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西乃是对旧主题的更为深切的复活。”
——米哈伊尔·巴赫金
“关于重复，伏尔泰的命题是有效的：‘他将经常重复，直到人们理解他为止。’”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
时间不多，请允许我简要地介绍《先人祭》的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通过了解和思考它，也有助于理解这部诗剧与我们，与当代思想场域的内在关系。
米哈伊尔·巴赫金在一篇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讲稿中说，“新东西乃是对旧主题的更为深切的复活。”理解这句话的诸多证据之一，是列夫·托尔斯泰关于内陆亚洲山地民族运动的小说《哈吉穆拉特》，如果从当代来看，小说中的山地民族活动也许会被描述为一种主体可疑的恐怖主义，或者一种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主义叙事。
包括密茨凯维奇在内的斯拉夫写作者和思想家，把民族地区的不安、潜能和生命力，理解为一种可以和帝国、可以和世俗的罗马对抗的自然力。但是在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进程和相关知识潮流的遮蔽中，人们对这种自然力失去了认识，或者把它景观化，即使它通过一系列流血的极端事件出现在我们面前，即使它有着边缘的、高加索的，或者是新疆的、西藏的面孔，我们却没有认出它的名字。《先人祭》是一出仪式剧，就像驱魔仪式一样，在诗行的进行中，密茨凯维奇迫切的、反复的，希望叫出那些恐怖力量和未来力量的名字，其中，在诗剧的第三部第五场，最奇特的一次命名是“四十四”， 密茨凯维奇把它称作未来力量的名字。
显而易见的是，《先人祭》是关于一次失败的学生运动的戏剧体诗作，但我不想强调它与中国事件的相似性。与其说《先人祭》关于一次失败的学运，不如说，它关于“何为同时代人”，并且在此主题之下表现为一个时期的青年状态的样本。怎样认识作为劳动力资源和反抗资源的青春状态，这是近代作家非常关注的主题，我们知道，斯拉夫作家对青春状态做出过深刻的分析，我们所熟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和《白痴》，屠格涅夫《前夜》和《父与子》，以及今天我们接触到的《先人祭》，都是关于青年人的作品，这些青年人非常急切，有时是笨拙的、有时是毁灭性的，和流动在时代中的一些根本主题结合在一起，他们可能不成熟，正如戈达尔说，我们从孩子直接成为老年人，没有青年状态，一些不成熟的人在一个不成熟的大陆之上。但是他们的头脑、行为和精神状态，可以称之为时代的前夜状态。我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这样的前夜状态，是在一个既定生产框架中成为表面的参与性的一份子，还是从现场中动身寻找回应根本主题的方式，我们的思想、我们在这个环境中的作为、我们的语言，会越来越因此表现出一些根本的分野，也正是因此，界定了我们彼此是否有能力构成“同时代人”。
戏剧，尤其是经典戏剧，是对一个时期人们的公共精神状况的测量与勘察。也是一种成人教育的传统形式，我们从中认识自己。参与这次《先人祭》的朗读，我也看到这部戏剧诗在这次西安的参与者中的不同反应，不久前，波兰戏剧导演陆帕的《伐木》和德国戏剧导演奥斯托玛雅的《哈姆雷特》，在北京引起活跃的公共争论。这些作品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共鸣的一个原因，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存在着同样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凡是有事情在发生、在成型的地区——不论它是拉丁美洲、中国还是印度，就会成为这些作品复活的途径。近代作家的作品，是关于成型中的事物和变革中的世界的作品。只要存在着危机和可能性，这些作家的声音就会复活。
如果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为什么读经典”这样的话题，我们暂时不可能比卡尔维诺或者特里林谈得更好。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到，当代不一致的民族国家或者民族地区的抗争现象产生的近代文学，被一种在20世纪成为“世界文学”的虚构美学潮流所隔断了。怎样理解当代已经发生和还将发生的冲突，怎样进行一种与我们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冲突研究？谁是那个抗争者，那些被我们视为对抗性的话语或行为，是当代利益系统直接或者间接派生的东西，还是源于一个更幽远并难以驯化的精神传统？仍然是近代作家最为主动的对上述主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表达，这种主动性，以及由此主动性产生的民族复调艺术，是一个“被背叛的遗嘱”。
在这里，我还想建议大家注意到，一个诗人并不仅仅因“持不同政见”而面临危险，而是——因其诗艺本身面临危险。这不仅是理解“何为诗艺”的前提，也是理解20世纪一些重要诗人的前提，这些诗人影响了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中文诗人，以及今天我们选择作为朗读配乐的斯大林苏联时代的音乐家乌斯托夫斯卡娅，在这些创作者身上揭示的命运，首先是他们的语言艺术的命运，因为诗艺来源于一种不同于社会发展领域的动力，这也是一个传统而未完成的问题：“诗与哲学之争”。因此，我想请大家注意《先人祭》开头的引文，这句引文没有在今天的朗读中呈现，源于《哈姆雷特》：“霍拉旭，天地间有许多事，是你们的哲学未曾梦见的”。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引文，也是作为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边缘化的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的精心选择。罗马是国家主义的顶点，也是黑格尔所称的“世界之人”的舞台。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简要地说，这是密茨凯维奇反黑格尔的时刻。今天，我们受到许多来来往往的激进思想家的影响，但我们可能仍然还是黑格尔的派生物。另一个被遗忘的民族作家，古巴作家库尼亚在他的非虚构名著《腹地》中，把古巴世界描述为“黑格尔未曾提及的地理空间”。这里，我想请大家联想到我在发言开头提到的“自然力”，这是一种罗马之外的、黑格尔之外的力量。
我们都注意到，《先人祭》中充斥着精灵的形象。这些精灵扮演了精神力量的催促者、决断的催促者的角色，他们的声音肯定而带有命令性。由此，我们可以认出密茨凯维奇在诗学上的真正先驱：弥尔顿，后者也是魔鬼力量的定义者。我们也不应忘记，密茨凯维奇最早出现在中文里，是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然后，又在以后长时间中被遗忘。在《先人祭》第三部第二场，康拉德的即兴独白中有一个重要的诗句，也是我们为今天这次朗读活动选定的标题——“这正是力量显示的时光”。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弥尔顿的对抗性的力量，作为反对者的自然力量，是被隔断的，被华兹华斯那样的国家诗人所隔断，后者，是被驯化了的自然界的国家发言人。我们从小就在学校中接触到培根的箴言，“知识就是力量”。但这句箴言，实际上是对大不列颠国家扩张政策的一句核心表述。这是一句大不列颠咒语，它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现代亚洲的形成。
近二十年来，中国非汉民族地区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不仅有待社会科学积极深究，从事某类创作的人也可以动身探索。在今天，亚洲的地缘政治矛盾正在加剧，迫使我们从不同视角思考，其主要原因是什么？接下来，允许我重复一遍在过去的一次对话中谈到的内容：
“有些非虚构著作比如《亚洲教父》，以及越来越多关于地区战役和冷战时代的作品，对某一时期的操控过程进行详实披露。这些著作呈现的一种信息是：现代军政权势踏入、操控和生产历史的程度已经如此之深。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并非某一种民族文化内容的极端表现，恰好是现代军政权势踏入、操控和生产历史的一个严重后果。
人不能独自完成历史，只要是，仅仅只有现代军政权势这一种世俗力量存在，影响并直接人为生产历史，对‘人之为人’的观念进行长期系统化的扭曲，各种矛盾就会加剧，导致冲突与灾难不断。地缘政治矛盾的程度，正是现代军政权势全面接手和生产历史的程度。只有一种制衡力量，一种传统、悠久而又微弱的力量：精神领域的能力——诗、戏剧和艺术创造的能力。只有各种不同的创作者对‘对权力的撄犯’这一行为的继续存在，而且是创造性的存在，才能干扰现代军政权势对历史的影响力、生产和独裁，使它对现实世界的组合方式、对人的解释不能成立。我接受的立场是：创造力对抗世俗。这不是新颖的，但是一个并未完成、需要被再次激活的立场，需要经由各就各位的创作实践所再次激活。”（2014年6月，《亚洲》访谈）
不仅弥尔顿、密茨凯维奇的“力量”被隔断，所有近代作者的力量，这种普罗米修斯知识（一如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前言中所述），被现代世界共同利益潮流下的“世界文学”所隔断。在今天，不论对于文学、艺术还是思想领域，在一个联系非常密切的全球利益共同体已经构建形成的情况下，“世界文学”事实上也是“力量”的管理者和驯化者。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近代流亡作家的写作会始终与本国主题息息相关，仿佛流亡使他们找到了一种更主动、深切和清晰地整顿本民族材料的机会，例如海涅、拜伦和密茨凯维奇的创作。但现代流亡者可能与之不同。现代流亡从另一个方面，也许对文学造成了一种不易察觉的消极因素，它使不一致的、蕴含着冲突之声的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世界文学，使诗人成为一种世界诗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布罗茨基、沃尔科特这些成为了“世界诗人”的写作者的后期作品中，有大量技艺纯熟的旅游诗歌。
著名的往往就是生僻的，比如《先人祭》这样的文本。所以，在第三部第七场“华沙的沙龙”里阿朵尔夫的长篇独白中，关于遗忘的焦虑被不断的、有节奏的重复。很显然，我们这次不是在朗读一个现代的或者后现代的文本，这些文本也许更能刺激起认同感。但是，文学批评家克拉默德在《愉悦与变革》这本书中所说，一个历史中的文本与我们的关系，不是自动售货机那样的关系，我们对它砸钱就行了。不是的，这种关系应该是被我们勇敢揭示出来的，事实上，文学的和文化的传统正是通过这种变动中的关系才得以延续。
最后，我想“重复”提出一个我认为已经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呼之欲出的问题。
2012年，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一系列反核游行中发表公开演讲，其中提到：“当局和媒体都做出一副好像已经解决了的样子。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们从一开始就隐瞒事实，装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功了，很多人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希望相信这是真的……即使我们想要忘记，或者即使真的忘记了，核电站的阴影仍旧会执拗地保留，永远地持续。这正是核电站的可怕之处。有人也许会说，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会顺从地听从政府与企业的话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日本人’则客观上，物质上的终结了。”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次关于“何为日本人”的讲演。与此同时，从泰戈尔一代以来，印度思想家也在试图重新认识现代印度和印度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可能性。他们也在问，何为印度人，何为变动中的亚洲人。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严重的事件，我们中间，一直没有一个人去询问，何为中国人。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我想把这个迫切需要我们共同去回应的问题，留给大家，也留给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何为中国人。
一如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回应“何为波兰人”，本雅明回应“何为德国人”，列夫·托尔斯泰回应“何为俄罗斯人”，我希望，我们有能力共同探讨一个被重新而又迫切提出的问题：“何为中国人”——何为正在变革的观念地形与历史要求中的“中国人”，何为正在成型的精神事件之中的“中国人”？我认为，我们已经在开始形成这种能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