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沈泽宜柯平邹汉明在湖边喝酒
夕阳是好的，微风也是好的，
很多的好是忽略了的。
明暗对比，切割此刻的形状，
影子从电线杆分身而出，
要么垂直，要么在夜色中远飞。
船上的灯光不飞走，是成群结队的萤火虫，
难道不是往日的航标灯？
就像我们的理解，说出来
是四种不同的声音。
湖面吹送烟雾遮住了孤山，看不见渔船，
堤岸上行人三三两两，
波浪低声细语，似乎用心良苦，
然而又毫无意义，没有人说出其中的荒诞。
在船上点菜，问老板有无白切鸡，
他回答时间来不及，
只有苏格拉底，记得亏欠神一只鸡。
四个人戏剧性地构成一种和谐，
眺望窗外的星空，
我们并非虚无的过客，超越不了三维空间，
这意味过去，或者象征我们
在同一条船上，但这条船徒有船的形象，
外面是人工修筑的堤坝，
一条条铁链，一根根木桩，不像自在的诗，
而一首诗锁定人的一生。
古人有文饭诗酒之说，那么诗与酒可以说是一回事。两者都令人沉迷，但人在其中仍然有一部分清醒如常，醉酒之人所说的话焉知不是真话。没有人反对酒后吐真言这一说法，自然也无人否定诗应有的真实感。在诗中苦苦求索的除了真实还有善与美，如没有真，善与美又将何以存在。诗还有超脱于自身的想像和鬼魅，如没有真实，不免陷入虚妄。诗竟然要在想像中求得真实的鬼魅，似乎成心与自己过不去。
既然文与诗截然不同，文就不能传达诗的表达，即使诗以文的形式出现，仍然是诗，反之亦然。这说明诗要表达的感受和体验只有诗才能表现，关于诗的文章只能解释何以为诗，如何进入诗等等。要是关于诗的文章理由十足地成为诗的补充，受到怀疑的不应是文章，而是诗本身。
《与沈泽宜柯平邹汉明在湖边喝酒》这首诗，我没有什么需要补充，想说的在这首诗中已经说完。由于任何高明的语言对人的感受和体验而言都是拙劣的，或许这首诗尚未准确传达我的感受和体验，只能让富有同情心的读者以他们的感受和体验自行补充。这首诗的缘起毕竟不止关乎诗中的场景，只有在相似的人生境遇和生活背景下，才会引发共鸣。在这首诗中，我无法把产生这首诗的背景说清楚，这是诗必须以语言表达的悲哀，也是诗作为感叹的无奈。一个感叹而已。
多少年来，我在写作中形成了一种怪癖，不愿意将刚刚写成的诗与人看，新作似乎是属于私人的梦境，而梦无论做得好或做得坏都不必听取批评。我一直认为匆匆忙忙将新写的诗作与人看是我犯过的无数错误之一。这首诗是个例外，因为诗中涉及到三位师长友人，我希望他们及时知道我的内心感受，不过，我仍然在事后持被动态度，因为这不是一首当场急就的应酬之作，他们能偶然看到就足矣。
这首诗说的酒事，无非是四个人一起喝酒，地点在浙江湖州的太湖边，那里有几十家船上酒店，面向太湖的一边筑起坚固的堤坝，每条船都用几根铁链系住，全无湖水拍打的感觉。这些小酒店装饰华丽，天黑之后灯火辉煌，与城里的星级酒店相比，当然就简陋不堪了。在船上喝酒最适宜的位置是可以眺望太湖的大厅和船顶的露天平台，碍于人多嘈杂和蚊虫叮咬，我们那天选了一个小包厢，图的是说话方便。但是，这首诗一字未提如何喝酒，诗中说的其实是诗。如果诗与酒无关，那么这首诗与酒没有关系，诗中的感叹是对人生的感叹，或者说是对人生与诗的关系的感叹。
李白在《将进酒》中曾经极力鼓吹饮酒，甚至声称“惟有饮者留其名”，然而这是他的真心话吗？不是，他要说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我不会愚蠢地认为可以圣贤自居，我也不敢称三位师长友人为圣贤，愿他们不怪罪于我。圣贤大多寂寞，世上寂寞的并非只有圣贤，诗也寂寞。诗不被利用的时候，真的寂寞，即使声名远播的诗与诗人，还是寂寞，从来没有人拿诗来当饭吃。陶渊明算是与酒做伴，以酒闻名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及《述酒》等篇章与酒密切相关，而他说的也不是酒。他说的是不得已的“飞鸟相与还”，是无可奈何的“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千古英名取决于他的诗，而不是他的饮酒，可见得“饮者留其名”之说大概属于虚言，当然，陶渊明的一生不会煞费苦心要以诗博取名声，对于他来说，诗与建功立业无关，诗只是他“心远地自偏”的感叹。
尽管诗寂寞，诗与功名无关，但诗成为灾难，因诗获罪反而有可能，自古并不鲜见。沈泽宜先生就是一个，他在一九五七年因为写诗歌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并且由此决定了他一生。这事件在不少与一九五七年有关的书中多有记载，而我的感慨不止于沈泽宜先生划为右派的遭遇与后来的重新获得社会接纳，而是步入晚年的他，事实上，七十多岁的他再也无法摆脱当年的右派身份，他的一生都在与这个右派身份搏斗，起因却是一首诗。我必须借此机会说出我的疑问，沈泽宜先生当年写《是时候了》这首诗的动机，与诗有多大关系？这首诗本身就与意识形态相关，结果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制。
在意识形态达到高度一致并形成社会压强的时候，远离意识形态的诗不一定能够逃避灾难，但诗的无功利性决定了诗不是为了生活。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是两种相反的观点，这似乎表明艺术与人生很少取得一致，就是说艺术不等于人生。当下的我们不能没有生活，又不能没有艺术及诗，这是否表明我们当下的生活乃至人生目标和人类社会的目标是一个错误？再过两千年，人类的生活或许可以改变。
从诗歌界之外看，在现代社会做一个诗人的状况也是一个错误，比如柯平这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著名诗人，以他的智慧在商业活动中的潜力不可低估，然而诗就是这么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淖，诗的影响不在一时而在于人的一生。问题是与诗保持距离的人不必非要理解诗的价值，他的寄托和选择还有很多。而诗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和邹汉明虽然比沈泽宜先生年轻，比柯平先生小几岁，但在劫难逃。
正如我不一定懂得诗，我不懂得酒。酒量不好，自然难以懂得酒中深意。酒的作用无法讲清楚，顶多说人愿意陶醉在酒中，诗也如此。“醉翁之意不在酒”，欧阳修说的应该是独酌之乐，是个人化的陶醉，而我们现在饮酒大多聚众喝酒，至少也得三五知交。饮酒之事不算作仪式也算交际行为，喝酒不是目的，交际才是目的，诗也如此吗？诗的目的只能是诗，而不是交际，即使交流也有必要怀疑，只有诗的陶醉才可信。一首诗要让人陶醉不容易。对于诗，我无意于表现意识形态的要求和个人性情，不限于表达个人感情，我不知道以诗的形式探究什么。我可以承认我想探究的是人何以如此和应该如何，因而我不要求他人与我相同，不能强求一样的陶醉，陶醉或者没有产生陶醉不是理解上的问题，饮酒的真实乐趣岂能轻易为人所知？
在湖边喝酒的时候，柯平先生曾戏言我们四人表现为一种政治格局，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民主党派，一个无党派人士，另一个右派。我们对人生与社会的理解不尽一致，诗能在我们中间建立和谐吗？只有一点不容置疑，我们都陶醉于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