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he Poetry of T.S.Eliont.By Hugh Ross Williamson.London:Hodder＆Stoughton,1923.5
2.T.S.Eliot，A Study.By Thomas McGreevy.London:Chatto＆Windus,1931.2.
3.Selected Essays.1917-1932.By T.S.E1iot.London：Faber＆Faber.1932.12/6.
这三本书的第一本是专论爱略特的诗的，第二本是论他的思想与信仰的，第三本是爱略特从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二年所发表过的批评论文的选集，选者就是他自己。
看完头两本书，再读爱略特自己的文章，读者不免要有解铃还仗系铃人之感。爱略特的诗的晦涩似乎已成为公论，但他的理论文字却不用批评家来替我们解释。他最反对的散文，他自己说过，就是十九世纪末的那种呓语似的散文。写批评，他主张用一种最准确、最清醒、最男性的（masculine）文字，所以他竭力的提倡英国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散文，尤其是胡克（Richard Hooker）和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两位大教师的文章。他说：“胡克与安德鲁斯的文章，正如伊利沙白朝代大体的政策，都明示着一种不离本质的决心，一种明白时代需要的知觉，对于重要的事抱定一种求明晰、求精确的愿望，而对于无关紧要的事只取一种冷淡的态度”。（文集三一九页）他自己的散文似乎也向这方面走。关于他的诗的理论，这两位苦心研究他的人所替他说的话毕竟不如他自己说的；有时候我们还要从他的集子里去领略他们二位所替他说的话。这大概因为爱略特的文字不但是简要而且严密，仿佛有故意不容人截取的苦心。
爱略特是否先有严格的理论而后才写诗的，我们不敢断定；从他发表诗文的年月上看来也不容易证明，不过从他这集子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的诗，尤其是以《荒原》（The Waste Land）为代表作品，与他对于诗的主张确是一致的；譬如：集中第一篇《传统与个人才能》（一九一七年）就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为什么要用典故，而且还不只用文学一方面的典故，也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常用旧句或整个历史的事件来表现态度与意境的理由。所以要想了解他的诗，我们首先要明白他对于诗的主张。知道了他对于诗的主张未必就能使你了解他的诗；不过完成了这步，你至少不至于像许多盲从新奇者一般的感觉他是个含有神秘的天才，也不至于再归降于一般守旧批评家的旗帜之下，安然的相信他不过又是个诗界的骗子，卖弄着一套眩惑青年的诡术。要先解脱这两种极端的成见，我们方能开始谈论爱略特的诗，否则我们就无从说起了。
威廉生在书的第十页声明这书是为普通读者写的，是为帮助一般读者了解爱略特的诗而作的。他还告诉我们他是这位诗人的朋友，在写书时曾得他不少的提示。书里处处都引爱略特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思想与诗，著者的工作多半在推阐引文的意义和叙述重要诗的内容。马克格里非的书却不然。他在第九页说明他写书的宗旨是要讨论爱略特诗里的态度，并不想“枉费”时间（to waste my time）去论他的诗的技术，所以他的动机根本与威廉生的不同。他着重的是诗人的思想与态度，威廉生是从诗的技术上着眼，来给读者解释爱略特的诗的。
像马克格里非这样，可以说是一种趁火打劫式的批评家。他平素所积蓄的怨恨以及各种散漫的印象，仿佛从未遇着过发泄的机会，一旦有了这样冠冕堂皇的题目，难免不借题发挥，所以废话竟占了全书的大半。更有令人感觉不愉快的就是著者那种Sophistication的姿态，譬如，在四十三页他说：“我并没有请他（爱略特）帮我解释这首诗《荒原》，因为他必定会感觉这是讨厌的事，也因为我想一首好诗对于不同的读者虽然可以引起略微不同的解释，但人性总不至于相差太远，故所有的解释都多少是对的。”这类的话，除了表示一种虚架子以外，似乎就没有别的价值了。所谓“略微不同”者正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尤其是读爱略特的诗。譬如，读Hopkins的《春秋》（“Spring and Fall”）。按瑞恰慈的测验的结果，六七十人中就没有三个人有同样的解释的，不料“相差不远”的“人性”竟有这样大的出入。
全书共七十一页，其实扼要的话有五六页就很够他说的了，他说爱略特早年的诗只有讽刺与愤恚的心境而无具体人生之同情观察（十七页），除了著名的“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和“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两首之外，他早年的诗都不过是一个有学识、有感觉的New Englander对于眼前的生活，尤其是对于传统道德的庄严，表示一种高傲的冷嘲，因为他觉得这些传统的道德行为已失去它的基本的诚心（十五、十六、十八页）；徒有这种态度是不足以造成伟大诗人的（十一页），好在从早年的诗里，尤其是“Prufrock”这首，我们已略微能看出他的一种自责的、怀疑的，和忏悔的心境，这便是他晚成的星兆；在“Prufrock”里他已显露着他自己认为是做诗最主要的技能，就是用意象来想见的力量（the power of seeing in images，二十八页），如：
The yellow fog that rubs its back upon the window-panes,
The yellow smoke that rubs its muzzle on the window-panes
Licked its tongue into the comers of the evening,
Lingered upon the pools that stand in drains,
Let fall upon its back the soot that falls from chimneys,
Slipped by the terrace, made a sudden leap,
And seeing that it was a soft October night,
Curled once about the house, and fell asleep.
这段便是很好的例子，这里他不但用意象来想见，而且把它们想见到有动力的、有生命的程度（二十九页）；在形式方面，他早年受Jules Laforgue 的影响很大，但一九二○年后他已比Laforgue成熟的多，到《荒原》便离开Laforgue更远了（见三十至三十三页）。《荒原》是他成熟的伟作，这时他已彻底地看穿了自己，同时也领悟到人类的苦痛，简单的说，他已得着相当的题目了，这题目就是“死”与“复活”（三十四页）；《荒原》后的《圣灰日》（“Ash Wednesday”）不免令人失望，在技术与知觉方面都有跌落千丈之势。但是我们相信爱略特必再有伟大的作品写出来，因为诗人自是诗人，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七十至七十一页）。
这些话可以说是马克格里非书里的精华了。有两点我们要提出讨论的。第一是关于爱略特早年的诗：单就态度而论（因为著者是注意这方面的），他《荒原》前的诗与《荒原》并没有什么冲突，不但不冲突，而且是出于同一种心理背景的，虽然他最早的是几首情诗（“Prufrock”，“Portrait of a lady”，“La Figlia Che Piange”，“Conversaition”），随后三首（“Preludes”，“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Morning at the Window”）是写环境的混沌与丑陋的，二年后的“The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Aunt Helen”，“Cousin Nancy”，“Mr.Apollinax”都是讽刺波士顿社会的，一九二○年的集子是描写现代人堕落与卑鄙的情况（以上写诗的次序与诗集里印的略有出入，乃依威廉生所言，想是爱略特自己告诉他的），这些诗的后面却都闪着一副庄严沉默的面孔，它给我们的印象不像个冷讥热嘲的俏皮青年，更不像个倨傲轻世的古典者，乃是一个受着现代社会的酷刑的、清醒的、虔诚的自白者。正如罪犯在受拷讯，他的口供诚然是创痛中的呻吟。在“Prufrock”里他愤然的说：
I should have been a pair of ragged claws
Scuttling across the floors of silent seas.
这是何等悔悟自责的心境！自己生活中的追求既成幻灭，文明也不过是
A broken spring in a factory yard,
Rust that clings to the form that the strength has left
Hard and curled and ready to snap.
（“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
结果这位刚到三十岁的诗人竟已感觉衰老到
Here I am, an old man in a dry month,
Being read to by a boy, waiting for rain.
（“Gerontion”）
“等候着雨”可以说是他《荒原》前最serious的思想，也就是《荒原》本身的题目。在技术方面，《荒原》里所用的表现方法大致在以前的小诗里都已有了试验，不过《荒原》是综合以前所有的形式和方法而成的，所以无疑的是他诗中最伟大的试验。
第二，关于爱略特的宗教信仰，我们觉得马克格里非的意见有太过于为天主教的上帝争功的嫌疑。他自己想必也是个天主教徒，我们当然不该涉及他个人的这点，不过他未免太显然的对“辩正宗”（Protestantism），尤其是对于美国的“清净宗”（Puritanism）取攻击的态度了；他说爱略特的《荒原》以及后期的作品都因为受了天主教的基本信条的影响才能产生出来的，假设他不解脱早年所受“清净宗”的影响，他断不能从厌人愤世的消极态度中救出自己来，因为惟有天主教才是基于“希望”（hope）的，惟有信仰天主教的人才会有真正忏悔的心境；所以他的诗非天主教徒不能欣赏（以上见十六页、二十四页、三十五页）。这几句话牵涉两种问题：一，在一首诗里什么是属于诗的，什么不是？二，什么是信仰，信仰有什么分别的标准？第一种问题这里可以不必讨论。关于第二种，瑞恰慈、墨瑞（J.M.Murry）和爱略特自己先后都发表过专论（见一九三○年十月Symposium季刊），瑞恰慈的《论信仰》，墨端的“Beauty is Truth”，爱略特在一九二七年三月Dial月刊上有《文学，科学与教义》，在一九三○年二月美国Bookman里有《诗》与《宣传》，又文选集中末尾论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的二章里也有涉及这问题的地方，这里我们可以不必翻案。我们只提出所不满于马克格里非的一点，就是他把诗混杂于信仰中，因此抹煞了爱略特在诗的技术上的地位。爱略特的诗是否专为天主教徒写的，我们无从知道，至少我们相信非天主教徒的人也有了解它的可能，同时和爱略特同信仰的人未必就能因此而了解他的诗。他的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了解，但未必就要接受；换句话说，如瑞恰慈所说，我们可以用一种imaginative assent来作了解的基础，这种imaginative assent是可以和verifiable belief分开的。爱略特自己也曾经说过
“Every man who thinks and lives by thought must have his own scepticism, that which stops
at the question,that which ends in a denial, or that which leads to faith and which is integrated
into the faith which transcends it.”
（《文学，科学与教义》）
由此可见爱略特的宗教信仰至少对于他自己是一种思想的结论，是一种理智的悟觉。这种结论，这种悟觉是他思想方面的生活，徒有这种生活未必就能写诗。他在论但丁的文里对于但丁的宗教信仰也承认和他的诗的技术可以分开来看，他说：“I deny，in short，that the reader must share the beliefs of the poet in order to enjoy the poetry fully.”（《选集》二五五页）威廉生说得很对：“The man who suffers is still, to a certain extent, separate from the mind which creates.”（一七○页）总之爱略特的诗所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他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其余的一切都得从别的立场上去讨论了。
威廉生的书，上面说过，是为plain reader写的，所以他先从一般所谓“乔治朝的诗人”与爱略特在用字方面的不同说起。他说“乔治”诗人多半不能准确的用字，他们所用的只是一些现成情绪的筹码（二十二页），爱略特诗里的字是有刺激性而有膨胀的知觉的。爱略特非但用字与他们不同，而且善于引用旧句来唤起同意识的联想（二十三页）。读他的诗当然比读德林瓦特（Drinkwater）的诗要费气力，读者要自动的思想，要有敏锐知觉的活动，要有细微的观察；读“乔治”一般人的诗只需放开我们的情绪的笼头便能经验一阵渺茫的冲突，不过只是这一阵而已。虽然“乔治”诗人中也曾有努力于探求新途径者，如Elroy Flecker是注重形式与美感的，如Rupert Brooke之主张扩大诗的材料，并以日常俗语运用到诗里去，但他们的努力因为只注意到单方面的救济，所以终于没有多大的成就。爱略特是能想到一个具体计划的人。他一方面要综合古今作家的意识，扩大内容的范围，另一方面又要紧缩用字的经济，增加音节的软韧性，所以，到了一九二○左右他已给了英诗坛一个莫大的转变（二十七至三十八页）。著者接着就讲爱略特对于诗的理论（第四章）。这是书中最重要而又写得最精彩的部分，因为上面已说过爱略特之重要，对于研究诗的人，惟在他的技术而不在他的观念。他对于诗的理论在他自己《选集》中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十三至二十二页）、《形而上学派诗人》（二六七至二七七页）、《但丁》（二二三至二六三页）、《德莱登》（二九一至三○二页）这几篇里大致已说得很明白了，第四章的材料也多半是以这几篇为根据的，虽然著者在许多地方没有注明出处。这章里有一点似乎没有交代清楚的；在四十九页他引了爱略特答问情绪如何传达的话：“惟一用艺术形式来传达情绪的方法就是先找着一种物界的关连东西（objective correlative）；换句话说，就是认定一套物件，一种情况，一段连续的事件来作所要传达的那种情绪的公式；如此则当这些外界的事实一旦变成我们的感觉经验，与它相关的情绪便立即被唤起了。”他说爱略特的诗都是用这种表现法的（四十九页），似乎说这就是他独到的技术。其实这是一句极普通的话，象征主义者早已说过，研究创作想像的人也都早巳注意到这种内感与外物的契合，并且有更精细的分析。爱略特的技术的特色似乎不在这里。在《选集》二七五页，他自己说：“大概我们文明里的诗人，尤其是现代阶段中的诗人，必然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的文明包括极端的参差与复杂的成分，这些参差与复杂的现象戏弄着一个精敏的知觉，自然会产生差异的与复杂的结果。以后的诗人必要一天比一天的包括广大，必要更多用引喻的方法，必要更加间接，为的是要强迫文字，甚至于使它脱掉，去就他的意思。”这段话威廉生也引用过（五十二页），不过他似乎不觉得它十分重要。其实爱略特在技术上的贡献可以说完全出于这句话的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字的这句话。他在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他所用的metaphor的象征功效。他不但能充分的运用metaphor的衬托的力量，而且能从metaphor的意象中去暗示自己的态度与意境。要彻底的解释爱略特的诗，非分析他的metaphor不可，因为这才是他独到之处。
著者在论他早年诗（一九一七和一九二○出版者）与《荒原》两章里表现了很详晰的了解力。不明白《荒原》内容的人读了这两章总可以得着一个具体的印象，不过要知道这印象在诗里的传达步骤，似乎仍要细玩原句才成。在第七章里著者说爱略特的宗教信仰是始终一致的；早年的“清净教”的背景和《荒原》后的英国天主教的影响是一条直线的发展（一六八页）。《圣灰日》的态度并不与《荒原》的相犯，前者正如在黑暗中呻吟，后者如发见了光明的来临。最后一章说明爱略特从《荒原》到《政治家的困难》和《商业》的整个规模；《荒原》是大战后欧洲全部荒芜的景象，《圣灰日》是卧薪尝胆中的祈祷，《政治家的困难》与《商业》是休战后的苦心经营，是求永存的出路。
爱略特的方法，上面已提到，是要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他的诗其实已打破了文学习惯上所谓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区别，虽然他自己曾自相矛盾的声明过：“我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在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见Lancelot Aanrewes原集中的序）威廉生也坚持的说他是个古典主义者，并且说他在思想上是个贵族。这未免有点牵强。假使因为他受了伊利莎白时代戏剧和“形而上学派诗人”的影响而定他为古典主义者，那么为什么不就说他是一位现代的形而上学派的诗人呢？要说因为他主张复古，那根本就与他自己的理论不符，因为他的“历史的意义”原是包括古今的（见《传统与个人才能》）。假使说因为在他出现之前英文诗已坠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他为诗坛重开了一条生路，那也不能就定他为古典主义者。这点很有矫正的必要，因为假若认定他是古典主义者，我们就等于没有明白他的地位了。他的重要正在他不屑拟摹一家或一时期的作风，而要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