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诗人勃洛克在《卡特里纳：世界革命的一页》中提出，从罗马共和国解体到基督教诞生的精神演变历程中，卡特里纳（L. Sergius Catilina，108-62 BC）、
卡图卢斯（C. Valerius Catullus，87-54 BC）和耶稣是关键的三位人物，其中卡图卢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他的作品，尤其是《歌集》（Carmina）第63首率先捕捉到了革命的气味（Blok, 1990: 314）。这首常被称为《阿蒂斯》（Attis）的微型神话叙事诗是卡图卢斯最完美的作品，其艺术成就早已被西方古典学界公认。梅里尔说，诗作“紧张的力量和剧烈震荡的情感在拉丁文学中无与伦比”（Merrill, 1893: 120），埃尔德也称，这首诗具备了伟大作品的特征：深刻重要的主题，精湛的技艺，精确、富于感染力的表达（Elder, 1947: 395）。尽管如此，勃洛克的结论仍令人惊异：作品所呈现的故事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精神气候之间有什么关联？读者从哪里可以嗅出“革命的气味”？
诗作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阿蒂斯的希腊男子。他在强烈的宗教狂热驱使下，离开故国，来到女神库柏勒（Cybele）所在的佛里吉亚（Phrygia）。为了追随女神，他阉割了自己，但清醒后又后悔了，想返回故乡。库柏勒放出狮子，将他从海边逐回了自己的圣地，终生做自己的婢女。库柏勒崇拜在小亚细亚由来已久，并于公元前204年传到了罗马，那里也有她的神庙，祭司都是阉割的男子，称为加卢斯（Gallus）。卡图卢斯在罗马应当见过库柏勒神庙，在比提尼亚行省（毗邻佛里吉亚）任职期间，很可能也目睹过当地的崇拜仪式，并对库柏勒的题材产生了兴趣。此外，在泛希腊时期的亚历山大诗歌中，据说也有不少与库柏勒有关的诗（Mulroy, 1976: 64）。在最初的神话中，阿蒂斯是库柏勒的配偶，在后来的版本中，他只是女神的一个希腊情人，因为有不忠行为，阉割了自己，决心不再犯错。卡图卢斯把这个神话改造成了一个富于戏剧性和阐释潜能的故事。
根据特雷尔的研究，这首诗呈环形结构。A（1-11行）：迷狂状态开始；B（12-26行）：阿蒂斯鼓动同伴；C（27-37行）：狂热中登上伊达山，疲惫入睡；D（39-43行）：太阳驱散黑暗和睡眠；c（44-49行）清醒后下山到海边；b（50-73行）：阿蒂斯面向故国的哀叹；a（74-90行）：重新回到迷狂状态（Traill, 1981: 211-214）。我们可以把这种结构简化为迷狂——清醒——迷狂的三阶段。因此，从情节脉络看，正如埃尔德所说，这首诗主要探索了人的两种极端状态——狂热的奉献与清醒后的幻灭，并揭示了宗教狂热或者任何病态的狂热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他注意到，作品中有大量词语的重复，而且重复的词语往往位于格律的同一位置，这映射出一种疯狂的执著心理（Elder, 1947: 402）。卡图卢斯选择的galliambic格律也与主题相称，这种诗行前半段以长音为主，后半段以短音为主，两部分之间有一个停顿，节奏急促，也传达出一种不计后果的冲动。此外，诗中的许多词语和意象也着力描绘一种非正常、甚至非人的状态，比如rabie（“疯病”）、vagus（“恍惚或游离”）、furor（“狂怒”）等词都表示心灵脱离理性的控制；stimulatus（“驱使”）、pecora（“羔羊”）、iuvenca（“母牛”）都唤起动物的形象，暗示自由意志的丧失（Sandy, 1968）。
环形结构似乎意味着结局与开始的状态是一致的，然而作品中的核心事件——阿蒂斯阉割自己——却是不可逆的：“一叶轻舟载着阿蒂斯在茫茫深海上飞驰，/ 当他迅疾的足热切地踏入佛里吉亚的林子，/ 女神的地界，那里，在树木笼罩的幽暗中，/ 他顿时心思恍惚，一种狂野炽烈的冲动 / 驱使他用锋利的燧石割掉了腿间的重负”（1-5行）。在此阶段，迷狂似乎是信仰的一种效果，阿蒂斯主动为自己崇拜的女神做出了牺牲，随后他对同伴的鼓励也表明他以此为荣：“一起去吧，丁蒂穆斯山女主人迷途的羔羊，/ 你们仿佛流亡者，追寻遥远的异国他乡，/ 你们一路与我为伴，追随我的理想，/ 你们忍受了湍急的险滩，狂暴的海浪，/ 你们还因为憎恶维纳斯，抛却了阳刚。/ 为了让女主人欢心，快到山林间游荡！”（13-18行）。然而，当他从迷狂状态中清醒过来，立刻意识到自己为冲动的行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他失去了故土，失去了亲人朋友，失去了自由，成为“残缺的、荒芜的男人”，“神的侍女”，“库柏勒的奴婢”（68-69行）。他伤心不已，但库柏勒不允许他反悔，诗末的迷狂是女神强加于他的一种奴役：“库柏勒立刻松开了狮群身上的轭，/ 用棍子戳着左边那个羊的敌人，说，/ ‘快去，凶悍地冲过去，让他着魔，/ 让疯狂的情绪穿透他，逼他回树林。/ 他如此放肆，竟想逃离我的掌心……’”（76-80行）。
值得一提的是，库柏勒在罗马神谱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她是众神之母，而且与罗马国家有密切的关联。在《埃涅阿斯记》（6.781-87）中，维吉尔用库伯勒的子孙遍布天界的形象来比拟罗马公民在全世界的繁衍兴盛，罗马与库伯勒一样，都是在空间上和精神上庇佑一切后代的母亲（Panoussi, 2003: 104）。然而，这里的库伯勒并非慈爱的母亲，而是专横的暴君，她剥夺了阿蒂斯的自由，也摧毁了他的尊严。如果我们将她和罗马联系起来，她就代表了强制性的、不容违背的国家力量，而阿蒂斯则是个体罗马公民的化身。作品里的一些措辞也支持这样的解读。阿蒂斯称同伴为“加拉”（galla）——拉丁语“加卢斯”（gallus）的阴性形式，只有在罗马，库伯勒的祭司才有“加卢斯”的称谓；他哀叹失去故国时，用拉丁语forum而不用转写的希腊语agora来指称广场，而forum乃是罗马政治活动的中心场所。从这种角度去看，诗末的迷狂状态或许反映了罗马共和国晚期个人在政治漩涡中身不由己的命运。
阉割是这首诗最重要的事件，性别身份也因而成为理解作品的一把钥匙。卡图卢斯从词语、意象、心理各个层面表现了阿蒂斯从男性到女性的转变。库里认为，卡图卢斯在第5行中将睾丸称为“重负”（pondera），表明此时阿蒂斯还未意识到阉割的后果，仅仅觉得男性身份对于他的信仰而言是一种累赘（Currie, 1996: 580）。伍雷指出，pondera也是织布的术语，指吊在经线上、控制经线位置的一对重物，当经线纺到织机顶端时，就需要将吊着一对重物的线剪断，让它们掉在地上。亚理士多德在《论动物繁殖》中也曾将睾丸比作压经线的重物，并描绘了阉割后动物在第二性征方面的变化（与阿蒂斯的某些变化非常相似）（787b-788a）。由于在古典文学中，织布是最重要、最典型的女性工作，通过这个比喻，卡图卢斯也让男性阿蒂斯的最后一个行为变成了女性阿蒂斯的第一个行为（Wray, 2001: 126）。
阉割一完成，卡图卢斯描写阿蒂斯的语言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然后，当她感觉自己的肢体已将雄性祛除，/ （片刻以前的血已染红地上的泥土，）/ 便迫不及待地用雪白的手拾起轻巧的鼓，/ （你的手鼓，神母库柏勒，你的接纳仪式，）/ 用柔嫩的手指敲击着鼓面空荡的牛皮”（6-10行）。人称代词从“他”变成了“她”，阿蒂斯的外貌也立刻呈现出女性特征：“雪白的手”、“柔嫩的手指”。当他清醒过来，对着茫茫大海，“用酸楚的声音向着故国倾诉”时，他所抒发的情感非常像古代远嫁他乡的新娘，表明他在心理上也已经女性化了；“我深幽的居所有多少美丽的花环映衬，/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当我离开卧室！”（66-67行）也很像对少女闺房的描绘。然而此时他已经后悔，已经不甘心一辈子都作神的婢女，他内心的挣扎也体现在时而阴性、时而阳性的代词与形容词上。性别身份的困惑在第63行尤为明显，阿蒂斯用了四个词来形容自己，阴性的mulier（“女人”）、阳性的ephebus（希腊年轻男性的称呼）和puer（“男孩”）以及阴阳皆可的adulescens（“青年”）。到了最后，库柏勒派遣狮子将他逐回森林，让他陷入重新陷入迷狂，他才彻底女性化。这首诗中的性别身份是流动的、暧昧的，传统的性别边界不复存在，与之相伴的是一种焦虑、迷惘甚至恐惧。阿蒂斯的恐惧或许也是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男性和女性共有的恐惧。
诗中的不少意象都暗示，阿蒂斯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库柏勒女神的新娘（Forsyth, 1970: 69），这首诗也可以看成“婚歌”（epithalamium），从而与《歌集》中相邻的第61首和62首产生了主题上的关联。古罗马人不重视爱情，却高度重视婚姻，这是因为婚姻保证了男性和女性各自的性别角色的稳定，也保证了后代的繁衍和家族的延续。阿蒂斯阉割自己并成为库柏勒婢女的行为，无论从男性角色还是从女性角色看，都破坏了婚姻所期待的伦理责任。如果我们把阿蒂斯视为男性，他除去了自己的生殖功能，拒绝生育，违背了男性公民的伦理。这一点可以用罗马人对待加卢斯的态度来印证。虽然加卢斯——库柏勒在罗马的祭司——都是阉人，但是罗马男性公民却不许担任此职（Beard, 1994: 175）。古罗马法律规定，加卢斯没有财产继承权，也不可以公开出庭，以免污染民众的心灵（Dumezil, 1970: 521）。阿蒂斯不仅放弃了他的家族义务，而且在与库柏勒的关系中，完全处于受支配的地位，也与罗马男性价值观相悖。
即使我们把阿蒂斯看成女性，按照古罗马的道德规范，她也是一个失败者。对于古罗马的女性而言，她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婚姻繁衍后代；如果拒绝进入婚姻，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第62首中的青年男子们这样唱道：“就像孤独的葡萄藤，生长在荒芜的田里，/ 永远无法攀高，永远无法结出成熟的果实，/ 只能让柔弱的躯体因重量弯折，下沉，/ 顶端的卷须几乎已碰到了地下的根，/ 不会有农夫，不会有耕牛，来看顾它；/ 同样是它，如果有幸和一株榆树成了家，/ 许多农夫，许多耕牛，都会把它看顾：/ 少女也一样，保持处子之身，就会一直荒芜；/ 可如果在合适的时候缔结合适的姻缘，/ 就会更让男人珍爱，也不再让父亲厌烦”（李永毅，2008：201-203）。
阿蒂斯却成了库柏勒女神的终生婢女，他甚至把自己称为“酒神狂女”（Maenas）。在第63首中，有不少细节描写都让库柏勒崇拜仪式与酒神崇拜仪式混同，例如，“那里钹声铿锵，那里鼓声回响，那里 / 笛手用弯曲的芦管吹出深沉的旋律，/ 那里缠着常春藤的狂女猛烈地甩头，/ 那里尖利的叫声将神圣的仪式穿透……”（21-24行）。事实上，酒神崇拜与库柏勒崇拜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参加者只能是女性，仪式常在荒野举行，充满神秘、狂欢和暴力色彩。因此，正如克莱默所说，这类仪式体现了对城市文明和男性秩序的双重拒绝（Kraemer, 1979: 72-80）。
在古希腊悲剧中，酒神追随者的疯狂仪式总是与婚姻的失效和家庭的毁灭联系在一起（Seaford, 1995: 301-311）。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酒神狂女》（Bacchae）。忒拜国王彭透斯之所以压制敬拜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不仅因为酒神的感召力削弱了他的个人权威，更因为大批妇女抛弃家庭、进入荒野的行为颠覆了家庭和城邦的“正常”秩序。化身为异乡人的酒神劝说他换上女性的装扮，并控制了他的心智。彭透斯在荒野窥探酒神庆典时，被信徒们发现，他的母亲亲手杀死了他，众狂女将他的尸体撕成了碎片。在悲剧的末尾，彭透斯的母亲恢复清醒，意识到了可怕的真相，彭透斯的外祖父、忒拜城的创立者卡德摩斯也被酒神放逐。性别身份的错乱和迷狂的状态不仅摧毁了王室家庭，也威胁到城邦的生存。
在《歌集》第63首中，这些因素同样是危险的力量。从正统的罗马道德观念来看，库柏勒的崇拜者最大的罪孽在于抛弃了公民对于家庭和国家的责任，而这正是罗马立国的精神支柱。罗马能够从一个乡村部落成长为雄霸地中海的超级强国，能够数次从亡国边缘绝地反击，屹立不倒，除了共和制的庇佑外，依靠的正是罗马公民对家庭和国家的忠诚。而阿蒂斯和他的同伴却背叛了这些核心价值。他们阉割了自己，斩断了家族的血脉，可谓不“孝”（pietas）；舍弃故土，远走他乡，拒绝履行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可谓不“忠”（officium）。这种将个人信仰置于家、国利益之上的心理倾向无疑是在侵蚀罗马的根基，也为数十年后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合适的土壤。对各种宗教持宽容态度的罗马却单独对基督教加以迫害，原因也在于此。从小普林尼和图拉真皇帝的通信中（X.96-97），我们可以看出，罗马统治者认为，基督徒唯一的罪在于不承认罗马皇帝和罗马诸神的权威，不承认罗马国家对他们的精神约束力。
心灵的动荡，性别身份的焦灼，伦理秩序的动摇，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种全面危机的到来，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卡图卢斯的这篇作品透出了一种“革命的气味”。他敏锐地传达了共和国晚期人们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在普遍降临的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感。无休的政治密谋、逼近的内战阴霾、剧烈的社会变动，让他们失去了稳定的感觉，无论对自身还是对社会都难以定位。
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确立了它在地中海的霸权，然而，国力的强盛不仅没能巩固宝贵的精神遗产，反而威胁到古罗马人最引以为豪的共和传统。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军事将领的威望和野心在持续的战争中膨胀，频频向文官政府发难；二是战争造成奴隶数量剧增，贵族凭借奴隶劳动不断兼并、侵占破产或出征平民的土地，贵族和平民的冲突日益激烈；三是道德的普遍败坏。战争掠夺的惊人财富导致骄奢之风盛行，腐蚀了罗马一贯珍视的简朴坚韧的品格，频繁的叛乱、谋杀与内战更加剧了人心的堕落。共和传统的危机突出地体现在三个人物身上。
公元前82年（卡图卢斯时年5岁），苏拉张贴通告悬赏谋杀政敌的行为震撼了罗马。三天之内，总共有520个名字列入了苏拉的名单，每个名字旁边都有明确的标价。那些名字直接出现在榜上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他们的亲人、朋友甚至陌生的同情者也有许多惨遭杀害。苏拉的高压统治在四年后被推翻，但他却彰显了罗马共和国晚期最棘手的矛盾：军事将领追求独裁，但他们往往标榜站在失地的平民一边，允诺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他们主持公道；元老院维护共和，但骨子里却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改变现状。即使像西塞罗这样为共和制度不惜牺牲生命的人也提不出赢得平民拥护的现实主张，而只能以空洞的信念对付独裁者的暴力机器。
公元前63年的卡提里纳事件再次凸显了这一矛盾。时年任执政官的西塞罗及时发现了卡提里纳武装叛乱的阴谋，在元老院慷慨陈词，与之对质，卡提里纳逃出罗马城，试图与一高卢部落联手，但密信被截获，五名同党被西塞罗主持的元老院判处死刑。随后，卡提里纳的叛军也被政府军击溃。后世通常都站在西塞罗的立场，将卡提里纳视为彻底的恶棍。然而，当时的情况远非如此黑白分明。西塞罗和他的元老院同僚主要代表的是贵族利益，卡提里纳却是一位代表平民利益的激进人士，这次叛乱的背后仍是纠缠罗马数个世纪的贵族平民之争。
第三个人物是恺撒。卡图卢斯死于公元前54年，没能目睹共和国末年的新一轮大灾难，但在他生前，恺撒就已经和庞培、克拉苏结成三人同盟，几位巨头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彼此倾轧一定为卡图卢斯所熟悉。卡图卢斯的父亲与恺撒有私交，还曾宴请过他（Burl, 2004: 18），但卡图卢斯却在多首诗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恺撒的轻蔑与厌恶。《歌集》第93首说：“我没太多兴趣，恺撒，向你献媚，/ 也不想知道你肤色是白还是黑。”恺撒成为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终身独裁者”，他与庞培的内战以及他死后的新一轮内战终结了共和传统，最终将罗马推向了帝制。
卡图卢斯此诗大约作于他去世前一两年，作品的字里行间萦绕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诗人似乎已经预感到，危机的大爆发为时不远，罗马人的精神世界也将经历一次剧烈的变动。在诗的最后三行，他故意打破了作品的完美结构，让故事匿名的叙述者直接向神呼告：“伟大的库柏勒神，丁蒂穆斯山的主人，/ 求你千万让我的门庭远离你的疯狂：/ 求你让别人为你疯，让别人为你狂”（91-93行）。仿佛叙述者本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也被恐怖的气氛感染，也因为某种无可逃脱的危险而面临精神的崩溃。在这一刻，神话世界的幻象终于不堪重负而突然坍塌，现实世界的洪水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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