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红蕊 译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重振旗鼓、付出努力，将传统从因循守旧中挣脱出来，而不是使之屈从于它……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在过去之中燃起希望的火花。如若敌人取得胜利，即便是死者也不再安全，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坚持认为，导致“左派危机”的原因不是左派积极分子或学者们之间的内部分歧，也不是右派善用辞令或其经费规划妥当及时。恰恰相反，他指出左派之所以处于劣势，乃是因为他们未能把握时代的特征，不能相应地建构一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批评，也不能开拓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道德－政治视野。对霍尔来说，撒切尔－里根右派（the Thatcher-Reagan Right）的崛起并不是左派失利的原因，而是这一失利的征兆。同样地，于霍尔而言，左派对文化政治的轻蔑或质疑并不表示其立场有多么坚定不移，这恰恰表明左派的思维习惯落伍过时，表明他们对这些习惯的改变充满着恐惧和焦虑。
然而，这些恐惧和焦虑的内容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有鉴于此，我将对瓦尔特·本雅明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左派忧郁”（Left melancholia）展开思索，从而拓展出一条思路来应对这些问题。本雅明用这一贬义的称谓来指涉某一知识立场和政治倾向，这意味着什么？多数读者都知道，本雅明从不反对哀伤（sadness）在某一范畴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人格中的价值，他也从不否认人们有可能在对失去之物的忧思中获得一些睿见。实际上，本雅明充分地意识到绝望、哀伤以及哀悼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生产性价值。在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中，他将忧郁本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源泉。然而，“左派忧郁”这一称谓意图十分明确，它指涉的是一些雇佣文人，他们依附于某种独特的政治纲领或政治理想（甚至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并没有抓住当前彻底变革的诸多机遇。本雅明一直颇为神秘地主张，辩证历史地把握“当下这一时刻”（the time of the Now）有其政治价值。“左派忧郁”不仅表示他们拒绝接受当下的独特性，只从“空洞的时间”（empty time）或者“进步”（progress）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它还表明他们对其过去之政治依附和身份认同有着某种程度的自恋，而这要胜过他们在政治动员、联盟或改革方面的任何投入。[1]
忧郁的反讽之处就在于，人们沉迷于其所痛失之物，而并不想从这一痛失中恢复元气，并不想从中挣脱，卸去负担，活在当下。这致使忧郁成为一种持久稳固的状态，一种处境，确切来说，它是一种欲望结构，而不是对死亡或丧失的瞬态反应（transient response）。[2]弗洛伊德在1917年对忧郁展开了深入思考，他提醒我们关注忧郁的第二个特征：“[与哀悼相比，]忧郁更是一种想象中的丧失。对象可能没有死亡，它只是不再成为爱的对象罢了。”此外，弗洛伊德认为，忧郁症患者往往不能明确认识到他所爱的以及其所丧失的对象是什么，“这就意味着忧郁以某种方式与对象的丧失相关。在这里，对象的丧失从意识之中撤出；哀悼则与之不同，其对象的丧失并不是无意识的。”[3]对象的丧失导致了忧郁，然而忧郁症患者往往没有明确说出这一丧失，也不可能明确说出。最后，弗洛伊德指出，忧郁症主体往往自我贬低，倍感绝望，甚至有自杀倾向。他会责备曾经挚爱的对象，只因为它们并没有达到他理想中的状态。随即，他转而责备自己，这样一来，当忧郁的他在遭受爱之丧失的打击时，他就可以将对象之爱或对象的理想化状态留存于心。
那么，本雅明为何会用这一术语以及它所代表的情感经济（emotional economy）来探讨左派的独特构成呢？他从未对“左派忧郁”做一个明确表述，而只是用这一术语来抨击某些左派人士的行为。这些左派人士不愿抓住当下政治变革的诸多机遇，而情愿依附于某些弥久不散的情绪和对象之中。对本雅明来说，他尤为擅长的是探讨忧郁症患者对“物”的倾心投入。在《德国悲剧的起源》（Trauerspiel）一书中，他指出“忧郁症患者为了知识而背弃了全世界”。此处的弦外之音是说，忧郁症患者的忠诚是将他对挚爱之对象的忠实（每一个忠贞的誓言，每一次动情的回忆）转变成为物，乃至使知识本身也具有了类似于物的特质。[4]另一种相关表述如下：“在其顽固的全神倾注和偏执的自我沉溺中，忧郁在冥思里拥抱那已然逝去的对象。”[5]简言之，忧郁忠诚于“物的世界”。[6]此处的言外之意是说，忧郁症患者的逻辑中包含有某种程度的恋物癖逻辑（恋物欲望意味着保守主义倾向，意味着从人际关系中撤离）。本雅明在对科斯特纳（Kastner）的诗歌进行批评时始创“左派忧郁”一词。他指出，对左派忧郁症患者来说，情绪本身变成了物，“让资产阶级引以为豪的是拥有足够多的物质材料；而令（左派忧郁症患者）引以为豪的则是拥有以往精神财富所残留的的大量痕迹。”[7]我们爱我们左派的激情和理智，爱我们的分析方式和信念，却不爱现存的世界和不远的未来。而我们本可以用这些观念来改造现存世界，使未来与之相符。总之，在本雅明这里，左派忧郁指的是对一种情感、分析方式或关系的依恋。这是一种悲哀、保守、退缩的依恋，它以近似于物的形式呈现出来，凝结在那些自称为左派人士的心里。在这里，弗洛伊德的理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这想必是因为有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丧失和不能明言的破碎理想。在当下，左派、社会主义、马克思或者运动等术语即表示这些丧失和破碎理想。
毋庸置疑，在我们的时代，左派所丧失的东西有很多（不管是可以解释的，还是不可解释的）。社会主义政权土崩瓦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备受质疑，这些都还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我们不再有严格统一的分析方法，不再有步伐一致的运动；劳动和阶级不再是衡量政治分析与政治动员的神圣标准；历史不再是一种必然、科学的向前运动；我们不再有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可行方案。此外，在这些丧失的背后还另有他忧：我们缺乏一种国际性的（甚至是地方性的）左派共同体意识；我们对社会秩序的真相缺乏信心；我们在思索“何为善”的时候，缺乏一种开阔的伦理－政治视野来指导和维持政治工作。因此，我们失去了属于左派的运动，更失去了属于左派的历史时刻；我们失去了理论和经验上的一致性，更失去了一种生活方式和奋斗方向。
我们可以坦率承认这些针对左派的种种论断，即便我们也对此感到手足无措。在这些丧失的空洞核心，在我们的政治无意识深处，是否还有一个未曾明确说出的丧失？这是一种希望的沦落和许诺的丧失——左派的分析方式及其承诺将引领其追随者走向正确明晰的道路，这条道路最终通往善、正义以及真理。难道这一希望和许诺不正是我们左派人士诸多乐趣的基础吗？甚至可以说，它不正是我们左派人士自恋的理由吗？它不正是我们与其他左派人士产生共鸣的依据吗？如果说，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爱恋的根基，也即是说，改变我们对政治之爱恋或依附的能力，才能完全放弃这份爱恋，那么，我们岂不是注定要患上左派忧郁症吗？而它必然会引起悲伤，甚至自我毁灭。弗洛伊德说：“如果挚爱的对象已然逝去，而主体仍对其念念不忘，这份爱恋就会求助于自恋认同。此时，主体会憎恨这一替代性对象，虐待他，贬低他，折磨他，并从他的痛苦中获得一种施虐的满足。”[8]当前，我们所面对的难题是找出这一替代性的对象是谁（或是什么）。为了维持左派浪漫许诺的理想化状态，我们要憎恨谁？为了有机会使这些古老的左派承诺不招人愤怒，不令人沮丧，我们要惩罚的又是谁？
近来，左派人士之间产生了诸多争论和责难。于是，两种广为熟知的答案渐渐浮出水面。第一种答案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结构，它们被冠之以各式各样的称谓，如文化政治或身份政治。一些左派人士经常指责植根于文化认同（种族、性、族裔、性别）的政治运动忽视了现代性的根本结构——资本主义，略去了它的基本构成——阶级。另外，这些政治运动还将左派的政治能量弄得四分五裂，并分散了其注意力，结果，建立联盟已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第二个罪魁祸首也有多种不同称谓，如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后现代主义以及装扮为政治分析的时髦文学理论。这一指控也十分熟悉：人们在解释世界时，应力求理论连贯且又贴合真相，而这些有关主体、真理和社会进程的后根基理论破坏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它们还对左派规范的客观性基础提出了质疑。当今左派的特点是虚弱无力、支离破碎、方向迷失，而上述这两种现象要同时或各自为此混乱局面担负罪责。这些结论早已是陈词滥调，然而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借助“左派忧郁”这一概念，那么蕴含在这两项指控中的移置（displacement）成分将会暴露无遗，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对其追随者而言，那已然衰退的是哪些左派分析方式或正统呢？然而这些追随者们迟迟不肯承认这一事实，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身份政治和后结构主义的大肆批判上。甚至可以这样问，当我们为年轻左派人士的影响日渐衰落而悲叹，为左派在政治领域中的风光不再而哀怨时，对左派正统的何种自恋认同被保存下来了呢？左派的分析方式许下承诺，给人留有希望，但当承诺尚未兑现、希望濒临破灭之时，左派人士将责任推卸到被贬低的他者身上，通过这样做，对许诺的何种依恋被保留下来了呢？我们是否也在左派身上看到某种物性的东西，它具体物化为某种“现存”之物，而事实上这种物性的东西不属于当下此刻，它只是对“曾在”的一种虚幻记忆？
我们对忧郁的左派进行了思索，让我们再次回到霍尔那里。霍尔更为直率地从政治角度对当代左派的重重困境进行了考量。他认为，左派之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频频失利，乃是因为他们未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依此之见，左派对那些正处于上风之派别（自由主义中间派、新保守主义者及右派）的一再抱怨，左派人士之间（如反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酷儿运动激进分子、后现代主义者或顽固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彼此控诉，都只是在重申他们的失利，而不是矫正自身的弊端，从而反败为胜。在霍尔看来，左派的失利主要是因为它们固执地遵守一种特定的正统分析方式，即资本决定论和阶级至上论。另外，他们的失利还由于他们受到某种特定知识的束缚：他们信奉唯物主义，对主体和主观的重要性不予承认；他们也拒绝探讨风格和语言问题。这两个原因结合在一起对左派来说是致命的：霍尔在其论文集《艰难的复兴之路》（The Hard Road to Renewal）的结论中指出，“我们的宗派主义”不仅包括对某些目标（由现已过时的[1930年代和1945年]政治经济结构所制定的那些目标）的防御心理。
（此外，宗派主义）是某一特定的政治观念造成的，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思维习惯。我们一向认为政治的逻辑在某些抽象实体（如我们所说的“经济”、“资本”）的驱动下呈直线发展之势。它不可逆转，最终伸向它所预定的目标。然而，撒切尔主义清楚地表明，政治的运作实际上更似语言的逻辑：只要你够努力，你总是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9]
毋庸置疑，资本的运转过程形成了政治的可能性条件。然而，政治本身“要么在意识形态上被引导，要么根本没有在运作”，[10]或借用霍尔精辟的公式来说，“政治从不反映多数，而是建构多数。”[11]
在这里，我有必要说明一点。霍尔从未宣称意识形态决定全球化的进程，相反，他认为意识形态利用全球化的进程来达成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目的。而当它达至目的，取得了成功，其所代表的政治经济策略本身也会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某一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
当今，我们已开始进入一个“后福特主义”社会，一些理论家也称其为“无组织的资本主义”（disorganized capitalism）、“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sation）的时代。解读当今事态发展的一个方法是理解撒切尔主义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概念。撒切尔主义运用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策略来驾驭并挪用“私有化”这一基本运动，它还运用特定的哲学措辞来建构这一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撒切尔主义是成功的。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有一些最为强劲的趋势，撒切尔主义及时调整自身，使其历史、政治、文化和性的逻辑与这些强劲趋势保持一致。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撒切尔主义自信满满，在意识形态上自鸣得意。这也让它看似“有历史的支持”，从此与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分散（dispersal）和多样化（diversification）的逻辑是更为根本的、更深层次的“逻辑”，这一逻辑不一定是民主扩大化的敌人。然而，左派并没有根据这一“逻辑”来反思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策略，而只是简单地抵制它。倘若撒切尔主义宣称这一逻辑为其所有，那么我们便与它无关。还能有什么更有效的方式让自己与历史脱节呢？[12]
在过去的某个时代，统一运动、社会总体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等观念都还是可行的政治和理论分析范畴。然而，如若当代左派总是牢牢抓住这一已逝时代的结构形态不放，那么它便委实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中的一股保守力量。它不仅误读了当下的时代特征，还将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安置于实践的核心位置，而该核心位置应属于对冒险（risk）和变动（upheaval）的执着。本雅明在《左派忧郁》（"Left-Wing Melancholy"）一文中对魏玛共和国的左派诗人埃里希·科斯特纳（Eric Kastner）进行了批判，并简单描绘了“左派忧郁”这一现象：“诗人总流露出不满情绪。他心情忧伤，而导致他忧伤沉闷的原因是惯例常规。因为遵守惯例、墨守成规就意味着牺牲个人的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了厌恶反感（distaste）的能力，这使人忧伤沉闷。”[13]与本雅明不同，霍尔则是通过描述左派对撒切尔主义的反应来探讨这一问题：
我还记得，1979年的竞选可以说是卡拉汉先生（Mr. Callaghan）最后的从政生涯。面对撒切尔夫人的攻势，卡拉汉先生十分惊讶地说道：“她意欲摧毁社会之根基。”可见，对社会现状进行彻底抨击这一观点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词汇表里还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因循守旧的传统观点、社会习俗和道德礼仪等思想已渗透至社会主义者的意识深处。因此，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状况：有的人虽在坚守某一激进的政治纲领，但在其内心深处支撑他的仍是那些传统的情感和情绪（feelings and sentiments）。[14]
左派政治中存在因循守旧的传统主义成分，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近年来，它显得尤为突出，且危害重重，细数来有以下三点原因：（1）左派自以为是地用传统主义来抵制撒切尔－里根－金里奇（Thatcher-Regan-Gingrich）的“革命”。这场革命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废除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大量公共职能和服务的私有化；（2）文化政治尤其是性政治的发展；（3）社会主义解体，人们开始质疑左派的政治经济目标，左派信誉受损。这三种现象结合在一起促成了左派的构想规划，其主要内容有二，即：捍卫自由新政，尤其是福利国家制度；捍卫公民自由。总之，左派所代表的政治仅仅是捍卫某些自由和权利，他们没有正视隐含在这些自由和权利之中的主宰关系问题，也没有认识到这些自由和权利在当代资本主义配置中的价值有限。平等主义视野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用这一视野来挑战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获得解放的憧憬是社会主义者的基础，他们用这一憧憬来质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然而，当人们对平等主义和解放失去信念，并与这股传统主义叠加在一起时，左派的传统主义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目前摆在人们面前的左派既没有对社会现状做深刻、彻底的批判，也不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案来代替事物的现存秩序。更令人忧心的是，左派并不关注其潜在的诸多可能性，反而对于其不可能达成之事有着强烈的依恋；它并不满怀希望，而愿意沉溺在其自身的边缘性和失败中。因此，左派被困在一种忧郁的依恋结构里，它眷恋其已逝过往的某些特点。这种依恋如幽灵一般，其欲望结构是惩罚性的，并始终在回顾过去。
怎样才能使左派摆脱其忧郁和保守的习惯，恢复其激进（radical一词源自于拉丁词radix，意为“根”）批判和富有远见的精神面貌。这一精神面貌不应在社会变革的展望面前退缩，而应该接受社会变革的观念，尽管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变革，甚至会让人不安。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是全面的革命还是历史的机械进步都不能带领我们实现那些美好的憧憬（尽管这些憧憬已被我们重构，与以往有所不同）。我们应对政治抱有怎样的希望，才不致错误地将政治建基于“历史在我们一方”的观念之上，或者说无论新左派创造怎样的价值，都必然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依附？我们能够想象出怎样的政治经济秩序：它既非国有，也不是乌托邦；它既非压抑，也不是自由；它在经济上不会穷困潦倒，在政治上不会苍白阴郁？我们怎样才能从社会主义的诸多理想如尊严、平等、自由中摄取创造性的养分，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承认，孕育这些理想的历史条件和展望不属于现在？我在本文中强调了某些当代左派政治团体的忧郁逻辑，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并不是想说明心理治疗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我的真正意图是想说明，诺言并未兑现、航向丧失会引发某些情感和情绪，如悲伤、愤怒、焦虑等，正是这些情感和情绪让我们依然对左派的分析方式和目标规划保有依恋。我们应该仔细审视这些情感和情绪，看清它们是怎样在普遍认为是进步的政治目标下制造了阴暗的一面，即传统守旧，甚至是自我毁灭。
*题词摘选自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收录于汉娜·阿伦特主编《启迪：本雅明文选》一书（"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Walter Benjamin,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55.）
注释：
[1]本雅明对作为政治术语的“彼时”（the "then"）和“此刻”（the"now"）进行了表述，此表述令人着迷。这两个术语是“过去”（past）和“现在”（present）等词所难以比拟的。相关内容可参见本雅明对拱廊计划之方法的注释（published as "N[Re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Theory of Progress]," in Benjamin: Philosophy, Aesthetics, History, ed. G. Smi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especially 49, 51-52, and 80.）
[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Sigmund Freu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14,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7, 245.）
[3]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245页。
[4]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 Osborne, London: Verso, 1977, 156-57.）
[5]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157页。
[6]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157页。
[7]本雅明：《左派忧郁》（Walter Benjamin, "Left-Wing Melancholy,"republished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ed. A. Kaes, M. Jay, and E. Dimendber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305.）
[8]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251页。
[9]斯图亚特·霍尔：《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危机》（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273.）
[10]霍尔：《艰难的复兴之路》，274页。
[11]霍尔：《艰难的复兴之路》，266页。
[12]霍尔：《艰难的复兴之路》，276页。
[13]本雅明：《左派的忧郁》， 305页。
[14]霍尔：《艰难的复兴之路》，2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