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华 译
郭军 校
怎样才能在叙说这位朋友时达成一致呢？只能既非奖掖亦非为了真理。他的性格特征，存在方式，生活逸事，甚至他觉得有责任到近乎不负责任地尽心尽力进行的寻求，任何人都不曾有过。也没有人见证。他最亲近的人只是说出同自己相关的事情，而不是在这种亲近中确立自身的距离，距离随着在场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写作徒劳地去维系已经缺场的事物；我们徒劳地用我们的记忆去诉求，用一种辞格去描绘，并因此而快乐度过时光，生命也似乎由于一真理的外表而延长。我们不过是在想要填补一个虚空，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痛楚，即承认这一虚空。谁能够接受它的渺微——一种我们记忆无法容纳的巨大渺微，以致我们自己沉入湮没来支撑它的存在——这一消殒的时刻，还有这一渺微所代表的难解之谜？我们的一切言语常常掩藏一种承认：万物都会消殒，而我们只有见证这一流逝的运动，我们才能保持忠诚，内在于我们的，那抗拒一切记忆的东西便属于这种流逝。 我知道书还赫然存在。书的存在，也只是暂时的，即使对这些书的阅读肯定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他们自己藏身于其中的那种殒没的必然性。书本身指向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再是一种在场，它开始在历史，在所有历史中最坏的历史，即文学史中安顿自己。文学史，好盘根问底，不遗余力地找寻文献，占有一个故去的灵魂，并把自己对后代命运的把握转变为知识。这是全集的特征。大家想把“一切”都拿来发表，把“一切”都说明白，好像人们只关心一件事：把一切说尽；仿佛“把一切说尽”可以让我们最终中止死者的声音，结束由之而起的那种让人遗憾的寂静，将歧义牢牢限定在一个划界清晰的视域内，死者留下的预言仍然与生者的语言迷离交错。只要和我们亲近的人还活着，有着用以确立自身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自身就会向我们敞开，但在这种敞开中又自我持守，它所持守的不仅只是生命的变换不居（这是很少的一部分），而是一种不可预测性，由其结局的叵测性所导致。这个运动，即不可预测，且又总深藏于其无限的临近性中——即死亡的过程，其发生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其条件不能事先给出，而是由于它根本就不构成一个可发生的事件，即便它作为事件而发生，也将是个无法被把握的现实。它不可把握，因此，完全陷入不可把控之中，这便是这种运动所强加给人的命运。当它言说时，真正的言说者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也正是这种不可预测在他的有生之年将他的思想藏匿并且有所保留，把它从一切来自内部或是外部的裹封、捕捉中剥离解放出来。我也知道，在他的书里，乔治·巴塔耶好像在以一种无拘束的自由在讲述自己，把我们从分离中释放出来——但是这并没赋予我们权力去替代他，或者让我们有权利在他缺场时进行讲述。他真的是在讲述自己吗？他的追寻总是试图表明这个 “我”的存在，它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当然是引向一个不同于那些知道他的喜怒哀乐细节的人通过记忆所拼凑的自我。所有一切都让我们认为，在这种运动中这种危险的没有本人的在场把我们带入一种同他的谜一般的关系之中，他的确决定对它进行言说，但是不会将之声称为属于己有，更不会把它作为自己传记中的一个事件（而是，传记消失于其中的一个裂口）。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 “谁是经验的主体”，这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一个答案，即使对经历它的人而言，这种经验自身坚持以疑问的形式出现，通过用没有答案的、开放性的“谁？”置换封闭的、单数的“我”；并不是指他得问自己“我所是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而是更为根本地毫不迟缓地去恢复自身，不是作为“我”，而是作为“谁？，”这种不知名的、滑动的存在是一个不确定的“谁？” 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把我们同某些人联系了起来，我们必须放弃探询这些人是谁的企图；我这里是指，我们必须以一种陌生人的关系迎接他们，他们也以这种关系迎接我们，我们之间相互形同路人。友谊，这种没有依靠、没有故事情节的关系，然而所有生命的朴实都进入其中，这种友谊以通过对共同未知的承认的方式进行，因此它不允许我们谈论我们的朋友，我们只能与他们对话，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谈话（论文）的话题，即使在理解活动之中，他们对我们言说也始终维持一种无限的距离，哪怕关系再为要好，这种距离是一种根本的分离，在这个基础上，那分离遂成为一种联系。这种分离不是拒绝交谈知心话语（这是多么俗气，哪怕只是想想），而就是存在我和那个称为朋友的人之间的这种距离，一种纯净的距离，衡量着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阻隔让我永远不会有权力去利用他，或者是利用我对他的认识（即便是去赞扬他），然而，这并不会阻止交流，而是在这种差异之中，有时是在语言的沉默中我们走到了一起。的确，这种分裂在一定的时刻变成死亡裂缝。我可以想象，在某种意义上，一切故我，什么都没有改变：在我们间所能够产生的共有“秘密”之中，在一直没有被打断过的话语的连续性之中，从我们相识的那一刻起，已经有了这种心照不宣的最后分离临近的在场，然而就是在这种分离的基础之上，友好的话语谨慎平静地维持着自身。言词从一条海岸到另一条海岸，话语回应着一个从海岸那边进行言说的人，在那里，甚至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无限的死亡运动将完成自身的使命。然而在这一事件本身到来时，变化确实又会被带到我们面前：不是这种距离的延展，而是它的抹除；不是停顿的扩大，而是消失，横亘于我们之间的黑洞也被夷平，这里以前形成了一种没有历史记录的坦率关系。这样，在目前，我们彼此均感亲切的一切不仅不再到来，甚至已失去那种极度距离的真实。因此，死亡有种伪饰的德行，看起来好像使那些因严重分歧疏离的人们恢复亲密。因为随着死亡的到来，一切的分离都会消散。把我们分开的东西：即是真正建立联系的东西，是一种关系的深壑，在这里以质朴的方式，存在着友好认可的一致，永将维持。我们不应该，以一种造作的方式，装作进行一场对话。那种远离我们的东西同时也使我们远离了我们曾经的在场，我们必须明白，当话语，一种多年来一直赋予自己一种“无所顾虑渴求”的话语，消弥的时刻，这种苛求的语言不仅停止，它还产生了一种沉默，从这里它沿着一条没有感觉的斜坡回来，走向对时间的焦虑。毫无疑问我们将能够志同道合地走下去，我们可以召唤意象到来，我们可以诉诸于一个我们将想象出来的缺场，以一种虚假的慰籍，把这一切想象为属于我们。我们能够，总之，记住。但是思想知道人们不会记住：没有记忆，没有思想，它已经在黑暗里挣扎了，在那里，一切都没于漠然。这是思想深深的悲哀。它必须伴随友谊一起湮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