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一样，陈舸的名字常被人叫错：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舸”字怎么念。于是，在银行柜台、签收快件时、在酒店入住登记时……他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讲解自己的名字（某种程度上，就是自己），这种因意外的阻碍而勾起的他人认知上的兴趣，有时会演变成难堪。在大学的一堂英语课的间歇，女教师，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太太，突然将“陈舸”两个字大写在黑板上——这是谁？陈舸被“揪”了出来。从此他成了女老师喜欢点名的对象——人们对一个形象的认识及作出的反应沿袭着偷懒的惯性，名字在其中的作用似乎被适当地忽略了。我想象他站在教室里，一次又一次地用不流利的英语回答着那些提问的情景，频频地站立赋予了他独特的姿态，甚至具有了客观上的孤独的意味。
在自己的诗里面，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孤独者的形象。这是一种不自哀自怜的诗歌，它的对象不是诗人自己，也不是任何假想的形象。在这样的诗歌里，读者被预先给与了一个位置。抒情的欲望和叙述的兴致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很多时候，他甚至向着叙述的兴致跨进一步。毕竟各种——并不严重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并不真正存在所谓独自一人的世界。他的诗包含了故事的质地，和对孤独的最大程度的排遣，那些最吸引人的作品里面，主人公往往以复数形式出现，不仅仅给了读者想象的空间，几乎可以说，是给读者下达了想象的任务——尽可能去想象那些“我们”的面貎。
我们站在发黑的河岸，
向忙碌的伙计
询问价格
和关于养殖的问题。
（《牡蛎》）
很难说清楚是什么限制性的因素，使这一场景在我脑子中被定格为某幅不偏不倚的画面：我想起的是卡夫卡笔下那些视察矿井的端庄人物，严肃的神情、一种隐喻的身份、近乎无情地对眼前事物进行着探知……人们试图掩盖相互间的微妙距离，然而，由于（被我）事先归了类，一次亲近的尝试彻底失败了。一行人在视察牡蛎养殖场……
在这种解读里，人物形象有了虚构的微光。正如在另一幅画面里：几年前，一个沿海的南方小城市，两位公务员尝试用最笨拙的办法，将自己写好的诗打印在一叠A4纸上，装订成册。①一开始，面对从手中诞生的简陋“书籍”，他们觉得彼此的笨拙不相上下，但没多久，陈舸便放弃了这实践上的乐趣，他说，鲁毅很快发明出在WORD里拼版的办法，可以装骑马钉，后来甚至能做出方的书脊。而他始终搞不清楚那套复杂的程序，于是转向了寻找更节约体力的方案，结果找到了一家设备齐全的文印店——在这家湖南人开的文印店里，他陆陆续续印出了一些他终于觉得像一本书的《林中路》。他有些激动。②
这本诗集在我去到阳江时，由他本人在饭桌上递给我了。07年5月份，我去阳江看望一位大学同学，由于某种机缘，见到当地的一位写诗的朋友程万豪，由他介绍，我跟陈舸碰了面。虽然毕业后几乎没离开过阳江，但通过互联网，他也结识了一些认为值得交往的作者，他们之间很可能是没见过面的，却保持着并非不密切的联系。那时我们听过彼此的名字了（当然，还是因为互联网），但他戏称，他一直以为我的名字与螳螂有关。他说他喜欢螳螂这种样子凶猛的昆虫，并写过一篇关于螳螂的小说。③
我感到生疏（尽管隔着关于我名字的玩笑），那时我们聊得不多，吃完午饭，他便匆匆离开了。他留给我电话号码和诗集，但我没有很好的理由再去联系他。那本《林中路》的封面土黄色，“林中路”三个字紧凑着竖排，看上去有点像“梦露”，他告诉我这是诗人二十月的设计。里面有排版错误和被划掉的错别字，在一旁用圆珠笔作了更正。“有时不完美的艺术/ 真让人绝望”④，每次诗集印出来，他几乎马上就要在上面进行涂改。
四年后再次见到陈舸，是在广州，冯俊华家里。
《林中路》已经于两年前，即2009年由“
副本制作”出版，跟这个小出版项目推出的所有作品一样，是按需制作的，既使反复修订、接近完美成为可能，也有意无意地包含了“冷却”的意味。而陈舸的第三本诗集《沉箱》的第一批十本也正准备付印。
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透过薄薄的布料，可以看到贴身的白色汗衫的轮廓。眼前这个稍显得传统的形象不是因为看得太多，而恰恰是因为很少再见到，所以突然觉得熟悉。他让我想起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同样是削瘦的脸，说话时连牙齿都布满了表情，从额头撤退的短发到了头顶又浓密起来。印象中那位老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中年人，时刻保持愤怒的情绪，似乎愤怒就是他的好心情，那种狂暴、抖擞的精神让他充满了灵感，在班会上大发雷霆时，他骂我们是一些——多么奇异的想象——蜗牛。
牡蛎——很大一盘摆了上桌，它们已经被烤熟，洒上了蒜蓉和葱花。
“愤怒的大师”，陈舸的诗句里出现过这样的意象。⑤这几句诗提醒了我，那位小学老师身上确实有着和隐蔽在植物背后紧张地向外张望的壁虎相似的气质，这种相似程度不下于——牡蛎与蜗牛。夜色下陈舸吃第一颗牡蛎的时刻，让我感到了失望。那并不是充满领会的一刻。他的动作敏捷，连贯，仿佛被咀嚼的完全是现实的意味。你没想起点什么吗？哦，夜色……弥漫在广州街边的大排档。他是那种无法忘记自己身处何处的人，他说，同样的一幕，如果发生在广州，他会觉得难以将它写进诗里。
“语言是有宿命的！”我们谈论着诗歌、绘画、音乐和电影的不同。他认为一部电影被认为拍得很有文学味，像小说或者诗歌，也许意味着自身的失败。差异不是源自途径，仅仅是因为使用的材料不同。而诗歌使用的语言是一切材料中最特殊的材料。大部分时候，他的表达有些急切，借助于手势，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个东西，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我不了解他的生活，为数不多的印象来于他伴随着这些手势的闲聊。他有过一条养了很多年叫盈盈的狗，后来不能待在家里，因为家人担心影响刚出世不久的小孩。他也不能接受它的流离。小狗剩余的生涯在一个叫李屋寨的城中村里度过——在一间租来的，旁边就是菜地的青砖小屋里。每天他都去那里陪一下小狗，同时写作或阅读。有时要外出四五天，他便把准备好的干粮，分开放在房间里各个隐蔽程度不同的角落（形成限制和间隔）。盈盈每找到一份，就能解决一餐，想吃下一餐，它会继续去找（请想象他的手势）。每次出差或旅游回来，它仍然活得好好的。
和他的同乡兼好友鲁毅不同——后者在一个政府部门做了十二年的公务员之后，辞掉了公职，离开阳江去了广州，写作和继续从事跟文化艺术有关的工作——陈舸则一直呆在阳江。随着鲁毅的撤离，世界书店也成为了过去，不管愿不愿意，阳江的作者们必须面对一个缺乏理想的聚集与交流场所的环境，重新习惯某种清静。而在此之前，“朋友们开始在书店里聚集。除了卖书之外，这里开始成为集合了多种功能的一个空间：展厅、酒吧、茶室。这多多少少缓解了我长年以来积聚的苦闷。”（鲁毅《小卖部》）⑥当时，这种苦闷在多大程度被陈舸同样感受到，我不太清楚，但我部分地相信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选择总是忠于他的目的，即出于直觉地正确。或许他想要的东西就在那里，至少是身体更愿意适应的环境里。
阳江的生活是相对悠闲的，晚上人们一般出外面活动，似乎要释放白天积累起来的能量。功利主义者们往往只追求事情的结果，但在这个小地方，结果却变成了很遥远的因素，不仅不适合用来追求，而且也不适于用来等待，仿佛是真正值得忽略的东西。从大城市来到阳江的朋友，对陈舸感慨，这里是真正可以坐下来吃些东西的地方。生活成了生活的过程，正如在任何时候，叙述都只是叙述的过程。陈舸在诗中能轻易地捕捉到日常生活中被放大了的细节，那些现象的富饶以几乎静止的慢长时间地呈现在他面前。但不能说阳江的生活之于陈舸是如鱼得水，事实上，一种慢性的不适一直烦扰着他。乏味的行政工作、各种例行公事大大地硌痛了他作为诗人的气质，而这种过于小家子气的城市氛围，时常会勾起他对更宽广空间的向往，离开阳江成为他在阳江的一个值得期待的结果，它与那些过程一道完整地构成了他在阳江的生活。
他一整天呆在室内
修改那跪着的女人
（《画家的告别》）
诗里面的画家的形象，被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故意曲解了，我将它念成：“他一整天呆在室内，跪着修改那女人”。这一理解空间的留有余地，既来自奇特的巧合，也受益于诗人对词语的严格筛选——早已把真正的误解之可能剔除得一干二净，对词语的绝对选择导致了组合的多重可能。它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那句——我同样非常喜爱的一句——“军士长递给他一支卷烟，让他消磨等待的时光。”⑦我曾多次绞尽脑汁想构思出一个场景，将后半句变成：“让他等待消磨的时光”。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突然发现，它挺适合陈舸的这些年。
注释：
①之前，陈舸也有过一次小小的奢侈：以世界书店的名义自费印刷了一本精致的诗集《时间的窃贼》，收录早年的作品。但他很快再也不提起它了。
②《林中路》第一版是以世界书店的名义印的，收诗15首。之后在文印店印了第二版（2005年，收42首，绿色布纹纸封面）和第三版（2006年，收诗50首，即接下来提到的这本）。而“副本制作”出版的已经是第四版，收诗62首。
③这篇小说叫《恍惚》，发表在《地方》第3期（副本制作，2009年）。——编者注
④《画家的告别》（陈舸），见《沉箱》（副本制作，2011年）第20页。
⑤“你在蕨类植物里/ 瞥见的蜥蜴……/ 它是一个愤怒的大师。”《后街》（陈舸），见《林中路》（副本制作，2009年）第24页。
⑥发表在《ding-ding-fing!》第7期（副本制作，2010年）。——编者注
⑦《秘密的奇迹》（博尔赫斯，王永年译），见《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