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园里
有人在花园里劳动，露出新翻土地
亲切的腥味。
我就是被这个吸引下来，
一心要看清劳动者是男学生和女学生，
还是后勤服务公司的工人。
因为他们都站到了一起：
工人、义务劳动者、甚至许多
树荫里的读者。
一时间，所有的铁锹都停下来，
只剩下鸟儿的叽叽喳喳声。
我也在路边的石椅坐下，
背靠着舒服，尤其对我来说，可以
拿本书，随意看左右石凳上的读者。
蜜蜂嗡嗡着，对于草场
绿油油的思想来说，它们最好
还是去追求头脑迟钝的云彩
泄露一片金黄。忽然有一两个花萼上
摇曳的读者念出声来，不免
有一点鬼鬼祟祟。我昏倦，
我在数自己的呵欠，
羞愧地；黑日头在树梢
已挪移至头顶：这本书，我在别的地方
差不多读完，如今影影绰绰，
不断有关键的字，像
这些义务劳动者开小差跑掉：
直到一位工人出现，才确定下来次序。
他穿着灰色衣服，代替
一位女大学生在树荫下的石凳
坐下，本分地从口袋里掏出——
我看到——肮脏的一本小书。
我猜想，他是有点儿羞怯，
他本来就是谨慎的人，在这里
安分守己，所以才斜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我猜想，怕我起疑心，
他掏出笔在书上迅速作了一个记号。
但我就是无法挪动身子，从这里
走开。我猜想，他越看我
越惊慌。真荒谬，我难道在
守株待兔？！他小心翼翼
还舔了一下手指去翻书，适合他；
但也许是在讲排场。我一下子
发现他的苦衷，
他念得很慢，几乎要哭出来。
他的背抽搐着，我想
跑过去，求他原谅，我会对他说：
“你不是也有一个女儿，在读书？”
他已人到中年。我还可以说：
“你不是也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兄弟
在读书？总之，让我们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啊。”
这首诗写于2007年6月。我几次修改，都无功而返。不是说它完美。
只要再次沉浸，就会发现创造过程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一首诗又都有自己的结尾，这首诗在后五节的开头说，“直到一位工人出现，才确定下来次序”，然而接着诗再次进发。
这说明，诗甚至是创作意识和语言材料相互妥协的结果。工作越深入，妥协就越多。奇妙的是，这些妥协，以及众多偶然的元素是怎样拆卸、组装、变形为完美？
这样思考的结果就是，奇妙的、唯心的、实体论的创造主体让位于能量系统的说明。后者表现出对语言结构的重视。“写作大于作者”，“作者是写作的仆人”，都是老话；看作能量系统，则呈示了主体和自我意识的迷宫，还有世界的多重性。
这给了诗以叙事的可能，去讲述和嘈杂、多样的真实世界的遭遇。一首诗可以“小说化”，隐含故事、杂闻。一如系统论和控制论提醒的，可以是宏观的科幻世界，也可以是小儿科的身边世界。一首诗应该是本事诗，但要经过必要的升华。对于我来说，这样的“诗的本事”并非太少。
而当本事推演为诗，就可以打破语言的牢笼。它打破的是词的孤立状态。突围出来后，世界呈现可喜的断裂。人可以在那儿居留。
诗的纯与不纯的问题，与这种系统观点的刺激不无关系。纯诗着眼于主观性建造的遴选，非纯诗则基于主观性建造的衰落，而承认更大范围内的事物的同一。系统总是倾向于吸收和容纳异质。
这是一种词语的力学。既表现为马拉美那样的欲望数学，也表现为布勒东式的诗学政治学。前者是将世界投影到语言的平面，后者则试图于此平面给出立体的世界。
在诗人那里，至少存在着两种成分：欲望和逻辑。二者互为对方的终点。如果说，欲望是一首诗的动机，是修辞动力，逻辑——在不断演进的文本中生成和实现——则是对欲望的描画，并将之最终固定，生成和实现一首诗的主题。
在其他时候，构成一首诗的修辞动力的可以是时间，是回忆；这样的修辞动力往往导向乌托邦主题；也可以是求真的意志。《在花园里》这一首诗发端于生活中偶然的“本事”，也最终朝向那理想的“本事”，“本事”既是它沉浸的中心，也是它的不可跨越的界限。
正如阿多诺对现代主义文艺提醒的那样，方法不能代替事物；但方法可以帮助发明主题，尤其是在修辞动力充足亦即朝向主题的运动强健有力的时候。这大约是有预谋的时候吧。作者故作不知，似乎是对那认识的途径陌生；他摸索着前进，却好像意外发现了主题。他由此解决存在和认识的矛盾。但每次都是全新的历险，不能重演。
如此，认识论也只是为了配合知识（分子）论。正如这首诗的前五节，“摇曳的读者”影射了认识的摇摆不定、阅读、和“知识的消化”。而对智识阶级和非智识阶级的关系/比较才是这首诗的重心，只有它才能“确定下来次序”，出现在后五节。
我设想，由此可以引伸出“良心”及其他。但是这个比较仍然不能取代认识的困难，和一直推迟出现的认识的结晶，虽然我将这个比较/关系看作这首诗的内容：“他掏出笔在书上迅速作了一个记号。”记号重现了生活的教训。而“求他原谅”，则表现出智识分子的无依靠性的依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