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宏昭 译
一提起世界性的事件，我们知道的不少。从黛安娜王妃之死到世界杯足球赛。还有暴力的、真实的事件，则从战争直到种族屠杀。然而，一提起世界级的象征事件——亦即，不只获得世界性的报导，同时还能呈现全球化自身挫败的事件——的确没有发生过。整个不景气的九〇年代，事件都“罢工”了（如同阿根廷作家马赛多尼奥·费南德兹[Macedonio Fernandez]所说的）。好了，罢工现在结束。事件不再罢工了。在纽约世贸中心遭攻击事件之后，可以说我们面临着一种绝对事件（absolute event），它是所有事件之母，一种将所有前所未发生的事件聚集在内部的纯事件（pure event）。
整个历史和权力的演出也遭那事件干扰，就连分析的条件也不例外。你必须慢慢来。当事件停滞不前时，你要先期预测，动作比它们还快。当事件加速到一个程度时，你必须放慢些——切莫让自己埋葬在一堆杂七杂八的文字或密布的战云中，而对这令人难忘的白热化影像，要原封不动的停格在它原初的景象。
所有那些言谈和论述，都是一种对事件和事件所激发出的幻想强烈宣泄的证词。道德谴责和神圣反恐联盟规模之庞大，就像目睹全球超级强权遭摧毁，或就某个意义而言较好的说法是，目睹超级强权正在自我摧毁，在火光闪闪中自我了结，而令人欢欣鼓舞一般。因为正是那个超级强权，透过其令人无法忍受的力量，挑起这种已成为世界各地地方病的暴力；也（不知不觉地）挑起了盘踞在我们心头的恐怖主义的想象。
我们都曾经梦想过这一事件，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梦想过这样的事——因为没有人可以避免预想看见任何达到如此霸权程度的强权的瓦解——这样的梦想是西方道德意识所无法接受的。然而，这是事实，那些想要极力排拒它的言谈和论述，其情绪的暴力正好测度出了这是个事实。
甚至必要时，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之所为，正是我们之所欲。假如这一点不纳入考虑，此一事件就丧失任何象征性层次，成为一件纯粹的事故，一次纯然任意的行动，一些狂热分子嗜杀的幻想，而剩下来该做的事就是消灭它们。不过我们清楚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这说明了所有关于驱除邪恶的对反恐惧症的（counterphobic）胡言乱语：因为，邪恶它存在，四处都有，仿如欲望的朦胧客体。如果没有这种根深柢固的共谋，事件将不会有影响力。同时，恐怖分子无疑也知道，在他们的象征策略中，是可以凭借这种莫可明言的共谋。
这种事件已远超出那些被剥夺者、被剥削者，和那些最后站在全球秩序错误一方者，其对支配性世界强权的憎恨。甚至那些在此一秩序之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心中也存着这种恶意。对任何决定性秩序、决定性权力的敏感是相当普遍的。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正是这种决定性秩序完美的体现，体现在完美的双生性或成对性（twinness）中。
不需要死亡驱力和毁灭的本能，或甚至不是因为反常的、意外的效果所致。非常合理，也非常无情，权力力量的增加，即升高了想要摧毁它的意志。它参与了自己的毁灭。当这两座塔楼倒塌时，人们有印象的是，双塔以自身的毁灭响应自杀飞机的自杀行动。有句话说：即便上帝，也无法向自己宣战。然而，上帝可以。西方，正以上帝之姿（神授的主宰者，绝对的道德合法性），开始自我毁灭，并向自己宣战。
无数灾难片都见证此一想象，这些影片明显地企图利用影像驱魔逐恶，透过特效掩盖事情真相。但，影片所散发出普遍的吸引力，显示演出与真实相去不远，如同色情片一样。而当体系接近完美和无所不能时，拒斥体系的力量也变得越强。
或许恐怖分子（专家也一样）也没料到双子星大厦会倾毁。它的倾毁——远超过对五角大厦的攻击——具有无比影响的象征作用。整个体系的崩塌是借由不可预期的共谋所产生，就像这两座塔楼，透过自身的坍塌，透过自杀，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完成。就某种意义而言，整个体系，因其内部的脆弱，给了最初行动一臂之力。
体系越是致力于全球扩张，最终在形成单极（single）网络，它就越容易在单一点上遭到伤害（单一个小小的菲律宾骇客，从他手提电脑的内部深处，发动“我爱你”病毒，就破坏了全球网络系统）。在这次事件中，十八位自杀攻击者，得利于死亡这一绝对武器，以及科技效能的提升，开启了全球灾难的进程。
当全球力量极度垄断局势，当科技机构的所有功能遭到可怕的凝聚，当另一种思考形式不再可能时，除了透过恐怖主义情势的移转（terroristic situational transfer）手段外，还有什么方法可行？是体系自身为这种残酷的报复行动制造出客观的条件。手中抓住所有的牌，迫使他者改变了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相当残暴，因为赌注相当惨烈。体系力量过度庞大，摆出一副难以解决的挑战，恐怖主义则也以一种不容许交换的决定性行动响应。恐怖主义的行动就是要将不可化约的独特性，恢复到普遍交换体系的核心。所有在单极权力为建立支配性全球网络而招致死亡的独特性（singularity）（物种、个体和文化），如今天正透过恐怖主义情势的移转，展开他们的报复行动。
这就是以恐怖对抗恐怖，背后不再有任何意识形态。我们如今已远离意识形态和政治。不是意识形态，没有理念，甚至不是伊斯兰的理念，足以用来说明这种煽动恐怖主义的能量。其目的甚至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就像过去异端所做的）透过牺牲让世界更激进。反之，体系的目的则是透过力量去实现它。
恐怖主义就像病毒，无所不在。恐怖主义遍布全球，它伴随支配体系而来，如同支配体系的阴影，也像是一个双面间谍，准备在任何地方展开行动。我们不再能区别两者，恐怖主义正寄身于这种攻击它的文化核心中，以及让全球被剥削者和未开发国家跟西方世界形成对抗的可见裂痕（和憎恨）核心中，这种裂痕则秘密地跟支配体系内部的裂痕相连结。体系可以压制任何可见的对立，但对付另一类，也就是结构中的病毒——这就好像任何支配机构藏匿着对抗机置（counterapparatus)，隐匿一个让人看不见的机制——亦即，去对抗一种几乎可以自动逆转其自身力量的形式时，体系根本就无能为力。恐怖主义就是这种沉默逆转的震波。
然而，这并不是文明或宗教的冲突，它所涉及的也远超过伊斯兰和美国的问题，使劲地将焦点放在这种冲突上，只是为了制造出一种可见的对立以及可以借由武力解决问题的错觉。这儿的确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抗，却超乎了美国幽灵（spectre）（或许是全球化的震央，却不是全球化的独一化身），和伊斯兰幽灵（spectre）（也不是恐怖主义的化身），而指向那个全面胜利的全球化却正在跟自己战斗。就此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是一场世界大战，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第四次，一场唯一、真实的全球性战争，正是以全球化自身作为这场战争的赌注。前两次大战符合经典的战争形象。第一次大战结束了欧洲的强权和殖民时代，第二次则终结了纳粹主义。第三次，确实曾经发生，以冷战和吓阻（deterrence）的形式，终结了共产主义。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每次都朝单极的世界秩序（single world order）更进一步。今天，已确实攀登高峰的这个单极秩序，在每一次动乱中，都发现它自身正跟散布在全球核心地区的反抗力量搏斗。这是一场所有细胞、所有独特性，以抗体形式进行造反的碎形战争（fractal war）。这也是一场无法准确说明的对抗，因为战争的观念必须不时地从像波湾战争、阿富汗战争这种奇观式的精采片段中解脱出来。但第四次世界大战则在他方。那就是对每一个世界秩序和任何霸权支配纠缠作祟的东西，假如伊斯兰支配这个世界，恐怖主义将起而对抗伊斯兰。因此，是这个世界，是全球本身在对抗全球化。
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世贸中心事件，这起象征性的挑战，是不道德的，同时也是对本身就不道德的全球化的一个回应。所以，就当我们是不道德的吧；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些事有某程度的了解，让我们稍稍跳出“善”与“恶”，去看一下。当我们总算碰到一次，不只是挑战道德，同时也挑战任何解释形式的事件时，就让我们试着带着邪恶的理解来探讨这事吧。
真正的关键点在于，我们对西方哲学，对启蒙以及善恶之间关系的全然误解。我们天真地相信善的进程，以及它在所有领域（科学、技术、民主、人权）的进步，都对应出邪恶的挫败。似乎没有人理解到善与恶是一起演进的，是同一动作的部分。一方的胜利不是对另一方的抹除，一点也不会。以形上学言之，邪恶被视为是偶然的不幸，但这项所有摩尼教（Manichaean）善恶二元对立形式从而衍生的公理，根本就是幻觉。善没有击垮恶，反之，恶击垮善，也确实未见发生：两者既不可征服任一方，同时又彼此牵绊，互为关连。最后，善要能挫败恶，只有自此不再作为善，借着自身的掌握全球垄断力量，透过这样的行动，引发出相应的暴力反击。
在传统世界里，依循着一种维持道德世界的紧张和均衡的辩证关系，善与恶之间的平衡仍存在。无论如何，跟两大强权在冷战时期维持恐怖平衡的对抗方式没什么两样。不存在着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优势。一旦论断善的全面存在（肯定性的霸权超过任何否定的形式，并排除死亡，以及任何潜在的敌对力量——就是这种善的价值的全面胜利），均衡关系立即遭推翻。从这点来看，均衡已不存在，同时邪恶就好像重获无形的自主力量，自此，呈级数般的成长。
相对而言，这现象已经或多或少在政治层次上发生，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消蚀和自由主义势力的全球性胜利：正是在这点上，出现了一个鬼魅般的敌人，无孔不入地出没于整个地球，也像病毒一般在各处移动，从所有的权力空隙中涌出：它就是伊斯兰。然而，伊斯兰只是沿着这种对立而形成的变幻前线（moving front）。敌对无所不在，同时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所以，这是以恐怖对抗恐怖。但，这种恐怖并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恐怖使得全球的主宰力量完全缴了械。全球主宰力量跟自身对立，使得它只能进一步投入自身的力量关系逻辑中，却不能在象征性挑战和死亡的领域中操作，他们不再知道这种操作，因为，它已从自己的文化中抹除。
到目前为止，这种整合的力量广泛成功地吸纳和解决任何危机，任何的负面性，它也创造出彻底绝望的情境（不仅对失去权利者如此，对那些生活相当舒适的富贵者和特权者，也不例外）。目前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恐怖主义已不再进行没有任何报酬的自杀行动，他们让自身的死亡发挥有效且具攻击性的态式。透过一种策略上的直觉，看穿，也就是理解到对手无比的脆弱——对于已臻准完美境地（quasi-perfection）的体系，因为特定的表征，即可遭星火燎原的一种理解。他们已成功地将自身的死亡转化成绝对的武器来对抗一个体系，一个在排除死亡基础上操作，以及以零死亡（zero-deaths）为理想的体系。每一个零死亡的体系都是一种零和对局（zero-sum-game）的体系。且所有的吓阻和摧毁手段，根本毫无能力对抗一个早已将死亡转成反击武器的敌人。“对美国的轰炸算得了什么。我们一心求死，就像美国人一意求生。”因此，四千人死亡的不对等代价，对零死亡体系造成了打击。
在此，全都跟死亡有关，不仅是关于实时（real time）的——可以说现场立即的——大量死亡的涌现，同时也是一种远超过真实的死亡的涌现：死亡是象征和献祭的，也就是说，这是绝对、不可撤回的事件。
这就是恐怖主义的精灵（the spirit of terrorism）。
绝对不透过武力关系攻击体系。这是体系本身强加给你的（革命）想象。体系之能存活，只有透过不断地将这些对它的攻击，牵引进入一种以真实为基础的，也就是属于它自己的战斗上。然而，一旦将斗争移入象征领域，这里的规则是挑战、逆转和竞价。所以死亡仅能够透过相等或更大的死亡来偿还。借着体系无法回礼来挑战体系，除非体系以自身的死亡和坍塌来回礼。
恐怖主义的假设就是，体系本身将以自我毁灭来响应死亡和自杀所引起的多重挑战。因为，体系和权力两者都具象征性义务，而在这个陷阱里，灾难般的坍塌才成为它们仅有的机会。在这个死亡不可能交换的涡漩循环里，恐怖分子的死亡像是极微小的点，但他们却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吸力或是空无，一种强大的对流。环绕着这微小的点，整个真实的体系和权力的体系聚集起来，又遭剌穿，再短暂的集结，然后，在自身的过度效率中灭亡。
恐怖主义的战术模式就是造成真实的过度化，同时使得体系在过度真实下坍塌。这种状况，连同体系所动员的暴力，最可笑的特质就是转过身来反对体系，因为恐怖分子的行动既是体系自身暴力的过度镜映，同时也是体系所禁止的象征性暴力模型，体系所无法运作的只有象征暴力，也就是它自身死亡的象征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可见的力量，在对抗这种微小、但具象征性的少数个体的死亡上无能为力的原因。
我们必须面对一些事实，同时得接受新的恐怖主义已诞生，一种大玩游戏、控制游戏规则、以瓦解体系为唯一目的新的行动形式。这些恐怖分子不仅玩得不公平，因为他们拿自身的死亡去玩——而这是没有人可响应的（他们都是胆小鬼）——同时也掌控了所有具支配力量的武器。金钱、股市炒作、计算机科技和飞航技术、奇观和媒体网络。他们吸纳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每一物事，并不改其目标地去摧毁这种力量。
恐怖分子甚至，也很狡猾地利用美国人平凡的日常生活，作为掩饰和伪装。住在郊区，陪家人阅读和学习，直到突然像颗定时炸弹那般地启动他们自己。这种完美无瑕的隐匿式操作能力，几乎就像9/11的奇观异景那般恐怖。因为，它让任何人和每个人都疑神疑鬼。任何一个无恶意的人，难道不可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吗？假如恐怖分子可以自由出入，不被察觉，那么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是现行未被察觉的罪犯（每架飞机也都成为嫌疑的对象），最后，这些无疑是真的。这很有可能呼应了一种潜在、隐密、小心谨慎的压抑犯罪性的无意识形式。犯罪性总是能够，如果不能浮现的话，至少能对邪恶的景观偷偷地感到悸动。所以事件蔓延到最小的细节上——这是一种更加微妙的精神恐怖主义的来源。
根本的差别在于，恐怖主义除了利用体系所拥有的武器外，还进一步拥有一项致命武器：就是他们自己的死亡。如果他们只满意于运用体系所有的武器来对抗体系的话，那么，他们将立即被消灭。假使他们只使用自己的死亡去对抗体系，就会像是无谓的牺牲，也将很快消失。至目前为止，恐怖主义几乎总是如此（巴勒斯坦的自杀式攻击就是一例），这就是他们过去注定失败的原因。
一旦他们将所有对他们有利的现代资源，与高度象征性的武器结合时，所有事情都改变了。摧毁性的潜能无限地增长。正是这两种要素的倍乘（对我们而言似乎是难以协调的要素），使得他们具有如此的优势。相反的，零死亡的战略，一种干净科技战的战略，根本就赶不上象征力量对真实力量的改变。
这一攻击的空前成功，暴露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获致某些理解的话，就必须抛弃西方观点，去看看恐怖组织在干些什么，以及他们正在想些什么。对我们而言，如此的效能隐含了高度的理性和算计，这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所难以想象的。然而，即便这一事件，也像任何理性组织或特务机构一样，总难免有所疏失和遗漏。
因此，如此成功的秘密必须另寻解释。其差别在于，我们处理的不是雇用合约（contract），而是誓约（pact）和牺牲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会背叛或腐败。更神奇的是，它们适应全球网络和技术规则，又不失任何赴死的共谋。不像合约，誓约并没有绑住个人——甚至他们的自杀也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是一种受理念要求而封印的集体献祭行动。它结合了两种机制——操作性的结构和象征性的誓约——使得这么一种极端的行动成为可能。
我们不再了解什么是象征性的算计，像是玩扑克牌或夸富宴：以最少赌注，获致最大成果。而真正最大成果就是恐怖分子在曼哈顿攻击中所得到的，这也正是浑沌理论一个很好的说明：初始的撞击导致无法计算的后果；反之，美国大规模的军事部署（沙漠风暴），得到的却是一个可笑的后果——也就是飓风最终在蝴蝶翅膀拍击下了结。
自杀式的恐怖主义是穷人的恐怖主义。然而，这却是一个富人的恐怖主义。这才更让我们感到惊骇：这一事实是，他们既已成为富人（拥有所有该有的资源），却没有停止过要摧毁我们。无可否认，以我们的价值体系而言，他们正在诈骗。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他们将自身的死亡投入这场竞赛中。但，这并不造成他们的困扰，而且这一新的游戏规则，并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
任何的论调都用来诋毁他们的行动。例如，称他们是“自杀的”和“殉道者”——而且还立即补上，说殉道没有意义，它跟真理无关，甚至（引用尼采）它还是真理的头号敌人。无可否认，他们的死亡证明不了什么，但在一个真理本身就已捉摸不到（或是我们宣称拥有了它？）的体系里，没有什么是可以证明的。此外，这种高度的道德论调也可以转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自杀炸弹客的志愿殉道证明不了什么，那么遭到攻击罹难的那些非志愿的殉道者同样也证明不了什么。用那些受难者来制造道德论调，会是有些不体面和猥亵（obscene）的事（这么说绝不是去否认他们的痛苦和死亡）。
另一类指责不真诚的论调：恐怖主义以他们的死亡换取天堂一席之地，他们的行径并非廓然大公，因此，也非真诚。他们要表现无私公正，只有当他们不再信仰上帝，也像我们一样，在死亡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基督教殉道者正是假定了这种崇高的等价性）。于是，这再度说明了他们进行的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救赎，这种救赎甚至是我们一直无法盼到的。所以，我们哀悼死亡，而他们却可以将自身的死亡兑换成极高额的悬赏。
根本地，所有这些——动机、证明、真理、报酬、目的和手段——都是一种典型的西方算计形式。我们甚至根据利率，以价值/价格比的说法来估量死亡。经济的算计是穷人的算计——甚至是已不再有勇气付出代价的穷人。
除战争外——战争本身只是一个传统的安全防护罩——目前还会发生什么？有人提到生化恐怖主义，亦即细菌战或是核子恐怖主义。然而，这些都不再属于象征挑战的层次，而是一种没有冒险、没有光荣、纯粹和简单的消灭：它是一种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层次。将恐怖分子行动视为纯然的依循摧毁逻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在我看来，跟死亡不可分的恐怖分子行动（也就是使之成为象征行动），并不是对他者进行非个人化的消灭。每一件事都在于挑战和决斗，也就是说，每一件事都仍然处在具对立力量的两造、个人关系中。是这一种力量在羞辱你，所以对方也必须要受到羞辱。而不仅仅是被消灭。它必须让人丢脸。你绝不可能透过纯粹的武力和消灭另一方就可达成：它必须被锁定成为目标，并在真正的敌对关系中受伤。除了透过誓约将恐怖分子集结在一起外，还有一种敌对双方的双边誓约。这正好跟他们被指控是胆小鬼相反，同时这也跟美国在波湾所作所为相反（他们目前又开始在阿富汗发动战事），在波湾战争里目标是看不到的，目标只是操作程序上的消灭。
在这所有的变化中，伴随着我们的是我们所看到的影像。我们有印象的必然是影像的冲击性和它的吸引力。因此，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影像是我们原初的场景。当他们激进化世界局势的同时，在纽约发生的事件也可以说激进化了影像与真实的关系。反之，我们过去处理的是一种大量不间断的陈腐影像，以及大量天衣无缝的假事件。袭击纽约的恐怖行动则使得影像和事件同时复活。
在体系的其他武器中，恐怖分子反过来用以对抗体系的，就是利用实时的影像以及它们立即性的世界传播，就像他们利用股市炒作、电子信息和航空交通一样。影像的角色具高度暧昧性。因为，当他们拉抬事件时，同时也以事件为人质。影像可以将事件无限扩大，同时影像也是消遣和中立（已有一例，即1968年事件）。影像消耗了事件，就此意义而言，影像吸纳事件，又为了消费提供事件。无可否认的影像给予事件空前的影响力，然而这只是作为一种影像－事件的影响力。
假如真实在任何地方都遭到影像、虚拟和虚构的渗透，那么这些东西如何跟真实事件站在一起？就现下这个例子，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看到（或许松了一口气）真实，真实的暴力在一个宣称是虚拟的世界中复活。“你谈到所有有关的虚拟都结束了——这是真的。”同样的，在历史被宣布终结之后，它有可能被视为历史的复活。但，真实真正超过虚构了吗？假始真实看起来如此，这是因为真实吸纳了虚构的能量，同时自己也成为虚构。我们几乎可以说，真实妒嫉虚构，真实妒嫉影像。这是一种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决斗形式，一场看谁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斗争。
世贸中心双子星的坍塌令人难以想象，但这还不足以使它成为真实事件。暴力的过度，也不足以开启真实。因为，真实是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早已失落了。真实和虚构纠缠在一起。对这次攻击的着迷，主要是对影像的着迷（影像的令人欢欣鼓舞和灾难式的结果两者本身都有着高度的想象力）。
于是，在这事件中，真实就像是恐怖的红利，像一种额外被添加进影像的战栗：不仅令人害怕，同时更甚的是，它就是真实。并不是先有真实的暴力，再添上影像的战栗。而是先有影像，再添加真实的战栗。就像是额外的虚构，一种高于虚构的虚构。巴拉德（J.G. Ballard）(在波赫士[Borges]之后）提到这是将真实重新创造成最终极和最可怕的虚构。
恐怖分子的暴力在此既不是历史的一种反击，也不是真实的一种反击。恐怖分子不是“真实的”。就某种意义而言，更糟糕的是：它是象征的。暴力本身可能是全然的老套和无害。只有象征暴力能衍生独特性。在这一独特事件中，在这部曼哈顿的灾难电影里，20世纪两个大众着迷的要素：电影的白色法力（white magic）和恐怖主义的黑色巫术（black magic），影像的白光（white light）和恐怖主义的黑光（black light），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回顾地试着赋予它某种意义，找出某种解释。但，什么也找不到。有的是景观（spectacle）的激进性、景观的残酷性，只有这是原创和不可化约的。恐怖主义的景观将景观的恐怖主义强加给我们。对抗这一不道德的吸引力（虽然它宣泄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反动），政治秩序也无能为力。这是我们的残酷剧场，是唯一留下给我们的——奇特的是，它将最极致的景观和最高层次的挑战结合起来。也就是，这既是一种能引起最大可能回响且令人目眩的真实暴力的微观模型（micromodel）——最纯粹的景观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支撑起最纯粹的象征形式去挑战历史和政治秩序的献祭模型（sacrificialmodel）。
我们可以原谅他们所进行的任何屠杀，如果屠杀有意义的话，如果屠杀可以解释成历史暴力的话——这是良善暴力的道德公理。我们也可以宽恕任何暴力，如果媒体没有报导的话（没有媒体，恐怖主义什么也不是）。但，这完全是幻想。并不存在着媒体的“良善”运用。媒体就是事件的一部分，就是恐怖的一部分，媒体在这两个方向操作。
就像恐怖行动本身一样，镇压恐怖主义的行动也不可预料的盘旋上升。没有人知道它将在哪里打住，或是否可能掉头转向。在影像和信息层次，在景观和象征之间，不可能有所区别：在“犯罪”和镇压之间也不可能有所区别。这是一种可逆性（reversibility）不可遏制的释放，也就是恐怖主义真正的胜利。我们可在事件的渗透和隐密的蔓生中看到这种胜利。不只直接在经济、政治、金融整个体系的衰退中看到——以及造成道德和心理的低落——同时也在价值体系的暴跌，在自由和自由流通等整套意识形态的衰落中看到这种胜利。而这些则是西方世界所自豪的，也是他们用来对其余世界施加控制的价值体系。
中肯地说，自由的理念，一个新的和最近产生的理念，已经从心灵和习俗中逐渐消逝，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正以其相悖反的形式产生，亦即，形成一种警察国家（police-state）的全球化，一种全控制，一种以法律和秩序为尺度的恐怖。解除管制最后的结果就是更大的限制和约束，这就像基本教义派的社会。
生产、消费、投机和成长都在下跌（但腐败肯定不会下跌！）：这就好像全球体系正做出策略性的撤退，对它的价值进行痛苦的修正——表面上是恐怖主义冲击下的一种防御性反应，然而实际上响应这种秘密指令的是：绝对的失序造成了强制性的管制，但体系也给自己加了一道管制——换句话说，就是内在化它自己的挫败。
恐怖分子的另一种胜利面向就是，所有其他的暴力形式和秩序的去稳定化，其作用都对它有利。网络恐怖主义、生化恐怖主义、炭疽热恐怖主义和谣言——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宾拉登。宾拉登甚至也可能宣称自然灾害是他造成的。所有混乱和反常流通的形式，都是对它有利的运作。普遍化的世界贸易结构有利于不可能的交换（impossible exchange）。它就像是恐怖主义的自动书写，持续地受到非志愿的新闻和信息恐怖主义的补给燃料。接着会带来各种恐慌的后果。正如目前的炭疽热恐慌，立即形成的恐惧像歇斯底里般地自发扩散开来，就像化学溶液跟分子接触瞬间结晶一般。这是因为整个体系已达到临界质量，使得体系脆弱得禁不起任何的侵犯。
对这种极端情势没有任何的疗法，而战争确定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它所给出的只不过是窜改过去，同样庞大的军事武力、假信息、麻木的轰炸、情绪式和哄骗的语言、科技的部署和洗脑。像波湾战争：一件非事件之事件（non-event），一件未曾发生的事件。
这确实是它的存在理由（raison-d'être）：以重复、纂改的假事件去取代真实而可怕、独特而无法预料的事件。恐怖分子的攻击符合了事件先于所有的解释模式：反之，愚蠢的军事、科技战恰恰相反地符合了模式先于事件，因此，也符合了为了假赌注，为了一种不具竞争情境而进行的冲突。战争，透过其他方式成为政治不存在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