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朦胧诗”，不能不提及《今天》，不能不提及北岛。
《今天》是1979年前后出现在北京的一个民办文学刊物，先后出了约十期（具体数字不详），印刷相当简陋，是那种老式打字机将铅字打在蜡纸上，而后油印的。《今天》以刊载诗歌为主，印数很少，每期大约只有几百册。正是这样的一本刊物，成为当代汉语文学的起始。北岛是《今天》的主编，也是其中主要的诗人和小说作者之一。
我首次接触《今天》是1979年。来源是我哥哥李潮。当时他与南京的顾小虎、徐乃建、叶兆言等也在筹办一个民办刊物。《今天》大约是叶兆言从北京带回来的，在圈子里流传。之后，我又将《今天》带到山东大学，在那里，我们亦有一个文学社。这是《今天》传播的一条路线。类似的路线应该有很多条。每一本《今天》都到了它该去的地方，物尽其用。
大约一年多以后，《今天》的传播或传阅已相当广泛，正式出版物开始有选择地接受了其中部分的诗人和诗歌，有关的“美学”问题也在公开场合得到了讨论。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诗歌方式，人们感到很棘手，“朦胧诗”一词便应运而生。当时备受关注的诗人是舒婷和顾城。相对而言，这两位诗人在《今天》中是比较平常和迟钝的。因此，“朦胧诗”既是对“今天”诗歌的一种普及，使之浮出水面，同时也是一种降低。至顾城自杀引发的传媒效应，“朦胧诗”及其挑选的代表诗人已将“今天”诗歌基本遮盖了。公众只知顾城、舒婷，不知芒克、多多、江河。
当年，对“朦胧诗”的公开讨论，水准也比较低下。基本集中在“懂”与“不懂”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似懂非懂，但却有一种奇怪的美，“朦胧”便是对这种感觉的描绘和总结。那时候还讨论“通感”，比如“绿色的雨”，这怎么可能呢？雨怎么可能是绿色的呢？于是有人发明了“通感”一词，以解决问题。
但在公开讨论和阅读之外，北岛、芒克、江河、多多这些诗人却是我们的最爱。我们从不讨论“懂”与“不懂”的问题，也拒绝接受“朦胧诗”一说。我们只认《今天》，只认北岛。在我个人，以后再也不曾有过阅读《今天》那样的震撼了，心神俱震，持之良久。正是由于对《今天》的阅读，我才开始写诗。而一写，便是自觉的模仿。这种模仿是相当彻底的，从意象的经营到语气方式。甚至，我们也办起了“地下刊物”。我由于办刊物而触犯了有关方面，以传阅《今天》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当年，我只有20岁。
然而，我们真正的“对手”，或需要加以抵抗的并非其它的什么人和事，它是，仅仅是“今天”的诗歌方式，其标志性人物就是北岛。阅读《今天》和北岛（等）使我走上诗歌的道路，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反抗的目标。此乃题中应有之意。有人说，这是“弑父原则”在起作用，姑且就这么理解吧。
1982年，我写出了《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一批诗，标志着对“今天”诗歌方式的摆脱。在一篇文章中，我以非常刻薄的言词谈到北岛，说他已“江郎才尽”。实际上，这不过是我的一种愿望，愿意他“完蛋”，以标榜自己的成长。自然，这样的攻击于北岛本人无碍。
回首往事，我常常感到我们“出身”的贫贱。我的父亲就是写小说的，但我从来也没有觉得他是我文学上的父亲。我们反抗“传统”吗？但“传统”何在？在文学上，我们就像孤儿，实际上并无任何传承可依。这里，引伸出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汉语文学是以“今天”和北岛为起始的，它的时间标志是1976年。无论人们是否同意我的划分，这却是我的实际感受。这种孤独无助感持续在几代（其实是几批）诗人作家中。九十年代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乃是一种否认自身贫贱的努力，试图把自己嫁接到西方的传统之上。如今有人倡导回到唐朝、唐诗宋词，回到李白，亦是幻觉。贫贱的我们只有长兄为父，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2002.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