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殳葳、王子夔 译
十一月十三日，不幸之日，死亡之月，凯特去多伦多总医院动了个手术。那是一个卵巢囊肿，很大的一个。
许多女性都长这种囊肿，医生告诉她道。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医生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恶性的，是不是得到了控制，是不是它的孢子已经死亡。在医生们“进入”之前都无从得知。他所说的“进入”让她想到那些纪录片里的上了年纪的退伍军人说到袭击敌军阵地时用的词。对于这两者而言，下颌骨同样都绷得紧紧的，牙齿同样都使劲咬得嘎嘎作响，同样残忍的快感。除了他要进入的是她的身体。倒计读秒，等待麻醉，凯特也把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她心里又害怕又好奇。好奇心让她经受住了很多事情。
她已经说服了医生把那个东西留给她，无论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这样她可以看一眼。她对自己的身体尤其感兴趣，对自己身体的任何动静和产物都有兴趣；虽然当“薄片”达妮娅，她在杂志社划版面，告诉她说这种增生的情况是身体给她的信号，她应该在枕头底下放一块紫水晶让心境安稳下来，凯特则让她先把自己填得立体起来再说。
那个囊肿最终被确诊为良性肿瘤。凯特喜欢良性这种用法，仿佛那囊肿有自己的心智而且希望她健健康康的。它像葡萄柚那么大，医生说。“像椰子那么大。”凯特说。其他人长的是“葡萄柚”。“椰子”听上去好一些。这个词形容了那个囊肿的硬度，也形容了它长了毛的形态。
那上面的毛是红色的——长长的增生组织里里外外地绕着，像一个震怒了的湿绒线球或者说是你从堵塞了的浴室出水口里拽出来的毛团。里面还有小骨头，或者说是碎骨头；像鸟骨头，被车压扁了的麻雀的骨头。散落着指甲或者说是趾甲。还有四颗形态完整的牙齿。
“这是不是很不正常？”凯特问医生道，医生是笑着的。此时他已经“进去”过又出来，凯特完好无缺，他已经轻松多了。
“不正常？不，”他谨慎地说道，好像是对一个新妈妈宣布有关她的新生儿的畸形症状。“就是说这很常见。”凯特有点小失望。她更想听说这很少见。
她要了一瓶福尔马林，把那切开了的肿瘤放了进去。那是她的，那是良性的，那不应该被扔掉。她把它带回了公寓，放在壁炉台上。她把它叫做“毛团”。这跟在壁炉上面放一个饱满的熊头标本或者一个防腐处理过的前宠物标本或者其他有毛有牙的东西没什么区别；或者她假装其中没有区别。无论如何，这东西给别人留下了印象。
吉尔不喜欢这东西。尽管有传言说他是个对猎新猎奇上瘾的人，他其实是个神经质的家伙。他手术后第一次来探望（悄悄地，秘密地来探望她）的时候，就让凯特把毛团扔了。他说这东西“恶心”。凯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而且说她要换掉他买给她的庸俗的插花，把毛团装在瓶子里放在壁炉台上，说不管怎么说那花比毛团腐败得快。作为壁炉台上的装饰品，毛团的优势要多得多。吉尔说凯特有把事情极端化的倾向，甚至是过分了，完全是青年人那种寻求刺激，而不依理性和心智行事的心理。有一天，他说，她做得太过头了。对他而言太过头了，他的意思是。
“这就是你雇我的原因，对么？”她说。“因为我太过头了。”但他是分析思考之后决定的。他能从她登在杂志上的作品里发现她的这些倾向，他解释说。所有的毛皮和那些奇形怪状像是受了虐待的造型正朝着一条他和其他人根本没法确定是否该继续遵循的轨道前行。她明白他的意思么？她接受他的观点么？他过去跟她提过自己的看法。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她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广告商对此有怨言。太怪异，太变态了。态度强硬。
“想看看我的伤疤么？”她说。“但是，请别引我发笑，这会让它崩裂的。”那些东西令他眩晕：任何跟血搭上一点关系的，任何跟妇科有关的东西。两年前他妻子生小孩的时候，他差点在产房里吐出来。凯特想举根香烟在她嘴旁，就像1940年代黑白电影里演的那样。她想把烟雾吹到他脸上。
她的傲慢无礼曾让他兴奋，那是在他们争论的时候。然后他会一把抓住她的上臂，满怀怒气地强吻她。他吻她像是觉得有别人正在看着他，在评判着他们在一起的姿势和形象。亲吻最亲近的东西，坚硬而闪耀，紫色的唇，板刷头；亲吻一个女孩，一个女人，一个穿着小胯裙和紧身裤的女孩。他喜欢一面面镜子。
但他现在并不兴奋。她也没法勾引他上床；她还没准备好，她还没有康复。他喝了点酒，但没喝完，他动过脑子后，拉着她的手，像长辈一样拍了好几下她那大了一号的米白色羊驼毛披肩，很快地离开了。
“再见，吉拉德！”她说道，嘲讽地拼读了他的全名。这俨然是在跟他谈判，是对他的废黜，就像把他胸口的勋章摘下来。这是一次警告。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是“吉拉德”。是她改变了他，先是让他变成了吉瑞（Gerry），再又变成了吉尔（Ger）。（Gerry和flair［天赋］押韵,Ger和dare［胆量］押韵）
她让他丢掉了那些蹩脚的款式过于拘谨的领带，告诉他应该穿什么鞋，让他去买宽松裁剪的意大利西装，给他重新设计了头发。现在他的许多品位——对食物的、饮料的、消遣性毒品的、女式情趣内衣的——都是依照她的趣味的。他崭新的人生，和他那全新而硬朗、简化之后以锋利的笔迹r为结尾的名字一样，都是她的创作。
这就像对她自己一样。儿童时代的她是个被浪漫化的凯瑟琳，她那纤细敏感、挑剔讲究的母亲用缀满花边看上去像枕头套的裙子打扮她。到了高中时代，她就拆掉衣服上的褶边，变成了活力十足、圆圆脸蛋的凯茜，顶着一头才洗过的闪亮的头发，有着一口令人羡慕的漂亮牙齿，渴望讨人喜欢，那形象就像健康食品广告里常出现的那样。到了大学里，她成了凯丝，穿着不带脏字的宽松中性化的牛仔裤参加“还我安宁夜”游行，还穿格子衬衫，戴泥瓦匠风格的条子粗斜纹棉布料的檐帽。
当她出走英格兰的时候，她把自己简化为凯特。这名字够简略，像街上的流浪猫的名字，尖锐地像一根钉。而且这名字也很特别。在英格兰你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非英国人的外国人。她以此为安全的化身，她在1980年代的形象被兰博化了。
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因为这个名字而得到面试机会并且获得了这份工作。是做一本先锋杂志，上面是印在哑光铜版纸上的黑白照片，是头发掠过眼睛突出一只鼻孔的女人们曝光过度的特写镜头。杂志的名字叫做“剃刀边缘”。美发艺术，那种真正的艺术，电影评论，一些天真的遐想，思想的衣橱里放着衣服而衣服里有着思想——那些形而上学的垫肩。通过实践，她学到了一技之长。她学到了有用的东西。
她想方设法获得了升迁，从划版面升到做设计，再到负责监督整个流程，然后全权负责所有的事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值得这么去做。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造物者；她创造整体形象。不久之后，她就可以穿着自己搭配的整套行头在苏荷区的街道上蹓跶，或者站在发布会的大堂里，看着自己的作品成为现实，高谈阔论她那老套的宣传理念。这就像上帝一样，只有上帝从来都不用花时间去做成品。
当她的脸型不再浑圆，但还保留了臼齿的时候。她剃去了大部分的头发，忘命地工作，她那完美的转动头颈的姿势由内而外地透出一种疏远而权威的感觉。你要让别人相信的是你知道一些他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同时，你还要让别人知道，他们也是能了解这种东西的，它能让人彰显卓越获得权力魅惑人心，它能让别人妒忌你——但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购买这本杂志。他们永远不会想到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相机的魔力。相机定格光影，定格光阴。比如说天使，她让所有女人黯然失色。还有所有的男人也是。她可以让任何人看上去都很美丽，或者至少很有型。一切都归功于摄影，一切都归功于人像摄影。一切都归功于选择的眼光。这是买不到的东西，即使你花了再大的价钱，拿出微薄的工资悉数买了蛇皮手袋。
在这种光鲜的状态之外，《剃刀边缘》开出的薪水其实很低。许多凯特能搭配得很得当的衣服自己都买不起。她渐渐感觉到了伦敦令人讨厌的一面和它的高消费；厌倦了在作品发布会的自助餐上胡吃海塞开胃的烤面包以省下采购食品杂货的费用，厌倦了酒吧里碾在红褐相间的地毯里的香烟散发出的闷热味，厌倦了冬天一受冻就爆裂的水管，还有“克拉丽莎”们、“梅丽莎”们和“佩尼洛普”们在杂志上喋喋不休地讲述她们是如何真正地、完全地、彻底地在晚上被冻僵了，而且是从来没真正地、完全地、彻底地碰到这么冷的情况。伦敦总是这么冷。水管总是会爆裂。就没有人会想到换一种不会爆裂的水管。水管爆裂在英国已然成为了一种传统，就像别的传统一样。
就像，举个例子说，英国男人。他们吐着圆润的元音，轻浮地夸夸其谈，让你一见倾心，然后，一旦他们得逞，俘获了你的欢心，便慌慌张张地逃之夭夭，要不就是一直絮絮叨叨地抱怨。这种拼法的确更好些，实话实说。像一根咔咔作响的铰链。一个英国男人对别人喋喋不休地纠缠是一种传统的恭维人的方式。那是他表达自己信任你的方式，他授权你有资格了解真实的他。那个内在的、细致琐碎的他。他们就是这么看待女人的，他们私下里的看法是：女人是吐槽的对象。凯特能这么演戏，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喜欢这么做。
但是，相比英国女人而言，她有着自己的优势：她不属于任何阶级。她没有阶级性。她是独一无二的。她可以周旋在各种各样的英国男人之间，因为她放心地知道自己不受他们的阶级准则左右，不为他们随身携带的口音探测器控制，不受富人们内心狭隘的势利和忿恨挤兑。而这种自由的背后，她也得付出代价。她就是被殖民者——如此新鲜，如此充满活力，如此不为人所知，如此无果而终。就像墙上的洞，她可以听得所有的秘密，再被毫不愧疚地始乱终弃。
她太机智了，这显而易见。英国男人很有竞争力；他们喜欢胜利，以至于好几次都伤着了她。她堕了两次胎，因为提出做爱的那两个男人没采取避孕措施。她学会了说她无论如何都不想要孩子，说如果她真的渴望一个小毛孩的话就会买只宠物沙鼠。她开始觉得生命之漫长。她的肾上腺素已经枯竭了。她就要三十岁了，她所能看到的未来也无甚新意。
以上就是吉拉德出现之前的境况。“你妙极了！”他说，而她也准备好了受此恭维，即使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即使妙极了也许是指与一个1950年代的平头男人的交往。她那时也准备好接受他的声音了：那是五大湖区的没有起伏、有金属质感的鼻音，字母r的发音清晰而生硬，音调缺乏戏剧性。它标准而无趣。她同胞的语言。她忽然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
吉拉德在观察，吉拉德在招聘手下。他以前听说过她，看过她的作品，寻找过她。因为以多伦多为基地的一家大公司要筹办一本新的时尚杂志，他说：这当然要走高档化、国际化的路线，但是其中也要包括一些加拿大时尚界的内容，另外附有可以买到这些奢侈品的本地商户名单。他们认为照这样做就可以保证杂志的竞争力，那些美国的时尚杂志就以为人们只有在纽约或者洛杉矶才能买到古奇旗下的产品。真是的，时代已经变了，你可以在埃德蒙顿买到它们！你可以在温尼伯格买到它们！
凯特离开加拿大已经太久了。难道现在流行加拿大风了？英语俏皮话所称的“加拿大风”可是一种矛盾修辞。她克制住自己的想法，用氰绿色皮饰面的柯芬花园精品店的打火机（该产品在《剃刀边缘》五月号上有特载）点燃了一支烟，看着吉拉德的眼睛。“看来要放弃伦敦的许多东西了，”她不动声色地说。她的眼睛扫了一圈梅菲尔区的那家约定见面的饭店，他们刚从那吃完午饭出来。她之所以选这家店是因为她知道这顿饭由他买单。否则打死她都不会把钱花在如此昂贵的食物上。“我该在哪里吃饭呢？”
吉拉德向她保证多伦多如今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餐饮之都。他很乐意做她的向导。多伦多有一个很大的唐人街，也有世界级水准的意大利菜。然后他停下话头，呼了口气。“我的意思是想问你，”他说，“关于你的名字。凯特是《疯狂猫咪》里的那个‘凯特’？”他觉得这是种影射。而她其实以前听到过这种说法。
“不。”她说，“是‘戚特凯特’的凯特，那是一种巧克力威化。在你嘴里融化。”她盯着他看，努了努嘴，只是嘴角微微地动了一下。
吉拉德慌了，但是还接着话头讲。他们想要她，他们需要她，他们爱她，他发自内心地说。相对说来，像她那种拥有新鲜而有创造力的思维方式和经验的人，对他们而言很值钱。但他们会给她金钱之外的回报。她能参与初始概念的设定，她将拥有成长性的影响力，她可以自由行事的权力。他举了各种能吸引她的理由，当然是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说。到了这时她不至于笨到背叛自己的欲望。
于是她回到了加拿大。经历了三个月的文化震荡，尝了世界级水准的意大利菜和棒极了的中国菜，一有机会就勾引了吉拉德，就在他助理副总裁的办公室里。这是吉拉德第一次，或者也许是空前绝后地，在这种地方被勾引。即使这事发生在下班以后，但可能被人发现的危险令他疯狂。办公室偷情的想法。胆量。凯特跪在宽幅地毯上，穿着一个至今他只在星期日《纽约时报》的女性内衣广告上见过的传说中的文胸。和桌上那个难看的圆珠笔笔座搭配的是他妻子的订婚照，镶在银色相框里。凯特就当着照片中他妻子的面解开了他的衣衫。彼时彼刻，他径直感觉到自己不情愿地先把结婚戒指摘了下来，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烟灰缸里。第二天，他带给她一盒大卫·伍德食品店的松露巧克力。这些是最好的，他告诉她说，急切地想让她注意到巧克力的质量。她觉得这种表达陈腐而老套，但又十分甜蜜。迂腐，甜蜜，渴望施加影响力：这就是吉拉德。
吉拉德是那种她在伦敦的时候不会去骚扰的男人。他不风趣，他知识不渊博，他言辞乏味。但是他饥渴，他容易被驾驭，他是白纸一张。尽管他在年龄上比她大八岁，但在感情上他要年轻得多。她从他偷情时候那鬼鬼祟祟、男孩般的快乐中找到了乐趣。而他也因此很是感激。“我真是无法想像发生了这种事情，”他毫无必要地频频这么说，而且通常是在床上。
他的妻子，凯特在沉闷的公司业务中和她打过交道（并将继续维持），所以可以解释吉拉德感激凯特的原因。他妻子是个古板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切瑞尔。她的头发看起来好像还在用大卷发棒和喷香发胶；她的心境像是格格相间的劳拉·艾旭丽牌墙纸：那些小小的、尚未开放的、色彩柔和的小花蕾一行行排得整整齐齐。她很可能是戴着橡胶手套做爱，事后还在表格上打勾做记录。把做爱当做是又一件麻烦的家务琐事。她看凯特时像是想用空气除臭剂来喷她。凯特则以臆想切瑞尔的浴室作为报复：擦手巾上绣着百合花，坐便器上盖着绒毛马桶圈。
杂志一开始就不顺利。尽管凯特有大量任她使用的经费，尽管色彩处理对她而言是一种挑战，但她并没有获得过吉拉德许诺给她的自由度。她不得不同公司董事会斗争，他们都是男人，他们都是会计或者做着和会计差不多的工作，一个个都小心谨慎，办事慢得跟鼹鼠似的。
“这很简单，”凯特告诉他们说，“你用他们的理想形象刺激他们，然后让他们讨厌自己现在的状态。你的工作是应对现实与观念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用那些新的东西去打击他们，用那些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东西，用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贩卖期望和贩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一样。”
然而，董事会却觉得应该为读者群提供更多他们已经知晓的东西。在杂志上展示更多的裘皮、更多的皮质奢侈品、更多的羊绒制品。更多的名人名牌。董事会对即席创作没有一点概念，也不想去冒险；他们天生不爱运动，也没有欲望只为了“捣乱”就去“蒙骗”读者。“时尚就像打猎，”凯特告诉他们，试图激发他们的男性荷尔蒙，如果他们身上还有那么一点的话。“它有趣、激烈，富有掠夺性，血腥，刺激性欲。”但董事会在意的是高品位的内容。他们希望刊登“成功人士的衣着”。凯特想要的则是猎枪伏击出的内容。
最后的结果是一种妥协。凯特曾想把这本杂志叫做“时尚狂潮”，但董事会以名字含有“狂怒”之意而否决了这个建议。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太女权主义了。“这是1940年代的声音，”凯特说，“1940年代已经回潮，你们没感觉到么？”可惜他们的确没有。他们要把这本杂志叫做“傲赫”（Or）。是法语金子的意思，这足以彰显杂志的价值，但正如凯特所告诉他们的，他们并没有这种经济基础。于是退而求其次地确定了“菲利斯”，这个名字凑合了双方想要表达的含义。这个名字听上去像是法语的音调，意思是“快乐”（比“狂怒”这个词威胁性小多了），而且，虽然不能指望其他人也注意到，对凯特而言这个词有猫科的气息，抵消了蕾丝效果。她用水红色口红印的涂鸦效果来处理杂志logo，更加强了这种意味。她可以接受这个名字，但这名字不是她的“初恋”。
斗争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每个设计创新、每个凯特试图引进的新视角、每个无伤大雅的半奇想之中。
展现褪下了一半的女性内衣和散落在地的一只只打碎了的玻璃香水瓶，这引发了巨大的争吵。
两条穿新潮袜子的玉腿用另一条其他颜色的长袜绑在一把椅子上，这又引起了喧嚣。董事会的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价值三百美元的男式皮手套暧昧地围在脖子上。
就这样过了五年。
吉拉德走后，凯特踱进客厅。一步，一步。她一步一步地挪着。心里对孤单一人吃着微波炉加热过的剩菜做晚餐不抱任何期待。她现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来，回到这个被污染了的内海旁的平庸小镇来。是因为吉尔么？这想法荒诞可笑，但这已经不再是毋庸置疑的理由了。他是她留在这里的理由么，尽管她对他越来越没耐心了？
他也不再全力回报她了。他们互相之间实在太熟悉了，他们现在都直奔主题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从享受整个“偷来”的下午尽情翻滚、享受感官的快乐缩减到了抓紧下班后到晚饭前的几个小时当中解决问题。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她告诉自己说自己还有更大的价值，她应该改变这种状态了；但她也没有关注其他男人，她做不到，从某些角度而言。她试过那么一两次，但都失败了。有时候她会和某个男同性恋设计师一起出去吃饭或是看场电影。她喜欢这种八卦。
可能她在想念伦敦。她觉得自己被囚禁在笼子里，在这个国度，在这个城市，在这间房间。她可以从这房间开始，她可以打开窗。这里的空气太浑浊，生活太枯燥无味了。福尔马林溶液里有嘤嘤低语，从装着“毛团”的那个瓶子里传出来。探病的朋友们带来的花儿大多已经谢了，除了吉拉德今天带来的那一束。想一想吧，为什么他不在她住院的时候送花呢？是他那时候忘记了，还是要表达什么信息？
“毛团，”她说道，“我真希望你会说话啊。这样我就可以跟你有更智慧的对话，比我和这个火鸡农场里的大部分失败者进行的对话更有智慧。”“毛团”里的小牙齿在灯光里闪闪发光；看上去仿佛要说话的样子。
凯特摸了摸自己的前额。她想自己是不是发烧了。她感觉到了不祥之兆，有些事情背着她发生了。杂志社的人打来的电话少了；他们趁她不在时混日子，这真是个坏消息。掌握实权的女王应该从来不休假，也不去动手术。心里的不安感挥之不去。她的第六感察觉到了这些事情，这种“宫廷政变”她经历得多了，因而清楚地知道这些信号的意思，她敏锐地感觉到了正在逼近的叛变。
第二天早上，她强打起精神，灌下一杯用小咖啡机做的蒸馏咖啡，拿出一件显得强势如“你胆敢碰我”的铠甲灰色的小山羊皮外套，把自己拖到办公室，尽管她本该休息到下周才上班。
惊讶，太惊讶了！
当她蹒跚地经过时，走廊里一小撮人中断了窃窃私语，假惺惺地欢迎她，祝贺她康复归来。
她在自己那张极简主义的桌子边坐下来，查收给她的邮件。她的脑袋昏昏沉沉的，伤口隐隐作痛。吉尔风闻她来杂志社的消息，要尽快地见到她，而且不是约她一起去吃午饭。
他在自己才装修好的麦白色的办公室里等她。办公室里有他们一起挑选的18世纪的写字台、维多利亚时期的墨水瓶架、裱在相框里放大了的杂志图片：褐红色皮革包裹的双手，珍珠铐起来的双腕，爱马仕围巾扭成的眼罩，眼罩下面，模特性感地张着嘴。她最好的一些东西。他也打扮得很俊美，穿着一件“诱人舔脖子”的丝质衬衫，在喉结处敞开了领口，外面穿着一件“让人垂涎不已”的意大利羊毛—真丝混纺的针织宽松套衫。啊！装酷的漫不经心。
啊！那会说话的眉毛。他是个渴慕艺术的有钱人，现在他得到了某种艺术，他自己就是那种艺术。是人体艺术。是她的艺术。她的工作很出色；他终究也属于性感之人了。
那家伙油滑得像油漆一样。“我本来是想下个星期跟你摊牌的，”他说道。他还是告诉她了。关于董事会的决定。他们认为她的品位太怪异了，他们觉得她太过分了。他对此无能为力，尽管当然他是做过努力的。
当然。背叛。那怪物已然转过头，开始攻击作为它的造物主的科学怪人。“是我赐予你生命！”她想大声地吼他。
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她几乎站不住了。她就站在那里，尽管他请她坐下。她现在明白自己所要的、一直念念不忘的东西是什么了。“吉拉德”是她的念想——那个牢靠的、老土的、从前的、拘谨的吉拉德。不是吉尔，不是那个她按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他。是另一个，在他被毁掉之前的那个。那个有一栋房子、一个小孩、在写字台上的银相框里装着妻子照片的吉拉德。她想出现在那个银相框里。她想要那个孩子。她被抢劫了。
“那么谁是那个取代了我的幸运的家伙呢？”她说。她想要支烟，但不想让人看到她颤抖的双手。
“事实上，就是我。”他说，极力表现出一副谨慎的样子。
这太荒谬了。吉拉德连一本黄页电话簿都编不了。“你？”她微微地说。她教养很好地没有笑出来。
“我一直想从这里的财务部门脱开身，”他说道，“加入到创意部门。我知道你是理解的，因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你来负责这块内容的。我知道你喜欢那种能够，嗯，坚实你自己根基的人。”整一个夸夸其谈的白痴。她看着他的脖子。她想得到他，她恨自己这样想，却也无能为力。
房间在摇晃。他穿过那小麦色的宽幅地毯滑向她，搂住她裹在灰色小山羊皮里的胳膊。“我要给你写封很棒的推荐信，”他说，“别担心。当然，我们还可以互相见面。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下午。”
“当然，”她说。他吻了她，撩人的吻，或者说看起来像是对第三者的吻，她纵容了他。天方夜谭。
她打车回了家。那司机对她蛮不讲理还侥幸逃脱了惩罚；她没精力和他去争。在她的邮箱里有一封让她铭刻在心的邀请函：吉尔和切瑞尔将举办鸡尾酒会，时间是明天晚上。邮戳是五天前盖的。切瑞尔寄晚了。
凯特换下了衣服，草草地洗了个澡。手边似乎没什么可以喝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吸可闻的东西。自己真是太大意了；她无法让自己摆脱这种状态。这世上还有别的工作。这世上还有别的男人，或者说理论上是那样的。悄无声息地，某种东西已从她身上被剥走了。遇到这种事情的人，怎么会是她？过去，当刀子就要从背后捅过来时，她总能提前感觉到剧痛。任何冲着她来的攻击她总能及时预料到并予以破坏。也许现在她已失去了锐气。
她盯着浴室镜子，透过满是雾气的玻璃打量着自己的脸。一张1980年代的脸，一张面具脸，一张原则底线脸；把那些脆弱推到墙根去，抓住你能抓住的东西吧。但现在已经是1990年代了。是她跟不上时尚风了？这么快啊？她才35岁，但已经跟不上比自己小10岁的年轻人的思路了。这简直是致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得越跑越快以赶上那些年轻人的思路，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恰恰隔阂是她生活中本该拥有的一部分，它不在那儿，它不足挂齿。她可以从中挽回些什么，重做哪些事情，究竟能做什么呢？
当她擦完澡从浴缸里爬出来的时候，人已经站不住了。显然，是她发烧了。她身体里有东西在往外渗，抑或是化脓了；她能听到那声音，像水龙头在滴水。流脓的伤口，脓流得很厉害。她应该去看急诊，注射抗生素。但她还是蹒跚地挪进了客厅，把装着“毛团”的瓶子从壁炉台上拿下来，放在咖啡桌上。她盘腿坐下，洗耳倾听。纤维在波动。她能听到嗡嗡的声音，像是蜜蜂在劳作。
她问过医生这个囊肿有没有可能发育成一个孩子，这个不知怎么逃出来的在错误的地方着了床的受精卵。不可能，那医生说。有人以为这类肿瘤是生命的萌芽状态，或是更初级的阶段。这可能是寄生在女患者身上的未发育的孪生同胞。但它们到底是什么还是未知数。虽然，上面有多种组织。甚至脑组织。当然尽管所有这类组织都没有结构。
凯特默默地坐在小地毯上看着它，把它想象成一个孩子。它毕竟从她身体里出来了。那是她的血肉至亲。她和吉拉德的孩子，她被扼杀的孩子，没能正常发育的孩子。她的畸形的孩子，心存报复的孩子。
“毛团，”她说道，“你真丑啊，只有妈妈才会爱你。”她感到很难过。她怅然若失。泪水从她脸上淌下来。哭不是她的作风，通常不是，最近不是。
毛团对她说话了，无言之语。它微乎其微，有真实的质感，而不只是一个形象。它所告诉她的是她从来不想听到的关于她自己的事情。这是新知，暗暗的，珍贵的，必要的。说话戛然而止。
她摇了摇头。你在做什么啊，坐在地上和一个毛团说话？你疯了，她自言自语。然后吃了一片泰诺就睡了。
第二天，她感觉好一点了。版面编辑达妮娅给她打了电话，像鸽子那样咕咕地安慰她，还要在午饭时顺便来看看她的气色。凯特叫她别装了。达妮娅怒了，然后说凯特丢工作是她前世做了不道德的事的报应。凯特让她闭嘴；无论如何，她这辈子已经做了足够多不道德的事情可用来解释失业这整桩事情。“你为什么充满仇恨？”达妮娅问道。她没把这话说得像她在发表看法，她的声音确实困惑。
“我不知道。”凯特说。这个回答倒是坦率。
挂了电话后，她踱来踱去。她感觉到身体里噼啪作响，像是热脂油从烤肉架上滴到火里的声音。她想到了切瑞尔，她应该正在舒适的房子里忙忙碌碌地准备派对吧。切瑞尔摆弄着她僵硬的发型，把一只花装得要满出来的花瓶摆好位置，忙乱地指挥着布置宴会的人。吉拉德走了进来，轻轻地吻了吻她的脸颊。夫妻之间的典型情境。他的良心已然洗刷干净，全然心安理得了。巫婆已死，他单脚踩在尸体上，他的战利品；他纵情偷欢过，而现在他已经决定过好下半辈子的生活了。
凯特打车去了大卫·伍德食品店，买了两打松露巧克力。她把它们装在一个超大号的盒子里，再装进一个同样超大号的、上面印有店标的袋子里。随后，她回到家，把毛团从瓶子里取了出来，把它用厨房过滤器滤过，再用纸巾轻轻地拍到半干。她在上面撒了可可粉，让它附上一层棕色的粘糊糊的外壳。可是闻上去还是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于是她将它先用保鲜膜裹好，再包上锡纸，外面再罩上粉红色的薄纸，然后系上淡紫色的蝴蝶结。她把它放进铺满装饰纸条的大卫·伍德礼品盒，依偎在其他松露巧克力之间。她盖上盒盖，扎好带子，把它放进那个大袋子里，在顶上填了好几张粉色的纸。这是她要送的礼物，贵重而危险的礼物。这是她的信使，但是信使本身就是她所要传达的信息。它会说出真相，对任何一个提问的人都说出真相。没错，它应该归吉拉德；毕竟，这也是他的孩子。
她在贺卡上打字道：“吉拉德，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在一起。这就是时尚狂潮/所有的愤怒。爱你的，K。”
当夜幕降临，那该是派对达到高潮的时候，她叫了一辆货运出租车。切瑞尔应该不会不接受别人送来的装在如此昂贵的袋子里的礼物。她会公开地当众打开礼盒。然后苦恼、疑问接踵而来。秘密将被公之于众，随之而来的将是痛楚。这以后，一切都会脱轨。
她的状态很不好；心脏在怦怦直跳，感觉房间又在摇晃。但是窗外下雪了，是她儿时那种轻柔地、湿润地、静静地飘落下来的雪花。她穿上外套，走出门去，傻傻地。她本来只想走到街角，但是到了街角她又接着往前走了。雪花飘落在她脸上，融化开来，像是小手指的抚摸。她刚做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但她一点也没有罪恶感。她感到轻松而平静，心怀慈念，此情此景中，她没有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