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玫玫 译
弗洛伊德常常把性欲问题同视觉再现问题联系起来。描述儿童进入成年性生活的艰难历程时，他会讲一些戏剧性的小故事，或事件的展演，作为范例说明视觉空间的复杂本质；列举认识崩溃的时刻（小男孩拒绝相信他看见的结构差异）或观看快感跌进无度区域的时刻（目睹他从中看到导致自己出生的性行为，儿童就试图用惹人注意来进行干扰）。每一次重点都落在看视的问题上。性欲的发生与其说在于所见的内容，不如说在于观者的主体性，在于被观看的东西与儿童逐渐增长的性知识之间的关系。观者与场景的关系总是一种断裂、部分认同、快感和怀疑的关系。弗洛伊德似乎从视觉失败中，或从形象展现自身时可遭受的暴力中，发现了我们作为人类主体的身份问题的最贴切类比。对弗洛伊德来说——而且这也是雅克・拉康所继承和讨论的重点——我们身为男女的性别身份，我们对语言是真实还是虚假的信心，以及我们对判断为完美或有瑕疵的形象的把握，都是幻想。这些被扰乱的视觉再现的过去的瞬间，这些扰攘不安的场景，过去曾表达并动摇了我们摸索中的知识，现在又可以当作理论原型再次用来动摇我们已经确定的事。因此，当今再现性在场的艺术才含有一个主要冲动——揭露性别身份的固定本质是幻想，同时扰乱、打破、中断我们眼前的视域。
精神分析学与艺术实践在这个舞台上邂逅相遇了，但这只是说它们的表演已经发生。这是从重复中汲取力量的相遇，就像我们从前经历某事的记忆痕迹那样发挥作用。它把本来的意义和地位归还给重复：不是缺乏原创性或仅仅是派生物（这对艺术品最常见的指责），也不是挪用艺术和摄影形象以破坏其近期实践的传统，而是坚持执著的重复，即承担隐蔽但未被遗忘之事的永久压力——某些再现场域现在要靠模糊我们正常的自我辨认形式才能进入人们关注的焦点……
致力于性再现（性感再现）的艺术家恰好在这儿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唤起形象的性感成分，在他们继承并可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各种事例中找到重点。他们的举动因而不是（道德）矫正。他们利用自己也试图取代的、而且显然属于后现代语境的趋势，要求以其成问题的指涉形式重新进入参照系。但是，对性的强调产生了特别效果：首先，它给文化制品或刻板模式概念增添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必要性，让形象为规范的复制负责。其次，它给对女性主义形象的细读增添了超越内容、涵盖视觉形式参数的性思想（不仅是我们看见了什么，还包括我们看的方式——视觉空间超出了简单的辨认领域）。形象因而服从性指涉，不过这是仅仅就指涉自身遭受形象作品的质疑而言的。纯粹形式的美学被牵连进不那么纯粹的观看快感之中，但它们反过来又成为美学上外在政治空间的一部分。这个舞台同时属于美学和性、艺术和政治。性与形象之间的联系造就了一种特定的对话，形象的形式运作同外部施加的政治之间人皆熟悉的对立不可能充分地涵盖它。
对形象的信奉因而属于政治意图。这正是使艺术家利用的精神分析学和文学理论也发生曲折变化的意图。其模式不是将精神分析学用于艺术作品（最后能有什么应用不把一个领域简约成另一个领域，或通过阐释来抑制两者的潜在意义呢？）精神分析学提供对性别差异的具体解释，但是对女性主义而言，它的价值（和困难）在于对差异的区分中分配给女人什么样的地位。在论达·芬奇的文章里，弗洛伊德自己说过，一旦男童看出做女人是什么意思的话，他从此就将“为他的阳刚特征而战栗”。如果意义在阉人歌手出场时发生了动摇，那我们就可以肯定给正常的男人形象赋予了确定性。这也意味着，这些确定性在它们经常予以威胁的女人形象中崩溃了。
关心观看问题的女性主义因此能够将这个理论调转过来，强调男女特定的限制性对立。任何被视为完美无瑕的形象都起到了维护这种对立的作用。更简单地说，我们知道，女人应该看上去完美，给世界呈现无可挑剔的形象，以便在男人面对差异时，能够避免对缺失的任何担忧。作为幻想的女人的位置因而取决于特定的视觉经济（“女人形象”的重要性可以从这里得到最完整的解释）。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女性主义研究才能毫不含糊地提出那些主张，要求放弃完全自恋的所有形式。
在这一研究的最前沿，我们可以说，绝对的性别差异幻想在目前的伪装下，只能从绘画将人体局限于视觉的程度加以维护。那将给西方文化中的形象史施加一份特别沉重的负担。因为，即使视觉形象的确已成为强加这种限制的主要载体之一，它也只能像法律那样，总是炮制那些被违反的条款。常常被人遗忘的是，精神分析学只不过是从失败的方面描述我们要服从的精神法则。经常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要求完全不同的精神和再现领域的女性主义（或任何激进的）实践都将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因此，如果视觉形象以其美学上受到称赞的形式有助于保持性别辨认特有的压抑模式，它只是部分地做到这一点，而且要付出一定代价。我们从前的历史并不是化石般僵硬的铁板一块的视觉空间，从侧面看，它总能包含着令自己不安的瞬间。我们当然可以撤回对那段历史的整体看法，如果这能使我们在它所反对的世界的这一边（而非之外）进行抵抗的话。
在达·芬奇早期的素描中，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些笑着的女人头，这些生动形象当时不属于达・芬奇艺术的伟大经典范围。如同达·芬奇的性行为图画，这些形象似乎让弗洛伊德不安，仿佛它们的快乐不知怎么与性图画的不自在相关（描绘失败的性图画，无度的大笑的女人头像）。这些形象在达·芬奇的正典中不为人知，现在也只作为片断出现，但是它们表明了有关排斥它们的那个传统的一个真相，揭示了这些艺术家重返某件执著得令人奇怪的事情的存在。“女人的目击，她们笑着（Testedi femmine，che ridono）”——笑，在此不是重点，但是对性这个问题的急切关注至今犹存，与当初并无二致。它不能被看做是这种执著的开端，也不应该是它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