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略特今年已将近五十岁了。在英美人眼中，他已不复是一个诗坛的青年革命者。从他近几年的几首诗看来，大概以后他也不会再有怎样惊人的杰作。诗人的创作力毕竟是有穷尽的。所以就爱略特个人的诗而论，他的全盛时期已然过去了，但是他的诗和他的诗的理论却已造成一种新传统的基础。这新传统的势力已很明显地在近十年来一般英美青年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最近有人说，现在的英文诗只有爱略特派与非爱略特派两种。这话大致是不错的。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爱略特的诗与他的理论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假使你先读他的论文，尤其是那几篇比较最重要的，如《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但丁》、《玄理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庞德诗选〉（“Selected Poems of Ezra Pound”）序》、《菲力普·马生格》（“Philip Massnger”）、《奇异神明的追求》（“After Strange Gods”）等，再读他的诗，你也许会感觉他的诗是写来证实他的理论的；反之，如果你先读他的诗（无论你能领略多少），再看他的论文，也许就会感觉他在为自己辩护，同时为不能了解他的人解释。他是一个有明确主张，有规定公式的诗人，而且他的主张与公式确然是运用到他自己的诗里的。他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主张以一种代表的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态，就是他所谓客观的关连物（objective correlative），再以字句的音乐来响应这意态的潜力（见“Ezra Pound，his metricand poetry”一文）。他要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溶混为一，要使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各个作家本国整个的文学（此当指西方人而言）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见《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这种技巧可以更简单的呼为“置观念于意向中”（the presence of the idea in the image）。同时，因为诗的文字是隐喻的（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所以它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在这两种观念之下，爱略特采取了英国十七世纪玄理派与法国十九世纪象征派的运用比较的技术，就是用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来对较，使它们相形之下益加明显；这种对较的东西也许在某一点上是关连的，也许根本就没有接触点。这种对较的功用是要产生一种惊奇的反应，打破我们习惯上的知觉，使我们从惊奇而转移到新的觉悟上。两样东西在通常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但在诗人的意识中却有异样的、淬然的联想或关系。和亚诺德一样，爱略特也主张我们要在整个的生活上着眼；诗人要把政治、哲理，以及生活的各方面圈入诗的范围。他一再地说，诗人应当对于自己的时代有亲切的认识，不但认识，而且要为它设想，使他自己的感觉、希望、祈求成为时代的。在《但丁》里，他说过，一个伟大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关于这点，可参阅Matthiessen：The Achievement of T.S.Eliot最后一章。）他认为我们一切的思想都可以从诗里表现，但表现的方式是要用诗的技术的。
现在一般青年诗人所受的爱略特的影响大致全是技术方面的。在思想与性情方面，他们不但没有受他的影响，而且多半是处于类乎反对的地位。譬如，奥顿（W.H.Auden）、斯本得（Stephen Spender）、刘易士（C.D.Lewis）、麦克尼士（Louis MacNeice）、麦克利许（Archibald Macleish）、格列高里（Horace Gregory）、坡尔忒（Allan Poner）、亚丹斯（Leonie Adams）、毕夏普（John P．Bishop）都可以说是脱胎于“爱略特传统”的，但是他们生活的信仰、主张、希望，并不与爱略特一致。爱略特自己说过，在政治上他是保皇党，在宗教上他是英国天主教徒，在文学上他是古典主义者。他感觉人类的希望在一种内心的改造。我们必须先恢复信仰，涤除种种利欲、贪欲和仇恨的罪恶（即“火训”的意义），然后才能达到Datta，dayadhvam，damyata的境界；在苦旱的“荒原”上祈求甘雨的降临绝不是一时的虔诚可以得到的，人类还要悔罪、发愿、克己，要涤净内心所有一切的私欲。这种宗教的心境是一般青年诗人所没有而不会有的。大战后的青年也曾感觉“荒原”的苦闷，不过他们的反应却不同。他们多半也抱着希望，但他们感觉与其求之于内心，莫如要求改造社会。如奥顿、斯本得、刘易士等显然是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的，他们十分同情（尤其是前四五年）于苏俄的实验，在许多诗里他们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期待中发觉自己的力量。（参阅刘易士著《诗的展望》A Hope For Poetly第八章）麦克尼土、格列高里、毕夏普，虽然一面在咒诅社会，讥讽人类，另一面却仍表示现代生活是有希望的，有生气的，至少是无需动用宗教，或恢复信仰。他们似乎都没有爱略特那种中古世纪的宗教意识和他家庭传统上的Puritanism。但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爱略特的宗教与哲学并没有怎样妨碍他的诗，换句话说，除了宗教与哲学之外，我们还感觉有诗在；同时，青年诗人们放弃了宗教与哲学也还能写出诗来（虽然从他论信仰答辩瑞恰慈一文中，我们知道爱略特是不接受这话的）。
美国青年批评家兑取女士（Babette Deutsch）在她的《这个现代诗》（This Modern Poetry，1936）里说：“现代诗人中很少对于他们的工具这样有把握的。假使爱略特有任何被称为古典主义者的权利，那必然是因为他的技术的特长。像庞德（Ezra Pound）的技术一样，他的也是一方面得之于精密地研究英法的前辈的作家，一方面从他们的终点继续下去。虽然他自己曾一度攻击自由诗的理论，并且说过，‘对于要美满完成一件事的人，没有诗是自由的’（No verse is liber for man who wants to do a good job），他最近也承认了他比较成功的作品很可以当作一种自由诗。这自由诗是脱胎于伊利莎白时代的无韵诗（Blank verse）和朱尔·拉福格（Jules Laforgue）的自由诗的。在这两种诗里，正如他自己已经说过的，我们都能领略到一种传统节律的伸缩功夫。就是从这种十六世纪的英文和法国十九世纪后期的影响的熔合中，他得到前者的戏剧的活力（dramatic vigour）和后者的柔软与讽刺的技巧。”（见前书124页）兑取女士把爱略特技术中的要素都集在这一段文字里，而且说明了它们彼此的关系。从前已有人说过，爱略特诗里悲剧的成分很大；他用实际动作来表现意态的地方比比皆是。这是很值我们注意的：他诗里抽象的东西实在是少。我们读他这首《荒原》应当最能为他证实这点，譬如，开首第八行起直到第一段终了，寥寥十一行间，在我们印象中穿过的地方、人物、东西、生活是何等的实在，何等的具体。就是没有到过闵行（Munchen）的人，假若略微知道Starnbergersee和Hofgarten是怎样的地方，和那几种人往往在那边流连的，大概也能有相当的领略吧。运用会话来做穿插是爱略特诗里最常见的技巧，如这诗第二部（A Game of Chess）后半段几乎纯用会话来暗示意态，好像有声电影一样，只是转换的速度加快了几十倍就是。感官迟钝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会感觉困难。兑取说到爱略特的诗是一种自由诗。这话应当加以相当的注脚才成，因为爱略特的自由意义与法国自由诗的自由意义略有不同，同时与从前美国热闹过一阵的自由诗的自由意义更加不同。简单地说，爱略特的自由是任意取用各种格式的自由；美国意义的自由诗是被采用之中的一种。换言之，爱略特感觉一种格式自有一种格式的功用，因为以往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情绪寄托在它身上，所以当我们要表现那种情绪的时候，我们尽可以用那种格式，但是当情绪转变的时候，格式也应当随之而改变；结果是，在一首较长的诗里，如《荒原》，我们应当有许多不同的格式错综在里面，有拍律的，无拍律的，有韵脚的，无韵脚的，有标点的，无标点的。
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冷斋夜话》云：“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又《蔡宽夫诗话》有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大多，盖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故公诗如‘董生只被公羊惑，岂信捐书一语真，桎梏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着此身’之类，皆意与本处不类，此真所谓使事也。”前一段的话与爱略特对于传统的理论很可以互相补充。爱略特的历史的意义（见《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就是要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所以他主张我们引用旧句，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在《菲力普·马生格》（“Philip Massinger”）里，他说：“末成熟的诗人摹仿；成熟的诗人剽窃；手低的诗人遮盖他所抄袭的，真正高明的诗人用人家的东西来改造成更好的东西，或至少不同的东西。高明的诗人把他们所窃取的熔化于一种单独的感觉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手低的诗人把它（即他所窃取的）投入一团没有粘贴力的东西里。一个高明的诗人往往会从悠远的，另一文字的，或兴趣不同的作家们借取。”这几句话假使译成诗话式的文言很可以冒充北宋人的论调。唐宋人的诗有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原句意义者，如唐人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苏东坡改为：“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又如杜甫《梦李白》云：“落月满屋染，犹疑照颜色”，黄山谷则改作：“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颜色”。《荒原》第三部《火训》中亦有同样的例子，如：
But at my back in a cold blast I hear
The rattle of the bones, and chuckle spread from ear to ear
是从十七世纪玄理派诗人马佛尔（Marvell）的
But at my back I always hear
Times winged chariot hurrying near
翻造的，与原句的音乐相似，但内容已不同了。爱略特可以说是主张文以载道者，他的“道”就是他在《奇异神明的追求》里所提出的tradition和orthodoxy的两种观念。假使他是中国人的话，我想他必定是个正统的儒家思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