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下午5时左右，我跟往常一样走进大饭厅用晚餐。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平房式大厅，是
北京大学学生的主餐厅，可同时容纳三、四千名学生用餐，规模据说是亚洲第二。数百张桌子一放，饭厅顿显拥挤，再没有足够的空间放凳子了。此外，可能出自保持艰苦朴素传统的考虑，同学们都是站着用餐的。大学五年，我就这样站了五年。
站着用餐的好处是可以在餐桌间自由游走。按当时的规定，每班几张桌子，一桌八人，四菜一汤。同学们边吃边谈倒也自在。我因为是1954年秋由西语系英语专业转入中文系的，两个系都有我的同学，再加上我热衷于文体活动，拥有一批外系的朋友，因此自由游走者中就有我一个。特别是晚餐时分，我喜欢捧了饭碗踅到大饭厅东墙根看新闻。大饭厅东墙根是北大的信息中心（当时还没有这一说法。后来迁移到了后起的三角地），校方布告、球赛、电影、音乐会、讲座、舞会、奖惩等等消息都公布于此，捧了碗边吃边看可以先睹为快，也好节省一点时间。
当时正处在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党外人士助党整风期间。北京大学党委，各系总支，班级支部层层动员，号召大学生踊跃提意见，帮助党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北大学生以教条主义取代了主观主义，并形象地把它们叫作“三害”），说大学生是党的好儿女，大学生不提意见，谁提？校园内的马路上（那时是柏油路）用石灰水写着一公尺见方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十二个大字，事先打消同学们害怕报复的顾虑。这是一种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大规模征求意见的举措，态度无可怀疑地真诚。当时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提的意见即使百分之九十九是错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正确，我们都欢迎”！还说“能不能提意见助党整风，是检验一个大学生爱党与否的试金石”。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再不提意见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个个班级都在召开整风座谈会，然而尽管反复动员，却收效甚微。“意见”是提了一些，但都是些鸡毛蒜皮之类的东西，诸如饭厅的菜价太贵，教室的玻璃窗碎了没人修，某处宿舍楼的厕所漏水等等。稍微像样一些的牵涉到一些课程的设置。我所在的中文五四（1）班有同学提出袁家槐教授主讲的汉语方言学难度太大，往往费尽力气才勉强得个3分（当时考试成绩按苏联模式5，4，3，2，1五级分制），有几位还不及格，建议取消该课。我作为课代表，觉得这门课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相当重要，对推广普通话大有助益，但又同情同学们的困难，因而心情是矛盾的。只有哲学系同学关于课程设制的建议让人耳目一新。他们希望不要光讲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还应该开设一些西方哲学课程，借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真理在相互比较中变得更有说服力。——这就是到5月中旬为止的大致情况，难道说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八千子弟所关心的仅仅是这些？不对！根本原因是怕。怕所提的意见一旦触犯禁忌，将来吃不了兜着走。
就在两年前的1955年，北大学生亲历、亲见反胡风运动是如何扩大到北大的：200多名被怀疑为小胡风分子的学生被隔离在24斋，由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羁押看管，私设公堂审讯，甚至有捆绑行为。我自己就参加过一次在小饭厅（与大饭厅成曲尺形，可容纳一两千人同时进餐，它朝南的门口就是后来著名的三角地。90年代后期与大饭厅同时被拆除，如今的北大讲堂就盖在两个饭厅的原址）召开的批斗会。一名被指认为小胡风分子的学生被围在中间。这是一名归国求学的华侨子弟，他的全部“罪状”是曾与胡风集团中的一位诗人通过信，向他请教过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信中也提到过一些大学生的真实心情，但丝毫没有反对共产党的蛛丝马迹。他先是坐着，后被勒令站起。于是揭发，批判，拳头高举，上纲上线，一片“打倒”的声音。这情况已跟文化大革命中司空见惯的批斗会没有什么不同。我当时就纳闷，一位印尼华侨的子弟，向往解放后欣欣向荣的祖国，跋涉数千里来到北京求学，海外归来，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可能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决无反叛之心，却蒙受了这样的不白之冤。这难道是公正的吗？后来这批小胡风分子被一风吹掉，但留在心上的伤痕也许一辈子都难以平复！北大学生迟迟不肯提反“三害”的意见，其原因盖在于此。
然而沉默不等于无话可说。北大学生只是在酝酿，在等待，在寻找一个倾吐心声的机会。这被五月中旬最后两天的情况所证实。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午，一幅白底红字的标语垂直悬挂在大饭厅朝南的窗户上，上写“质问团委团三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落款是“历史系一群学生”。这幅标语首次对校团委的民主作风提出质疑，开始触及问题的实质。但我对落款不以为然，“一群学生”到底是哪些人呢，谁将为它承担责任？是否还心有余悸？虽然如此，它仍不失为紧扣反“三害”主题的首次发言。这幅标语揭开了北大“五·一九”整风——民主运动的序幕。——事后证明它是历史系同学许南亭一人所为。
我打了饭，随意夹了点菜，就捧了搪瓷碗走出饭厅，向左朝大饭厅东墙根走去，想看看有没有新的意见书张贴出来。刚转过墙角，就看见一群同学朝东墙偏北的一角张望，约模有一二十人，一个个神色专注，兴奋。我挤到跟前，看见墙上贴着一张信纸般大小的纸，上面写着一篇短文，标题是《向党委的宗派主义倾向进一言》。内容涉及到北大学生几乎人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即留学生选派问题。文章说选派留学生第一关要过的是政审关，能通过这一关的只是一些党员积极分子和速成中学升上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成绩再好也过不了这一关。那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在班上的成绩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大多中偏下，决不是佼佼者。文章接着说，请问校党委，如果派出去的是这样一些留学生，又怎么能够把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多，快，好，省地介绍到我国来？再说把成绩优异的学生排除在外，将严重影响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违反了对青年学生一视同仁的原则。这是一份击中要害的意见书，（这种小纸张后来叫做“小字报”），它说出了北大学生的心里话。但遗憾的是它竟然没有署名，也没有写上学号，成了一条匿名的意见。它让我想起了在这三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所看到、听到、亲身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总形势下所掩盖的不公正；深深地觉得这种宗派主义的偏狭心理是和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格格不入的。如果不把它反对掉，将来势必危害整个国家。我又觉得这样正面的意见都不敢写上自己的名字，也太不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这样的意见都不接受，那又何必如此对天发誓地动员我们助党整风？在万分激动的情况下，我产生了想说话的强烈愿望，首先想到的是写诗。一个标题一下子跳了出来：“是时候了”！
从高中三年级开始，我喜欢阅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其中包括他的长诗《列宁》。在《列宁》中，马雅可夫斯基曾多次使用《是时候了》这个短语，现在它跳出来成了决定我命运的一首诗的主题。是时候了，是打消后顾之忧，向党坦陈自己的困惑与焦忧的时候了；是义无反顾地向“三害”猛攻的时候了；是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召唤捍卫革命纯洁性的时候了！我全身震动，已经来不及回宿舍去写了，一屁股坐在大饭厅周围两寸高低的水泥地基上，把碗放在一边，掏出背面还能写的一张纸马不停蹄地写了起来。诗句仿佛早就有了，一句接一句不假思索地流淌到纸上。这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的手臂已经身不由己，仿佛一个时代的声音正通过我的手变成文字，我只是在被动地记录。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快的一首诗，二十来行不会超过5分钟，用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档格式，一气呵成，无一改动：
是时候了（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
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
无法遮拦，
因为
它的火种
来自
“五四”！！！
诗写好之后，我变得异常平静，几口扒完冷饭，去饭厅前的水槽洗好碗，用布袋把瓷碗挂在了小钉子上，然后朝校园最南端的宿舍楼走去，打算去宿舍誊清，留下底稿，去校供销社（即后来位于三角地西边的百货商店）买来纸笔等用品，用大字抄写，然后把它张贴到大饭厅东墙上。
事有凑巧，还没走出一半路就碰到了张元勋。我抑止不住兴奋，对他说：
“我刚写好一首诗！”
“给我看看好吗？”他说。
我从裤袋里掏出诗稿，递给了他。
张元勋看了后连声叫好，说：
“我也写一首，就用这个标题，和你一起贴出去，怎么样？”
我当然答应，因为张元勋本来就是我的知友。
1954年夏学年结束前夕，北大西语系主任诗人冯至把我、汪浙成和一位女同学叫到系办公室，在简单问了一些我们三个人的情况之后，他对我和汪浙成说：“你们两人都有文学才能，可能学中文更合适些。我们的意思是想把你们转到中文系学习。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自己的意见。”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953年夏，我从家乡的省立湖州中学（即现在的省重点中学湖州中学）高三毕业。在填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是我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我父亲一直崇奉“燕赵多悲歌慷慨之气”，很支持我报考北大。但选择了学校之后当时还要填第一系科。这让我举棋不定。北大中文系和西语系这两个系各有优长，几经斟酌之后终于决定第一系科填报西语系英语专业。我打算走一条跟“五四”时期文人们相似的道路，先精通一门或两门外语，由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带动自己的创作，然后努力争取成为一个有自己特色的诗人或者作家。
在西语系学习了一年之后，逐渐发觉西语系培养的是外交人才，强调的是语音、语法教学，这跟我的作家梦有相当距离。这回系主任要我们转入中文系，正如我所愿，遂一口答应。正好汪浙成的想法跟我一致，于是，从54年秋开始我们就成了中文系五四级的学生。我分在五四（1）班，汪浙成分在五四（2）班。另一位姓张的女同学由德语专业转入了俄语系。
张元勋195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也分在（2）班，跟汪浙成同在一个小班。也是前世有缘，三个人都喜欢诗，从一开始就成了朋友。汪浙成和我是浙江同乡。他生于奉化，我生于湖州，张元勋来自青岛，多年以后才知道他生于苏北。三人平时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及课外写作的心得，交换青春时日的梦想。所以张元勋的要求我当然一口答应。
我和张元勋一同回到他的宿舍，他也是内心积压已久，同样一挥而就：
是时候了（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两首诗，一首宏观，但抽象；一首微观，但具体；形成一种天然的互补。共同倾吐着青年学子的赤忱之心，共同指向紧张的人际关系，和被现象掩盖的痛楚与隐忧；一起虔诚地，义无反顾地对正在危害国家肌体的“三害”发起了一场自建国以来从未在诗歌中出现过的精神冲击，一起呼唤“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回归！
就是这样一首诗，在后来的反“右”高潮中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誓师词”，而被沉重地塞进了这两个年轻人的档案！
多年以后，诗人纪弦在他的两万行长诗《20世纪诗典》（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中如是说：
为年轻时的锋芒举杯
也为今天能从容笑对
那两个写《是时候了》的诗人
尽管名叫“泽宜”“元勋”
择机不宜 终成“罪魁”
他们的下场大同小异
青春像一炷香 节节成灰
好在历史宣告他们无罪
他们不过是生不逢时
性急了点 在早春时节
绽放了属于夏天的蓓蕾
——《20世纪诗典》第370页
时代正在逐渐恢复公正，两个学子在九死一生之后，早已经白发满头了。
多年以来，我总以为《是时候了》是北大“五·一九”整风——民主运动破天荒第一张大字报，直到1988年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碰到张景中和杨路时才了解到，大约早于这张大字报半天左右，哲学系的龙英华已经贴出了一张简明扼要的大字报《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以便同学们各抒己见，助党整风。这张大字报贴的地点不在大饭厅东墙信息中心，到底贴在哪儿我不明确，因我毕竟没有亲眼见到。今年（2006年）6月初我专程去广州看望张景中时，终于问明，龙英华的那张大字报篇幅并不大，贴的地点是大饭厅马路东面简易宿舍（现已拆除）的墙上，地点较为偏辟，所以我没有看到。谨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