犹太教中祂被叫做耶和华，在伊斯兰教中则被称为安拉——那里接受他的尊严的授权。在犹太教中，人与上帝立约，上帝依照祂的形象造人，并把所有万物的名称，也即，万物之真实教授给他。祂把祂的精神吹入人体内。在伊斯兰中，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或代表。他是真主的所有尊名或品质在尘世的化身或体现。他已经被授予了真主的尊严。他已经接受了真主永恒的信托——所有其他的造物，诸天与大地都拒绝了这一托付。他在尊严上甚至高于众天仙。[7]他（所具备的）真主的形象因为他对他源始的居所的遗忘而模糊、暗淡。他可以通过知识、净化、爱和善行而得到拯救。
　　在人的终极尊严方面，这些传统世界观之间还存在许多一致指出，尽管它们有外在的、表面上的差异；但是，在我们回到现代人，也就是说，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关于人的新构想的时候，人的尊严问题，就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矩阵中提出的了。（这时人们是在）是在罔顾他属天的、神圣的起源的情况下看待人的尊严的。[8]
　　一般来说，现代这个时代是以哥白尼式的革命为标志的，不仅是天文学意义上的，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哥白尼革命，也是在康德那里找到它的认识论的使徒的，改变了主体与客体各自的功能的哥白尼式的革命。[9]这在哲学领域尤其明显，它已经堕落到改变了神与人的地位，并准建改变了他们的功能。在人类学对神的构想中，祂是依照人的形象被造的，而不是相反。通过宣告人的彻底的自主，人也逐渐宣称他独立于神并再一次地，成为万物的尺度。就对一些哲学家来说，神的观念只是阻碍人类自由的障碍和阻碍而言，（现代的人之概念的）强调，是加诸自由与自由（权）之上的。
　　在科学与技术的领域也发生了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与数学联姻的现代科学在解释现象上是自足的，（对现代科学来说）拯救现象不再需要思辨的和理论的智慧。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数学化的专门技能（know-how）已经沦为技术的婢女，发挥着为主宰和操纵自然开辟新视域的作用。[10]哥白尼式的冒险中的自然不再是沉思的对象和神的彰显，相反，它已经变成人的征服、剥削和亵渎的受害者。自然的世界，已经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遭到那些使他们周围的世界世俗化的人，和那些发展出一种有能力以不可想象的规模毁灭自然的科学与技术的人的出卖和玷污。
　　现代的科学与技术现象已经使色拉叙马霍斯的座右铭“强权即公理”压倒、胜过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正义理念。[11]
　　如今，在现代西方的语境中，诸如启蒙、觉醒、科学、艺术、理性等等的传统的关键词都承担了一种世俗的意义，也就是说，被剥夺了它们的精神的和形而上学的意义。对自由（权）和尊严那样的，其他的关键概念来说也如此，在传统文明中，是被视为当然的，但它们是被放到人的属天的、神形的功能的更广大的语境中来考察的。
　　人，根据传统的看法，是天或神的体现，这，并非偶然，而是就其神形及原始的完美一面而言的。人是智识的体现，后者反过来又体现了神智。如此，人反映着宇宙的总体并因此而反映着神的天堂。神智授予人智识、理性和自由意志。通过这些特征以及体现这些特征的言说（speech，说话），人类区别于动物。即便所有的存在者，包括植物，都有智识，但是，只有人的智识能够进入真实。只有它是依照天或神的形象而造的。人的类-神特征——这解释了他的神圣和他的精神性（或灵性）——意味着，人可以使自己再度与其神圣的起源和解，并且能够再次意识到/实现他神圣的一面。人只有在与天的和解中才有可能具有真正的尊严。
　　泥土造就的人是易朽的，因此他必须被赎救。人的状态的模棱两可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悬置在神、我们真正的实在（真实），与人、泥土的造物之间。因此，我们是神性与尘土的混合物。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作为尘与土的造物它在自己身上体现了神圣的一面的总体性。根据伊朗诗人哈菲兹：

（人）身卧泥砖，却凌越七天
注目大能之手和超绝之品级


译自阿瓦尼教授2009年在瑞士举行的《伊朗与欧洲思想家对话》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注释：
[1]根据传统的看法，Hikmah（阿语，希克麦，智慧）或基本哲学提出的是就获致上述的非假设性的或者说绝对的知识而言的最终极的问题。在这里，让第一哲学来提出关于人及其真正的尊严的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相当适切的。
[2]即便在现代，人们大谈人的尊严，但现代性却通过切断链接他和他的属天的和神圣的起源的绳索而剥夺了这一尊严。换言之，现代人大胆地论断他的自主，但这是以完全忽视他神圣的起源和他神形的功能为代价的。我们的论证是，我们不应该允许现代关于人的世俗的、亵渎的构想，成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判断和仲裁。
[3]参见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Zurich，1949，第一章。
[4]对轴心时代的圣贤之一，赫拉克利特来说，一个经过启蒙的人，是已经从他的惯常的蛰伏中觉醒，意识到他的真正的来源和起源——他称之为逻各斯——的人。哲学，根据赫拉克利特，是homolegein，也即，理解和精通逻各斯。例见：迪尔斯：《前苏格拉底哲学导读》（An Ancilla to Presocratic Philosophy）。
[5]根据这些哲学家，本质的自我与现象的自我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区分。不消说，人的尊严被认为更契合于他的神圣的和本质的自我的实现，而非他的现象的自我的实现。
[6]柏拉图一方面把哲学定义为theosis或homoiosis theou，也即，尽人之可能地变得像神，另一方面，与普罗塔格拉斯不一样，他把神作为万物的尺度，包括衡量人的尊严的尺度，参见柏拉图：《普罗塔格拉斯篇》356-7；《法律篇》，4.716。
[7]旧约和古兰都强调神把祂自己的精神吹入人体内，这意味着这个我们体内的神的精神体现了神所有的品质。而且，这两部神圣的经典都强调，神把所有的名称，也即万物的真实教授给亚当，这一事实使人区别于包括天仙在内的所有其他造物，参见古兰2:30/34。
[8]现代人以人道主义、主观主义、世俗主义、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其他与他的原始的神圣本性相悖的主义为特征，这些品质使他背离至福的天堂。
[9]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使知识以及——与他的论断相反——甚至现象的知识也变得不可能。通过蒙蔽人的理论知识，他已经把人留在范畴命令的监狱之中，是他不能从神圣的来源那里衍生出它的本真性。
[10]现代人经常责备中世纪使哲学成为更高等的科学，也即神学的婢女，但他们忘了，他们也使哲学成为科学和技术的婢女。现代科学通过切断它与一方面，启示，和另一方面，古人的智慧之间的联系，而在现代世界中卓然而立。我不是不承认现代科学带来的福利和好处，但我也不想过多地谈论它带来的不义与豪杰。
[11]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实质性的讨论）以著名的智者色拉叙马霍斯的话开篇，大意是争议不过是强者的利益和好处罢了，“强权即公理”这一法则简洁地概括了这一论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的时代——当科学和技术变成某些政客和政治家手中压迫乃至灭绝被压迫者和弱者的可怕工具——是多么地真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