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很少有机会逃脱对偶句法及其原理的约束，甚至时常浑然不觉，乐在其中。在长久的写作中，总是依赖于它，信赖它并借助它来完成文法运动中的关键一跃。当我向诗的字面上抛出一缕光线或一个孤零零的信号时，总是信心满满地认为这缕光线或这个信号一定会得到一次舒适的托底与支撑，总有一个后手或后话等着予以配合。这种前奏或前期动作的发生被后续流程与动作承接住，四平八稳之际，那种神奇的对称性原理就再一次生效了，而且，这样一种前后呼应、上下协调的作法是最为隐蔽的一种对称性。它不是在一个复句或并列或互斥结构中所展现出来的即时的、一眼可见的对偶关系，而是暗地里悄悄发力给予前述章节充分的支持与理解。仿佛一切的殷勤都体现在“花开两朵，暂表一枝”的谦逊措辞上，看起来只能先说其中一层关系或一个因素或一个方面，受制于表述上的先后关系、主次关系，但是花开两朵的事实已经印在脑海里，难以磨灭，暂时被搁置的、延滞的另一朵花总会有得以表述的机缘。即便没有在言辞上明确表白，但是在隐蔽的内心角落里仍然会有一个实存，持续地向得到眷顾的那一朵花频频示好（尤其是得到那一朵花的敬佩）。而另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在诗人遣词造句的意识结构层面最初总是天然地被“花开两朵”的启迪机制和运作模式所占据。仿佛从来没有只开一朵花的现实情况，或者如果一开始只想到只开一朵花的形象，就会显得一个人心智不全。当一位诗人打算对一个审美对象或一个情感符号进行表述时，毫无防备地就遵从了花开两朵的告诫，总是一分为二地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了人尽皆知的肉体。
假设诗人在一首诗的靠前位置上用了“这里有一个灵魂”这样一个句子，那么接下来，怎样的表述方式才够得上是对这个句子或这个句子某些成分的呼应与对称呢？这样一次质问和摸底调查，的确考验着我们对当代诗写作中的对称性原理的理解程度。那种配搭的、工整的、富有警觉色彩的、条件反射般的对仗机制并不会马上启动。应该说，当代诗人字里行间并不追求这样一种有一必有二或以一搭一的推进模式，毕竟摆脱了格律诗中的颔联颈联精心讲究所对应的某种古老束缚，被认为挣脱了枷锁，获得了更广阔的自由天地，但是，即便当代诗人跑得再远，尽情撒野，仍然会被一根隐约可见的细绳拽回来，重返对偶关系固存的审美秩序之中。于是，当代语感之下的对称性开始展现其活力，对应于“这里有……”的“那里也有……”，这种上下隔空呼应的措辞方式、句法结构所体现的对称性精神就格外新鲜并充满持久活力。我们尤其要深刻理解其中的对称性精神内核，这种看似非关键词的配对使用实际上体现了上下文关系（也即文法运动）中的一种推动强力。有呼应的可能、被呼应的实现，使得上文中出现的每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词，哪怕是一个介词、副词、指示代词都有可能在读者的心目中浮现出复调或巧以应对的效果，就好像一阵腾挪转换之后又迂回到了我们某个感觉的起点，使得诗中的一道无所谓的曙光获得了更深情的理解与眷顾。紧接着，“有”这样一个肯定性说明也可能会被下文中出现的“无”的否定性判断所带动，从而出现一个有与无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使得有之有意思与无之有见地珠联璧合，形成理解上的一个浑圆。
即使“一个”这样的数量词，也不要小瞧它存在某种令人心动的对称性可能。诗人如果在下文中接二连三使用这样一个数量词，或者改为“两个”（三颗、四轮）之类的数量词，有意识地凸显出这种数量上的敏感，并让读者也能够领会到作者的这一份用意，那么，这里所顾及的对称性就达成所愿。对称性如果在如此细微的字词上也能发光发热，那就表明它不但能够唤醒朴实字词上的特殊用意，而且也能够掂量出文法运动中那种悄无声息、暗潮涌动的延展之力。对称性运用得越精妙，表明诗人拿捏字词的感觉越圆熟，自觉性已能使人气度非凡，使得每一个用过的词不因未得到充分使用而虚度年华或徒有其表。下文或后话的补充与承接往往能够体现出诗人掌控全局的宏观意识，既听命于词语的召唤，又能让自己的心声跃然其上，主动与被动齐上，主观与客观并行。并且，字词上的对称与呼应还会从根本上改变句法结构上的活力与适应性。这里存在关键的观念一跃，也就是说，对称性不止在字面上明目张胆或明火执仗地迎来送往、交接有序，而且会隐蔽地在句法结构、分行排列形式，乃至诗节的主题精神等内涵层面上进行更富有挑战性的推演与讲究。所以说，对称性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可见的层面上有条不紊地推进与兑现，一类是在形而上层面做诗学观念上的整顿与调换。富有经验的诗人都能够感觉到当时去写一首诗的冲动所对应的那口气渐次消耗之余，一竿子见底之后，就会回溯至起点与端绪，反思自己为何要去写这首诗，为何要用到前述这些字句，当初那口气所对应的情绪和意思快要掏完了，现在轮到对称性原理发威了：当事人身份向诗人立场的转换就在这一念之间。
相比于指示代词或数量词，“灵魂”这个名词天然地携带着二元论色彩。如果灵魂作为一个前设装置、一个心灵务虚的摆设预先放在上文之中，那么随后要让它跑起来，发挥它的影响力，肯定要动用与之相对应的对立面，比如肉体、物质，甚至金钱，来与之遥相呼应，以烘托灵魂之实在。灵魂的牵涉面太广，灵魂的应用史太驳杂，似乎下文的发展过程中稍一哆嗦，就和灵魂产生了勾稽关系。不妨说，没有哪一个心愿或设想能够逃脱灵魂装置的预判，如果灵魂作为一个重音已经被读者在前文中感受到了，那么在下文中它一定会通过一个与之对应的词再次振作，发出一个强音。事实上，我们观察阅读过程中能与灵魂产生共振的那些二元对立的因素到底有哪几种可能，就明白灵魂为我们讲述的对称性原理有多么深刻。灵魂的确是对称性原理中的一个宠儿，一把万能钥匙。一旦诗人强烈感觉到灵魂的重量被后续另一个说法或意象所称量出来，他就应用到了对称性原理中的一种，并深深体验到对称性绝不是众所周知的灵肉二分法那么简单。灵魂不仅仅是灵魂本身，还牵涉到诗人为何要使用这个词以及曾在哪些紧要关头使用过这个词。灵魂的噪音或运用史或使用前提都能够成为灵魂这一缩减的符号的对立面因素而持续产生出前后呼应的内敛效果。你看到的是灵魂这个词，而诗人看到的可能是灵魂在这个词的位置上已经替代或遮蔽的各种真相与欲望。这种心境上的巧饰、作法上的避实就虚，都会为诗人重新指定与之对应的强劲元素，来或多或少地恢复诗人一度遮蔽或避开的真实情况。
二
句与联的关系被取代后，句与行的共事就迫在眉睫。句，从生活中来，从日常语言的用法中来，从飘忽不定的散文化形态中来。古人一度将它定格在联的名义和规则之下，使之适当地受到束缚而彰显出无限的底蕴与干劲，从此获得了一个踏踏实实的位置，以合情合理的名义变相地借联的口吻说话，并将自己的荣光让渡给了联。联毫不客气却又精明能干地使用了这一权限，发扬了句的功能与光芒。但是随着现代诗的兴起，使用上千年的联的审美观念渐渐衰落，退居次席。联的殒没与落寞使得句又出现心里空落落的、毫无着落的状况，在这紧要关头，必须要有新的说法、概念、形式来顶替联（的甘愿退出）所造成的空缺。于是，行的理念应运而生。句向联的转变、过渡、让与，既保留了句的天性与活力，又让联成为语言中的精魄，时时闪耀出使用语言的最高境界的光芒，显示出诗人天赋之重心。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在联这一关键环节各显神通，充分把握住并消耗掉句施与联的各种权力与福利。时光荏苒，当联的属性与活力日渐消耗而难以创新之时，就注定上千年来从句那里所租出的使用权要交回去了，契约的期限似乎到头了。联一度成为各方面人士理解诗的一个关键入口，但后来不只是诗人，连普通读者也感觉到了审美疲劳，厌倦了联所带来的无限冗余与陈词滥调。于是，积极的诗人肯定要回归到句的本分上来，重新思考句的天性与其他转化的可能性。联这个租客可以退出，而句这个房东却必须固守本职，永难退出语言自一开始就交给它的责任范畴。
好的句子一定不是以句子的形态出现的。句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太生活化、散文化，有一种不假思索、不加修饰的属性。尽管有些句子原生状态就富有诗意，但要将人们普遍使用的句子或写在纸上正儿八经的书面用语的句子变得更富有诗性光亮，肯定不能仅仅凭句子这一种形式显露出来，这一点已经被联证明了上千年。替补关系，当然会使诗人去思考继联之后谁堪当大任。在这里，句子苦心经营的句法结构也有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因为光靠自身好像连生活中最有力的诗人都不能抓到诗意的本性，必须有一个绝对可靠的分担者来承担同步理解与支配句法结构的权利和责任。联既然心生倦怠，就必须有一个顶替者，苦思冥想数百年，终于来到了一个观念的分水岭：行的形象呼之欲出。诗正是从分行排列这一关键的可见可思可挖掘的形式中得到再一次喷涌与爆发。永不枯竭的诗意，终于找到了行这一个泉眼一下子激活了，诗人为此获得了新生。现代人强劲的雄心，生活中百思不得其解的诗人，终于在行的这一革命性发现中获得了可以为之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生命意识。行的发现就中国诗人而言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叶，并以此为界，将诗的类型命名为现代诗或自由诗或新诗，至今也就一百来年。尽管行的形式与观念在西方文学中不止这个数，但是，一旦中文模式下的句子找到了行这一活宝，别有洞天之时，就兴奋得再也难以停下手来。对联挥手告别已成定局，而对行的执着、入迷、探索才刚刚开始，远远还没有到厌倦的那一步，更别提什么盛极而衰。
于是，我们可以勇敢地下一个判断：在未来一千年中，谁最能深刻地领会到行的奥秘，运用行的活力，谁就是最能干的诗人。行的来到肯定不会满足于只作为一个替补者形象，一定会声称联能够办到的事、发挥的功能它也照常能达成。比如联天然所附带的对仗原理，行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与用法来证明这也是自己擅长的领域。行必须首先深刻理解联当初为何出现，以及在实践运用中取得的至高成就是什么：联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联完成了哪些方面的壮举？联不合时宜的地方体现在哪些方面？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考虑之后，行就可以回答在对仗原理的领悟和运用方面，它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能抵达怎样的程度，或有怎样的展望。不是以草率或轻蔑的态度判定对仗这一古老的技法和观念已不合时宜，已将对仗从审美观念名册中删除，而是有容乃大地宣告作为天性的对称性仍然能在行的腾挪转换中时隐时现，并且实现的途径和形态不一定会输给联一度取得的丰功伟绩。先不论分行所带来的新颖性和蓬勃朝气，就对称性这一天性到底可以如何发挥，必须做一个交待与兜底，以便让念念不忘的联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很明显，联所要求的紧凑地下句接上句、下气接上气的这种连缀二元模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以一种触手可及、一目了然的形式陈列在诗的方阵之中。排列整齐、精妙应和的对仗已经被时隐时现的对称性扩展了其理解与运用的范畴。
行，当然可以宣布它具备联所拥有的禀赋，并包含了联，而不仅仅是趋同于联。要不然，联怎么能放心呢？恋恋不舍的联从此将对仗原理托付给了行。历史的接力棒就这样完成了交接。于是，当代诗人的眼光就必须在行与行之间所构成的句法结构、文法结构中看得出联念念不忘的心愿与教诲，并随时能指出这儿那里用的正是能与对仗原理媲美的对称性法则。实际上，对于联来说，只要它知道行所具备的对偶观念这一光荣传统在它的思想体系中有深刻的烙印，就能够释然。因为联长久地使用所造成的效应已不仅在字里行间体现，而且变成了使用语言的人骨子里的审美精神与价值判断力，就像地心引力一样，谁又能逃脱对仗精神、二元观念的诱惑呢？行在对称性法则应用中首先要说明的就是，联所持有的整饬感、字数相同、词性一致、平仄相依的对仗原理在行的广泛实践运用中发生了改造与升级。形式有变，但精神内核仍在。没有了明显的、妇孺皆知的对仗，但还有人类长期浸染的二分法携带的对称性，只是换了一个叫法而已，也只是换了一些做法与实现的途径而已。在当代诗的创作进程中，一位诗人只要意识到他要对上述章节中的某个意向、说法或词语进行一次补充说明或寻找一个对应之物，只要他的观念上有这样一次萌动，对称性法则就生效了。他使用于下文与后话中那种有意的力气一旦被读者同等地感受到了，就能够指认这儿的的确确存在精心讲究的对称性。
三
对称性是一种觉悟。与不知不觉或稀里糊涂用到的对称性不同的是，高度自觉状态下的应用所体现出来的对称性带来的错落有致、起伏有定。即使不去苦心经营也会有水到渠成的对称性洋溢其中，这没错，但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对称性肯定是一种可以反复使用且常用常新的对称性机制。我们不一定受制于举例说明或类比法，但自问对称性这一个说法或范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足够地认识它？将对称性作为一个令人觉悟的对象摆在面前，我们看到的会是什么呢？在这里至少有三个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其一，在当代诗的写作实践中，或已形成的具体作品中，有没有对称性？其二，对称性到底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凭什么说对称性包含了对仗原理并扩展了对仗的诗学观念范畴？其三，如果对称性构成了一种对诗人想象力和文法运动的拖累因素，产生一种反制力，变成了一种明显的阻碍创造力的负面因素，诗人又该采用怎样的对策来摆脱对称性的消极影响？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些情况下，写作中的诗人会对对称性一时感到厌倦，不认为它是一种正当的觉悟，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幻觉。毕竟在诗学的旅程中，对称性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成为明确的、主动的、去追求的一个目标。有时并不需要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因为另有其他重要的使命有待完成，这样一来，对称性就不应当发牢骚，认为诗人低估了它，怠慢了它。可见，我们在写作中应当区分两种对称性：一种是刻意去追求的、被理解为高不可攀的目标，一种是顺水人情，顺带兼顾了对称性的要求。
诗中有没有对称性？如果这个问题一提出，问得诗人猝不及防，好像他写作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倒可以用这个问题作为敲门砖，看看他思想的堡垒是怎么铸就的，并通过友好的协商与切磋，使之意识到对称性可以成为一种觉悟。比如诗一开头，写及“这里有一个灵魂”，而在靠后的位置上又提到“这里没有一个灵魂”，这两个句子（或说法）算不算构成一种对称性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的对称性不但是一个肯定与一个否定两种意味之间的对称，而且是在句型上以某种极度近似性构成了一种复调或复沓意味的对称，后者是对前述某种叙述气氛和定论的反转，其中所充满的雄辩气息和反对意味都可以纳入对称性范畴来理解。一种被纠正、逆转、篡改的意味实际上就表明前后有别的两个状态的相继发生，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一正一反都标示这里到处弥漫着对称性的窠臼。我们就对称性问题找到一首诗，逐句逐行进行排查、梳理、认定，通过这种实践上的总结和反思，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对称性到底有没有的清晰判断，进而就可以给对称性下一个定义。凭此定义，我们在日后纷纭复杂的博弈中，就不会做一个和事佬，过于宽松地认为万事皆对称。这个定义在下达时，可能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其一，它是一个运行法则，体现出当代诗文法运动中的一种规律性认识；其二，它有一份用法清单，但不胜枚举，众多的表现形式总会试图篡改一个固定的定义；其三，它是一种心灵状态，是观念机制先行启动所造成的实践层面的可视化情状。
对称性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又有怎样的表现形式？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在一首诗的内部，字、词、句、节以及句法结构、句意等多方面都可以展现出对称性的身姿，无所不在。而从宏观上来说，就诗人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一贯以来形成的风格而论，总是要对应某些特指的对象和观念，要有所针对性地表述自己的情感和意见，其中都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诸多的对称性形式。语言对应于事物或事情，语句承载人的情感与命运，文法运动匹配着诗人的写作经验和观念变革，无一不在诉说着对称性这一法宝的千姿百态。觉悟之后，对称性就变成了诗人的一种姿态或务必紧紧抓住的雄心，因为他看见了什么，就需要用他的语言和语法去抵达同等的境界，并将它们一一塑造为语言中的事件。未经语言参与其中的世界（事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事件）。万物皆可入诗，诗成为万物的一个终极的对称者。（所以，在特殊的语境之下，即便诗中只有孤零零的“这里有一个灵魂”这样的句子，不能在诗的内部进行某种匹配、耦合，构成一组二元关系，但是就诗与世界的紧密关系而言，这里所触及的一个灵魂的状况以及对这一状况予以描述的语言层面的交代仍然能够唤醒对称性意识，或者说，唯有使用对称性意识，才能更好地诠释这个诗句的底蕴。）对称性法则及其实践又都必须在诗的范畴里落实与发生。对称性在对称性法则中孕育、显灵，对称性法则在对称性中落地、应用。
然而，值得警醒的是，对称性会不会构成一种反噬的力量，使趋之若鹜的诗人陷入某种观念的陷阱之中？（为了对称而对称，诗的对称性法则变得如同一个木讷的照本宣科的讲师。）如何想象一种非对称性的力量、非对称性的运行法则，也是诗人应当大胆考虑的诗学问题，以备不时之需，或防备对称性做大之后始终以劳苦功高的核心力量的口吻跳出来唬人。尽管对称性与非对称性之间的抗衡，仍属于一种对称性的理解范畴，但要灭对称性的威风，就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万物皆对称，看起来没错，但是一意孤行的诗人心底里从没有装着对偶关系，每走一步都不会有首鼠两端的心理，所见到的花枝上要么没有花，要么只有唯一一朵花，从没有鱼和熊掌兼得，或两者皆可抛的想法，不以对称性作为文法运动的呵护型力量，压根就没有这根弦，忘记了对称性的存在，单方面地去寻求文法行进的旖旎风光。心中无对称。心中只有一杆秤。在理解一物与另一物的关系的时候，并不是用后者来诠释前者或充实前者。两个事物不是因为对方的存在而获得各自的意义和趣味，仅仅是碰巧凑到了一起而已。如果诗人担心读者或许因为一个偶数或偶遇而产生误会，他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三元模式，以压制二元对立模式那个倔强的发音。尽管绕来绕去，到头来仍然摆脱不了对称性的束缚，但总能够设想出某些对称性的例外状况，这也是诗人超强能力的一个表现。不是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句子，都能用对称性来播种、来书写，也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总是首推对称性，保有这样一份清醒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因地制宜地安排好对称性法则。明智的对称性，才是诗人的最爱。
四
我们的确要为当代诗仍然保留并发展着格律诗精雕细琢的对仗原理感到庆幸，与时俱进地将它腾挪至对称性法则这个称谓中继续发扬光大，继续在上下文关系中寻求最为妥帖、雅致、晓畅的对应关系。曾在格律诗中出现的那个精魂欣慰在当代诗中仍然可以找到得体的躯壳。的确，当代诗也应当将对称性视作一个精魂（尽管行取代联之后也是一个精魂），而且在等级上、气度上、观念上一点也不会输给它早先的那个俊朗模样。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对称性并不是写作的终极目标。我们通过写一首诗并不是为了得到对称性，或得到更多或更好的对称性。之所以把对称性单拎出来作为一个精魂来认识，是因为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与诗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感知到一个认知的进度、一个能力提升的指标。对称性意味着一个进度，是我们从大千世界中积极作为、发挥主观能动性，抽取出来的一组关系。这组关系，大千世界可能原先就有，或者本来无所谓有没有，但诗人把它辨认出来，作为一种思虑与实践的收获，只是表明这是我们认知大千世界无数审美对象，乃至触碰诗学精神的一个地步、一个进度而已。我们正是借助对称性这样一个说法，来表明我们的认识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上。但不能草率地认为，对称性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是我们把它发现出来的（有一种居功自傲的表现），更别说它本来是没有的，而是我们把它创造出来的（为此感到沾沾自喜）。大自然才不管有没有、行不行，人的作为如果需要一个尺度来衡量，那肯定会找到与对称性相类似的一些指标。但这个指标用了，就不要过于留恋，不要占为己有。要赶快还掉，要将自己在对称性上的徘徊、逗留理解为扬弃的一个环节。
同一个对称性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认知层次。我们首先要强调作为天性的对称性，应有一种令人浑然不觉的存在感，诗人需要的时候，它可能出现，伸出援手，也可能毫不理会，千呼万唤都不出来，但实际上，它已经存在于字里行间多时，只是无缘人看不破见不到。语言先天地从根子里就带来了对称性的种子，而且在漫长的人类生活中不断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使得对它的理解必须采用一种归纳法，做总体上的把握、领会，才能察觉到它浑然天成的原貌。在人心涣散的时刻，在诗人精力不济的时候，对称性只是以细枝末节的个别情况出现，并以数不胜数的范例将诗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诗人沮丧得丧失了去一探究竟的信心，好像这一辈子只能和少许的对称性打交道，而不能将对称性总体尽收眼底。对称性的天性就在于它许诺诗人应有尽有的收成，并在大多数场合都有意引导诗人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对称性的天性正是诗人所发现的，正是诗人的天性所激活的内容与素材，并最终归属于诗人的天性范畴。对称性的天性体现在它对事、对人、对语言一视同仁，并风趣地混淆了事物、人心、语言三个层面的天性来源或份额，使得各个层面自以为是，都以为自己秉持的天性大于天，自己得到了天性的最大份额，自己的地盘是对称性的发祥地。巧的是，作为天性的对称性从来不是以一个局部或成员的名义亮相，几乎每一次都是以整体形象出现，诗人在写作实践中时而强烈时而微弱感受到的对称性的存在，都是以整体形象显现的，关键就看感受者本人是否有强健的体魄接纳这样一个整体。毕竟天性给予人的都是至纯至刚之物，接住它非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赤子不可。
能被诗人感受到并利用好的对称性，可称之为作为地性的、接地气的对称性。它是对称性大家庭中可见的那一部分，而且随着诗人能力的增强，可见的部分也会越来越多。诗人从写作实践中体会到的，并事后能够指认出的对称性范例，都是地性丰盈的对称性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来说，作为地性的对称性不是以整体面貌示人的，而是通过不断累积经验、增加案例，以示范性推动而一步步造成的人文景观（或用法清单）。对称性的天差地别（天性与地性之别）这样一种划分，既可以有效激励诗人孜孜不倦地去探讨对称性各种可行性方案，又可以防范人们对作为天性的对称性的肆意冒犯。诗人通过写作实践获得的对称性感受和经典案例不妨暂时纳入地性的范畴，而不直接当成天性的赠予。要抵达天性这一觉悟和地步，非得有一点勿我或忘我的精神不可。天性的总体面貌、根本性特征与地性的归纳法热忱、实践上点点滴滴体会的积攒构成一次完美的对峙，携手见证诗人在两个层次上的觉悟的提升。诗人在地性层面感悟弥深，离天性就弥近。个别诗人通过列举用法清单的方式，想从总体上把握对称性法则，这一阶段仍然是成就地性的对称性。由此之后，当他抛弃用法清单上条目清晰的记忆，而以一种一以贯之、概观全局的立场重新审视即将开展的写作场面，他本身的天性就与偌大的天性连为一体，对称性的天性就已经融入其中，互为成就。他感觉到对称性已经融入了他的天性之中，而他的才气也已变作对称性的天性的一部分。
故而，采天地之灵气，成就诗人的个性或人性。这时，他就可以静下心来跟自己说：对称性已变成人性。对称性既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性也是对称性的一部分。他可以在对称性中寻找人性，也可以在人性之中寻找对称性。惊喜地意识到对称性与人性可以互为替换之际，那个被定义的、被反复触摸过的对称性，无论是作为天性还是地性，都已经化为乌有。而当他在作品中牢牢把握住人性时（甚至无需刻意地去把握，松开手就是满满的诚意和人性的飘逸），诗人作为人的一部分，也作为人的总体性，开始呈现出两个层次的合并趋势。诗人通过对称性这一刻（这一课）所受的教育，正在诗人与人的二者关系中得到如此这般的贯彻。当有人跟诗人谈论对称性的种种用法时，已抵达人性层面的诗人沉默不语，因为就现阶段而言，对称性已不在话下，既不是追求的目标，也不是追求的手段。他与来客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又可以借来客咄咄逼人的气息重温自己一度披荆斩棘、与纷纭复杂的对称性乱局博弈的过往经历，顿时，来客的善意也好恶意也罢，通通以人性的名义融入到他正在统领的人性总和之中。来人因对称性名义而融入到人性的横截面之中。这当然堪当一个对称性范例（而不应理解为反例，当然，如果反例更能激发人的斗志就另当别论，就视为一次返利），因为这里事关自我与他人、先到与后到、及与不及、等待与追赶等一系列的对称性表现。天性所包容的，地性所开展的，人性所定制的种种对称性表现都是同一个对称性，有的是总括，有的是应用，有的是借这样一个称谓来达成旷日持久的奋斗中一次正当有效的激励。
202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