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菊花
细碎的、柔软的
片面的大地，不是花瓶
我不能举起它
当然，可以倒立
被它轻而易举
跟随着杨树西行
它停，我也停
侧影几分相像
秋阳金色的洗脸盆
荡漾在一双
看不见的手上
苍白的指甲
从没有现在这么脏
我从不认为自己
比泥土更漂亮
草坟、高压线
嗡嗡的野蜂
我心也狂野
我文明，尾巴跟踪
无处可躲的下午
山雀采食冬青的幼果
飞旋的弧度，标出
空气隐约的小腹
听，用耳朵
眼睛、鼻孔、嘴巴听
野菊也会啜泣
为什么把它当枕头
而不是妻子或男医生
回忆是一种品质，有时虽出自不得已，但跟怀疑陈酒的度数一样，它的杂质会减少，烈性会降低，口味却更加醇化。一首令人满意的诗应该既经得起批评，又经得起长期存放，当她的各项评价指标降到最小值时，她会停止下滑并开始反弹，渐渐滋生出耐人寻味的力量。诗和艺术品大都经历过从默默无闻到耳濡目染，或是轰轰烈烈到悄无声息，升值、贬值、再升值的过程。时间也是诗和艺术品的度量衡，因此，不要怕被淡忘甚至遗忘，这也是一个保存的过程。某些作品经过岁月的洗涤，空气的腐蚀、氧化之后，不但品质未减反而上升，你只能承认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存在，超乎我们的想像。
作品有它自身的命运，作者作为母亲谈论她的作品多半停留在孩提时代，她津津乐道的无非是奶嘴、尿不湿之类的东西，这也是我很少写创作谈的原因。
这首诗的产生是在田野上，也可以说是在路上临产的。它迫不急待又合乎情理。说来好笑，一个诗人在乡野中散步，差不多就是一个孕妇。
还有更有好玩的说法，梭罗说：“我时常看到一个诗人，在欣赏了一片田园风景中的最珍贵部分之后，就扬长而去，那些固执的农夫还以为他拿走的仅只是几枚野苹果。诗人却把他的田园押上韵脚，而且多少年之后，农夫还不知道这回事，这么一道最可羡慕的、肉眼不能见的篱笆已经把它圈起来，还挤出了它的牛乳，去掉了奶油，把所有的奶油都拿走了，他只把去掉了奶油的奶水留给了农夫。”
在梭罗的经济学里，诗人几乎就是个会变魔术的“强盗”。虽然我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我确实干过给“田园押上韵脚”的事，因此，他的指控也是成立的。所以，我就不用装作无辜了。
前几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几乎天天去郊区。在烦躁而重复的工作中，唯一让我出神发愣、给我安慰的就是窗外的田野。由于不思进取，我似乎获得了某种“特权”，每天可以到单位周围的麦田或小树林里散漫一两个小时，正是这种散漫让我沉醉其中，忘记了马上就得工作的紧迫感。田野上的一花一木一草都是我的玩伴，我常常独自同她们说话，并为叫不出它们的名字而恼怒，我确实喜欢上了它们，但我不得不承认它们跟我有距离。年少时，我曾有过乡间生活的经验，至今心里还有五味俱全的感激，也有脐带断了之后的惆怅，差不多就是时缓时急的撕扯吧。我想，我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所以停留在城乡接合部，也是挺适合的。
这首诗是我的诗集《采花盗》中的一首，当时，我正处在一种迷恋之中。我偏爱野菊的无拘无束，并以此排遣自己心中的挤迫感。城市是养人的地方，什么人物都养，但它并不养心。也许，我还没做到“大隐隐于市”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吧。
作为现代文明人，我总感觉有尾巴跟踪我，经自我侦探、分析，我初步判断跟踪我的并不是野人或原始意识，而是文明派生出来的一只尾巴，一种不安……异化了我的感觉系统。我承认自己不会比泥土漂亮，大美总是无言的，说出来就有愧呀！野菊花作为我的私人心理医生，向我暗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她却不告诉我这一切将如何结束。也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野菊花的命运并不好，她们匍匐在沟壑旁、土路上，任人畜踩踏和车轮、玉米秸秆、城市垃圾的挤压，大片的农田不是它们的家园，她们仅仅是装饰别人家园的可有可无的花边。土地的命运也不好，它本身并不愿意长庄稼，但它没有选择权，谷物成熟后连同秸秆一起被收走，它几乎没得到任何回报，还真不如年年长草。但那是要饿死人的啊！在我腰痛的瞬间，我也闭嘴了。可怜，这片土地也被开发商买走了，五年或十年之后，我再到这里散步，就会在厂区轰鸣的楼房之间……
能抓住就抓住这眼前的一切吧！我不求进步，不希望泥土变成混凝土，更不想看到野菊花成为一把塑料。在我还能亲近她们，吸吮她们乳汁的时刻，我应该为她们押上合适的韵脚。
我知道，与我这个散漫的“强盗”相比，真正的大盗正在办公室里喝热茶、画圈圈呢，他们的“不破不立”、“破坏即建设”的理论，让我想到同行中一些鲁莽又急功近利的兄弟。
在秋末冬初的田野上，聆听风中野菊的啜泣，感受一毫米一厘米移动的阳光，我感觉身体里的水泥硬块松动了，虽然接下来是5个月的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