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身 译
1911年生于立陶宛，切斯拉夫·米沃什是我们现世的诗人，不仅因为他几乎与这个世纪同龄，而且因为“这个世纪”这个词不断出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他生活的故事及其时代的故事保持着同步。二十年代，他在维尔纽斯和巴黎求学。三十年代，波兰先锋文学的一名成员。四十年代，卷入波兰抵抗运动，目睹了华沙犹太区的毁灭以及纳粹在起义下的溃败，随后被委派到位于华盛顿的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五十年代，与政府决裂，成为流亡在法国的一位知识分子——这次逃亡达四十天之久。六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拉夫语言教授。他诗歌的力量充盈了整个夏天，佩花嬉皮士中间的一个所罗门。七十年代，仍然写了大量富于创造性的篇章，其身份从移民作家变成了放眼世界的人。八十年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增进波兰团结的道德和政治力量。九十年代，奇迹般地保持了富于创造性的活力，其声音游移于俄尔甫斯和泰尔人（Tiresian）之间。
米沃什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九个年代，而从文化意义上他却与千禧年一样古老。他在伊萨河谷的林间土地渡过了童年和青春，这可以视为映照那个黑暗时代的镜子。当时，欧洲人的心灵从民间信仰和禁忌转向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新柏拉图派哲学复兴的闪光体系。他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引发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危机，这可以代表千禧年中期由宗教改革与战争引发的危机，就像1950年代他从极端的意识形态遁入极其伏尔泰式的内心世界可以代表启蒙时期一样。随后是浪漫主义，对诗歌的完全拥抱以及对“先知的灵魂”的信任，以至于他最终居留在旧金山海湾上的一座山上，成为山上的一位圣人，甚至当他吸入加利福尼亚日益失重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气息时，他仍然维持着存在的重量。
但是如果他不被承认有叶芝所说的那种“将悦耳的声音融为一体”的天才，所有这些未必有多大价值。米沃什的诗歌，甚至经过翻译之后，仍能实现古老的预期，即诗歌会带来快乐和教益。它有一种高贵的平衡。指针在真实原则与快乐原则之间不断颤动：普洛斯彼罗（Prospero）和爱丽儿（Ariel）在争论的两端不断增加砝码，（普洛斯彼罗与爱丽儿均为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人物）米沃什处在中间，有时相当悲惨，有时甘之如饴，因为他不愿否认从大地上瞥见了天堂，也不否认他的如下认识：这个世界是一座泪水之谷。
在空想的敏感与悲伤的理解结合方面体现了某些维吉尔的风格。实际上，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诗人，米沃什整个命运的曲线都有某些维吉尔的风格。就像那位拉丁语诗人一样，他是个乡下的孩子，从平视成熟的谷物和牧场的走兽开始，并在相当于皇帝宫廷的二十世纪结束。这两位诗人都留下了早期作品，相当自信的抒情诗，并且“将荣誉归还给事物，只因为那是它们固有的”，但是进入成熟期以后，他们都对“万事皆堪落泪”（lacrimae rerum）这种感觉进行了声音哀婉的充分表达，而且用的都是极其复杂的长诗。在这些作品中，主题是“战争与人”，诗歌的语调变得越来越悲伤。
例如，米沃什较早的一个作品，在战争期间写的一系列抒情诗，题名为《世界：天真的诗》。和维吉尔的《牧歌》一样属于相同的田园风格。从前，维吉尔的牧羊人吹奏他们的牧笛并加入歌曲比赛，如今这个从前仍被当代现实缠绕。随裘力斯·凯撒的被刺而来的是驱逐，土地充公，战争破坏，这源于躲在他田园诗集这面镜玻璃后的黑暗支持。他著名的“千禧年”第四牧歌——后来基督教辩护士把它错误地当作基督诞生的预言——几乎可以肯定是对布林迪西协议的庆祝，公元前40年，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就已经得出了结论，因此，它相信黄金时代的返回这种幻觉其实是希望和平重归罗马世界的隐秘表达——尽管未来的一切都取决于当时将要发生的亚克兴之战。（亚克兴，位于希腊西北部的海角。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此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展开海战，并获全胜）
《世界》最初由一台手摇印刷机在华沙秘密印制，其风格采用了相似的方式，介于田园风光与政治风云之间。在纳粹占领这座城市期间，集中营像遍布欧洲的地狱嘴巴一样敞开着，米沃什抬起他的眼睛，凝视前哥白尼时期阳光下的童年家园，在那个国度里，守护天使盘旋在空中，他父母之家是安全的，让人觉得它就像别处永远和谐与仁慈的一个保证。诗歌的用语意在从声音上回应儿童入门书里那种简化的大写字母读物，接下来的一节，题名为“门廊”，是这一系列二十首诗中的第三首：
门廊，它的门口面向西方，
安着宽大的窗户，被太阳照得异常温暖。
从这儿，四面八方，你可以向外张望
越过树丛，水面，开阔的田野和小路。
但是当橡树把自己裹进绿色里
菩提树的影子覆盖了半个花坛，
这个世界，逐渐遥远，缩小成一只蓝色的帆船，一半可见，
被树叶剪切成有斑点的阴影。
这儿，在一张小桌旁，姐姐和弟弟
跪着画追击，或战争的场面。
嘴唇间一片粉红色的舌头呐喊着帮助那些构图细致
形体高大的军舰，其中的一艘正在下沉。
诗人祈求的是世外桃源的梦土，他充分而不无讽刺性地意识到徘徊在它和恐怖之地之间的唯一保护线是写作的边界，这条线不得不被保持在想象与忍受之间。正如维吉尔的情形，得体的艺术本身是对废墟时代的一种令人心碎的提醒。
致力于这种维吉尔风格的对应是没有意义的。出生时，每个诗人的想象力都像一个被置于盾牌的摇篮上来回摇晃的婴儿，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盾牌世界的体验逐渐使他的理解力黯然失色，而且光线也被盾牌世界遮住了许多——尽管那道光确实还在持续地散发着。只要说维吉尔的图画保存在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谈论自身死亡的伟大散文诗里就足够了，在图画里，一个男人对现实政治世界的核心产生了幻觉，一个受奴役的人当他被求教时仍然记着预言书，一个在语言的矿井中工作的人，被别人视为力量通道的指南，只要说这张图画也适合为我们世纪而创作的米沃什这个诗人就足够了。
叶芝为艺术家设置的两大挑战足以惠及“将悦耳的声音融为一体”，如果它注意“文明不可能沉沦”，并促成“精神智力的伟大作品”的话。“不可能有如此伟大的作品”，叶芝在他的诗歌《人与回声》中宣称，“可以清洁人的肮脏石板。”米沃什并不逃避这类警戒与惩罚的工作，他的散文写作谈到这个时代的道德和政治困境，这对他的诗歌和小说是必不可少的支持。在像《被禁锢的头脑》这样一本书里，米沃什上升到历史的高度，用一本著作向身在波兰的同代人谈论“我控诉”（j’accuse），他同辈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之所以崩溃，或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热情，或者是因陷入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而精疲力尽。但使这本书超过其它冷战争论的是它还表达了这样的事实，“除了上帝的恩典——和我自己的孤独——我走向那里。”在推理上它有专制社会的清晰和严谨。但是在政治和智力分析的背后，分明感到作者正在目击一场非常古老的戏剧，神魔之争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在相对主义的时代里，米沃什将作为一个将个体责任的观念保持鲜活的人而被人们怀念。他的诗歌承认主体的不稳定，并坚持将人的意识放在矛盾的谈话中加以揭示，而他决不允许承认了这些就去否定控制每个人的古老命令，无论是精神的还是道德的。至少，在一首叫作“诗的艺术？”（Ars Poetica？）的诗里他表述得非常清楚，题目中的这个问号决不是无意义的点缀，而是承认诗歌写作是否值得的怀疑——这种怀疑就像十九世纪的基督教徒对《创世纪》的文学真实性的怀疑一样认真：
诗歌的目的是提醒我们
仅仅做一个人是多么困难，
因为我们的房子是敞开的，门上没有钥匙，
而看不见的客人随意进进出出。 自始至终，更多的危险存在于米沃什的诗歌中。毕竟，基督教的人文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他一生下来就沉浸于其中，并形成了他感觉的全部基础——随时处于他突然想起的观念的冲击中。他的想象力由基本的宗教幻象供应并变得丰富，它建立在道成肉身的观念基础上。这需要同意那个赤裸裸的，令人惊讶的主张，即在基督人物中通过上帝之子的肉身化，永恒与时间交汇在一起，并通过人类的交汇——尽管人类是时间的动物——接近一种超越时间的现实。毕竟，西方建筑和艺术给我们提供了太多这样辉煌的幻象——沙特尔大教堂和《神曲》，《凯尔斯之书》以及《失乐园》，格里高利圣咏和西斯廷教堂——这仍然能激发这位诗人偶尔产生交响乐的语调。
“也许我们太容易遗忘了，”米沃什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过，“在一方面是理性，科学和科学激发的哲学，另一方面是诗歌之间，这是一个悠久的共同历史。”身负神秘使命，胸怀古老而必不可少的真理，作为重要人物的诗人形象对他很有吸引力。米沃什的作品暗示，文化记忆对人的尊严和生存是必需的。在他的诗歌中，许多伟大的篇什注定只有在文学的全部声音中才能被听到；它们承认由艺术家和空想家完成的作品表面上是虚弱的，然而他们继续反对由军团和专横力量的其它形式完成的作品。下面这几行诗——本质上是诗歌写作的赞歌——由这样一节构成，并被放在他的组诗《从上升的太阳》的开头，1970年代早期写于伯克利：
无论我手中握着什么，铁笔，芦管笔，羽毛笔，圆珠笔。
无论我可能身在何处，天井的瓷砖上，修道院的小屋里，
国王肖像前面的大厅中，
我处理外省对我指控的那些事务。
我开始，尽管无人可以解释原因和理由。
就像我现在做的，在一朵深蓝色的云下，伴着一匹闪光的红马。
我知道，仆人在地下室的房间里忙碌着，
卷动的羊皮纸发出沙沙声，预备着彩色墨水和封蜡……
土地广大。火车在薄雾中摇曳。
孩子们走在开阔的田野，爱沙尼亚的一座村庄那边都是灰色的。
罗扎（Royza），骑兵队长。牟斯然（Mowczan）。愤怒的大风。
我再也不会跪在我的小村，在河边，
以至于我心中的石头也可以被溶解，
以至于无物存留，除了我的泪水，泪水。
在米沃什的作品中，我赞赏、信任并一再参照的一切就在这些诗句里。不仅是深度意象，还包括深度理解。诗意时刻的现在和永远，这里和任何地方。那是存在的必需和紧迫，可是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并被诗歌自身的清晰秩序突然而迅速地抓住。这些诗句唤起的每一种联系都是对它们可解释的神秘主义的一次澄清。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种让我们直面意义根源的感觉。
“诗歌是什么，”米沃什曾经问自己，“它并不能拯救／国家或人民？”对一个黑暗时代的剩存者，一个邻近大屠杀现场的人来说，这个过分的问题是自然的，他的许多同代人在华沙起义中死于面对面的枪战。但是由于他的所有自责，米沃什是一个配得上他的世纪的诗人，因为他确实从不忘记发生过的那些可怕的现实。1998年，洛杉矶，在一次会议的末尾我出席了，向他表示敬意，他说——很有代表性地——尽管许多主题已经被讨论过了，但是人类的苦难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注意。然而，在这个提醒我们苦难的人的心中，他已经看到坦克摧毁了欧洲的国家和民族，而且看到每天从越南运来的装尸袋达到了海特·阿什伯里（Haight Ashbury）吸毒文化的顶点——在这个人的心中，那个在懵懂之年第一次领圣餐的孩子还活着；尽管“人的不成功”这个证据困扰着这个成年人，但那个孩子的极度欣喜和神魂颠倒决不能被否认。
米沃什是一个伟大诗人，他在二十世纪的伟人祠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的作品满足了对严肃和欢乐的爱好，这种严肃和欢乐正是“诗歌”这个词在各种语言中唤醒的东西。在水边，他恢复成了永远的孩子，却表达了成年人的沮丧：他的名字是“水上的文书”。他有助于我们中的剩余者忠诚于那些对存活于身体中的甜蜜突然醒悟的时刻，可是他不会免除我们的责任和惩罚，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生活的组成部分。
因此，为了庆祝他的成就，并对似乎无力或无用的事物如何可以被诗歌转变成精神的救生索再做一次说明，我将通过完整引用米沃什四十多年前写的一首短诗得出结论。这首诗的题目来自第一行，“曾经伟大的”：
曾经伟大的，此刻显得渺小了。
王国像白雪覆盖的青铜一样褪色。
曾经能够打击的，此刻再也不能了。
神圣的地球持续转动，并发出亮光。
手脚伸开躺在河边的草地上
像很久很久以前，我开动我的小帆船。 原题为“Secular and Millennial Milosz”，译自“Finder Keeper”，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P.444-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