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宏 译
奇怪的是，那个最为孜孜不倦地研究城市公共生活的人、那个写出最为了不起的关于城市公共生活的著作的人，竟然是—个最讨厌城市公共活的人。让-雅克·卢梭认为，大城市并非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而是一个怪胎。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卢梭更加全面地研究了大城市，就像解剖个恶性肿瘤似的。巴黎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但他认为巴黎生活的戏剧属性在欧洲所有的首都城市都能够被找到。我们阅读卢梭的作品时，决不能只是把他看作那个时代的记者或者道德批评家。卢梭谴责了对戏台生活和城市生活的混淆，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第一次把现代城市当成一种表达性的环境来加以研究。
卢梭是第一个把城市作为世俗社会来加以描写的作家。他第一个显示世俗主义最早出现于一种特殊的城市一—大都会；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在“城市”体验中发现断裂、并由此提出一种有关大城市的行为方式的理论的人。他是第一个将大城市的公共信念系统和诸如信任和游戏态度之类的基本心理体验联系起来的人；也是第一个将城市心理学和创造心理学联系起来的人。所有这些富有洞察力的研究都指向一个可怕的结论；从他对大城市的解剖中，卢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只有将一种政治的专制强加于人类身上，人与人之间才能够拥有大城市人际关系的对立面——真诚的关系。他关于这种专制的语言得到了证实。
卢梭所写下的内容和他开始写下这个理论时所处的环境有关。在1755年至1757年间的某个时候，法国哲学家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写了一篇谈论瑞士城市日内瓦的文章。达朗贝尔注意到日内瓦城里没有戏院。考虑到日内瓦的加尔文1主义传统，这种现象并没有使达朗贝尔感到意外；他知道日内瓦人担心“演员会让年轻人染上爱美、浪费和放荡的恶习”。但作为一个外地人，他想不通这个有着很多清规戒律的城市为什么不能容忍一座戏院；实际上他认为戏院会给当地市民带来一些好处。他写道：“如果没有戏剧表演的帮助，人们的为人处世很难变得圆滑得体，人们的情感也很难变得复杂细腻。”2
达朗贝尔的看法和菲尔丁的观点十分相似：戏剧可以指导日常生活的行为。这些看法激怒了曾经在巴黎生活过几年的日内瓦市民卢梭；1758年，卢梭发表了《致达朗贝尔的信》。这封信不仅仅是对达朗贝尔的文章的回应，为了论证禁止戏剧的正当性，卢梭不得不证明达朗贝尔的价值观是大城市的价值观；接着他不得不证明，大城市的价值观如果蔓延到小城镇，将会毁掉这个小城镇的宗教，从而使当地的居民变得堕落，因为人们如果学会在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演员的“复杂细腻的情感”，那么他们将不再拥有一种深层的、诚实的内心生活。3
卢梭所有的对立概念——大城市、小城镇，表演、真诚性，自由、专制——都来自一种moeurs腐化理论。moeurs是一个法语单词，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它应该是礼仪、道德和信仰三者的交接点。在18世纪的作家笔下，这个词通常包括了“价值取向”、“角色定义”和其他社会学词典所无法囊括的含义；moeurs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生活方式，为人处世的总体态度。4
卢梭认为，如果人们形成一种超越了工作、家庭和市民责任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moeurs就是腐化的。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余，追求那些不能给生活的存续带来利益的快乐——这就是腐化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卢梭的作品：他把腐化等同于我们所说的富裕。5
要使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变得腐化，究竟是容易还是困难呢？在《致达朗贝尔的信》开篇，卢梭给出的答案是困难：“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丈夫和一个市民都有许多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他们没有空觉得无聊。”但卢梭立即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因为敌人——轻浮的愉悦、奇异的娱乐、咖啡厅中的无聊闲话——无处不在。工作的习惯可能会由于“人们对自己感到不满，或者长时间赋闲，或者忘却了那些简单而自然的情趣”而遭到破坏。换言之，人总是处在一种堕落的危险之中。6
历史学家约翰·海辛格将游戏定义为和经济无关的活动；他这个定义的含意是，游戏超越了那些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游戏是卢梭的敌人。游戏是一种堕落的活动。7
只有在闲适的环境中，游戏才有可能发生。闲适和罪恶的新教关系是这样的：如果人们没有什么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们就会给他们的自然情感让路，而自然情感都是邪恶的。懒惰者、贪吃者、好色者和贪玩者都喜欢游戏，所以他们都是自然人。这是加尔文的看法，在他的组织之下，日内瓦使人们没有休息的机会，宗教的原罪因而也就无机可乘。
加尔文坦率地承认，日内瓦这个小城市是最适合神权政治的地方。这里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有一个能够在战争时期提供防御的地理环境，然而它又足够小，便于持续不断地对市民进行监督。从宗教的观点来看，这座小城市的优点在于，它是最安全的政治工具，可以用来压制人类的卑劣本性。卢梭向来认为人性本善，然而却为这种政治控制辩护；因此，和加尔文相比，他对moeurs和这座小城市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要复杂一些。
他问：如果生活在小城市的人们不再遵守这些清规戒律，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男人和女人都拥有真正的闲适时间，那会怎么样呢？不用再为生计奔波劳碌意味着男人和女人拥有更多社会交往的机会——咖啡厅小酌，去步行街漫步等等。社交是闲适的果实。然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越多他们就会变得越依赖于对方。因而我们口中的社会交往的公共形式在卢梭看来是一些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人们的这种相互依赖和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没有任何关系，在《致达朗贝尔的信冲，卢梭把它描绘得十分可怕。
人们为了一种自我感觉而依赖于他人。一个人摆布自己在他人眼里的外表目的是为了赢得他们的赞赏，从而获得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莱昂内尔·特里灵曾经这样概括卢梭在《改达朗贝尔的信》中的观点：
……观众染上了演员特有的疾病，也就是扮演角色所造成的自我的萎缩……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演员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8
在闲适的状态中，男人和女人养成了演员的moeurs。失去独立的严重性被掩盖了，因为人们正在游戏：他们在失去自我的过程中体验了快乐。用卢梭的话来说：
……主要的目标就是高兴；只要人们能够感到快乐，这个目标就已经得到了实现。9
所以当有人提议在日内瓦建造一座戏院时，卢梭表示了反对。他的反对绝不是偶然的。和淫秽的书籍或者图画不同，戏剧是一种危险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会诱导那些不用为生计发愁的男女犯罪。它是人们失去自我的诱因。
现在来看看首都城市这种大都会的情况：它的公共文化是这种自我丧失发生的领域。
所有的城市都是大量的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的地方，都有一个中心市场或者很多个市场，劳动分工的程度都非常高。这些因素会影响到所有城市的居民的moeurs。对于小城市而言，卢梭认为这种影响是直接的。10小城市是一个让人们养成各种美德的地方，在这里，正派的人们都为了生计而劳碌。与之相反，在伦敦或者巴黎，经济、家庭背景和其他客观因素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是间接的；受到它们直接影响的是城市人的volonté——意志。Moeurs因此受到这种意志所渴望的东西的影响。11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区分呢？原因有两个。首先通过插入这个中间因素，卢梭得以使用一套特殊的道德用语来谈论大城市。有一种观点认为糟糕的城市行为是糟糕的城市环境的产物，那些行为不轨者的灵魂是高贵的，时刻准备着被解放；但卢梭超越了这种观点。他之所以要关注大城市，是因为它们腐蚀了人的内心，腐蚀了他或她的意志。
其次，由于大城市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十分复杂，当你和某个人发生交往的时候，就算你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了解他要抚养多少个孩子，总而言之，就算你了解他的谋生方式，你也无法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人很难根据客观因素来看透一个人的性格。同样地，大都会的经济本质是积累所谓的“剩余资本”。它是一个富人通过闲暇活动享受财富、穷人则以他们为榜样的地方；资本的集中意味着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真正的闲暇，而多数人由于艳羡而变得“闲混”——也就是说，他们为了拥有一种闲暇的“生活方式”而牺牲了物质利益。
因而在卢梭看来，大城市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你在特定的场合无法通过了解一个陌生人如何谋生来断定他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你最有可能遇到陌生人的场合不是那些你出于功能性的目的而参加的场合，而是那些你为了非功能性的社会交往、以社会交往本身为目的而参加的场合。基于这种洞见，他提出了他对闲适的游戏的分析，由于处在闲适的状态中，人们越来越为了追求交往的快乐而互相往来；超出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外的交往越多，他们就变得越像演员。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演员：
大城市充满了没有宗教或原则的人，这些人无所事事，心怀鬼胎；由于怠惰、懒散和贪图享受，他们变得道德败坏，满脑子想的都是邪恶的念头和害人的勾当。在大城市中，moeurs和荣誉一文不值，因为一个人很容易把他的行为隐藏起来，不让公众看到，只展示他的名望……12
名望——被了解、被认可、被挑出来。在大城市中，这种名望的追求成了其自身的目的；而人们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欺诈、传统和礼仪，所有这些手段，人们在大城市里都能随心所欲地加以玩弄。然而这些手段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结局；因为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国家决定的，而国家是一种更高权力13的工具；当一个人在社会中没有固定的地位时，他就会通过摆布自己的外表来给自己伪造一个地位。由于玩游戏是种堕落的行动，一个人通过玩弄自己的外表所能得到的只有掌声。于是，在卢梭看来，大城市破坏了宗教的可信性，因为人们能够伪造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身份，而不是服从于更高权力指派给他们的那个身份。在这里，名望的追逐取代了美德的追求。
卢梭有很多个，因为许多卢梭所著的作品自相矛盾或者提出了不一致的观点：就对游戏、声望和宗教的看法而言，《爱弥儿》中的卢梭和《致达朗贝尔的信》中的卢梭并不全然相同。而《忏悔录》中的卢梭更是一个部分地打破了《致达朗贝尔的信》的清规戒律的人。《致达朗贝尔的信》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它的论证比较牵强。14
不过，从卢梭的全部著作中，时不时可以看到这种对大都会公共生活的指责。下面这段话摘自《朱莉》：
就像时钟通常上一次发条只能走二十四个小时一样，这些人必须每天晚上都出去参与社交活动才能知道他们第二天将会想一些什么事情。15
下面这段异乎寻常的段落也摘自这本小说，恩斯特·卡西尔认为这段话“没有‘杜撰’，每个字都是从卢梭自己（在巴黎）的体会中抓出来的”：
人们遇到我的时候表现得极其友好；他们让我见识了一千种文明：行为；他们向我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但这恰恰是我所要抱怨的。你如何能够立即成为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的朋友呢？这些虚情假意的礼貌和骗人的外表）都是巴黎这个大世界的风俗所造成的一真正的友谊和真情的流露绝不需要这些繁文缛节。16
这座大城市是一个戏院。它的剧情主要是追逐名望。所有的城市人都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家：演员。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演戏，并因而和自然的美德失去了联系。这些艺术家和这个大城市相得益彰结果就是一场道德的大灾难。17
但在这里应该提出几个问题。巴黎确实是一座戏院，一个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装腔作势的社会。但装腔作势有时候能够治愈天性的残缺或者环境的伤口。卢梭告诉我们，城市里的人们都忙于追逐名望。既然如此，如果人们为了得到赞扬而去做好事，那又如何呢？《爱弥儿》中有一段的文字谈到大城市中的人们把角色扮演当作一种用来忘记他们通常很卑微的出身的手段，卢梭对此十分轻蔑；但是就罪行的轻重而言，我们很难把这种行为和强奸或者谋杀等量齐观。
卢梭对城市的批评有着一个辉煌的起点，却似乎通往一个平庸的终点——赞扬那些头脑简单的诚实乡巴佬。为了避免他的论点流于庸俗，卢梭突然戏剧性地改变了这封信中的用语。
卢梭以德行/工作、罪恶/闲适的范式开始。大城市显然是喧嚣的；它的生活极其丰富，而日内瓦人的生活十分沉闷，每天都是过着家庭-工作-教堂-家庭这样三点一线的生活。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间，卢梭提到了一种新的行动：发疯似的来来去去，这些毫无意义的行动是大城市所特有的，因为人一旦没有了生存的压力，就会变得像无头苍蝇。而在小城镇中，行动都是以一种迟缓的速度展开的，这使得人们有余裕来思考行动和自我的本质。18
卢梭之所以突然做出这种改变是因为他想说明城市给人类遍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只有寻觅一个真我的人，才能够做出真实的创造性表达；他用文字、音乐和绘画来表达真实的自我。这些艺术作品就像一些心理报告。而大城市的艺术以一种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开始，它产生的是自我的虚构和符号化。这些艺术传统本身具备了独立的意义，它们和个人的特性毫无关系，卢梭憎恶这种意义上的情感表述，他想要更加内向地探索人的性格。卢梭将表述和呈现进行比较，下面的文字是这次比较的一部分：
……真正的天才……并不认识功名利禄之路，也从不梦想找到这条路；他从不将自己和任何人进行比较；他所有的创作材料都在他自己心中。19
卢梭耍了一个花样：一个人的表达将会由他的诚实（honnête）程度所决定，而诚实则由这个人的独特程度所决定。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诚实就是详细地说出“我今天都犯了些什么罪行”；对于卢梭来说，诚实就是忘记自己在世人眼里的形象。20
于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出现了。演员所遇到的问题是，演员对侮辱或者赞扬十分敏感，但在他或她所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好与坏、善与恶的定义。同样地，大城市的麻烦在于在它之中有太多的共同体。共同体的价值观（无论是什么样的价值观）的影响太大，因为人们的行动都以这些价值观为指导，企图借此从其他人那里赢得名望。小城镇有更好的价值观，但是在《致达朗贝尔的信》篇末，卢梭提出小城镇还有第二种优点。它使人们更加孤立，它允许人们忽略共同体的标准，并去寻找他们的内心，“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哪怕只是看一看”。下面的文字是卢梭对小城镇的总结：
在小城镇，人们能够找到更多具有独创性的灵魂，更多创造性的行业，更多真正新颖的东西，因为这里的人们更少相互模仿；由于可供效仿的榜样很少，人们从自己身上获得了更多的力量，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更多地发挥了自己的才智。21
对戏剧这种艺术进行审查的制度因此具备了正当的理由，那种控制思想的加尔文主义也同样得到了辩护。确实，如果戏剧繁荣了，那么道德就会沦丧。在一个像日内瓦这样的城市，戏剧会给人们提供模仿的对象。在日内瓦，在这种政治专制之中，人们应该发挥创造性，让自己变得更加独特。而在大城市，审查制度毫无用处；因为在那里已经有了戏院的存在，戏院演什么戏反而变得不重要了。戏台上的演员已经变成每个梦想在私人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巴黎人的模仿对象。22
注释：
1 加尔文（John Gclvin, 1509-1564），法国新教神学家。——译者
2 时间的先后如下：伏尔泰于1755年搬到日内瓦郊外的一座庄园居住；达朗贝尔前往拜访伏尔泰，随后撰写了那篇文章；该文于1757年印行面世；卢梭对它的回应于1758年出现。卢梭（Rousseau），《政治与艺术：致达朗贝尔的信》（Politics and Art: The Letter to M. D. d’Alembert, trans. A. Bloo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68 ) , 第15页。“政治与艺术”是该信英译本的名称；下文提及该信之处均使用它的正确名称：《致达朗贝尔的信》；达朗贝尔所说的话引自该书第4页。
3 有证据表明，尽管如此针锋相对地反驳达朗贝尔对日内瓦的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描述，卢梭本人也怀疑这种军事性的禁欲主义宗教能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价值。若要了解卢梭对宗教的砍伐，可参看恩斯特·卡西尔，《让-雅克·卢梭的问题》（TheQuestions of Jean Jacques Rousseau, trans. And edited by Peter Ga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第73-76页。
4 参看卢梭的《致达朗贝尔的信》中的“译者注”，见该书第149页“注3”。
5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30页和第16页。
6 同上，第16页。
7 约翰·海辛阁（Johan Huizinga），《游戏人》（Homo Ludens, Boston: Beacon, 1955），第1、6、8-9页。
8 莱昂内尔·特里灵，《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第64页。
9 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18页。
10 这恰恰是达朗贝尔文章中的观点；卢梭的《致达朗贝尔的信》一书收录了这篇文章，该文最后五段讨论宗教的文字就是最好的例证，参看此书第147-148页。11 同上，第58页。
12 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58-59页。
13 “更高权力”指神权。一一译者
14在《爱弥尔》中，卢梭对某些行为的看法比较矛盾，而《忏悔录》中那些事情并非都是为了显示卢梭的“高尚”。
15 引文来自英译本，收录于伯尔曼（M. Berman）的《真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Authenticity, New York: Atheneum, 1970），第116页。
16 卡西尔，《让-雅克·卢梭的问题》，第43页；引文出自卢梭的《致达朗贝尔的信》。
17 伯尔曼，《真诚的政治》，第114-115页，正如伯尔曼指出的，最初赋予名望以重要意义的是孟德斯鸠；卢梭对名望的观点与此不同，他持否定性的看法。
18 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59-61页。
19 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60页。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第65-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