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狼狈不一定为奸，狼狈有时恰为奸邪之反面。
段成式《酉阳杂俎》：“狼狈是两物，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另一种说法视狼狈为联绵词，本义是“步行躐跋”（《说文》）、“行不正”（《集韵》）。狼狈首先含有乖违、尴尬之意（awkward），狼狈者处于一种窘迫困难的境地（predicament）。李密《陈情表》云：“臣之进退，实为狼狈。”《后汉书·任光传》云：“狼狈不知所向。”这些句例显示了狼狈与尴尬相近的一面：进退失据，不知所向，茫然于抉择。
但狼狈别有一层含义为尴尬所无。即陷入窘境之后，主体仍然有所作为，抉择的权利并没有放弃，且抉择极具分量。狼狈为奸的“为”字也显示了这一特征。典型句例如《南史·刘传》：“奉母兄以孝悌称，寝食不离左右。母意有所须，口未及言，已先知，手自营办，狼狈供奉。”司马光《尚书驾部员外郎司马府君墓志铭》：“少时家贫，有衣一笥，夜遗火，比家人觉，狼狈救之，笥衣已尽。”《英烈传》第十一回：“却说滁阳王未及半月，偶因惊疑成疾，太祖日视汤药，十分狼狈。”因此《汉语大词典》释“狼狈”有“竭力”、“急忙”、“互相配合”诸义，皆隐含着强烈的主体性，这是狼狈者的可贵品质。相反，“尴尬人难免尴尬事”，终陷于“裹脚与缠头”中难以自拔（借用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此回批语）。
勉旃（do one’s utmost) 或吃力（strenuous），正是狼狈的精义所在。狼狈者多是吃力不讨好，甚至吃力而得恶果。然而，人类的文明史恰恰要归功于无数的吃力不讨好，若所有的努力皆指向好处，那么功利主义的泥潭早已将人类湮灭。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狼狈者正是置之尴尬而后为（英语中似乎找不到一个与之相应的词）。
狼狈者既异圣贤，亦非小人，套用芹圃先生的理论，乃天地正气、邪气之双秉者。古今杰出人物，无外乎大仁、大奸及正邪双秉三类。在芹圃先生心中，“正邪双秉”者聪俊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乖僻邪谬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石头记》第二回列数了二十六位人名和“王谢二族”，有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上至许由、陶潜、阮籍、嵇康，下至红拂、薛涛、崔莺、朝云，其中还有李后主、温飞卿、柳耆卿、秦少游四大词人。“王谢二族”未道出具体人名，芹圃先生似偏爱六朝人物，故欲悉数收入囊中。正邪双秉处乎中流，而狼狈又是正邪双秉之中流，乃中流之中流。故历史上的狼狈者，声名多不太响亮，不曾大红大紫，只在小圈子里受后人景仰追捧。他们偶尔流露些聪俊灵秀之气，但略显平庸，没有华章异彩、眩人眼目；也较少乖僻邪谬之态，比较克制，并非特立独行、不近人情。芹圃先生列举的人物中，“正邪双秉”的比例大多为“正四邪六”，因此遗漏了不少中流，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六邪四”的狼狈者。
二
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狼狈者，非孟嘉莫属。孟嘉（296-349），字万年，江夏人，陶侃第十女婿，陶潜外祖父。孟嘉喜畅饮，愈多不乱，曾为桓温僚属，温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尔。”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渐近自然。”陶潜曾为他写了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据传中记载：
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谘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山落帽”。《晋书》卷九八《孟嘉传》所记略同，然有细微差异：“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叹。”这里少了“了不容思”一语，“超卓”也被换成一般性的赞语“甚美”。《晋书》或另有所本亦未可知。陶潜用这两个词语叙写外祖父落帽的狼狈经历，当然有尊仰和夸耀的意思，笔墨间流露出一番自得。但陶潜自己或许没有发现，“了不容思”与“超卓”在这篇《孟府君传》的整体赞述话语中，显得有些另类，从而形成一种反讽（irony），通往孟嘉这位人物的真实内心。《孟府君传》本来如此形容孟嘉的德性：“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冲默有远量”，“（郭逊）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君甚和而正”，“未尝有喜愠之容”。晋太尉颍川庾亮镇武昌，辟孟嘉为庐陵从事，问风俗得失，孟嘉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庾亮以麈尾掩口而笑，等诸人散去，悄悄对弟庾翼道：“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庾亮问风俗得失，不过初次见面时寒暄之语，但谨小慎微的孟嘉却不接话茬子，说要回去询问一下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员。可见孟嘉的性格矜持内向，不善交际，陶潜所谓的“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不过是更好听的说法而已。我一直怀疑龙山会当日孟嘉作文是否“了不容思”？因为照孟嘉的性格言行，面对孙盛的嘲文，若果立即索笔作答，实在有点不服气的“抬杠”味道，似乎露才扬己，还不够“远量”。但这已无法考证，不能起陶潜而问之，何况他也未亲预龙山会。《孟府君传》中还有一段关键文字为《晋书》所阙，对于解读孟嘉尤为重要：
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船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后以疾终于家，年五十一。
这段文字弥缝了上述反讽所招致的裂痕。许询与孟嘉的相知相得，让我联想起宋代的两位狂士，贺铸与米芾，“每相遇，目抵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宋史·文苑传》）既然二人一见如故，则必有某种共性存焉，陶潜形容许询的“纵心独往”，未尝不正是孟嘉性格的另一面。而他后来对龙山的眷恋也印证了这一点，当“超然”、“酣宴”、“造夕”这些纵情的词语，被安放在孟嘉这位“冲默”者身上，其给予我的惊讶程度，绝不亚于初读程灏的《郊行即事》：“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恐风花一片飞。”（得纵情时且纵情，程灏是最令我偏爱的一位理学家）在孟嘉的“纵心独往”中，尤可注意者是他对地点的选择，依然是龙山！陶潜在叙述龙山酣宴时，特别强调“门无杂宾”，那么他在龙山上的纵情应该是孤往的。冥辟众人，自成孤诣，孤独而反复地重温那种在桓温面前的压抑，以及在孙盛面前的急躁，反刍着那个狼狈的九日。是耿耿于怀还是时常后怕？可以确定的是，陶潜说的“超然”已被架空，因为孟嘉永远不会忘记桓温曾从容地对他说：“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御卿！”
三
“落帽”由历史叙事进入诗学世界后，狼狈的真相逐渐被“超然自得”、“风流蕴藉”等类似的诗性话语所遮蔽。不过极为吊诡的是，中国古典诗人中将“落帽”之典用得最为出色的，却无一不是狼狈者。
“落帽”的出名，不得不归功于杜甫。杜甫乾元元年（758）为华州司功时，至蓝田而作《九日蓝田崔氏庄》，尝为后人誉为杜甫七律压卷：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杜甫担心帽子被风吹落，羞于露出萧骚短发，故请旁人为其正冠。杨万里《诚斋诗话》对此有极妙的分析：“将一事翻腾作一联，又孟嘉以落帽为风流，少陵以不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说得更清楚：“盖孟嘉以落帽为胜，而杜反欲正冠也。王荆公诗‘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盖王文海有云‘鸟鸣山更幽’，而王亦反之也。”结合一二句中的“强自宽”、“尽君欢”来看，颔联中的“羞”、“笑”应不是杜甫内心的真实表达，强颜欢笑而已。杜甫难道会在意自己的短发？五年之后的广德元年（763），杜甫流亡梓州时所作另一首《九日》，恰巧也用了“羞”字，也用了与“倩”字相类的“傍”字：“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因为是写给自己的，所以杜甫痛快地说出了“郁郁”二字。
杜甫一生狼狈，他在安史之乱中的颠沛流离，已被文学史大书特书。杜甫的狼狈较之孟嘉，更为积极主动，尤其在早年求仕的时候。天宝十载（751），杜甫已两次应举失利，不得已走上了献赋之路。他在写给唐明皇的《献三大礼赋表》中，说自己“静无所处，以此知分，沈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仿佛一个清高的隐者，无比矜持。但这一招并不管用，于是在天宝十二载、十三载续上《进封西岳赋表》、《进赋表》，便撕下伪饰，汲汲然求售于人主，完全没了腔调：
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
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
摇尾乞怜，固是狼狈中的下招，然与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毕竟有别。可悲而可怜的老杜！
四
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为“落帽”开出了一个传统，即轻快与幽默的风格，或者简言之曰：“滑稽”。近代姚华《漪室曲话》将“滑稽”的魅力吹捧到天上：“文学之至，喻于上天；滑稽文学，且在天上。”这一风味是原典所不具备的。此前李白《九日龙山饮》亦用“落帽”之典：“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然仅是潇洒而已，流于表面。只有对狼狈三昧深有体会的杜甫，才能发现超然背后的难堪，为这一典故注入活力，在狼狈与风流之间寻得一种诗性的平衡。
“落帽”的幽默，到了“辩则辩矣”的苏轼那里，更为变本加厉。元丰四年（1081）重阳节，经历了“乌台诗案”的苏轼在黄州作《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洪迈《容斋随笔》赞许东坡的用典技术前无古人：“乐天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坡则曰：‘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老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十日菊》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惠洪《冷斋夜话》以此句为例，名曰“换骨法”）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采旧公案，而机杼一新，前无古人，于是为至。”东坡翻案用典的效果，清陈廷焯《词则》说得很到位：“翻用落帽事，极疏狂之态。”
古人说“翻用”，类似于西方的戏仿（parody），“通过具有破坏性的模仿，着力突出其模仿对象的弱点、矫饰和自我意识的缺乏。”（福勒《现代批评术语词典》）杜甫尚担心帽子会落，苏轼则说帽子自己恋着不肯落，何其奇思妙想！但此句的精彩绝不在“多情”，亦不在“恋头”，而在“破”。一个“破”字，道出了多少仕途坎坷！多少牢骚满腹！多少狼狈不堪！这个“破”字极具“破坏性”，一扫前人诗文用“落帽”之典的“矫饰”。除了词以外，苏轼还在多首诗歌中用“落帽”之典，《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独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风流自有高人识，通介宁随薄俗移。二子有灵应抚掌，吾孙还有独醒时。”苏轼要强调，孟嘉落帽的“风流”背后还有“通介”，有耿直狷介之疏狂性。
匪独“落帽”，苏轼对孟嘉本人更是情有独钟。他给予孟嘉的评价极高，拟之为谢安，《东坡志林》：“晋士浮虚无实用，然其间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无一事，然桓温谓嘉曰：‘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御卿。’桓温平生轻殷浩，岂妄许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当作谢安；谢安不遇，不过如孟嘉也。”认为孟嘉与谢安的差别，只在遇与不遇。又云：“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归之。荀文若盛名，犹为之经营谋虑，一旦小异，便为谋杀。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数也。孔文举奇逸博闻，志大而才疏，每所论建，辄中操意况，肯为用，然终亦不免。桓温谓孟嘉曰：‘人不可以无势，我能驾御卿。’夫温之才，百倍于嘉，所以云尔者，自知其阴贼险狠，不为高人胜士所比数耳。管幼安怀宝世，就闲海表，其视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终身不屈即不得而杀，予以谓贤于文若、文举远矣。”桓温之所以对孟嘉道出“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御卿”如此赤裸之言，在苏轼看来是因为桓温“自知其阴贼险狠”，明眼人前不说暗话，孟嘉就是这样的明眼人，他能够把桓温看穿。
孟嘉“落帽”于苏轼简直是一种情结。绍圣二年三月九日，苏轼读了陶潜《孟府君传》，“凄然悲之”，遂写了《外曾祖程公逸事》。陶潜《孟府君传》中说的嘲文与答文，皆已散佚，苏轼亦为之补写，作《补龙山文并引》，借孟嘉酒杯浇自己垒块：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龙山之会，风吹孟嘉帽落。温遣孙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辞超卓，四座叹伏，恨今世不见此文。予乃戏为补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节。驾言龙山，燕凯群哲。壶歌雅奏，缓带轻帢。胡为中觞，一笑粲发。楩楠竞秀，榆柳独脱。骥騄交骛，驽蹇先蹶。楚狂醉乱，陨帽莫觉。戎服囚首，枯颅茁发。维明将军，度量闳达。容此下士，颠倒冠袜。宰夫扬觯，兕觥举罚，请歌《相鼠》，以侑此爵。（嘲）
吾闻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风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发箕踞。坠车天全，颠沛何惧？腰适忘带，足适忘履。不知有我，帽复奚数？流水莫系，浮云暂寓。飘然随风，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宝璐。不缨而结，不簪而附。歌诗宁择，请歌《相鼠》，罚此陋人，俾出童羖。（解嘲）
“不知有我，帽复奚数”就是《雪堂记》中的“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就是《思无邪斋铭》“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就是《临江仙》“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身既非我有，又何须在意头上破帽？
“流水莫系，浮云暂寓。飘然随风，非去非取。”太过于超然了，超然是苏东坡的招牌，中国文学史上再没有人比他超然了。但成也超然，败也超然，苏轼的部分作品所以不耐细嚼，就因为他总把调整过后的情绪呈现出来，而羞于向人倾诉苦闷。一味的幽默，一味的旷达，也是容易起审美疲劳的。因此屈原所开创的孤傲幽僻、忧愁哀怨一路，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庾信、柳宗元、李商隐、王沂孙等，代不乏人。
苏轼《答秦太虚书》是超然的名篇，但依然有一丝狼狈掩藏不住：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馀，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贾耘老法”固然可以让东坡“胸中都无一事”，但前提是“囊中尚可支一岁有馀”。若一年半以后，钱用光了呢？“别作经画”到底怎么个经画？如何“水到渠成”？“不须顾虑”确为东坡由衷之言乎？不禁捏一把汗。
五
“吾闻君子，蹈常履素。”苏门六君子中最当得起“蹈常履素”的，是陈师道（1053-1101），字无己，号后山，彭城人，“履常”也是他的字。陈履常对“落帽”的活用，可能得灵感于杜甫，他的《后山诗话》最早肯定了杜甫的功绩：“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故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度中泄尔。”履常甚喜杜诗，他阅读的杜甫诗集，还被后人作校勘用。绍兴三年，吴若采用了陈师道藏本作为杜集参校本：“称荆者，王介甫《四选》也；称宋者，宋景文也；称陈者，陈无己也。”（《杜工部集后记》）
元祐二年（1087），经苏轼、傅尧俞推荐，陈履常以布衣充任徐州教授，是年九月，作《九日寄秦觏》：
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
九日清樽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
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
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无地落乌纱？
纪晓岚批曰：“诗不必奇，自然老健。后四句言己已老，兴尚不浅，况以秦之豪俊，岂有不结伴登高者乎？”纪昀《瀛奎律髓刊误》中多有精妙的诗论，但此处对末句的理解，未免有些隔，不如米芾看得深：“‘无地落乌纱’极佳，孟嘉犹有一桓温客之，秦并无之也。”纪昀与方回的解读恰恰相反，前者读出兴奋，后者读出牢骚。秦觏是秦观的弟弟，字少章，元祐六年进士及第。履常作此诗时，秦觏尚未释褐，故尾句实是感叹秦觏栖迟失意，无人赏识。与此诗作于同一年的《次韵秦觏听鸡闻雁》云：“笔头细字真堪恨，眼里长檠不解愁。”《嘲秦观》云：“长铗归来夜帐空，衡阳回雁耳偏聪。”皆是感叹秦觏的不遇。履常还有一首名作《除夜对酒赠少章》：“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孟嘉尚有一桓温能“驾御”他，而秦觏欲求一驾御自己之人亦不可得，岂不潦倒已甚！亦犹鲁迅所云“彷徨于无地”乎？
履常十六岁以文谒曾巩，遂业于门，“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熙宁中，王安石经义之学盛行，朝廷用以取士，履常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元丰七年，岳父郭概提刑四川，履常迫于生计，让妻儿随之入川就食，写下了《送内》《别三子》：“何者最可怜，儿生未知父”，“与子为夫妇，五年三别离”，几不忍卒读。而《寄外舅郭大夫》一首更是炉火纯青：“巴蜀通归使，妻孥且旧居。深知报消息，不敢问何如。身健何妨远，情亲未肯疏。功名欺老病，泪尽数行书。”方回评道：“后山学老杜，此其逼真者。”赵蕃评道：“全篇之似杜者。”中二联全用虚字斡旋，一气浑成。正因狼狈到了极点，故而能跻陟老杜堂奥。
元丰四年，宋神宗命曾巩典史事，曾巩举荐履常，朝廷以白衣难之。两年后的四月，曾巩在江宁府病逝。拜谒曾巩并没有给履常带来实际的好处，他依然一介布衣，但知遇之恩终身铭记，曾作《妾薄命》以明志：“天地岂不宽，妾身不自容。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当履常后来受苏轼举荐，任徐州教授，他在苏轼面依然矜持。履常不在“苏门四学士”之列，与黄庭坚、秦观等人相比，他与苏轼的关系较为疏远，因为履常要“从一（曾巩）而终”。
同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元祐三年试礼部名落孙山，而此次典贡举者正是苏轼。他曾连续写了好几封信，责怪苏轼“不出力”，苏轼便举出陈师道作为反例，为自己“开脱”，《与李方叔书》云：
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轼亦挂名其间。会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轼孤立言轻，未尝独荐人也。
陈履常游览山水时一有诗思，就急忙归家，以被蒙首，如病人一般呻吟不止，累日不起。家人知道他要作诗了，就将猫儿狗儿都赶走，连婴儿稚子也抱寄邻家（《文献通考》），真是极尽狼狈之态。因此黄庭坚有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孟嘉是第一流的狼狈者，履常是最专业的狼狈者。
六
“落帽”到了南宋诗歌中，已较少翻新的余地。朱熹有一首《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得归字》，深得后世好评：
去岁潇湘重九时，满城风雨客思归。
故山此日还佳节，黄菊清樽更晚晖。
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且吹衣。
相看下视人寰小，只合从今老翠微。
方回《瀛奎律髓》评曰：“予尝谓文公诗深得后山三昧，而世人不识。且如‘故山此日还佳节，黄菊清樽更晚晖’，上八字各自为对，一瘦对一肥，愈更觉好。盖法度如此，虚实互换，非信口信手之比也。山谷、简斋皆有此格。”纪晓岚多爱与方回抬杠，但对于这首诗也是赞不绝口：“一气涌出，神来兴来，宋五子中惟文公诗学功候为深。‘落帽’是九日典，‘吹衣’不用九日典，而用来铢两恰称，此由妙笔。”
晦庵此首以浑厚见长，并无翻新，句法精湛，思致平庸。南宋还有一些作品欲与前人争胜，颇见出思致，如以下数首：
樽前韵度落乌纱，却是西风识孟嘉。
当日龙山无数客，问谁整整复斜斜。
（曾几《九日二首》其一）
已判百年唯白发，不羞九日对黄花。
（姜特立《九月赴郡燕旄节适至》）
要人看白发，不用整乌纱。
（戴复古《渝江绿阴亭九日燕集》）
人间万事转头空，皂帽飘萧一病翁。
不学孟嘉狂落魄，故将白发向西风。
（文天祥《重阳》）
晚唐杜牧有《台城曲》有“整整复斜斜，随旗簇晚沙”之句，黄庭坚继之以《咏雪》“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东坡曾称许这两句正是山谷诗佳处（《能改斋漫录》卷十一）。曾几本是江西诗社中人，执斧伐柯、取则不远，自然信手拈来，创造性地由物到人，形容孟嘉的潇洒自在、忘我适意。“西风识孟嘉”一语更是好判断，旁人无孟嘉之韵度，西风还不乐意吹他们的帽子呢。西风与孟嘉，仿佛极一时斤垩磁铁之契！姜特立、戴复古与文天祥三诗皆从老杜变化而来，此种颓唐一路的风格，深得老杜沾溉。文天祥“落魄”一词甚好，了“落帽”背后的狼狈本色。
七
与孟嘉有关的另一个典故，颇能体现狼狈者的本色：“小异”。典出《世说新语·识鉴》：“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陶潜《孟府君传》也记载褚裒识孟嘉于坐中，但无“小异”之语。宋人诗歌及四六中常用此语，如苏轼《次韵答李端叔》：“识君小异千人里，慰我长思十载间。”张嵲《九日》：“登高未用怀郪县，少异谁能识孟嘉。”赵蕃《次韵沈司法送行》：“坐上着孟嘉，不问知小异。”孙觌《回宜黄邓令启》：“每想孟嘉之风流，固应小异；未谢紫芝之眉宇，空有此生。”韩元吉《谢周仓举升陟启》：“识孟嘉于坐中，适缘小异；得騣蔑于堂下，本自一言。” 陆游的《红梅》活用“小异”，以之赞美坚定不移的内在操守，很是成功：
苎萝山下越溪女，戏作长安时世妆。
白白朱朱虽小异，断知不是百花香。
“小异”恰好证明了我文章开头的判断，狼狈者处乎“正邪双秉”之中流，乃“正六邪四”之辈，表明看略显平庸，他们的才智情思，无需倚赖外在行为的乖张。
对于“落帽”的解读，还可以通过与之相配的典故。南宋李曾伯是四六文的高手，他《可斋杂稿》里多用王粲与孟嘉为对，如《通江陵别帅》：“龙山落帽，孟嘉之酝藉犹存；漳水登楼，王粲之文章具在。”《谢荆帅》：“清秋帽底，风流虽不逮于孟嘉；落日楼头，人物乃得陪于王粲。”《谢总领举智谋科》：“清秋帽底，徒忆孟嘉；落日楼头，难追王粲。”《回毛制参贺生日》：“明月楼头，神交王粲；西风帽底，仆命孟嘉。”因为是交际文字，作者便有意突出孟嘉落帽中的风流蕴藉，而隐去其中的狼狈，王粲登楼自然是最好的搭配。
我们更应关注应酬文字之外的对偶，如以下一些诗句：
陶亮贫非病，孟嘉醒亦颠。
（苏辙《九日阴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诸子》）
吐茵脱帽有妙理，眩朱成碧浑忘归。
（李彭《题阎立本醉客图》）
既醉失匕箸，吐茵堕巾帻。
（曹勋《山居杂诗》）
落帽孟嘉寻箬笠，漉巾陶令买蓑衣。
（康与之《重九词》）
雨垫林宗巾，风落孟嘉帽。
（陆游《幽居记今昔事》）
正缘一快败万事，往往吐茵仍堕帻。
（陆游《或以予辞酒为过复作长句》）
其中用到了三个典故：“吐茵”、“漉巾”、“垫巾”。因为帽是织物，故以茵、巾作对最为妥帖。“吐茵”出自《汉书·丙吉传》：
“吉御吏耆酒，数逋荡，尝从吉出，醉欧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但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
“垫巾”出自《后汉书·郭太传》：
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
“漉巾”出自《南史·隐逸传上·陶潜》：
郡将候潜，逢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
将这三个典故与“落帽”合看，狼狈的真义会愈加凸显。
布鲁克斯所说的“悖论”（paradox），燕卜荪所说的“歧义”（ambiguity），钱锺书所说的比喻有“两柄”复有多边，博尔赫斯所说的“双词技巧”。他们对语词复杂含义的分析，皆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上四个典故。其中，“落帽”与“吐茵”又多具一层意蕴，即这两个困境皆要面对“权势”，一个是桓温，一个是丞相，这两种狼狈尤其不易！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意象之一，“落帽”之所以在历代诗文中反复重现，正是因为它的狼狈与超然之间的张力，满足了古代文人的心理需求。自古以来，凡是有脊梁的中国文人，莫不狷介寡合，不缁不磷，在残酷的现实中怀才不遇，仕途多舛，甚而溘先朝露，赍志而没。而文人最可贵之处，即在尴尬、窘困、权势、压迫面前，精神主体依然能够独立不惧，从容镇定。“落帽”便是此种精神的象征。
戏作联语，形容狼狈而又超然，以为文章结尾：
转徙顿培于世谛之内，心系魏阙兮先忧后乐；
超然高谢乎尘垢之外，相期江湖兮斗粟共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