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伟 译
1897年3月22号晚上，莫斯科，契诃夫和他的挚交阿拉克斯·苏沃林外出吃饭。苏沃林是个有钱的报纸书籍出版商，保守派，一个全靠自己拼打出来的人。他的父亲当过兵，参加过博罗季诺会战。和契诃夫一样，他也是农奴的子孙，他们的血管里都流着农民的血液。除此之外，他俩在政治观点和个人气质上，却相差甚远。尽管这样，苏沃林一直是契诃夫仅有的几个挚友之一，契诃夫很喜欢他的陪伴。
自然，他们去了城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它的前身是座被称为隐居寺院的住宅。在这里，你可以花好几个小时，甚至半个晚上来享受十道菜的大餐。当然，各种红酒、烈酒以及咖啡是少不了的。像往常一样，契诃夫的穿着无可挑剔，深色的马甲和外套，夹鼻眼镜。他看上去就像那一时期留下来的照片上的他那样。他显得轻松、愉快，一面与领班握手，一面巡视宽敞的餐厅。餐厅被华丽的吊灯照亮，餐桌旁坐着衣着高雅的男男女女，侍者来回穿梭。当他被领到苏沃林就坐的餐桌边时，血突然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苏沃林和两个侍者急忙把他扶到洗手间，用冰袋帮他止血。后来，苏沃林把他送回旅馆，并为他在套房里备了张床。在经历了又一次吐血后，契诃夫同意住进一家专治肺炎和结核病的医院。当苏沃林前来看望他时，契诃夫就三天前在饭店里发生的“尴尬事件”向他道歉，他坚持自己没什么大事。“他一面像往常一样地开着玩笑，”苏沃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面把血吐进一个大痰盂。”
契诃夫的妹妹玛丽亚·契诃夫在三月末来医院看望他。那天天气很糟糕，天上下着冰雨，地上到处是冻成冰的雪。她好不容易才拦下一辆马车。当她赶到医院时，心里早已经是忧虑万分了。
“安东·巴甫洛维齐面朝天地躺着，”玛丽亚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医生不让他说话。怕他察觉我的担忧，问候完他，我就绕到桌子的一边。”在堆满香槟酒、鱼子酱罐头和探视者送来的鲜花的桌子上，她看见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一张专家手画的契诃夫肺部的草图，医生通常用它来向病人解释病情。在用蓝色线条画出的肺的上部，涂满了红色，“我知道那代表着有病的部分。”玛丽亚写道。
列夫·托尔斯泰是另外一个拜访者。这位俄国最伟大的作家的造访使医院的员工又惊又喜，最著名的俄国人要来？尽管医院谢绝“不重要的”探访者，他们当然会让他去看望契诃夫。在一群阿谀奉承的护士和住院医师的陪同下，这位有着一副热忱面孔的大胡子老人走进了契诃夫的病房。尽管他对契诃夫的话剧评价不高（托尔斯泰觉得这些话剧太呆滞，并缺乏思想高度。“你的角色会把你引向何处？”他有一次质问契诃夫，“从沙发到垃圾间，再走回来。”），但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本人，他曾对高尔基说：“他是多么的大度，谦虚又安静，像女孩一样，连走路都像女孩子，他真是无可挑剔。”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年头，所有的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为我喜欢……契诃夫而感到高兴。”
托尔斯泰脱掉羊毛围巾和熊皮大衣，在契诃夫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尽管契诃夫正在服药，而且医生不允许他与人交谈，契诃夫不得不困惑地听着伯爵阐述他有关灵魂不朽的理论。对那次拜访，契诃夫后来这样写道，“托尔斯泰假设我们大家（人类和动物）都在为某种原则而活（比如动机或爱），尽管无人知晓这个原则的本因和目的……这种永恒对我毫无用处，我无法理解它。对此，列夫·尼可莱耶维奇感到非常的诧异。”
尽管这样，契诃夫仍由衷地感激托尔斯泰的来访。与托尔斯泰不同，契诃夫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怎样，他从来就没信过，他不相信不能被他的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就他的人生观和作品，他曾对人说过，他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念，因为我每个月都在改变它，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恋爱、结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们之间怎样对话。”
早年，在他的肺结核还没有被诊断出来前，契诃夫曾说过：“当一个农民发现自己得了肺病，他会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会在春天和融化了的雪一起离开。’”（契诃夫本人死于一个夏季热流的袭击）。但当他被确诊患上了肺炎后，他却尽量不往坏处想。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他只是得了个慢性粘膜炎，很快就会好起来。直到最后，他都很自信地说着好转的可能性。在他临死前的一封信里，他甚至告诉他妹妹他“正在发胖”和由于住在巴登威勒，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好多了。
巴登威勒是个温泉度假城市，在黑森林的西边，离巴塞尔不远，几乎在城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见浮士日山脉。那时这里的空气很新鲜，对健康有好处。多年来，俄国人常来这里度假，他们不是在林荫大道上散步，就是把自己泡在热矿泉浴里。1904年6月，契诃夫却来此结束他的生命。
月初，契诃夫很艰难地乘火车从莫斯科来到柏林。他做演员的妻子奥尔加与他同行。1898年，他与奥尔加在排练话剧《海鸥》时相识。与她同时代的人称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有才华，长得也漂亮，她比剧作家几乎小了十岁。契诃夫立刻被她吸引了，但在情感表露上却是不慌不忙的。与往常一样，他对调情比对婚姻更感兴趣。最终，经过三年的恋爱，包括多次的分手、情书往来以及不可避免的误解，他们终于结了婚，并于1901年5月25号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私人性质的结婚仪式。婚后，契诃夫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他把奥尔加叫做“小马”，有时又叫她“狗儿”或“小巴儿狗”，他喜欢称她为“小乌龟”，有时干脆就叫她“我的开心果”。
契诃夫在柏林咨询过肺病专家卡尔?爱华德医生。据一位目击者说，医生替契诃夫检查完后，摊了摊双手，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对契诃夫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这位医生为契诃夫不早点就医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恼火。
一位正好在旅馆采访契诃夫的俄国记者，给他的编辑发回以下的急件：“契诃夫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他看上去得了致命的疾病，瘦得可怕，不停地咳嗽，稍微动一下就气喘不止，还发着高烧。”当契诃夫乘火车前来巴登威勒时，这位记者曾到波茨坦车站为他送行，根据他的记载，“契诃夫连上个小楼梯都很困难，他不得不坐下来喘气。”事实上，任何走动对契诃夫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疾病已侵袭了他的内脏和脊椎，从这时候算起，契诃夫只活了不到一个月。据奥尔加讲，此时的契诃夫在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是“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在巴登威勒，有很多医生专门给来温泉疗养的富人治病，这些医生靠此过得很好。席威尔医生是其中一员。在他的病人中，有些人身体虚弱，或有点小病，有些只是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老人。但契诃夫的情况不同，他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契诃夫的名气如此之大，连席威尔医生都知道他，还在德国杂志上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当他在六月初给契诃夫检查时，席威尔医生告诉契诃夫他很欣赏他的艺术才华，但没有就契诃夫的身体状况发表意见。他建议契诃夫食用浸泡在黄油里的可可粉和燕麦片，并喝点草莓茶以助睡眠。
6月13号，离他去世不到三周，契诃夫给他母亲写了封信，说他的健康有所好转。他在信中说，“看样子一个礼拜后我就会痊愈了。”谁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成了自己的医生，比别人知道的更多。他正在死去。这是个简单和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这样，他还是坐在旅馆的阳台上，研究火车时刻表。他还打听从马赛到敖德萨的航班的情况。他其实是知道的，到了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不知道。但在他最后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他告诉他妹妹他的身体日益健壮。
很久以来，他就对文学创作失去了兴趣。一年前，他差一点就没能完成《樱桃园》。写这部话剧是他一生里最艰难的一件事。写到后来，他每天仅能写六、七行。“我失去了热情，”他写信告诉奥尔加，“我觉得我作为作家已经完蛋了，写的东西一钱不值，一点用处都没有。”但他并没有停止，于1903年10月写完了该剧本。这是他生平最后的一部作品，除了一些信件和几折日记外，他再也没写过任何东西。
1904年7月2号，刚过午夜，奥尔加找人去请席威尔医生。情况很紧急，契诃夫昏迷不醒。两个度假的年轻俄国人正好住在隔壁的房间，奥尔加敲开他们的房门求援。两人中的一个已经睡下，另一个还在抽烟看书。他忙跑着去找席威尔医生。“在那个七月闷热的夜晚，他脚下砂砾发出的沙沙声，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奥尔加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契诃夫开始出现幻觉，谈论海员，还夹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东西。“你不该把冰放进空空的胃里。”当奥尔加把冰块放在他的胸口上时，他说道。
席威尔医生赶了过来，他在打开医疗包时，眼睛一直都没离开躺在床上喘息的契诃夫。病人的瞳孔已经放大，太阳穴上全是汗。尽管席威尔医生知道契诃夫大限将至，他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他不是个情绪化的人。他是个医生，曾宣誓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拯救病人。而且，契诃夫还在死亡线上微弱地挣扎着呢。席威尔医生准备好针管并给契诃夫注射了一针茨酮。这本来是为了加快他的心跳，但没有用——当然，这时候，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尽管这样，当医生示意奥尔加他需要氧气时，契诃夫突然清醒过来，他轻声说道：“有什么用？不等氧气运到，我已经是具尸体了。”
席威尔医生一边揪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边看着契诃夫。作家的脸颊深陷，脸上蜡黄蜡黄的，喘气声刺耳。他知道这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了。他突然起身，一声不吭地走到墙上装着部电话的侧间里，看了看电话的使用说明。如果他按住一个按钮并摇一下边上的把手，他就能接通旅馆底层的厨房。他拿起话筒，放在耳边，并按照说明书所说的那样操作。终于有人接了电话，席威尔医生要了瓶旅馆里最昂贵的香槟酒。“几只酒杯？”楼下的人问到。“三只！”医生对着话筒大声吼道，“快点，听见没有？”这是个灵光一现的决定，这个举动在这样的时刻是如此的恰如其分，简直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似的。
香槟被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的年轻人送了上来，他金黄的头发乱糟糟地立在头上，制服裤皱皱巴巴的，裤缝早没了，由于匆忙，上装的一个扣子都还没扣上。他看上去就象个在凌晨偷空休息（比如，正歪在把椅子上打盹）的伙计，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电话玲声——老天爷！——不等他明白过来，就被一个领班的摇醒，让他给211房间送一瓶酩悦香槟（Moët），“快点儿，听见没有？”
年轻人一手拿着个冰着香槟的银质冰筒，一手托着放着三个精致水晶酒杯的托盘的，走进了房间。他把冰筒和杯子放在桌子上时，伸着脖子朝另一个房间看了看，那里传出一个人的急促的喘息声，这声音听上去非常恐怖。年轻人把下巴埋进衣领里，不想去听那越来越刺耳的呼吸声。他正对着着窗外漆黑的城市发愣時，一个看上去很威严，留着大胡子的人往他手里塞了一把硬币——捏在手上就知道，这是笔很丰厚的小费。突然，房间的门打开了，没走几步，年轻人已站在房间的外面，他张开手，吃惊地看着手上的硬币。
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席威尔医生有条有理地开着香槟酒的软木塞，他尽量减小瓶塞发出的带欢庆色彩的爆破声。倒了三杯香槟酒后，出于习惯，他顺手用木塞把酒瓶塞上。他端着杯子来到床前，奥尔加松开了她一直握着的契诃夫的手——这只手烧得她手指发烫，她后来说道。她在他头的后面垫了个枕头，然后把冰凉的盛着香槟的酒杯放在他的手里，并合拢他的手指。契诃夫，奥尔加，还有席威尔医生，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没有碰杯，没有什么可以干杯的，在这个时候能为什么干杯？为死亡？契诃夫调集了他剩下的全部精力，说道，“真是好久没喝香槟了。”他把酒杯靠着嘴唇，喝干了杯中的香槟。过了一两分钟，奥尔加把空杯子从他手上拿了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契诃夫侧了一下身，他合上了眼睛并叹了口气。一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
席威尔医生从床单上拿起契诃夫的手，把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表。他打开表盖，看着秒针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他在检测契诃夫的脉搏时，让秒针在表面上走了整整三圈。这时是凌晨三点，房间里还是很闷热，巴登威勒正遭受着多年来最恶劣的热流的袭击。两个房间的所有窗户都开着，但一丝风都没有。一只硕大的长着黑翅膀的飞蛾从窗口飞进来，“砰”的一声撞在灯罩上。席威尔医生松开契诃夫的手腕，说道：“结束了。”他合上表盖，把表放回背心的口袋里。
奥尔加很快地擦干眼泪，并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感谢医生的服务。他问她是否需要点镇静药——鸦片酊，或者几滴缬草油。她摇了摇头，但她确实有个请求，在通知官方和让报界知道之前，也就是在契诃夫不再属于她之前，她想和他再单独呆一会儿。医生您能帮这个忙吗？能否晚一点把这里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
席威尔医生用手背捋了捋自己的大胡子，为什么不呢？现在就让人知道和再等几个小时又有什么差别？剩下的事也就是填张死亡证明书，这可以在早上去他的诊所去办理，他还可以先睡上几个小时。席威尔医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他准备离开时，他咕噜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奥尔加低着头。“很荣幸。”席威尔医生说道。他提上他的包，离开了房间。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历史。
就在这时候，香槟酒的软木塞从酒瓶里蹦了出来，泡沫沿着酒瓶流到了桌子上。奥尔加回到契诃夫的床前，她坐在一个脚凳上，握着契诃夫的手，不时抚摸一下他的脸。“没有人的声音，没有日常的吵杂，”她写道，“只有美，宁静，和死之庄严。”
她和契诃夫一直呆到天亮。花园里的画眉鸟开始啼鸣，接着从楼下传来了桌椅搬动的声音。没多久，说话的声音也传了上来。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当然，她想，肯定是某个政府的办事员，或者是警察局的，来找她问些问题和填表格。也许，仅仅是也许，是席威尔医生带着个殡仪馆的人回来了，来帮着处理契诃夫的遗体，好把它运回俄罗斯。
但是，进来的却还是那个几小时前送香槟酒来的金发年轻人。然而现在的他，裤子烫得平平整整，两条裤缝笔直，制服上的每颗扣子都扣得好好的，简直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他一点睡意也没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胖乎乎的脸也刮得干干净净，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个插了三支长茎黄玫瑰的瓷花瓶，在把花献给奥尔加时，敏捷地并了并自己的脚后跟。她向后退了一步，把他让进房间。他说，他来是为了取回酒杯、冰筒和托盘。他还想告诉他们，由于天气太炎热，今天将改在花园里用早餐。他希望这个天气没给大家带来太多的不便，他就这个糟糕的天气向她道歉。
女人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在他说话的时候，她低着头，目光游移不定，像在地毯上找什么东西。她抱着自己的双臂。在等待客人指示的当口，手里还拿着花瓶的年轻人，趁机观察了一下房间。明亮的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进来，房间很整洁，东西几乎没被人动过。椅子上没有扔着的衣服，看不见鞋子、袜子和腰带之类的东西，也没有打开着的箱子，总之，一切都有条不紊。除了旅馆的家具外，看不见其它的东西。女人还在低头看着什么，他也低下头来看了看，就发现了躺在他脚边的软木塞。女人并没有看这个木塞——她在看着其他的地方。年轻人极想弯腰捡起地上的木塞，可他手上还拿着那个花瓶，而且，他害怕这样做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从而显得很鲁莽。他有点不情愿地抬起目光，不再去想那个木塞。除了小桌子上那瓶没塞塞子，只剩下了半瓶的香槟和两只水晶酒杯外，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很有条理。他又把房间扫视了一遍，通过开着的一扇门，他看见了卧室床头柜上放着的第三只酒杯。而且，床上还躺着一个人，但他无法看见那人的脸。他的目光在那个一动不动地躺着的人的身上稍稍停留了一下，又转到了别处。突然，他感到一种无来由的紧张，他清了清嗓子，把重心移到另一条腿上。女人仍然低着头，不说话。年轻人感到自己的脸庞开始发热，他有点心血来潮地想到，也许应该建议另一个进早餐的地点。他咳了声，希望能引起女人的注意，但她并不抬起头来看他。尊敬的外国客人如果愿意的话，他说，可以在房间里用早餐。年轻人（他的名字没能流传下来，他极有可能丧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他很乐意送一盘早餐上来。两盘，他向卧室瞟了一眼后，加了一句。
面对难以忍受的寂静，他用手指划着他衣领的内侧。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在听。他不知道他还该干什么；他还捧着这个花瓶。在他等候的整个过程中，这个女人就像是丢了魂一样。当他在那儿站着、说话、倒脚和捧着个花瓶时，她就像在另一个地方，一个远离巴登威勒的地方。现在，她总算回过神来了，脸上的表情有了些变化。她抬起头来，看看他，又摇了摇头。好像是在想弄明白，这个年轻人，这个捧着插了三支黄玫瑰的花瓶的年轻人，到她房间里来干什么。花？她可没有说要花。
终于，她打开手提包，掏出些硬币，又抽出几张纸币。年轻人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眼看着又是一笔可观的小费。但这是为什么？她想让他干什么？他从来没有服务过这样的客人。他又一次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不需要早饭，这个女人说，至少现在不要，早饭在今天早上不是件要紧的事。她需要其它的东西，她要他去找一个殡仪师。他能听懂她的话吗？她的契诃夫死了，你知道吗，你明白吗①？年轻人？安东·契诃夫已经死了。
你给我认真听着，她说。她让他下楼，去前台打听一下，哪儿可以找到本城最受尊重的殡仪师。他必须可靠，举止得体和有敬业精神。这么说吧，一个配得上伟大艺术家的殡仪师。这儿，她一边说，一边把钱塞给他。告诉楼下的，是我特意让你来做这件事的。你在听吗？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年轻人努力地想弄明白她在说什么，他让自己不朝卧室那个方向看。他觉出了那儿有点不对劲。他感到他的心在他的制服下面狂跳不止，额头也在冒汗，他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他想把手上的花瓶放下来。
请帮我做件事，女人说，我会记住你的。告诉楼下的人是我要这样的，就这样说。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件事的注意。就说这是必须的，是我要求的，就这些！你在听我说吗？听懂了的话就点点头。最重要的是，不要引起惊慌，其他的事，其他所有的事，包括混乱，很快都会来临。最困难的已经过去了，我俩彼此都清楚了吗？
年轻人的脸色苍白。他僵硬地站在那儿，紧握着手中的花瓶，他机械地点着头。
在得到旅馆的允许后，他要从容不迫地踏上寻找殡仪师的征途，切忌任何匆忙。他应该像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样去做，这就够了。他是去完成一项重要的差事，她说过。他可以想象自己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手里捧着插着玫瑰的瓷花瓶，去送给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士，这么想会使他觉得不虚此行（她安静地说着，口气很知心，像是说给一个亲戚或朋友听）。他甚至可以告诉自己，他要去见的这个人正等着他呢，等着他送来的花，或许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尽管这样，年轻人不要因此而急躁，不能因此而乱了自己的步伐，记住你手上还捧着花瓶呢！他可以走得轻快点，但尽可能保持一种庄严的步伐。他将一步不停地走到殡仪师家门口，然后提起门上黄铜的门环，再把它放下来。一下，两下，三下，要不了多久，殡仪师本人就会出来。
殡仪师将会是四十多岁，没错，也许五十多一点——秃头，很壮实，鼻子上架着个金丝眼镜。他会是个温和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是一个只关心该知道的事情的人。围裙，对，他可能围着条围裙。他会一边听年轻人说话，一边用一条深色的毛巾擦手。他的衣服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酒精味，但这没什么，年轻人不该为此而担心，他已几乎是个成人了，不应该再厌恶或担心这些了。殡仪师会听他把话说完，他是个自制力和忍受力都很强的人。这个殡仪师是个能在这种情况下，减少而不是增加他人恐惧的人。他早已习惯了死亡的各种面貌，死亡于他已不是个秘密，没什么好惊奇的。他的服务，才是我们今天上午所需要的。
殡仪师接过花瓶，在年轻人说话的过程中，仅有一次，他背叛了他那漠不关心的表情，也可以说他对年轻人的话流露出了点兴趣。当年轻人提到死者的姓名时，殡仪师微微抬了抬他的眉毛，你是说契诃夫？等一下，我马上就和你走。
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奥尔加问年轻人。杯子放在那儿好了，别管它，别再想这些水晶酒杯了，让它们在那儿呆着。一切都就绪了，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可以走了吗？
但是这时候的年轻人，脑子里只有那个躺在他脚拇趾旁的软木塞，他必须弯下腰才能把它捡起来。花瓶还在手里拿着，他决定这样去做，侧身屈膝，眼睛不往下看，伸手去够那个木塞，并最终把它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①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