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各种现代手段的我们，也许一下子不容易在康斯坦丁·卡瓦菲斯的这些诗身上找到可供辨认的痕迹。它们首先给我们带来的印象，可能是用语、形式等方面作风的平凡。
这些诗——尽管其中有许多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每一首诗都是正常的、出于冷静心智的产物，注重万花筒般现代风尚的读者，也许会对这些诗感到隔阂。与此同时，无论是行文的方式还是内涵上，他的每一首诗又都是新颖的。它们中的每一篇都站立在一种传统信心的基础上——对“特点 ”、“内涵”和“美”这些东西的传统信心，这种信心使卡瓦菲斯显得像一个过时的文学时代的诗人，因为现代风尚给我们的印象——这样说也许以偏概全——往往是不提倡这种信心。我觉得，卡瓦菲斯带给了我们一种也许被我们久已丢失的东西：“新颖”并不和一种正常的讲话表达相排斥不容，而是互相支持。
有的作家，当他们的方法、习惯被我们认识到和熟悉了之后，就很快褪色了。比如，在曾经有一段时间的爱好之后，我就一直不能再读进去约瑟夫·康拉德的书，虽然我仍然尊敬那些作品。但是对于卡瓦菲斯，尽管我已经了解了他的“方法”，那些诗却依然吸引我——通过一种无法分析的、并且比某种方法更持久的东西：行文的魅力。
一篇诗作的行文的、语调的魅力不处在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处，无论我们踩在多少思想之上也不会够到它，它不在那里。魅力就像一些人，它们有具体的音容，可以认识它们，了解它们的性格，和它们相处。（我想，当一种可以与之相处的魅力荡然无存，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身处一个良性的时代。）
卡瓦菲斯涉及日常生活的诗，全都有一种单一的但总是有效的作风：诗以一个命题的面貌出现，但总是有一个新的角度，使诗句朝一个意外的方向打开。诗就像一个反命题，使预设之物被压抑，而一个新的，全然相反的方向在语言昏暗、雅致的一瞬中打开，同时又停止在刚刚被说出之际。这些诗的文风全都具有铭文般扼要、单一和笃定的效果。这些都构成了卡瓦菲斯诗作文风的美。我正是由于卡瓦菲斯的文风而一直喜欢他的诗作，其次才产生对其意义的关心。文风是一种精神果实，也许是真正重要的果实。我希望这不会引起同“为艺术而艺术”的混淆（我无意评价后者）。如果我们想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那种古典文风的价值——它使我们得以领略到一个语种的健全：该语种的能力与尊严的高度熔合。我们也可以把文风——尤其是诗的文风——视为一个语种的诚意和意志的体现。
对限度的敏感，是卡瓦菲斯许多诗作的明显特征。他的许多诗都精确地产生于个人意念的发生与停止之间，并且，对于界限比对于可能性要更为敏感。在一本卡瓦菲斯的诗集里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是只有一两个转折——它们一方面是效果清晰的，一方面又显得（有所）冷淡——对于一首诗就已经足够了。界限作为一种处境而不是目标，出现在这些独一无二的个人言谈中。总有这样一些界限，使我们的意识自觉到应该停止在此，而不再迈出下一步。此外，认识到这些界限成为一种积极的体验，停止也成为一种新的停止。
竭尽所能
纵然你无法如愿的架构你的生活，
至少可以竭尽所能的
尝试一番；不要贬抑它——
在与世事过多的接触中，
过多的活动，和过多的交谈。
不要在闲谈中贬抑它，
不要时常拉扯它，让它
暴露在日常的愚蠢中——
你来我往，称兄道弟，
直至它混同于外部生活的负累。
——也许我们容易对这样的诗产生抵触，因为它有一种箴言般的说服劝告的口吻。但如果平心视之，我们会看到这番说服劝告的确是很独到和触动人心，同时它还比我们更顽固和更干脆——比我们更不容易被驯化，比我们更不依赖于对“生活”的喋喋不休。
在日常表达的基础上尝试铭文的扼要和准确，卡瓦菲斯是这方面的范例。他的文风在处理个人生活和希腊历史时，其克制的举止有一种奇妙的阴沉。他克服了一个写作者的语言欲望——或者现代表达中无论如何、也要意象纠葛一番的复杂性——创造出了一种措辞的简朴，使诗句在保持诚实并达到透彻的同时，不至于产生炫耀和对读者的伤害。他还创造出了一种狡黠，其效果在于使一个无所依凭的普通诗作者在表达他的个人回忆、他的个人文化偏向时免于难堪。他创造出了一种平视残酷的方式——如果我们联想到在古希腊人格教养方面的传统中，“平视”的重要。另一方面在古希腊文化中，文风的追求也同人格意志的自我训练紧密相关。卡瓦菲斯的那些显然经过了耐心淬炼的诗句所体现出来的从容、恰切和优雅，可以被看作是古希腊严整、直率和不尚夸饰的文风的一个委婉的延续，他不是用考究的材料或者大理石做到这一点的，而是用平凡的身影。
卡瓦菲斯的诗作带给我们的一个最初印象是，他有一种对普通生活事实进行表达的责任感和伦理热衷，“普通事物”被当作对一切“不普通事物”的抵触与纠正来表达。可是，也许不能用这样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来理解诗的创造。另一方面，“普通事物”同样是一种修辞，诗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这一点。形成这些诗句的只是极为简要的陈述，一种缘由于对环境的忽视和诚恳结合起来的东西。一种无顾虑。物尽管是诗的基点，但是诗句并不状物，对它来说“普通事物”只是一个关系，这就够了。陈述也成为很微弱的事物，成为一瞬。对于“抵达现实的直接性”，诗句处在其中，但并不致力于它，几乎淡忘它的要求。
“他第一个以有节制的忏悔方式讲述自己，而且没有装出有灵感的样子。”这个句子出自法国诗人拉福格之口，它仿佛是专就康斯坦丁·卡瓦菲斯而言。
一种如同瓦雷里所说的“涵养中的即时感”——这句话可以概括现代诗的大部分努力：即试图结合现实材料（发生了的现象，社会时事的现实，以及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的“现实”等）与文化传统（某一类语汇或取向）。另一个情况是，也许“即时感”可以涉及的领域被事先大大规范、决定和缩减了。
这样的诗带来的另一个假象是：它并不致力于文学。在文学中，我们往往会看到一种对文学的冷淡——也许可以把一种文学表达的成熟，视为它在达到严格成型的同时又并不太关心自己的状态。这与“强者的温柔”不同、与谦逊不同，它并没有实际目的——比如在利益和品格方面的——与此同时，它表现得准备接受自己的损失，以至消失。
看上去，这是一种注重直观表达先于文学的态度，但实际获得的结果却往往是高度文学的。另一方面，它并不是所谓“反文学”的，它没有，或者是轻视这种需求。如此一种讲求实事求是、节制和反修辞的风格，却并未脱离文化。卡瓦菲斯的现实主义绝不是反文化的，相反，它很有兴趣利用文化。他的全部诗作都在无视论争环境的、自顾自的琢磨着走向希腊历史。这未必见得是出自一种多么深思熟虑的策略，也许只不过是基于一个人的普通权利罢了：基于他的个人文化兴趣、以及对自己所处土壤的正常反应和认同。他也并不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化，或者说，并不特别需要成为一个文化和风尚的演示者或批判者。“平凡”为一种负担和顾虑很少的专注提供了庇护所，因为，具体的作品需要“发生”的声音多于“批评”的声音。
卡瓦菲斯的诗完全立足于世俗的生活世界，发生的一切往往被看作是“事情”，而很少是象征。起弥补作用的，是独特性。独特性仿佛成为个体处在世俗性之中的一个补偿。
同最初接触时，卡瓦菲斯的诗给我们带来的“这是一种独特的诗”的感受有所差异，当我们很快熟悉了他的说话方式之后，我们会看到，独特性被忽视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溶了。这并不是指那种歌德意义上的、人生发展所带来的客观性取代了独特性，而是指独特性深深消溶在了一种一无所是，与此同时，又不可能混同于其他事物的表达中。——独特性被忽视和消溶，这是一种彻底的人生孤独感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歌德式的结果。
生平的贫乏，已经成为现代艺术家和写作者的主要神话之一。我们对他们的生平所知甚少，也许并不是他们生前受到忽视从而缺乏记录，而是因为他们的一生的确是无甚可谈。人们对卡瓦菲斯的生平所知甚少，或者，他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个交替的时期里，使自己的生平变得贫乏。
生平的单一和模糊，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禁欲，也不能被仅仅理解为对这个由表现构成的生活世界的抗拒，因为它往往并不出于“品德”方面的追求。今天，消失相比起表现也许更容易显得虚荣。谁知道呢？这是一个被普遍认为每一种行为都不能够纯洁，每一种意义都不能够稳固无虞的世界。
任何一种独特性都是暂时的，或者就根本而言，并不存在一种独特性。可以设想，蒙田、莎士比亚可以在生活中大大地弱化个人性格——并不是谦逊、示弱或中庸，因为并不缺少明确的态度和倾向，而只是一种伟大的弱化。这和浪漫主义者强化自己的性格，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个诗人的独特性不能够在他的生活人际上、以及性格习惯上来进行解释，只能从他的语言追求中去解释。对于一个写作者，除了生活事务中必要的态度、选择等等，性格对于他并不重要。伟大的诗人们各自创造了伟大的暂时性，各自使得那看上去仿佛是稳固的、固体的一样；使得这种暂时性看上去仿佛一种独特的东西。
我们正是在一种普遍的缺陷中产生自我体验，我们的某些独特性也立足于此。但是，这种态度除了把我们引向一种道德之外，还有其它的方向吗？或者，可以仅仅停止在一种残缺状态中？可以用夸西莫多的诗句来说明这种状态：
“每个人……孤寂地裸露在光辉中
瞬息间是夜晚。”
——这是一个劳动之后的人，站在普通的光线中，没有疲倦，没有光荣，没有意志和特权，只有影子和死亡的轻快与单一。我们得以见到一种残缺状态的价值。这可以作为卡瓦菲斯的佐证，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特性所发生的一种演变。
了解了一个诗人处理独特性和普通事物的方式，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诗是创造一个结构还是表达一个意见？我想，除非是把结构上升到一个超验的、神秘符号的层面上，或者已经是彻底的沮丧，我们无法回避产生一个意见。
召唤阴影
一支蜡烛已经足够。它柔和的光
会更为合适，更为雅致，
当阴影降临，爱情的阴影。
一支蜡烛已经足够。今夜房间里
光不能过多。在沉思冥想中，
全部是接纳，并且，伴着这柔光——
在这沉思冥想中我将组织视力
召唤阴影，爱情的阴影。
这首诗的中文诗句——“在这沉思冥想中我将组织视力”——具有令人怦然心惊的美，它那结实而清淡的措辞显示出一种经久不衰的质地。
这是一首极为微妙的关于情感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诗，它使我想起菲利普·拉金的一首诗作《没有路》，另一首——至少是在表面上——更接近今天生活的关于情感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诗。后者是一个更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变体，相形之下更实际、也更单一了。同样是一种虚无，在卡瓦菲斯诗中的个人化的、旧式的优雅，在拉金的这首诗中已经转变成为一种被迫的实际态度：
没有路
自从我们容许那条你我之间的路
日渐废弃，
还用砖头将我们的门堵上，种上树将你我拦阻，
并放任一切时间的侵蚀力，
寂静，空落，以及陌生人——我们的疏淡
还不见多少灵验。
或许，未扫的树叶随风堆积；未割的草爬行；
再无别的改变。
如此空旷的坚持，如此琐细的蔓生，
今夜那样的行走不会显得怪诞，
仍将被容许。稍稍长一些，
而时间将是更强者，
构画一个世界，那里没有这样一条路连接
从你伸向我；
且看像寒冷的太阳那样升起的世界，
报答他人，是我的解脱。
不阻止它是我渴望的实现。
渴望它，我的不安。
像《伊卡萨岛》这样的诗，有一种过于一望而知的意义，或者说，过于容易地会在一种有倾向性的解释中被使用。我们习惯于认为：当我们的表达中出现了某种对传统的、已经存在的价值模式产生修正的时候，一种以其说重新命名，不如说进行类比的时候，我们的表达中就出现了某种可称为“重要”的东西。修正、命名、类比——这一系列的动作构成了“代表作”的形象。但是像卡瓦菲斯这样的诗人也许根本上拒绝“代表作”的观念，同时也拒绝“重要”，将其视为语言的各种庸俗性之一。这也让我们想起保罗·策兰本人后来对《死亡赋格曲》的否定，根本上说，是对命名的拒绝。
贝克特的悲观沉默在于现实清晰性的断裂。卡瓦菲斯的悲观沉默则是一种希腊式的，对实存事物表示的礼仪，它暗示了事物（和现实清晰性）得以延续的一种可能。卡瓦菲斯肯定和积极地对模糊性进行了表达。因为，只有模糊的事物可以谈论。他们都是悲剧性的，但他们都不是那个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悲剧诗人。
另一方面，卡瓦菲斯的悲剧性接近于欧里庇得斯，这个古典悲剧中的异类，他没有为“西方知识”的自负提供力量和修辞，他的剧作中有歌队死亡以后的、世俗和单个的人，他们处在一种实际的、因此也是模糊的现实中，处在一层自我辩护的保护膜中，现实并不因为神和英雄的力量而获得那种高度的明确性和严肃性。欧里庇得斯是一位主动在悲剧中走向诡辩的悲剧诗人，而诡辩对于悲剧的高度严肃性来说是危险的。
作为一个希腊人，卡瓦菲斯从不臆想一种希腊文化，就像西方面对东方时的那种自我臆想——那种殖民者每当压制了一个族群时，才自觉固定和统一的自我样貌。自负和精英主义的西方理性（在卡瓦菲斯诗中表现为政府人员和基督教会），在他那里发生了转折。贯穿在他全部诗作中那种平民化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种自传性的、哀婉的声音，它是一种自然演变的产物。不应该把卡瓦菲斯关于希腊历史的那些诗仅仅视为令人同情的哀歌，事实上，同情心对于理解诗作常常是有害的。他在对待一种著名文化所遭到的衰落的态度上并不阴沉，而是在抵御了范例和迷信后，表示出一种清晰和坚决。这是一种普遍需要的清晰和坚决。
我完全把卡瓦菲斯视为一个希腊诗人——即：在一个被称作“希腊”的特定规范中产生的诗人。尽管我们很少在他的诗中看到明显的希腊语汇和形象。但是，他并没有用在处理日常生活（或者有自传色彩的）材料时、那种有意而为的单调性和自我限制，同样拿去处理希腊历史，这样做也许会易于被同情，但是却可能会丧失一种更大的直视历史的自由，并且令人遗憾地把历史也个人身世化。
一个诗人有自我限制的权利，但是没有削减历史的权利——对于后者，他的责任更多地在于抵达可见性，而不是虚无。使一种历史成为可见的——这使卡瓦菲斯真正成为一个希腊民族的诗人，相较这一成绩，虚无主义的感叹就往往太容易了。这个老人的诗作题材除了对境况和往昔作出反应，便评说历史，他所见深刻——他的诗清晰地传达了这种深刻，但是却可能并不像我们喜欢猜想和陷入的那样，有过一番繁杂精深的策略考虑。一个人在一个具体时间和空间点上走出的一步，当我们透过历史的隔膜去看他时，这一步就往往成了一个迷宫图案，我们所看到的也往往是一些质感和视差。
也许不该过于猜测卡瓦菲斯有什么样的历史哲学，也许他只不过是遵守了处理历史素材时需要“无我”的古训罢了。对于感伤的心灵而言，历史是无底的洞穴。对于一个经历了世事的老人，历史则像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一样，得到实际的处理，这也许就是卡瓦菲斯那些历史题材的诗作具有鲜明的距离和分寸感、并且易入人心的原因。这些速写般的，以勾勒一个场景和一些人物行为做为基点的诗，以其说是叙事性的，不如说是评说性的，这种历史评说的态度就如同蒙田在他的论说文中——法国作家尤瑟纳尔已经在她的文章里敏锐地提到过卡瓦菲斯与蒙田的共同点。
卡瓦菲斯所做的一切看上去没有冒险性和刺激性，更多地是一种经过了严格忖度的结果。他可以被作为艾略特关于“传统与个人才能”观点的合适例证，无论是在年龄中的形成，还是同客观对应物的成熟关系方面，并且因为其努力的默默无闻和形象上的平凡更容易得到认同。清晰和效率、怀疑主义和教养是他的主要品格，我们不可能要求他表现出纳喀索斯式的沉溺、夸张和浪漫。也许当文化——以及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文风——处于晦暗的时期，我们的语言——或者用泰德·休斯的说法：“心脏的语气”——更多的是一种有意斟酌的结果，因为其它更为显赫可见的现实力量，已经极大地挥霍了人类表达的随意性和表演性。同时，诗句成为一种文化的自我清理，为了寻觅到一条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脉络，一条不那么混乱无章，并且，重要的是不那么难堪的脉络——因为人类已经变得空前的脆弱、实际和挑剔。诗句给予他人一个机会：一个和作者同等的进入一种文化的机会，它使读者参与完成这种可见性。它帮助我们看到依然座落在地面上的一种文化、或者一种精神教养的基础，因为这种文化原本就是从这地面上得以萌生的。我本人因为卡瓦菲斯，感到希腊文化的许多蕴含实际可见了。卡瓦菲斯，一个显著的关于教养的诗人，他完美地展示了一名个体处在悲剧性的日常生活中，可以产生的丰富的精神褶皱，以及尊严。他的另一个令人敬仰的成功，在于使现代读者重新得以反观希腊——人类教养的一个主要源泉。
2005，10；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