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耳 译
关于普鲁斯特的作品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我们可以发现，自他逝世后，各种评价渐趋于好与坏两种极端。普鲁斯特的成名作是《在花枝招展的少女们身旁》，此后，从《盖尔芒特一家》、《索罗梅和戈莫勒》到一九二三年的《女囚》，声誉日益增长。当然，总是伴随毁誉不一的争论。一些人认为《索罗梅和戈莫勒》的水平下降了，但显然《女囚》中的部分章节对此有所弥补。接下来是出版的空白，其间，哥若缪克、皮埃尔-昆特、杰昆斯、瑞伏尔等评论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捍卫着普鲁斯特的声誉。一九二六年，《消逝的阿尔贝蒂娜》出版，这对他们应该是个帮助，但结果却相反，此书帮了反对者的忙。一年以后《过去韶光重现》的出版成为普鲁斯特声誉的新的转折点，它证明普鲁斯特的捍卫者们是正确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普鲁斯特享有着极高声誉。他作品的复杂性和难度；他被与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及柏格森相提并论，这一切都使他在知识界处处为人提及。他在文学和美学界的势利鬼中间很流行，而且很大程度上，人们提到都是他与正统学识无关的那些方面。复杂的并不一定是有价值的，这是人人尽知的道理。普鲁斯特和柏格森的比较，虽然在某些方面是真实可信的，但无疑是被夸大了。那些热衷于对普鲁斯特和爱因斯坦进行比较的人往往对爱因斯坦一无所知，对普鲁斯特也仅知皮毛。一些批评家只是用现代时髦青年常用的词语把两者连结起来，他们不管天体物理学理论和社会道德伦理有无任何真正的有价值联系，他们认为有“相对”这个绝妙的词语就够了——“一切都是相对的”。
另外，还有一个绝妙的词语联系着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幸好，弗洛伊德比爱因斯坦更能为一般人理解——这种比较似乎更有实效。弗洛伊德论及的是潜意识、无意识和本我，普鲁斯特所论及的，一般说来只是关于潜意识，虽然他的用语是“无意识”。在普鲁斯特的观点和术语中没有弗洛伊德的印迹，而且也没有任何细微的征象可以表明，在写作时他已了解了弗氏的著作。他的小说所以成为“系列的无意识的小说”，是因为它本身便是一种遗忘与记忆的现象，正如他后来接受波尔斯采访时阐述的那样。他认为人们的逻辑思维有着现实或未来的实际功用，它们很容易从我们的头脑中失落，但是可以被由主观意识所控制的记忆呼唤回来，有时也会由记忆中的偶然机会唤回。不过，我们倒是无意地发现其他一些我们并不能称之为“遗忘了的”东西，因为我们从未记住它们，它们也会有力地完整地通过非主观记忆而上升到表面来，它们中没有任何压抑，也没有本我，潜意识压抑力，道德瘤，或治愈它们的分析法，性也不扮演任何角色。
当然，在许多细小方法中，普鲁斯特是涉及了弗洛伊德的领域：普鲁斯特提及的人们在熟睡状态中所呈现的“本能深度”及“原始状态”，使人们想起弗洛伊德的“本我”；人们为潜意识冲动所驱使；他还注意到了记忆与思维中许多相关的因素。最后，他确是非常无意识地写出了马塞尔这一个绝妙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恋母排父，性反常行为；想入非非，抑郁异常，而且患有神经官能症——这一切都有力地印证着弗洛伊德的学说，而普鲁斯特当初只是要写出一个人的经历而并非一部心理分析小说。
普鲁斯特关于同性恋者的理论来源于尤尔里奇和克拉夫脱-艾宾（尤尔里奇：奥地利人，他在一八六四年——一八八〇年出版的一系列小册子中指出了中性人的存在。克拉夫脱-艾宾：《性变态》一书的作者，该书在一八九二年出版了法译本。——译注）同时又是来自一种很深刻的内省和心灵探索，就各方面来说，他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正如同弗洛伊德对于性的兴趣一样。普鲁斯特原以为《索罗梅和戈莫勒》和《女囚》会引起人们对他著作的道德谴责，或是对他本人的仇视与贬斥，但相反这两部作品却增加了他的声誉。《索罗梅和戈莫勒》第二卷的确使一些批评家认为普鲁斯特的创作水平在降低，但是批评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一味悲观厌世地描写人生，作品的杂乱无章，而不在于他对同性恋者的那些不堪入目的行径的描写。《索罗梅和戈莫勒》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这使普鲁斯特开始怀疑读者们是否真正懂得他的作品了。事实上，这部作品没有引发争论的原因，一是因为弗洛伊德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因为时代风尚的变化。“以战争结束战争”带来了幻灭，痛苦、玩世不恭，四十年前的西方文明复兴这一信念逐渐消失，整个世界又陷入了颓废状态。相对主义、无所事事、毫无希望成了年青知识分子生活的准则，其必然结果是言行放纵，同性恋者日趋公开化。如果再为普鲁斯特的《罗索梅和戈莫勒》感到惊讶，那他早已过时了。
弗洛伊德主义者们以对性的分析助长了这些态度。他们认为：生活已不具有任何道德主义，生活只是一场游戏，它的目的是为了取悦本我，反抗各种压抑，对意识自身做出保证——不是保证幸福，那是荒谬愚蠢的，而是要保证足够的精神上的健全。在这里，悲观的宿命论披着弗洛伊德主义的外衣，而早先，它冒着达尔文主义的名号。
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对这些观点的有力支持，从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傀儡般的行为，希望之渺茫，友谊和爱情之幻灭，习惯的残暴，社会的堕落……一切都非常符合当代人的口味。人们一般不去考虑普鲁斯特作品积极的有希望的部分，也不接受那些崇拜者们的溢美之词。这是很自然的。他的作品对于痛苦的描写远多于对怎样摆脱这些痛苦的方法的探索。艺术上的不平衡性是合理的，因为它符合感受的真实，但对于初次涉猎他作品的读者来说，不免要引起诸多误解。《过去韶光重现》的延期出版为这些误解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直到一九二七年（这年《过去韶光重现》出版），争论才最终明朗而告完结。
普鲁斯特在二十年代的声望并不稳固，而当必然会出现的新的道德热忱随着颓废潮流之后到来时，他的声誉大大下降了。确实，普鲁斯特如今更好地为人们所理解了，一切博学而机智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除开这对他声名有益之点而外，新的抨击又来了，这次是关于他的品质和人格。俗话说：一棵坏树怎样结出好果？普鲁斯特颓废、还是个意志薄弱的同性恋者。这正是时候，他和他所代表的都被遗忘了。一九三〇年他的书信选集第一卷出版，普鲁斯特在他致蒙台斯京的信中表现出极大的媚态，这无疑又使他的名声大减。伏尔里拉特教授试图证明诗一般的神秘主义是早期普鲁斯特思想的一个阶段，这为在大战中变得持怀疑论而悲观的普鲁斯特所否定。伏尔里拉特对后期的普鲁斯特持审慎的尊重，以至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如果说在普鲁斯特身上有些有价值的东西那得到晚期的他那儿去找，其余的则纯粹是幼稚的胡说八道。
三十年代末，普鲁斯特的死敌们下了最后的结论，他们认为很明显他已日暮途穷，甚至宣称普鲁斯特将永远消失了。
“永远消失？谁能这样说？”普鲁斯特在论及柏高蒂时这样说过。现在这话正可以用在他自己的著作上，这里隐含着一种再生的可能性。毁誉不一的论战硝烟刚散，与那些企图永远消灭他的人完全不同的新的读者们就开始称颂他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使普鲁斯特所描绘过的那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冷漠，在二战中，正如在他被评价极低之前的一战中一样，他又赢得了许多仰慕者。
现在，让我们抛开他的反对者们或捍卫者们，不带任何逃避，隐藏或盲目崇拜等主观色彩，来看看普鲁斯特到底是什么样子。普鲁斯特著作的不败的生命力表明他不能只像一个一般的偶然现象那样处。想象和记忆对他比对于一般的作家来说起着更被一笑置之，仿佛只具有过去的历史意义了。自然，他在他著作中所表现的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弱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很明显，《追忆流水年华》的拖沓冗长对于保证全书的完美是不利的，书中的一部分相当精彩，极为高明，但其余部分却非常乏味；杂乱无章，枝枝节节而离题，不经心地重复；风格的复杂对读者往往是一种负担，常不得不付出不得回报的努力。
作为一部关于现实社会的全景性著作，《追忆流水年华》所涉及到的范围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要小得多。普鲁斯特的有限世界是由没落的贵族，富裕的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组成的。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为我们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但他们只是故事情节的产物。确实，他们活动着，有着极大的自我生命力，但很难让人承认他们的典型性。即使是从文学创作的观点出发，我们也很难接受普鲁斯特塑造的绝大部分的人物形象，我们尤其不能接受的，是他认为同性恋者遍布整个社会。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都有着极强的个人意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普鲁斯特无疑是属于第一流的。但即使在这方面他也是片面的，他喜欢把他自身所具有的怪癖，软弱，局限性归于每一个人，认为这是每一个人的特性。在写到爱情或友谊时，这种倾向似乎较他所能承认的更强烈。
理解普鲁斯特的唯一方法就是站在普鲁斯特自己的位置上。不能仅仅因为，他写了一部极长的包罗着许多人物的小说，就把他和巴尔扎克放在同样的标准下进行比较。他的人物，他的观点，他的心里刻划都是非常独特的，在他的这样一个领域中，普鲁斯特无疑是个高峰。
普鲁斯特的独特的观点，他的影响，绝大部分来源于他的诗人性格和分析性格这两种性格的奇妙组合。很明显，诗并不单单是只有节奏的东西，它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普鲁斯特像诗人一样地去看世界，他并不满足于一般的表面的相像和差异，他总是试图得到“有意味的，可靠的印象”，并且由此而联想到其他的东西。在这种联想中，他努力去分类并试图加以解释，他的分析性格开始起作用。
普鲁斯特的独特之处部分地还由于长久的卧病和精神高度敏感，他的世界是一个卧床病人隔雾看花观察而来的。这是他的长处，同时也是他的短处的作用。他记忆并幻想各种轻蔑、欺骗和诡计，这一特点超越软木塞墙壁的局限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迹。从卧病幽居之中，他获得了特殊敏锐的想象力和丰富的记忆。“挪亚从未能比从方舟上更好地看清这个世界”，他这么写过，很久以后他才领悟到这话对他自己是多么地合适。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的重大功绩是对自己的描述。没有一个人，甚至司汤达曾这样充分地谈论过自己，没有人曾这么耐心而彻底地探究过精神的黑暗之处。要做到这一点，作者不仅得是一位性格内倾者，并且需要出众的分解和分析的才能，普鲁斯特恰好拥有它们。因而他能从个人相当特殊的心理状况中得出一般的真理。
但是，社会景况，性格创造，文体风格，心理学——所有这些普鲁斯特作品的各个侧面，只有与他的基本哲学，他的“经验”的看法联系时，才获得意义。普鲁斯特的观念可以精炼地表述为：存在着两个世界，一是时间的世界，那里，命运、幻景、苦难、变异、拖延和死亡是法律；另一个永恒的世界，那里有自由，美和安宁。日常经验处在时间的世界里，而在沉思的时刻或者由不自觉记忆的偶然，我们能一瞥另一个世界。艺术的责任就是激发起这种顿悟，以之为时间世界中的光阴。
可以看出，这种看法与其他一些作家的观点有着联系。如叔本华，普鲁斯特读过他的著作并且很钦佩他。普鲁斯特认为在日常经验的世界中，幻象不可避免，欲望无休无止又总是遭受挫折，而幸福则不可能。和叔本华一样，他宣称存在着由沉思冥想而超越日常经验的可能；和他一样，普鲁斯特相信艺术的责任是深入到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而不是去描述表面的现象。叔本华以为那种领悟只有在放弃个体存在意识才能获得，与他不同，普鲁斯特坚信只有艺术家或观照者中的极少数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普鲁斯特关于持续的过去的观念经常地并很有道理地被拿来和柏格森的“绵延”相比。在普鲁斯特的冥思和柏格森的“直觉”——本能的领悟和理智熔合为一，成为一种更高级的获知方式——之间也有某种类似。不过这一点上，柏格森更近于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合一，普鲁斯特的情绪的领悟和理智则是起着持续的互补的作用。
明显的，无论是普鲁斯特或是叔本华，“沉思”在心理学上是同一种经验，它是异时异地的神秘者相似之处：过去的复活，它生动得能与现在相抗义者们用同一个名词所描述的对象。“神秘主义”这个词具有不幸的作用，它唤醒了固执的成见：或是敌意或是敬意。喜欢它的人以为神秘主义者已经超越普通的人性而窥到了永恒实在；轻蔑者则目之为自欺欺人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我们并不关心（普鲁斯特也不）超人或者疯子的经验，我们只想知道是否有一种潜能，它普遍存在而有时显现；依凭着什么，或许能领悟到普鲁斯特所描绘的超验世界，它“直接就是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它在所有人那里每时每刻地存在着，并不是仅在艺术家那儿。”如我们所知的，有充分证据说明普鲁斯特亲历过沉思和无意识的回忆。他小说中阐述的哲学对他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技法，而且是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观念。在他所研究和丰富了他思想的思辨哲学之外，我们需要的是独立的证据来证明普鲁斯特与这个或那个作家之间的相似不是由于“借用”或“影响”而是由于他们谈论的是同一对象。
尽管很少有人能达到普鲁斯特那样的强度，但无意识的记忆——由感知的重复而得的复醒——仍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经验，那种骤然缠住我们的感觉至少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在此时此地，如果我们抛开固有的偏见，就能看见那是真实的美好的重要的永久的东西，但我们可以比这种模糊的可能的经验更进一步。
正有一份文件，在时间上可以完全排斥所谓影响的可能性。即丹麦小说家拉尔森的《敞开门扉》，它在一九二六年普鲁斯特去世之后，《过去韶光重现》出版之前发表，显然普鲁斯特不会受拉尔森的影响。而拉尔森也绝不会对普鲁斯特的哲学有所了解。况且，《敞开门扉》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直接的忠实的自传式记录。拉尔森描述了他称为一连贯“电光闪耀”中的第一次：
“一个冬天的日子里，我在吉依斯森林中漫步……自我的意识仿佛沉睡了，就像孩童安眠在他的小床里。我只记得那些冻干的枯叶在重重的脚步下嘎吱作响。我的意识也已停滞，但当抬头寻找前面的路径，我迷失在时间和空间里了。在面前是一条木铺的小路，那么新鲜、纯净、恍若幻境，这一定是天堂花园中的小径吧。这是无疑的，面对这景象我的欣喜也是属于天堂的。幻景持续了约一秒钟——按尘世的时刻。我继续站在那儿，凝视着小径——它不过通向我的小屋罢了……然而记忆中依然闪现着天堂花园中的小径，伴随着熟悉的感觉。此刻我清楚地记起了这条小径。它静躺在兰格兰岛上，一所乡村学校附近。不过，用不着费力再去寻找它，它是平凡的，没有特殊迷人之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到今天，我几乎完全忘掉了那小径的存在，在纷杂的日常影像中，它也从未来造访我，它深藏在意识阀之后了……我静静地站着，为两种感觉冲击着，它们的并存难以想象：一种深刻的快乐宣示它的永恒，和一种对我整个生活堕入歧途的判处……”
关于一个后来的相似体验，他写道：
“我走着走着，直到发觉自己已站在一道水沟前。我望着它，出现了一丝光闪……它是我故乡田畔的水沟。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它，也就是说，那一瞬间，我分辨不出这水沟和那旧日的水沟，分辨不出那时的我和旧日的我。两个景况同时并存且合而为一……骤然发生了变化，我又看见家乡另一处田野的水沟……带着与现在体验相似的感觉。……
很明显，这条水沟与其他任意一条都是想象的……不，这种相似并不存在于我所目睹的身外，而是在我身内，在于我感知的方式。我真实地直接地用我生就的双眼看见了它。我充满了这现实的快乐，我的内在境界开放了，成为与所有相近似的景况相类同的一个。这不是有关记忆而是有关存在形态的问题。我看见了这水沟。它们就在那儿……”
拉尔森的“电闪”所伴随的快乐是如此强烈以致他无法漠然置之，而一待快乐转为有意识的，这时刻就过去了。渐渐的，他学会了停留在那一瞬间，陶醉于其中而又不带清晰的自我意识。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能够控制这种体验。他可以像平常一样望着一条小路，而后看着它超越时空的局限。“如果我望着赫托的路……它自己会呈现开，于是其中我能看到通向路德科宾的路”，最终，他达到了他所谓第一次“与永恒的相会”，它消除了过去的意象，是“电闪”的进一步升华和持续。他承认难以用适当的言词描述它，但他犹疑的词句已足以肯定那完全是一种神秘的体验。他总结说：“那是我与真实的实在的第一次相会，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此刻存在着，此刻发生着，没有开始和终结。我不能对这‘此刻’多说些什么，我坐我的园中，但这个世界上我无处不在。”
没有必要来夸大拉尔森和普鲁斯特两人体验的相似；自由，欢乐和逃避时间的观念；认为在沉思冥想中，事物会展露它真实的本性；感觉到生活在其他时刻的无意义和无益；对超验现实的描绘，以之为真实的生活和永恒的“现时”。普鲁斯特和拉尔森在谈论着同一种经验。
但是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拉尔森比普鲁斯特更趋极端。前者根本不能超脱这种无可预言无法控制的“闪现”。然而对于文学而言。这样的经验并非仅属于拉尔森。像他的《哲学家的石头》这类小说马上就显出过于诡秘和坦白：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观点如此强烈，以至此一世界失去它的现实性。拉尔森缺乏那种巨大的幽默感、恐惧感、缺乏普鲁斯特所有的对于普通人经验的坚韧不懈而又精细的分析能力。《追忆流水年华》既没有由于精神的满足而来的明朗安宁也没有嫉俗的唯物主义者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它所给予的只是因永恒的闪现而点燃的时刻所显示出的朦胧景象。
愉悦的气氛渐渐聚来，充满小说的结尾，然而在前前后后长长的系列中并不特别突出。普鲁斯特的矛盾直到最后也没能解决。他该会同意圣保罗的话：“该做的善于我没有做，而不该去干的恶事却干了……我是多可怜的人啊，谁能将我救出这死亡境界？”
他的难处根本上来自他的性格。他情感的敏锐使他获得了见识和抱负。然而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阻止了它们的实现，他的理智又无法使他由自欺而得麻醉。他生有哮喘病，并且是个同性恋者。他掩饰这两点，可无法否认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他自己的错。他自然不能为原来患有哮喘病负责。可他相信经过饮食、锻炼、工作、休息、自我控制等调养，经过忍受一些不用麻醉剂的苦痛，他能够战胜病魔。然而他没有这么去努力，对自己的朋友一再悲叹病况成为他掩饰失败的借口。同性恋也是一样，他并没有为此而受责备，倒是他自觉是能够克服这桩恶癖的。但是他没能办到。从一八九三年到一九二一年他隐瞒同性恋的事，没有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恶习，没有以自己的证据向自己证明它。
普鲁斯特的生活是一连串破灭的希望和新的开始，在童年他没有真正忧愁过，生活完整地在前面展开，每一个年头都标志着“真正的生活”的开始。但这个“开始”一直延宕着，总在等着新时机的来临。甚至到一九一五年二月，他写信给斯科克弗奇女士时还说：“过去的一切并没有使我对不同以往的新未来失掉希望。”但延误的希望不会永远延误。三年后他写给那同一位女士，说他已不再相信所谓新的开端：“和你一样，我知道一切依然如旧。”他悲哀地确信，习惯已完全成为他的主人，他审视自己的言行，仿佛是从身外旁观——既不沉迷专执，却也没有力量去抗拒了。
他失掉的那些希望被他越来越多地倾注于作品之中。如果作为一个人他失败了，至少他能在他的艺术中找到安慰。他写道：“或许，只有在那种真正堕落的生活中，道德才会以它最大的迫切性被提出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艺术家并不仅仅是为其个人的生活，并且是为了对他来说真正的生活，这种解决是普遍的、文学的……艺术家们常常以他们自己的恶行达到适合所有人的道德原则。”
对于普鲁斯特的生活来说，唯一的解脱在于死亡——“难以完满的命运的救助”。在死亡那儿，或许就是那个他瞥见而不能把握的世界——完全不同于这一个的世界。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这个世界，或许我们将再次回到那儿生活，生活在那些法律的统治之下，我们曾经遵守它们，因为我们在心底仍保有着它们。”这些另一个世界法则的征兆，普鲁斯特在这个世界的无意识记忆中，艺术中和冥思中感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