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
一、理论之后：在反思与信念之间
特里·伊格尔顿2003年出版《理论之后》一书，让人记起他作为英国批评家的身份，后者给人的印象是，不管可以多么理论，他们深心里总认为理论（在伊格尔顿这里大体等同于文化理论）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1]伊格尔顿的“判词”是：“文化理论允诺我们它要处理许多根本的问题，然而它却未能办到。在关于道德与形上学的问题上，它是羞怯的；在关于爱、生物学、宗教与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困窘；对于邪恶，它大体上是沉默的[……]这些问题都是人类存在的重要问题，但文化理论却都未能加以回答”（《理论之后》 131-32）。这一宣判难称公正，理论从来不能直接处理“人类存在的重要问题”，它比较擅长的倒是制造问题，或者让原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出问题。这在文学研究中并非坏事，因为文学研究正是要通过质疑既有框架来发掘新的意义，但在伦理、政治、信仰等实践领域，这种知识精英的意义游戏有可能显得华而不实。近年来，伊格尔顿新著不断，却集中于伦理、宗教等问题的探讨，给人感觉他不仅走出了理论，甚而也要走出文学艺术。[2]有此怀疑并非唐突，毕竟伊格尔顿曾表态说：“我们在新千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战争、饥饿、贫穷、疾病、债务、吸毒、环境污染、人的易位——根本就不是特别‘文化的问题’……而最不可能是艺术的问题”（《文化的观念》151）。这话未免矫枉过正，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论。重申介入现实的立场是有价值的（尤其考虑到伊格尔顿的影响力），但如果只是做表面化的理论与实践之争，则未必能取得积极的效果。
在我看来，《理论之后》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有关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讨论。这一讨论承袭了《文化的观念》、《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等书的主题，伊格尔顿认为，理论的初衷是“反—基要主义”，却走到了“反基要—主义”，析而言之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约定主义，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幻象》152）。伊格尔顿指出，“在相信基础与作为一个基要主义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你可以相信人类文化有基础，却不用成为一个基要主义者”（《理论之后》 247）。为了说明这一点，伊格尔顿引入“信念”一词，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基要主义者，因为我们都怀有某些根本的信念”；“这些信念并不需要是论证确凿或是充满热诚，或甚至是特别重要的；它们只不过是对你的生活形式而言是根本的。”“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基本信念，我们才能够说得上是具有身份认同”（《理论之后》 247-48）。也就是说，坏的基要主义是教条，是死守戒律，贬低生活的复杂性和生动性；好的基要主义则是信念，是使生活如其所是般展开的基础。这番议论让人想到维特根斯坦，但是更为直接的参照也许是美国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奠基人查尔斯·皮尔斯认为，人们在求知中真正打交道的只是怀疑和信念，所谓信念“不是意识的某种瞬息间的样态，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思想习惯”，“你至少不能不相信的那种东西，正确的说并不是一种错误的信念，换句话说，在你看来，它是绝对真理”（皮尔斯 9-11）。而作为“新实用主义者”的斯坦利·费什也认为，“人们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信念，或者说同自己所置信不疑的东西保持距离，而且一个人的信念绝不愿失去其影响力”（费什 45）。不过，这并不必然导致“相对主义”或“唯我论”，费什相信，存在所谓“解释的共同体”，唯我论和相对主义的危险之所以在严肃的阐释中并不存在，是因为所谓独立的阐释者不过是某种制度性共同体的延伸，我们根本不可能真正独立于一切制度性预设之外，完全自由地形成和表达个人的目标（Fish 321）。综合言之，我们无法获得“客观知识”，因为受自身信念的束缚；我们也无法做到“自行其是”，因为各人的信念受共同信念的制约（汤拥华，“文学理论如何实用” 191）。
由反思与信念的矛盾，演绎出理论的批判性问题。乔纳森•卡勒将理论定义为“向文学或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的活动（卡勒1；另参汤拥华，“理论如何文学” 73），即理论通过对概念范畴的反思为意义的生产赢得新的可能性，这明显是要凸显理论的批判性和超越性。而费什认为，一则，理论“与其说它能调和或者说抵消利害关系，倒不如说它自始至终都同利害关系难舍难分；它把不可避免的利害关系——涉及地方的、个别的、宗派集团的——提高到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位置”（费什 102）。二则，“我们能否理解我们正在做的事”，有没有“批评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孤立于精心周密假设的模式和标准之外”，“包括那些被命名为‘深思熟虑’或‘思考/反思’”的事情，这些事情“恰恰正是这种精心假设的模式或标准所表现的一种功能或作用而已”（费什 10）。在实用主义者这里，信念没有给“批判”及“主体”留出空间；而理论家们所秉持的“信念”却是，主体必须在批判中成就自身。在《理论之后》的结尾，伊格尔顿让我们看出他的选择，他终究是一个理论家：“我们永远无法处于‘理论之后’，因为若没有理论，就不会有反思的人类生活”（《理论之后》 273）。他所希望的是作为反思的最新形式的后现代主义，能够完成一次更为艰难的反思，去触及那些它一直回避的主题诸如死亡、邪恶、信仰等等，以便在力度和深度上与其所反对的宏大叙事抗衡，因为“我们当下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人类剥夺的非存有（non-being）之上。我们必须以另一种同样建立在非存有之上的政治秩序来加以取代；但这里的非存有是一种对人类的脆弱及无根据性的察觉”，“它是一种使我们对人性的开放本质保持信念的方式，因此，它也是一种希望的源头”（《理论之后》 273）。这一“非存有”基础上的“存有”以及对“人性的开放本质”的信念，透露出伊格尔顿的理论目标：其一，使本质重新成为有价值的范畴；其二，使对本质的探求重新成为有意义的活动。这意味着要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打通反思与信念、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等等矛盾范畴。
此类打通何以实现？伊格尔顿未及作答。我觉得以《理论之后》将文学边缘化的立场，很难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我所相信的是，理论不能抛开文学独自反思，“整个现代理论的发展过程一直都有文学在场，如果舍弃文学，失去了文学与理论这样一个经典的张力结构，可能会使一条仍然在不断延伸的思想之路中断”（汤拥华，“理论如何反思” 137）。有关本质的复杂纠葛，也许只有在文学的论题下才能充分地具体化。我认为伊格尔顿应该把目光转回文学，首先探讨那个被种种反本质主义话语简单处理掉的“文学性”范畴还能否焕发生机。2012年《文学事件》一书的出版，多多少少验证了我的想法，这本专谈文学基本问题的论著之所以被卡勒称为“最好的伊格尔顿”，也许首先是因为它回到“正轨”上来了。
二、重回文学：从本质到行动
让我们先行确立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主题：在有关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将发现有真实的实践能力的反思活动，而这同时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构成批判。伊格尔顿的整个论述过程都像在“叩其两端而竭焉”。行文伊始，他先区分了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与文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他认为双方各有洞见与盲视，文学理论家对真理、指涉、虚构的逻辑状态等问题缺乏热情，文学哲学家则对文学语言的组织结构不感兴趣（Eagleton Ⅹ-Ⅺ）。这一区分与我们所熟悉的英美学派与欧陆学派的对立并无实质差异。伊格尔顿当然是要在两大派别间做调节与重构的工作，不过他声称，《文学事件》的论题大部分来自文学哲学/英美学派这一边。这表明伊格尔顿的基本理路是在无本质中求取本质，从无规则中建立规则，即先找到正面讨论文学本质的方法，然后再去解决理论的反思性、批判性问题。这一理路下文将渐次呈现。
伊格尔顿此书名为《文学事件》，按常理应该先解释何谓事件，伊格尔顿偏偏避而不谈，他绕了一个大圈子，去讨论中世纪哲学的唯名论（nominalism）和实在论（realism）之争，即作为共相的本质究竟是否存在于实体之中。这一学术史梳理的目的，是要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对立将古今种种有关本质的探讨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传统。比方伊格尔顿认为，唯名论的最后一幕就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像福柯、德里达和德律兹等人，他们对普遍概念、普世原则、总体化的政治目标等等的厌恶，跟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一脉相承（Eagleton 15）。此种梳理虽不免“大而化之”，却能突出主要矛盾。有关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执，伊格尔顿力求演绎中庸智慧：“我们并非一定要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类和纯粹的差异性之间做选择，不管这看起来有多么必要”（Eagleton 17）。但是他的倾向是明显的，他的主要对手是那些“反本质—主义”者。他语气尖刻地说，也许在福柯那类极端唯名论者看来，所有的分类都是暴力的伪装，但在更富理性的头脑如社会学家（比方列维—斯特劳斯）和女性主义者看来，“在某个特定的方面，为某个特定目的，将一部分个体集合起来”，有益于人类的解放事业，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中的人在一切方面都毫无差别”（Eagleton 17）。伊格尔顿将社会学家和女性主义者作为正面典型，足以显出其运思方向，他并不打算就本质问题做新一轮玄学探讨，而是想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并无哲学严格性的概念或者说符号可以产生真实的实践力量，不仅能够影响人们的行动，它们本身就是行动。所谓本质不应该只是被当作本体论问题看待，它同时是伦理学的，有着基于人之生活方式的更为深刻的动因，比方说，那被认为是人之本质的，就是人之所爱的（Eagleton 17-18）。伊格尔顿以此讨论为本质的重构做出铺垫。
在接下来两章有关“什么是文学”的讨论中，伊格尔顿转过来批判本质主义，他一面抛出种种有关何谓文学的定义，一面又逐个击破它们。这一工作比较简单的层次是选择有颠覆性的“例外”，以伊格尔顿的渊博学识和犀利文风，自然得心应手。不过伊格尔顿并没有停留于此，他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来代替单一的本质论，即分类不要求某一内涵绝对周延，而可以是几种特征互相牵连、协同作用。伊格尔顿据此提出文学之为文学的五大特征，即：其一，虚构性；其二，对人类经验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洞察而非仅仅只是报告经验性的事实；其三，以加以提炼的、富于修辞性的或自觉的方式使用语言；其四，不具备像购物单一般的实用性；其五，被视为写作的高级形式（Eagleton 25）。在判定一个对象是否文学作品时，这五条未必都要用到，用在不同作家身上内涵也会有所调整，但一般不至于一条也用不上。这样的处理已是相当开放了，但是如果认为伊格尔顿的目的就是要以开放的逻辑为文学重设本质规定，则既误解了维特根斯坦，也误解了伊格尔顿。维特根斯坦不是要提出更聪明的定义方法，而是要描述概念形成与使用的一般状况；而就伊格尔顿来说，核心任务是解说一种富有本质色彩的定义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没有那么重视自己提出的五条，事实上他乐于承认这五条并不足以形成有关文学的规范定义，但这不是因为它们不周延，而是因为通常有关定义的探讨往往误解了概念——比方说“文学文本”——的运作方式，伊格尔顿希望以一系列的解构让此运作方式呈现出来（Eagleton 29）。
不难理解，这同时是一个建构的工作。伊格尔顿相信，仅由文学没有本质的事实，不能得出文学这一范畴全无合法性的结论。他把斯坦利·费什树为靶子，后者坚持认为，诸如“虚构作品”之类概念没有确定的、周延的本质，故其存在没有意义。伊格尔顿评论说，这是一种颠倒的本质主义，与托马斯•亚昆那之类实在论者的主张殊途同归，因为本质主义的核心逻辑是相信“范畴必有其本质方能有其存在”，这一点亚昆那和费什没有差别，只不过亚昆那相信概念确有其本质而费什认为没有而已（Eagleton 19）。此一评说要能成立，关键是令人信服地展示没有确定本质的概念何以能有真实的存在。伊格尔顿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入手立论，他先摆出两个事实，其一，十九世纪以来，由于阿诺德、拉斯金、佩特、王尔德尤其是亨利·詹姆斯等人的努力，道德从行为规范转向生活方式的价值与品质（quality），并逐渐内化于文学之中（Eagleton 59）；其二，文学中的道德形成了一些与现实道德不同的趣味，如排斥说教，强调道德内涵与审美形式的结合，强调同情感和想象力，倾向于多元、多向、开放、矛盾、冲突等等。然后伊格尔顿提出两点看法：首先，文学所表现出的道德趣味不足以形成“文学如何道德”的明确规则，是否摒弃说教成分不是判定文学价值的可靠依据，强调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往往以中产阶级文化为依托，甚至文学所特有的同情感和想象力也未必能产生真实的道德行为，等等；另一方面，即便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道德趣味，仍然有一些东西是被共同尊重和维护的，比方说对正义的热情，不管在不同时空中有怎样不同的表现形式，它都是人类的生活与写作中永恒的存在。据此，相信人性中有稳定、连续性的东西（continuities），在某种意义上就不能说是反动的，而恰恰是激进的（Eagleton 73-74）。在这个问题上，一味强调变化的后现代主义者倒显得僵化了。
这些话本身能给人启发，倘若把它们与《理论之后》的相关论述对照，则会更有意思。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的想法是文学与文化的逻辑会导向相对主义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现在他却认为，作为整体的文学世界，总能在千变万化中显出稳定不变的东西，只不过后现代主义者囿于成见，竟错过了这简单的真相（Eagleton 74）。以此为基础，伊格尔顿开始正面处理反思与批判的问题。他以标准理论家的姿态重申，贯穿二十世纪种种理论流派的主导性观念，是将文学作为反思的武器，去质疑和批判种种被认为理所当然之物，这种批判精神滥觞于马克思主义，后来在解释学、俄国形式主义和接受美学中发扬光大（Eagleton 93）。他尤其重视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解释学，后者关注的焦点是文学如何从现有观念系统中发掘出那些无法被归化和通约的存在，也就是说，文学就是发现“例外”（Eagleton 95）。如果移用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语境中，那么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就是看文学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冲破那制约着它的意识形态系统。令人注意的是，此处伊格尔顿话锋一转，他说上述看法是他早年《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论点，他现在已有所反省，意识形态本身有可能是富于活力和能产的，文学作品可以将意识形态对象化，却未必一定要将其问题化，也就是说使其成为批判对象。简·奥斯丁的作品正是如此，但这种批判性的“欠缺”无损其伟大（Eagleton 96）。伊格尔顿做出此种调整，表明他要为批判寻求更有弹性的逻辑。他以维特根斯坦和法国理论家作为两个极端，前者轻信常识，后者又蔑视常识，而他当然“允执其中”（Eagleton 99）。他更欣赏的是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因为狂欢节既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又是对日常行为规则的颠覆，兼具肯定与否定两面。伊格尔顿顺势推出这一看法：文学价值存在于常规设想与批判反省之间。这一看法本身不难理解，问题是矛盾双方靠什么联系起来？
伊格尔顿的答案是：反思，但不是某个人的反思，而是文学自身固有的反思功能。他说：“文学，正如其他语言那样，将世界纳入自身；当它这样做时伴随着一种特殊的自我意识，此意识能使我们较之平时更为自觉地把握自身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游戏的本质，而这也赋予了文学内在的批判力量”（Eagleton 101）。伊格尔顿明白，一说到自我意识，他就要正视来自费什的挑战，如前所言，费什坚持认为人不可能跳出自身所处的信念系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思。伊格尔顿的回应是，费什没有意识到所有的文化和信念系统都只有模糊的边界和模棱两可的范畴，他那种对系统内外的区分是靠不住的（Eagleton 102）。伊格尔顿相信，本来就没有必要将所有的批判都理解为借助外在的阿基米德点对系统进行整体批判，事实上，特定的生活方式内部总是能够产生自我超越的力量（Eagleton 102）。伊格尔顿援引了乔纳森·卡勒有关“自我的扩张”（expansionof the self）的说法，他认为这并不是传统文学人文主义者那种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而是培养对支配着特定文化的阐释模式的自觉（Eagleton 103）。那种被卡勒称为“文学能力”（literarycompetence）的东西，其核心不在于某个研究者的反思精神，而在于文学的自我更新——这并非像费什所认为的是否定了自我意识，而是重构了自我意识。此种内在于文学的、可以不断更新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所谓文学的本质。
《文学事件》一书中，有关虚构的讨论值得特别注意。虚构常被认为是文学的特性，甚至是小说的特性，伊格尔顿认为这些都没有抓住要害。并非只有小说才虚构，非叙事性的文学形式同样可以虚构；更重要的是，“虚构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而非首先是一个文学类型”，“虚构是有关文本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如何对待它们的问题，其重点不是文类，尤其不是真假”（Eagleton 102）。他从美国哲学家肯达尔•沃尔顿那里借来了“假装相信”（make-believe）这一术语，[3]认为这一术语包含两个重要的洞见。首先，它不会刺激那种主体幻觉（subjectivefantasy），因为“假装相信”不是心灵状态，而是在既定规则和惯例的基础上展开的社会实践（Eagleton119）。在这一点上，沃尔顿跟阿瑟·丹托、乔治·迪基等人声气相通，都认为“体制”、“场”、“世界”等等的运作在逻辑上先于个人观念。“假装相信”是一个群体行动，包括艺术家、观众、道具、布景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究竟怎样可信，怎样不可信，某人瞬间的心理状态并不是决定性的。其次，沃尔顿观察到，读者（或者观众）在面对虚构类作品时，他们既能沉入幻想，又能保持距离，所以当读者为某个有历史原型的人物的命运而悲痛时，他的情感既是虚构的，又是真实的（Eagleton 124）。这两则洞见有助于伊格尔顿重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模式，他希望建立一种打通内在与外在、幻象与现实的逻辑，其核心的问题是文本如何成为一种行动性的存在。为了推进研究，伊格尔顿从现代英美哲学中挑选出一个称手的理论，即“言语行为理论”。他指出，文学作品“不是一类特殊的语言（language），而是一类特殊的言说（utterance）”（Eagleton 129）。奥斯汀有关施行话语（perfomative utterance）的论述对伊格尔顿非常合用，足以帮助他打通意义和行动：“我们通过分配意义来区别、证实和证伪，意义与行为、社会实践捆绑在一起”（Eagleton 134）。由此，关于本质有无的争论，被引向对本质如何运作的探究；与此同时，以个体自觉为基础的反思，也被引向对群体如何行动的描述。
三、文学事件：重构文学与现实的辩证法
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来说，“社会”一词从来不是表面文章。他特别举例说，一个在观光巴士车顶向陌生女孩求婚的举动，不管求婚者是否真诚，以言语行为理论看来都是无效的，因为婚姻不是私人事务而是公共制度。这与沃尔顿的“假装相信”互为呼应，所关注的都是“所有的惯例和制度，它必须纳入比我自己更多的人以及比我自己的个人愿望更多的考量”（Eagleton 136）。伊格尔顿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要在文学的自律与他律之间重建关联。他和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一样，对肯尼斯·伯克的修辞理论推崇备至，但他认为伯克的终极理想是文学只模仿神圣的创造行为，不与外在世界发生任何关联，这一点他难以苟同（Eagleton 136）。伊格尔顿相信，说作品是自律的，不等于说它不受任何制约，“受现实制约”与说文学作品“反映现实”并非一回事。伊格尔顿建议我们改换隐喻，不要老是把现实想象成文学需要跨越的障碍，而应该这样理解：文学以身体和语言写成，身体和语言是我们在事物之中的方式，由此我们才可以遭逢他人并且介入那被错误地理解为“外在”世界的对象（Eagleton 142-43）。由于伊格尔顿关注的是“文本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如何对待它们”，所以在处理文学文本的意义问题时，他认为“作者怎么想”无关大体，“文本想要做什么”才是重点所在，而就后者来说，文类规则和历史语境较之个人意图更为重要（Eagleton 148-49）。此处伊格尔顿最让我感兴趣的观点是，文类自身有其意图，这意图有可能与作者本人的意图发生碰撞并且改写后者，或者说，当作者操持某种文类时，此文类所做的事情胜过了作者自己想做的事情（Eagleton 149-50）。我愿意这样来理解伊格尔顿的逻辑，文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某类文学作品的语法，而语法的本质——伊格尔顿援引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是世界与语言先天地编织在一起（Eagleton 156-57）。或者换个说法，语法的根基是行动，而行动关系到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整个生活方式。
伊格尔顿认为，就二十世纪文论而言，有一个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即将文学作品视为策略。虽然他逐一展示了各理论流派对策略的理解，但他大方承认，予以他直接启示的还是肯尼斯·伯克。伯克认为文学是对既定情境的策略性反应，所以用来思考文学问题的术语应该是仪式、戏剧、修辞、表演和符号行动等等，其中统摄一切的是“戏剧化”（Eagleton 169）。伊格尔顿赞赏这一思路，因为它非常适合解说文本与意识形态、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此观照文学作品，则有此结论：“文学作品自身不是被视为外在历史的反映，而是一种策略性的劳作——一种将作品置入现实的方式，为了接近现实，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为现实所包含——由此阻止任何头脑简单的内在与外在的二分法”（Eagleton 170）。伊格尔顿多次将自己的想法与詹姆逊的相对照。后者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了“潜文本”（subtext）的概念，即历史作为潜在的信息隐藏于文学的表层文本之下，其理论模型显然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伊格尔顿所倚重的则是现代语言哲学，具体来说就是有关语言与世界如何编织在一起的论述。但是伊格尔顿与詹姆逊大可同气相求，因为“潜文本”的核心内涵也是作为行动的“反应”而非“反映”：“潜文本的整个矛盾归结起来就是，文学作品或者文化对象，哪怕是第一次创设出某个情境，它也同时是对此情境的反应”（Eagleton 170）。原因是，文学文本的写作必然隐含着对相关的意识形态潜文本的处理，就像一个人貌似明晰的童年回忆首先是他对童年创伤的处理一样。而就读者这一面来说，“阐释更适于理解为对文学文本的重写，而此重写的依据，又是文学文本自身就是对先在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潜文本的重写与重构”（Jameson 81）。读者力求将隐含在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潜文本发掘出来，这未必就能揭示出最深的真相，却能干预或重构文学文本的意义。简而言之，文本本身是行动，解读文本也是行动。文本与世界形成一种问答模式，但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回答与反应的行动本身。
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此问答模式可以应用于文学模式或者文类的层面，不同的文类以及不同的文学思潮构成了不同的问答类型，比方说挽歌和悲剧探究人们怎么理解道德，牧歌关心人们如何在文明社会的残酷竞争中保住人之本色；现实主义教会人们既尊重粗糙的经验世界，又能领悟其所包含的辉煌设想；自然主义则要回答文学能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如此等等（Eagleton 175）。伊格尔顿的想法是，文本的策略其实就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持续摆动，形式的变化可能引发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冲突又有可能转化为形式的某种处理。这种辩证法无论是在文学史的宏观把握上还是文本细读上都有用武之地，[4]伊格尔顿即运用它来分析勃朗特的名作《简·爱》。在勃朗特的年代，要想简·爱与罗切斯特有情人终成眷属，在道德上相当困难，此种困难本是社会问题，但它与文体问题互为表里，于是这部作品将生活史、哥特小说、罗曼司、神话故事、道德寓言等传统文学形式与新兴的、好斗的现实主义调和，这同时就是在调和各种价值观（Eagleton 181-84）。我们可以将此作品文体形式的总体视为策略，但有一点必须反复强调，此策略不能理解为作者有意使用的技巧，而应视为文学在特定语境中为自己争取到的可能性。伊格尔顿借用葛兰西的“统治权”的理论来解说此问题：如果策略是“入世”的，那不是因为它们反映或者顺应现实，而是因为它们通过实施特定的统治技术，将现实组织成有意味的形状（Eagleton 225）。或者换一种表述，文学构建与自身的联系，故能建立起与现实的联系。[5]这是以新的历史逻辑回答了传统的自律/他律问题，而伊格尔顿相信，这一逻辑符合也维特根斯坦的语法。
由此，文学作品的解读便不再是针对作为实体的对象（object），而是针对事件（event）（Eagleton 118）。所谓事件，是文学作品以特定的形式策略在特定世界中的出场，批评的目的则是要把握这些策略。有关本质有无的争辩不再切题，更富有生气的矛盾关系呈现出来。伊格尔顿指出，策略不是某个固定的结构，而是结构化（structuration）的过程，结构化是结构与事件的中介。伊格尔顿对结构的理解与阿尔伯特·艾柯最为合拍，艾柯也说策略，他认为确认“作者意图”实际上就是确认一种语义策略（asemiotic strategy），这种语义策略可以根据业已确立的文体成规来判断（艾柯 68）。但是这些成规并非能将意义禁锢住，作品是开放的，是结构与事件、事实与行动等等的统一体，文本的符码与读者的符码无休止地相互渗透（Eagleton 192）。此外有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论述可为补充。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的结构只有通过文本的功能才有意义，也就是说，结构的价值要看是否能够实现最后的目的。[6]这不是说结构服从于“主题”，因为结构必须是行动中的结构，是朝着所寻求的终点——伊格尔顿借助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来解说此终点——持续地重构自身，是不断生成新的目标，以保持其事件性，从而与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或早期形式主义的“诗”拉开距离。伊格尔顿指出，理解这一切需要辩证的智慧，一方面强调事件性，另一方面又要反对所谓“纯事件”（pure event）。“纯事件”的说法来自巴丢，“纯事件”即绝对的事件，它是盲目的，不能被化约进任何的解释结构，神秘而不可言说。[7]巴丢认为真理首先是“真诚”或者“忠诚”，即敢于越出正常的界限，为某一新社会、新艺术、新秩序献身，由此成为完全的主体而非客体（巴丢7）。这一看法表现出超越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气势，并能打通本体论和伦理学，可与伊格尔顿同气相求。但是那种不受羁绊的绝对的新，终究不与英美人文传统的主旋律合拍。伊格尔顿承认巴丢是在世的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他有关文学事件的探讨也时时与巴丢的观点互为映照，但是伊格尔顿的事件观并非直接受惠于巴丢，而是更亲和于英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在对变与不变的文化逻辑的理解上，他甚至相当接近写《传统与个人才能》的T. S. 艾略特。[8]策略或者结构化的价值，在于打破结构与事件的界限，它所指向的是系统与行动的持续交易（Eagleton 192）。片面强调结构一方，或者强调事件一方，对伊格尔顿而言都将破坏他的立论基础。
对这一切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结构与事件的辩证运动一直都在连续的文学传统中发生，此传统与所谓的外在历史既对立又交织，此交织的逻辑不再是某一历史横断面上的现实和文学对其的反映，而是作为节点的文学事件的出场。我相信写作《文学事件》的伊格尔顿已经充分意识到，他的全部关切如此深刻地植根于作为整体的文学经验之中。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来解说“文学事件”这一表达：事件使文学成为文学，文学使事件成为事件。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是，伊格尔顿不需要再说“理论之后”了，因为他重新认识了理论，理论所针对的是作为策略的文学，而不是作为本质（或者无本质）的文学，此种意义上的理论不会导致相对主义。也许我们还可以接着说，如果把理论本身视为策略，重要的不是某个彻底、一贯的方案或者主义，也不是笼统的反思精神，而是以特定的行动使文学与生活的微妙关联得到揭示、强化和重构，那么理论也就得到了一个最有力的辩护。[9]
注释：
[1]不妨参考《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第二版）“英国理论与批评”条目下的说法：即使是在当今最杰出的“理论家”的实践中（该章节著者正是以伊格尔顿为例），重要的仍然是一种批评文化而不是理论。与其他热衷于批评的国度相比，英国从来都不是崇尚理论的民族，经常公然与理论脱钩，肆无忌惮地做出评判。参见《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第二版），杜维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253。
[2]近年来，伊格尔顿的代表作有《神圣的罪恶》、《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理性、信仰和革命：对有关上帝的争论的反思》等。
[3]See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9. 下同。另请参照Kendall L. Walton. Mimesis as Make-Believe: On the Foundationsof the Representational Arts(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67-69. 沃尔顿这本书被伊格尔顿誉为数十年来研究虚构问题的最具原创性和挑战性的著作。
[4]詹姆逊指出，“虽然文类批评遭到现代文学理论实践的全面怀疑，但事实上总是已经包含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关系。[……]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文类概念的战略价值显然在于一种文类概念的中介作用，它使单个文本固有形式分析可以与那种形式历史和社会生活进化的孪生的共时观协调起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2。
[5]Cathy Bergin在《爱尔兰马克思主义者评论》上撰文指出，在《文学事件》中，那种将文学作为现实的飞地的观念被无情地审问，文学与它得以产生的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伊格尔顿的研究重心，后者雄辩地证明，无论是在文学还是非文学世界，是或者不是“文学”都不是象牙塔中的争论，而是一种积极的介入，关系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所居住的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中的种种分类（categorisation）行为。See Bergin, Cathy.“Review: 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Irish Marxist Review 2012 Vol. 1 No. 2, 115.
[6]The Event of Literature, 193. 伊格尔顿有关策略的探讨明显受到伊瑟尔的影响，后者在其著作《阅读行为》中曾专门讨论策略问题，对言语行动理论也非常重视。参见Wolfgang Iser. The Act of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7]The Event of Literature, 200. 巴丢认为，每一个“独特的真理都根源于一次事件。某事必须发生，这样才能有新的事物。甚至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也必须有一次相遇，必然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可预见或难以控制的事情发生，必然有仅仅是偶然的突破。”巴丢重视纯洁性，“纯洁是一种理念的构造，它已不再存留于任何关系之中，一个思想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无视一切关系，它孤独地闪光[……]它所指称的东西，就是与任何事物毫不相关的孤独，每一种律法的无效性，每一种联系和关系的契约的无效性。”参见陈永国主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第14页。伊格尔顿认为巴丢的“事件”与伯克的“纯粹创造”有些“家族相似”。See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136.
[8]艾略特说：“产生一项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卞之琳译，艾略特此处并不用event]，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29。
[9]孔帕尼翁认为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虚构，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边提出方案一边又怀疑方案本身，以便保持常识与理论的良性互动。伊格尔顿应该能部分认同这一看法，但他会强调理论本身必须深嵌在文学和社会的历史之中。参见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43-49。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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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 Bergin. “Review: Terry Eagleton, The Eventof Literature.” Irish Marxist Review 2012 Vol.1, No. 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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