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white 译
说起全球事件（world event），我们倒见过不少。从戴安娜的死亡到（法国）世界杯。甚至是暴力而真实的事件，从战争一直到种族大屠杀。但如果要说世界范围内的象征性事件——不是简单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大量报道的事件，而是能够代表全球化自身之阻碍的事件——我们则几乎没有。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萧条，事件处于“罢工”当中（正如阿根廷作家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andez]所说）。现在，这种罢工结束了。事件不再罢工了。随着对纽约世贸大楼的袭击的发生，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绝对的事件，一切事件之“母”，一个在自身内部将所有从未发生的事件统一起来的纯粹事件。
历史和权力的整个游戏被这个事件扰乱了，而分析的条件也同样为之扰乱。你必须从容不迫。当事件停滞不前时，你不得不提前行动，比它们移动得更快。但当事件如此快地加速时，你就不得不移动得更慢——尽管你不会被埋在一连串的语词或战争聚集的阴云之下，尽管你无需保持图像的难以忘怀的炽热（incandescence）的完整性。
被言说和书写的一切作为证据表明了事件本身的一种巨大的宣泄，以及它所施展的魅力。针对恐怖主义的道德谴责与神圣同盟，作为一种巨大的庆典，处在同一个天平上；它们见证了全球超级大国的被毁灭——或不如说，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它的自我毁灭，在荣耀的火焰中自杀。因为，正是超级大国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权力，才在全球激起了所有这样的地方暴力，而恐怖主义的想象也由此（不知不觉地）驻留在我们所有人中间。
我们都梦想过这样的事件，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梦想过它，因为任何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去想象这种占据了如此支配性地位的权力的毁灭；这是西方道德意识所无法接受的事实。但它就是事实；而就在驱散它的努力中，被言说和书写的一切提供了情绪化的暴力来度量它。
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他们做的，但我们渴望如此。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事件就会丧失其象征性的维度。它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事件，一个完全专断的事件，少数狂热分子凶残的幻影，而余下的一切将把它们消除。现在，我们很清楚它并非如此。这就解释了所有驱魔的反恐主义的胡言乱语：因为它就在那儿，到处都是，像模糊的欲望客体。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共谋关系，事件还不会获得它所产生的那种共鸣，而在恐怖分子的象征性策略中，他们无疑知道自己可以指望这种不被承认的共谋关系。
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力并遭受剥削的人，对于那些处于全球秩序末端的人，这都远远超出了对支配性的世界权力的仇恨。甚至是那些从该秩序中获利的人，他们心中也有这样恶毒的欲望。所以，对任何不可变的秩序，对任何决定性的权力的过敏都是——大快人心地——普遍的，而世贸中心的两幢大楼，则以其成双的形式，变为了这种不变秩序的完美替身。
那么，就不需要死亡驱力或毁灭的本能了，甚至也不需要反常的无意识效应。权力力量的增长合理——又无情地——激发了想要毁灭它的意志。而权力自身也参与了这种毁灭。当双子楼坍塌时，你会有这样的印象：它们是在用自身的死亡来回应自杀性飞机的冲撞。人们曾说：“上帝无法对自己宣战。”但是，他可以。西方便处于上帝的位置（拥有神性的全能和绝对的道德合法性），它已经步入自我毁灭并对自身宣战了。
数不胜数的灾难电影见证了这种幻想，它们试图用图像来驱魔，用特殊效应来淹没整个事情。然而，它们施展的如色情表演一般的普遍魅力却表明，将这种冲动付诸实践从来都不会很遥远：要排斥任何强大得近乎完美或全能的体系。
或许，恐怖分子还未曾预料到双子楼的倒塌（更何况专家们！），这一轰然的倒塌——远甚于对五角大楼的攻击——产生了最强烈的象征性冲击。一整个体系的象征性崩溃就是一个无法预料的共谋关系的结果，尽管为让事件圆满地终结，大楼已经通过自行的倒塌，通过自杀而参与其中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内在的脆弱性，整个体系还向最初的行动伸出过援手。
体系越是变得集中，并最终形成单一的网络，它便越是在某个单一的点上变得脆弱（菲律宾的一个小黑客曾成功地从他手提电脑的黑暗隐窝中释放出“我爱你”病毒，该病毒散布到全球并瘫痪了整个网络）。在这里，正是十八个自杀性袭击者——多亏技术效率增强了绝对的死亡武器——开启了一个全球性的灾难进程。
当全球权力对情境的垄断达到了这种地步，当所有的功能都被凝缩在技术\专家统治的机器上，而思想的另类方式又遭到禁止的时候，除了一种恐怖主义的情境转移（terroristic situational transfer），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正是体系自身创造了这种野蛮复仇的客观条件。通过自己扣押所有的纸牌，它逼迫他者（the Other）更改规则。而新的规则是如此残酷，因为赌注本身就是残酷的。体系的权力之过度（excess）导致了一种无法解决的质疑，对它来说，以一种防御行动来回应的恐怖分子也是不容许有交易的。恐怖主义正是这样的行动，它把一种不可化约的独特性（singularity）恢复为了一个拥有普遍化交易的体系之中心。今天，那些因为单一权力控制的全球流通装置而付出了死亡代价的所有独特性（种族、个体和文化）都通过这种恐怖主义的情境转移来复仇。
这就是对抗恐怖的恐怖——它背后不再有任何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或原因，甚至是伊斯兰教的原因，能够解释那种激发起恐怖的能量。目标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通过牺牲使世界变得激进（就像异教分子在其得势的时候所做的那样）。然而，体系试图通过武力来实现这点。
恐怖主义就像病毒一样无处不在。而恐怖主义的全球灌输就如阴影一般伴随着任何的统治体系，随时准备触发自己，好比一个双料间谍。我们已经无法在它周围画一条分界线了。它就处在这种与之交战的文化的中心，而促使被剥削的不发达国家与西方世界进行全球性斗争的这种明显的分裂（还有仇恨）也和统治体系内部的分裂秘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体系可以压制可见的对抗。尽管每一个统治机器都会把自身的对抗机构和自身消亡的代理秘密化，但如果要抵制那种结构上的病毒，那种几乎自动的权力颠倒形式，体系则无能无力。恐怖主义就是这种沉默的颠倒带来的冲击波。
这不是文明或宗教间的冲突，它远远超出了伊斯兰教和美国；不断付出的努力被迫聚焦于冲突是为了创造这样的妄想：存在着一个可见的对抗并且有一种武力的解决方法。的确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对抗，但这个对抗却把昔日美国的幽灵（它或许是全球化的震源，但绝非全球化唯一的化身）和伊斯兰教的幽灵（它同样不是恐怖主义的化身）指向了不可一世的全球化与自身的战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的无疑是一场世界战争——不是第三次世界战争，而是第四次并且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岌岌可危的正是全球化本身。头两次世界战争符合战争的经典形象。第一次战争结束了欧洲的霸权和殖民的时代，第二次战争终结了纳粹主义。而第三次战争的确发生了，它采取了冷战与核威慑的形式并终结了共产主义。每一次战争过后，我们都向单一的世界秩序迈进了一步。今天，这一秩序事实上已经到达了顶峰，而它也在当下的一切震动里，发现自己与各种分散在全球中心区域的对抗性力量扭打在了一起。这是一场不规则的、碎片化的战争，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独特性都以抗体的形式进行反抗。对抗是如此地不可能，以至于战争的观念还需通过诸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惊人的定位进攻来不时地得到拯救。但第四次世界战争却在别处。它萦绕着每一个世界秩序以及所有的霸权统治——如果穆斯林统治了世界，恐怖主义就会以对抗穆斯林的形式出现，因为正是世界，正是全球自身在抵抗全球化。
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世贸中心的事件，那一象征性的挑战，是不道德的，而它回应的是对自身同样不道德的全球化。那么，让我们不道德一回；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一切有些许的理解，我们就要超出善与恶来进行审视。唯此一次，当我们拥有一个公然反对道德和一切解释的事件时，我们就不惜以恶的理解来接近它。
就西方哲学和启蒙运动而言，对善与恶的关系的彻底误解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总是天真地相信善的进步，相信它在所有领域（科学、技术、民主、人权）中一往无前，并击败了恶。似乎没有人认识到，善与恶作为同一个运动的组成是一起前进的。一者的成功并不能使另一者黯然失色——远不会如此。在形而上学的观念里，恶被当作一种偶然的意外，摩尼教由此提出了善与邪恶欲望之间的斗争，但这种不证自明的说法却是缥缈虚幻的。善没有征服恶，反之也不成立：它们不可能同时被化约为对方，它们是不可避免地相互关联着的。最终，善只有通过停止成为善，才能挫败恶，因为通过为自己赚取一种全球权力的垄断，它就为相应的暴力提供了反作用力。
在传统的世界中，善与恶之间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平衡，一种辩证关系上的和谐维系了道德世界的张力与均势——不像在冷战中，两大权力通过对抗的方式来维持恐惧的平衡。不存在一者高于另一者的绝对权力。但随着善的完全推断法的出现（肯定高于一切否定的绝对权力，对死亡和一切潜在的反对力量的排斥——善的价值的全线胜利），平衡被打破了。从此，均势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恶似乎获得了一种无形的自主权并以幂次方的速度不断发展。
相对而言，随着共产主义的暗淡和自由主义势力在全球的胜利，这或多或少已在政治秩序中发生过了——正是在那一点上，一个幽灵般的敌人出现了，它将自己渗透到整个星球，像病毒一样四处传播，从权力的所有空隙中涌现：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只是开路先锋，真正的对抗却沿着其线路而结晶下来。对抗无处不在，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所以，这便是对抗恐怖的恐怖。但又是不对等的恐怖。正是这种不对等让全球化的无所不能彻底缴了械。由于自身的不一致，它只好更深地投入力量关系的自我逻辑当中，却无法在象征性挑战和死亡的地域里运转——这是它不知所措的东西，因为它已经把这样的东西从自身的文化中驱逐出去了。
直到目前，这种一体化的权力已经无比成功地吸纳和解决了一切危机与一切否定，但正如它所做的，它也无比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极度绝望的处境（不仅仅是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在那些娇生惯养和享有特权者的根本安逸中同样有极度的绝望）。如今，根本的改变在于，恐怖分子已经停止无回报的自杀了；他们正在转变自身的死亡，使之能够承受一种有效的攻击手段，使之服从于这样一种直观的战略洞见：一种简单的感觉，对对抗的巨大脆弱性的感受——只需最轻微的火花，就能引爆一个近乎完美的体系。他们成功地将自身的死亡转化为了对抗体系的绝对武器，而体系恰恰运行在排斥死亡的基础上，体系的理想就是零死亡。每一个零死亡的体系都是一个零和游戏（zero-sun game）的体系。对于一个已把死亡变成了反击武器的敌人来说，任何形式的威慑和摧毁都是徒劳的。“美国人的轰炸有什么用？我们的男人渴望死亡，就像美国人要活命一样！”这里便存在着遭受了零死亡体系之一击的四千死者的非等价性。
那么，它是关于死亡的一切，不仅是真实时间（real time）——“活着”，可以这样说——中死亡的暴力入侵，更是一个远远超过了真实的死亡之入侵：一个象征的和牺牲的死亡——也就是说，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事件。
这就是恐怖主义的幽灵。
不要从力量关系的角度来攻击体系。那是体系自身强加给你的（革命）想象——体系只有不断地以现实为借口把反对者吸引到斗争当中才能幸存，而现实总已经是体系本身的了。要把斗争转入象征领域，在那里，规则是挑战的、颠倒的、付出高价的规则。因而，死亡只有通过等价的甚至更高价的死亡才能被支付。用一个礼物向体系开战，对这个礼物，体系除了自身的死亡和崩溃，将无以回应。
恐怖主义的假设是，体系自身会用自杀来回应死亡与自杀带来的多重挑战。因为在体系和权力中都存在着一个象征义务，而这个诡计是引发其灾难性毁灭的唯一可能。在这个不可能的死亡交换（impossible change of death）的、令人眩晕的圆环中，恐怖分子的死亡是一个无穷小的点，却也是一个创造巨大吸引和空虚，创造一种庞大对流的点。在这个细微之点的周围，聚集了真实和权力的整个体系；体系因为痴迷于这个点而短暂地聚合，继而又被其自身过强的效率所毁灭。
恐怖主义模式的策略是引入现实的过度，从而使体系在这种现实的过度下瓦解。情境的整个可笑的本质，和被体系调动起来的暴力一道，转而反对体系；因为恐怖主义行动就是体系自身暴力的过度写照，是被它所禁止的象征暴力的模型——体系无法施展的暴力就是体系自身的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一小撮个体的象征性死亡，整个可见的权力对这个细小的点居然无能为力。
我们不得不面对并接受现实：一种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形成，作为玩游戏的一种新的行动形式，它持有游戏的规则并独自带有摧毁它的目的。由于把自己的死亡投入到了游戏当中——对此不再有可能的回应（“他们是懦夫”）——这些人（恐怖分子）不仅没有公平地参与游戏，同时也夺走了统治权力的所有武器。金钱和股票市场的投资，计算机技术和航空，景观和媒体网络——他们已然吸纳了现代性和全球主义的一切事物，却从未改变其目标，那就是要摧毁权力。
他们曾用美国日常生活的平庸来做伪装和掩护——这正是狡诈的高度。在将自己像定时炸弹一样激活之前，他们睡在城郊，还和家人一起读书、学习。对这种秘密运作的无懈可击的控制几乎和9·11的骇人行动一样是恐怖主义的，因为它把怀疑投向了所有和每一个个体。一个无威胁的人难道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吗？如果他们能够不经意地从身边走过，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被注意的恐怖分子了（每一架飞机都是有嫌疑的），而最终，它无疑是对的。这或许很好地说明了一种潜在的、隐藏的、被小心地压抑起来的犯罪的无意识形式，这些犯罪如果不是改头换面的，至少也可以秘密地激起邪恶的景观。因此，事件分解为最小的细节——一种更微妙的精神恐怖主义的起源。
根本的差异在于，当恐怖分子获得了体系自身的武器时，他们也就拥有了一种更加致命的武器：他们自身的死亡。如果他们只满足于用体系自身的武器来反对体系，他们会被很快地消灭。如果他们仅仅用自身的死亡来与体系作战，他们同样会在一种无意义的牺牲中极快地消逝——正如恐怖主义至今一直所做的那样（巴勒斯坦的自杀性袭击是一个典型），因为这个原因，它已经注定失败了。
可一旦他们把所有可利用的现代性资源与这种高度象征化的武器结合起来，形势就会大变。毁灭性的潜能被累乘（multiply）至无限。正是这种因素的乘积（它似乎和我们不相容）赋予了恐怖分子如此的优越感。相反，“零死亡”的策略，“干净”的技术战争的策略，恰恰无法符合这种象征权力导致的“真实权力”之变形。
这种袭击的异常成功表明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对此有所理解，我们就不得不抛弃我们的西方视角，去看一看在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来说，如此（高）的效率暗示着算计（calculation）和理性的一种最大化，而这在他者中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在这里，在理性的组织或秘密的团体中，也总会有泄密和失误的。
所以，这种成功的秘密在别的地方。差别在于，我们面对的并非一种雇佣合同，而是一种契约和牺牲的义务。这样的义务对一切的背叛和堕落都具有免疫力。在融入全球网络和技术协议的同时，却“至死”也不泄露同谋关系的任何内容，这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契约可不像合体那样束缚个体——甚至连他们的“自杀”都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理想化要求下的一种共同的牺牲行动。可操控的结构和象征性的义务——就是这两个机制的结合使一种过度的行动成为了可能。
对于象征性的算计，我们已经茫然了，因为在扑克游戏或夸富宴（potlatch）里，最小的赌注换来了最大的收益。而这个最大的收益恰恰是恐怖分子在对曼哈顿的袭击中所赢得的东西，它或许可以作为混沌理论的完美图例：一个原始的冲击引发了不可预料的结果；美国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沙漠风暴”）换来的只是微乎其微的效益——可以说，飓风在蝴蝶翅膀的扑打中结束了。
自杀性的恐怖主义是穷人的恐怖主义。这是富人的恐怖主义，它的事实让我们格外胆战心惊：他们已经变得富有（拥有了一切必要的资源）却还不忘要毁灭我们。诚然，从我们价值体系的视角出发，他们是在做欺骗。把自身的死亡投入游戏当中固然不是公平地参与游戏，但这也困扰不了他们，因为新的规则早已不是由我们所能决定的了。
所以，一切的论证都被用来怀疑他们的行动。例如，称他们为“自杀者”和“殉道者”，但随即又说，这样的殉道证明不了什么，它和真理毫无关系，甚至（援引尼采）是真理的头号敌人。他们的死亡的确什么也证明不了，但在一个连真理自身都晦暗不清（我们能宣称已经获得了真理吗？）的体系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证明。进而，这种高调的道德论证被反转过来了。如果自杀性炸弹客的自愿殉道证明不了什么，那么，被袭击的受害者的非自愿殉道也证明不了什么；在这种炮制道德论证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合时宜的、淫荡的东西（要否认他们的受难和死亡是绝不可能的）。
还有另一种基于错误信仰的论证：这些恐怖分子用他们的死亡来交换天堂的门票；他们的行动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种行动并不可靠；惟当他们不信仰神灵，在死亡中看不见希望，就和我们的情形一样（基督教的殉道者恰恰假设了这样一种崇高的等价性）的时候，这种行动才是公正的。那么，他们也没有公平地参加游戏，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救赎，而我们甚至不能继续希望下去。在我们为自身的死亡而哀悼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死亡变成诱人的赌注。
在根本上，这一切——原因、证明、真理、回报、结果和手段——都是典型的西方算计形式。我们甚至用利率和划算的观念来估价死亡。经济上的算计是一种穷人的算计——这些穷人连支付价格的勇气都没有了。
除了战争，这个常规的安全屏障，现在还会发生什么？据说会有生态恐怖主义、细菌战及核恐怖主义。不再有象征性挑战的秩序了，取代它的是纯粹而简单的、没有风险或荣耀元素的灭绝：这是最终方案的秩序。如今，认为恐怖主义行动遵循的是一种纯粹毁灭的逻辑，这种想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在我看来，与死亡密不可分（这恰恰使它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的恐怖主义行动并不寻求对他者的无情消灭。一切都处于挑战与斗争当中——也就是说，一切都处于斗争，处于对抗性权力的个人关系中。正是那种权力让你蒙受羞辱，所以它必须颜面扫地。不只是根除它，更要让它颜面尽失。你是无法通过纯粹的力量和消灭另一方来实现这一点的：必须把它作为目标并在一种真正的对抗性关系中重创它。除了把恐怖分子聚到一块的契约，同样还有与敌人的斗争契约。这才是他们所一直控诉的那种懦弱的反面，这才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所作所为（如今他们又在阿富汗这样做了）的反面，在那里，目标是无形的却又实际地遭到了清算。
在这所有的变迁中，与我们呆在一起的不过是图像的景观。这种图像的冲击及其魅力，是我们必须获得的，因为不论喜欢与否，图像都是我们原始的感知。就在它们将世界情境激进化的同时，在纽约发生的事件可以说使图像与现实的关系激进化了。在这之前，我们面对的是乏味图像的无间断的丰富性和虚假事件组成的无缝隙之流，而纽约的恐怖主义行动使图像和事件同时复活了。
在被他们用来对体系进行反戈一击的其他武器中，恐怖分子剥夺了图像的“真实时间”，剥夺了其瞬间的世界传播，就像他们剥夺了股票市场的投资、电子信息和空中交通一样。图像的作用变得极其模糊了。因为它们在将事件拔高的同时也把事件当作了人质。它们把事件累乘至无限，可同时它们又是一种消遣和中立（正如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在事件吸收图像并为之提供消费的意义上，图像在消费着事件。的确，这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却是一种作为图像—事件的冲击。
如果现实已经被图像、虚拟和科幻团团围住，一切又如何与真实的事件相处？在当下的情形里，我们自以为在这个被合法地虚拟化了的世界中见证过一种真实的复活，一种真实的暴力的复活。“你所说的关于虚拟的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真实的东西！”这同样可被视为历史的复活：历史超越了它被公然宣布的终结。但现实真地超越了虚幻吗？如果这能够成立，那是因为它已经吸取了虚拟的能量，把自己变成虚拟了。我们几乎可以说，现实嫉妒虚拟，现实嫉妒图像……这就是两者之间的斗争，目的是为了看一看谁才是最不可想象的。
世贸中心的倒塌是不可想象的，但这还不足以使它成为一个真实的事件。暴力的过度同样不足以面向现实。因为现实是一种原则，而它是这种原则的缺失。现实与虚幻是难解难分的，袭击的魅力主要是图像的魅力（其狂喜而灾难的后果乃是他们自身最大的想象）。
在这一情形中，真实像恐惧的补贴和额外的战栗一样被添加到图像里：它不仅是可怕的，更是真实的。真实的暴力并不是最先的存在，被添加进暴力的图像的战栗，图像本身才是第一位的，真实的战栗只是附加而已。这是一种额外的虚构，超虚幻的虚幻。巴拉德（Ballard）（在博尔赫斯之后）把这种对现实的重新改造视为最终和最可怕的虚构。
在这里，恐怖主义的暴力不是现实的后推力，更不是历史的后推力。它不是“真实”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可怕：它是象征的。暴力本身或许是完全平庸和无害的。只有象征的暴力才能生成独特性。在这个独一的事件里，在这部曼哈顿灾难电影中，二十世纪大众魅力的两大元素被融合到了一起：电影的白魔法和恐怖主义的黑魔法；图像的白光和恐怖主义的黑光。
我们试图回溯性地把某种意义强加给它，并做出某种解释。但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景观的根本，景观的残酷，它是原始而不可化约的。恐怖主义的景观把景观的恐怖主义强加给我们。对于这种非道德的魅力（即便它激起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反应），政治秩序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们唯一留下的残酷的戏剧——它不可思议地把景观的最极端程度和挑战的最高层面结合在一起……它是真实暴力之核心的令人眩晕的微模型，激起了可能最大的共鸣——因而是景观的最纯粹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牺牲的模型，增强了反抗历史和政治秩序的最纯粹的符号形式。
如果它具有一种意义，能够被解释为历史的暴力，我们就该原谅他们的屠杀——这是善的暴力的道德原则。如果它不给媒体曝光，我们就该宽恕他们的一切暴力（“没有媒体，恐怖主义将什么也不是”）。然而，这全都是幻象。媒体从来没有“善”的用处；媒体是事件的一部分，是恐怖的一部分，在两个方向上运转。
对恐怖主义的压制像恐怖主义行动本身一样萦绕在四周。没有人知道它会在哪里停止，也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变节。在想象和信息的层面上，景观和象征之间没有可能的区分，“犯罪”和镇压之间也没有可能的区分。这种无法控制的可逆性的释放恰恰是恐怖主义的真正胜利。在事件所隐藏的后果和渗透中，这种胜利昭然可见——不仅是整个体系直接的经济、政治和金融的萧条——以及道德与心理的低谷——更是价值体系的垮台，是自由和自由循环等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用来控制其余世界的的意识形态的破产。
随着自由的观念从大众心灵中隐退，一个新的理念和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便在以完全相反的形式发生了——一种警察国家（police-state）的全球化，一种完全的控制，一种基于“法律和秩序”手段的恐怖。无管制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约束和压制的最大化，这与原教旨主义社会并无二异。
生产、消费、投资和增长的衰退（当然不是腐败的衰退！）：全球体系似乎在做一个战略性的回撤，对自身的价值进行修正——这似乎是对恐怖主义冲击的防御性回应，但实际上，它回应是自己的秘密指令：作为绝对无序之产物的强行控制，是对自身强加的管制，一如既往地好把其失败内化。
恐怖分子的另一方面胜利在于，暴力和扰乱秩序的一切形式都中了其下怀。互联网恐怖主义，生态恐怖主义，炭疽和流言的恐怖主义——一切都归到了本·拉登的名头下。他甚至可以宣称对自然灾难负责。解体和邪恶循环的所有形式都有他的份。被普遍化的世界贸易的结构在不可能的交换中运作。这好比是恐怖主义的“自动书写”，新闻和信息的恐怖主义不断自愿地为它加油添醋。随着苦果接踵而至，在当下的炭疽大恐慌中，歇斯底里的恐惧通过瞬间的结晶而自动地扩散，就像只接触了分子的化学溶液；这是因为整个体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在任何的挑衅面前都弱不禁风了。
这种极端的情境没有喜剧，战争当然不是解决方法，因为它提供的只是改头换脸的过去；这些都是似曾相似的：军队的洪流，伪造的情报，无意义的狂轰滥炸，激昂的胡言乱语，技术调度和洗脑。就像海湾战争一样：一个非事件（non-event），一个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事件。
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raison-d’etre）：要取而代之，要用一个真实而可畏的、独一而不可预料的事件，一个可重复的、改变了的准事件（pseudo-evevt）来作取代。恐怖袭击印证了事件对一切解释模式的优先性；而这种无意识的军事、技术战争则恰好相反，它对应的是解释对事件的优先性，冲突对虚假赌注，对“无竞争”情境的优先性。战争不过是用其他手段实现的对政治之缺席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