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拉斯旅馆 这是1935年巴黎的春天。在位于圣让菲也夫高地附近的一条中世纪的街道旁，一家叫拉普拉斯的旅馆里，住满了欧洲各国的流亡者和留学生。在旅馆外面的大街上，你可以看到旅馆的窗台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黑呢子短大衣，深绿色西服上衣，碎花裙子，时髦的丝袜，以及解剖系学生常穿的白大裤。旅馆里的嘈音并不比街上更低，你经常可以听到住客们用独特的俚语彼此粗声叫喊。
这条阴暗的小街被长满毒菌的石头、砖瓦和常年生的藤蔓包围。街道两旁是一些小吃店、门框窄小的下等旅馆，在街角处有两家小妓院。街灯是那种带着瓦楞形玻璃罩的昏暗的柱形灯，灯下经常会遇到一些穿着时髦、左手挂着小皮包，右手抱胸的女子，她们有的是妓女，有的仅是一些正等待情人出现的大学女生。
20世纪30年代，世界之都巴黎的阴天总是多于晴天。战争的阴影已经开始让这条小街窍窍私语了，偶尔在旅馆的窗台上，会挂出一面绘有纳粹标志的小旗帜。但大多数人仍在工作或沉睡，他们中大多是些老人、公务员或者教师。传说这条街就要拆除，用以建造更宏伟的建筑，但一直没见建筑队行动。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么。
旅馆的二楼向阳的一间住着三个人，其中两位是同性恋者。他们是因共同的爱好而住到一起来的。三个当中，有一个波兰青年，叫切斯瓦夫·米沃什，刚刚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他得到了国家文化基金会的赞助，得以来到世界的首都巴黎。他并不愿分享同性恋的乐趣，当然也没有人来打扰他。能从巴蒂诺尔区爬满虱子的波兰留学生宿舍搬到这里来，他感到很满意，虽然有同性恋者、黑人小偷相伴，他都尽量把这些变作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来看待。拉普拉斯旅馆的一大好处是：人们在此可以悉听尊便，甚至可以在任何种类的燃烧器上烧饭做菜。
经常是在黄昏来临之前，这个波兰青年就要陷入一种难以自拨的内心的动乱之中。他非常敏感于一场普遍的灾难，那不仅仅是一种战争的恐怖。“因此，坦白地说，以我悲观的态度评价生活，因为它主要是由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所构成，而且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没有病痛地活过一天，就应当认为自己十分幸福了。”（米沃什《青年人和神秘事物》）在别人眼里，他总是心事重重，或者心不在焉。他是那么容易感受外界的刺激，季节、气温或者窗外的嘈杂声，“每点细节都带着全部色彩和硬度”印入他的心底。那时，他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他22岁。那一段时间他想得太多，因此反倒写得很少。“同时，我像个疯子一样，成了另一种力量的被动的工具，那种力量从体内什么地方运转起来，它既是我又不是它。”“我写得很少，但我整个星期都在一种韵句的力量中度过，它却没有为有意识的目的真正留出多少空间。”（同上）他内心的风景对他是一种磨难，以致夜晚他经常会梦见一道致命的光线追逐着他，等他到达安全的岸边时，他已经快被击溃了。
在写于1980年的一首叫作《路过笛卡尔大街》的诗中，米沃什回忆起了自己在巴黎的那段时光。
“路过笛卡尔大街
我走向塞纳河，腼腆，一个旅客，
一个刚到世界之都来的年轻的野蛮人。”
这就是他，一个“小地方人”对世界之都巴黎的最初印象。当米沃什还在家乡维尔诺读预科学校时，就曾经伙同两个同学，又是搭车，又是划船，来到莱茵河北岸。当他们久久眺望着对岸起伏的山峦时，真是充满了欣羡之情。
“我们这帮人，来自雅西和科罗日发，维尔诺和
布加勒斯特，西贡和马拉喀什，
羞于记起自己家乡的风俗，
……把叆叇的省份抛到了身后，
我走进了万众的、眩晕的、渴望的地域。”
这些抛却故乡风俗、渴望融入世界之都的外省人，却被冰冷的城市抛弃在一个阴暗的角落，
“城市按照它的本性行动，
在黑暗中响起沙哑的笑声，
烘烤长面包，把酒倒进泥罐里，
在街头买鱼、柠檬和蒜，
对荣誉、羞耻、伟大和光荣无动于衷。”
为了克制内心的混乱，他为自己规定了一个固定的程序。每天早晨，步出阴暗的拉普拉斯旅馆，穿过卢森堡公园，走到“法语协会”去听课（春天他将在那里参加高年级毕业文试）；每周两次，到旅馆附近的游泳池游泳。他喜欢跳水蹦板的砰砰声，喜欢从玻璃屋顶倾泻进来的温暖阳光。然后，他会再走几分钟的路程，到穆塔利森会堂去旁听“保卫文化大会”。他的这个计划因他的朋友京特的介入而使他略感不快。这个矮胖白皙的青年富于希腊精神和荷尔德林式的怀旧情绪。这也是一个内心充满风景的人物，他的愤怒更直接也更诚实，他嫌弃以文字装饰起来的软弱，更信奉赤裸的暴力。因为共同的愤怒情结，使两个青年心心相印。“一股厌恶情绪竟掠过我的心头。京特用手遮住了一道难看的斜视目光。他的姿势使我想起我在波兰和我的马克思主义同行们一起参加过的另一些集会，想起我们对于讲演人的老处女式用语的嘲笑。”（同上）
常常，米沃什作为一名青年诗人，会去位于夏多布里昂大街的一套公寓里拜访一个叫奥斯卡·米沃什的诗人兼《圣经》注释家，一位在现代城市的沙漠里冥想创造的神秘主义者，也是他的本家。那时奥斯卡已57岁，有一个细声细气的“男爵夫人”时常出现在他身边。他们三个人有机会就在蒙梭公园的砂砾小道上漫步。每次去，米沃什都可以看到奥斯卡房间的桌上摆着一排各种文本的书籍和字典，地板上是成堆的新诗集，那都是忠实的诗人们呈献给他的。他被允许在那堆书里翻找，爱拿什么拿什么。和所有青年诗人一样，他崇拜名人的倾向十分严重，严重到从不敢拿出自己的作品呈给奥斯卡求教。他诚恐于他们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的谦卑告诫他，他的那些涂鸦之作不过是奥斯卡可以用脚扫到房间角落去的、地板上那堆东西的一部分。每次去，米沃什都觉得，那个四壁萧然的隐居处赋予了夏多布里昂大街一种永久的嘲讽意味；就在街对面，在精致的阿塔拉公寓里，在俗气的舒适环境中，却住着一位假诗人，波兰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奥斯卡·米沃什常带他到波卡尔迪——一家意大利餐馆去吃早点。在那里，他向自己的小本家讲述法国文坛的一些掌故，文化名流们的逸事。比如被冷落的埃德加·艾伦·坡，表现主义舞蹈家伊莎杜拉·邓肯和她的丈夫、诗人谢尔盖·叶赛宁。“奥斯卡以明显的厌恶心情，回忆起这个俄国流氓（他是这样称呼他的）在巴黎发酒疯的洋相”。奥斯卡以一种炼丹术士的口吻说，现代诗歌带有一个颓废时代的烙印，是不应当太当真的。同时他还警告切斯瓦夫·米沃什：过分注重形式问题，将会一事无成。
住在拉普拉斯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他参观了凡·高的一个画展，“当我第一次站在它们面前（那时我还不熟悉他的身世），一股反感情绪贯穿我全身。像看到什么猥亵事物似的。”这似乎不太符合一个艺术青年的正常反应。但到了后来，米沃什又对自己的反应作了修正：“但是，要大声表达我的爱憎，那时也太难了；我也不能够把它们说清楚。于是我接受了惯例，凡是现代的都是极好的，而我对于凡·高的一刹那的愤激，始终是一件个人的可耻的秘密。”（米沃什《青年人和神秘事物》）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谁又没在自己年轻时犯过同样的错误呢？可怕的艺术敏感力、判断力并不时时相随。
不到一年的时间，奖学金用完了，也没有在巴黎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必须重回波兰。“在巴黎的一年是期待的一年，而不是出成果的一年。我并不想回到悲哀的风景，充满浓云和噪鸦的忧郁的天空。”但他需要工作，需要一个稳定的处境来为自己的写作带来必要的时间。在他启程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见到奥斯卡，像一只文雅的老鹰，站在“歌剧院”地铁站的台阶上，向切斯瓦夫道别。
“你说，这场战争将在1939年开始，要打5年之久，那么谁会幸存下来呢？”切斯瓦夫问。
“你会幸存下来。”奥斯卡说。
1939年的春天一到，奥斯卡的讣闻便传到了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耳中。这位对街头的麻雀、对儿童、对树木、对“云彩兄弟”充满着兄弟之爱，能为诗、美而流下激动眼泪的现代隐士，在战争来临之前离去，似乎不忍再看这悲惨世界一眼。切斯瓦夫·米沃什陷入无限的哀思中，为这位拉普拉斯旅馆时期的引路者，一个二十三岁的满怀强烈希望的青年的神秘导师。“有一个教我不要绝望的人，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一直庆幸自己能在少年时期遇到这样一位具有强有力的人格的隐士，从奥斯卡那里，米沃什理解了缓慢、谦卑、见证，“他使我对新旧约的信仰有更深刻的认识，谆谆教导我在一切心灵事物中，包括属于艺术的一切事物，要有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的等级制度，”他说，“我按照自己谦卑的天平，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应当向前跳得太远，一切都成熟得缓慢；或者是我们总在读者前面多跑一步，或者是我们向前走两步远就超过了他。换句话说，有公共知识和私人知识这样一种东西，写作不过是它的一个百分率。”他同时也理解了奥斯卡的神秘的隐修方式，“如果他继续创作‘文学’作品，他想必会赢得声誉，但是，他服从他的内心冲动，拒绝参加竞技。”“从俗也好，罪过也好，我只能随着自己的时代前进，充其量为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插进一两个论据。”（米沃什《青年人和神秘事物》）
四十多年后，当米沃什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台上，列举对他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时，他提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西蒙娜·薇依，一位热爱上帝的苦行主义者；另一位就是奥斯卡·米沃什，“一位巴黎的隐士和幻想家”。“我的幸运是，我的亲戚奥斯卡·米沃什，一个巴黎的隐士和幻想家，待我几乎像亲儿子一样。我把他当一个先知来倾听”，这是一个“以为怜悯、孤独和愤怒所耗尽的古老的爱来爱自己的人民的先知”。（米沃什《受奖演说》）他曾在奥斯卡主编的《南方杂志》上发过一首诗，他称这是一本“杰出的杂志”。
我又一次倚靠在河堤粗糙的花岗岩上，
彷佛是从地府旅行归来
突然在光亮中看见季节的转轮，
其中多少帝国崩溃了，曾经活着的人也已死去。
没有什么世界之都，这里没有，别处也没有，
被废除的风俗恢复了它们小小的荣誉
至今我才知道人类世代的时间不像地球的时间。
至于我的深重罪孽，有一桩我记得最清楚：
有一天沿着小溪，走在林间的小路上，
我向盘在草丛里的一条水蛇推下了一块大石头。
而我生平所遭遇的，正是迟早会落到
禁忌触犯者头上的公正的惩罚。
——（《路过笛卡尔大街》，绿原译）
时隔差不多半个世纪，当米沃什回忆起他的第一个巴黎之旅，内心充满了沧桑后的释然。在他1984年为自己所选的诗集《被拆散的笔记本》中，他将这首诗置于篇首。没有什么世界之都，多少王朝崩溃，多少英雄死去，世界的中心只在那小小的风俗之中——在那里，一个小小的禁忌，都可能成为命运。
拉普拉斯时期之后，和他的国家一样，米沃什进入真正内心的狂暴时期。拉普拉斯，作为人生的一个节点，一段真实的细节，还原了诗人的一段青葱岁月。这也许只是个平凡的起点，这些细节里却预示着诗人后来所成就、所承受的一切。
华沙，华沙
在获得奖学金赴法国留学之前，米沃什曾在维尔诺的泰凡·巴托雷大学学习。这位法律系学生和他的朋友们创办了一份名为《火炬》的文学刊物，和一个同名的文学团体“火炬社”，号称波兰文坛的“灾难主义诗派”。“我们一群人当时是左倾分子，自成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预言全世界即将面临一场空前的浩劫。”（台湾版《禁锢的心灵》）1936年从巴黎回国后，他开始在波兰电台文学部任职，并出版第二部诗集《三个冬天》。他已被公认为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作家，似乎一个不错的前程正在这位年轻人面前审慎地展开。然而，战争的烟尘即将在欧洲上空腾起，“对于敏感的人来说，空气中浮动着恐怖的味道”。米沃什在一首写于1936年的诗作《庄严的河流》中，透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像白色悬崖的焚尸炉”，烟从“死去的胡蜂的蜂巢”中散出。
1939年初，当几个波兰青年从收音机里听到希特勒的演讲后，他们已经清除地知道了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8月23日，德苏两国签订了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密约，就瓜分波兰达成了协议。9月1日，纳粹军队闪电入侵波兰，苏联也从东部进入波兰，德军攻陷华沙，维尔诺处在红军统治之下。不久，希特勒对苏联开战，而波兰军队已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对波兰两面夹击的战争像在蚂蚁山上放了一把大火，成千上万饥饿与恐惧交加的人们挤满道路：军队溃败，士兵争相逃命，警察脱掉制服也跑开了，妇女们在人群里拼命找她们的丈夫，想参战的男人们却找不到军队。成群的人们从东部逃向德国占领的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另一批人们从德占区逃向苏联控制的东部地区。也许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出现这种标志着国家末日的大混乱。”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写道。
1939年的决定性失败，使整个华沙城笼罩在一片垂头丧气和恐怖的气氛中。战争初期，米沃什曾短期回了一趟维尔诺，他发现红军统治下的维尔诺已经面目全非，他的那些先锋派的诗歌小圈子，已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他只好匆匆逃离，穿越四道封锁线，回到华沙，并加入左派抵抗组织。他参加秘密的文学社团，编辑了一本抵抗诗文集《不可征服的歌》，并着手翻译雅克·马利坦的《穿越灾难》。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刚在一家咖啡馆参加完地下小组活动不久，盖世太保便跟踪而至，逮捕了咖啡馆里所有的人，包括一位右翼的文学编辑。“他被枪杀在华沙附近的一座森林里：沙地、松树、行刑的口令。”（《米沃什词典》）逮捕、监禁、暗杀、集中营……人们对这些概念渐渐习以为常。有一次米沃什和他的几个朋友刚从一位乡下朋友那儿回来，他们漫步华沙街头，感受着生活的短暂的惬意。“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的早晨。我们并不知道这天将成为我们城市的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被记住。当我刚进屋关上身后的门，我听到来自大街上的尖叫声，从窗户看过去，我看见一场全面搜捕正在进行。这是送往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搜捕。后来数百万欧洲人在那里被杀害。此时，集中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天在大街上被抓住的第一批遭放逐的人们似乎没有一个活下来。”（《被禁锢的头脑》）
随着战事的发展，波兰的大多数城市和国土变成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差不多五年半的时间里，波兰人民生活在一种任何文学或历史经验都无法准确描述的高压和恐怖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超出了最大胆的、最毛骨悚然的想象，为我们熟知的古老的有关恐怖的描写只能使我们对其天真发出微笑。德国人在欧洲的统治是残酷无情的，但什么地方也比不上在东欧的那种残忍残暴，”米沃什说，“我们仍然活着，因为我们是作家，所以我们试图去写。事实是，过不久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退出来，被遣送到集中营或被杀害。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像被流放到飘浮的冰块上面；不敢去想这冰块什么时候便会溶化。”（同上）
…………
我们注定要活着，当场景
变得暗淡，一个希腊废墟的轮廓
把天空弄黑了。这是正午，漫步
穿过一座黑色的建筑物，你看见工人们
坐在一束狭窄的阳光燃起火的
地板上。他们拖出一些
厚厚的书，把它们当桌子
开始切着面包。这时一辆坦克
隆隆驶过，一辆电车回应着。
这首诗写于1941年的华沙，题目是《一本废墟里的书》。一座座黑色的建筑，或毁于炮火，或毁于“最近的一次强风”。发霉的骷髅、手榴弹的残片、机械和混凝土的森林……在这一切之上，一本从废墟中散落的书，仿佛聚集了全部的灾难和救赎的希望。然而游荡在欧洲上空的战争的阴云几乎让一切希望都化为绝望。1943年，作为华沙犹太区惨案的目击者，那巨大的人性灾难穿越了米沃什漫长的一生，每当他沉醉于生活的幸福时光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令人惊愕的时刻。“常常，当我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或是步行穿过这座大都市时，会陷入某种摆脱不了的思绪。我看着身旁过往的淑女们，看着她们华美的秀发，她们骄傲地扬起的下巴，她们线条柔和，召唤着愉悦和欲望的细长咽喉——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同样年轻的犹太姑娘。她大概二十岁左右，身材丰满，光彩照人，成天兴高采烈。当时她正举着双手，胸膛前挺，沿着街道奔跑。她尖锐地叫喊着‘不！不！不！’死亡的必然性超出了她的理解力——一种来自外部的必然性和她毫无准备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在她的叫喊声中，党卫军的冲锋枪子弹把她击倒在地。”（米沃什《诗的见证》）
1943年，青年米沃什写下了他作为见证者的著名诗篇——《菲奥里广场》，诗中写道：
……
我想到了菲奥里广场
在华沙的旋转木马旁
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
变成了狂欢节的曲调。
欢乐的旋律淹没了
从犹太区围墙齐发的炮弹声，
一对对高飞在
无云的天空。
火堆吹来的风时不时
会把黑色的风筝刮起，
骑着旋转木马的人们
抓住半空中的花瓣。
那相同的热风
吹开姑娘们的裙子
人们大声笑着
在美丽华沙的星期天……
（张曙光译）
康波·代·菲奥里，这个曾经对布鲁诺执行过火刑的著名广场，被米沃什从罗马移植到了华沙。诗作描写的是1943年华沙犹太人起义的情景。德军占领华沙后，用铁蒺藜和10英尺高的围墙建起了犹太区，把犹太人看管起来并准备处决。自1942年7月22日开始，德军每天向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输送5000名犹太人。1943年4月19日，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为庆贺希特勒的生日，对犹太区发起一次特别行动，遭到了犹太人的顽强反击。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约1.3万华沙犹太人牺牲。一边是纳粹德军用重武器和火焰喷射器对犹太区的清洗，在一墙之隔的广场上，一些市民就在滚滚浓烟中欢笑着骑木马或荡秋千。曾有人断言，是米沃什臆造了这一情景，而另一位华沙人、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则证实了这一切是真：“那时我每天都去市中心，我记得这个马术表演场，就在火光冲天的犹太区的围墙边。从那里可以听到爆炸声，风夹带着碎纸片，甚至还有正在燃烧着的衣服吹过来，表演场上的人们就在无忧无虑地玩这个——有时他们甚至能随手在风中抓住一小片什么……”（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一墙之隔的生与死、悲与欢、去与留、善与恶……这是一幅怎样令人恐怖的画面，所有这一切又包含着怎样的人性的冷漠和愚蠢。米沃什说：“这绝对不是反犹太主义的表现，这是对身边生命冷漠以对的表现。这种冷漠甚至让他们无法低下头看一眼这不幸，甚至让他们无法回家去对着那些死去的或他们无法帮到的人静默一个时辰。”每思及此，米沃什都觉得，每一个曾在大屠杀期间亲历过这片土地的人，都是有罪的，都应该受到自我良心的审判。
在波兰东部地区，处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人正在经受另一种折磨。由于怀疑波兰共产党人有民族主义倾向，逮捕的浪潮便一直未断。许多活跃的波兰共产党人，由于担心受迫害而逃到苏联，最后却在苏联被莫名其妙地判刑和清洗。大部分不被信任的居民遭到遣送或流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会在黎明时就挨家挨户地敲门，给那些被遣送的人家一点时间收拾最基本的日用品，劝他们穿得暖和一些。“牛车带走了囚犯、男人、妇女和儿童。先是几万人、最后是几十万人潮水般地被赶到东方。经过几周或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最后到达了目的地：极地的强迫劳改营或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场。”（《被禁锢的头脑》）一边是纳粹恐怖镇压，一边是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两种恐怖统治以不同的方式制造着人性的双重毁灭。米沃什下面这首诗，在不动声色之中，记录下了这绝望而溃散的时刻：
还有这样令人绝望而愤怒的时刻：
他们命令我们收拾东西，因为房子要烧毁。
还有时间写信，可是那信在我身上。
我们放下包袱，靠墙坐下。
他们盯着，当我们将一把小提琴放在包袱上。
我那些小儿没有哭。严肃与好奇。
一个士兵拿来一桶汽油。其他的在撕下窗帘。
——（《梦痕录》，沈睿译）
1939年，苏联人从另一方攻入波兰后，俘虏了23万名波兰军人。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了“政治鉴别”工作，士兵们大多被释放了，但剩下的由各类知识精英组成的1.5万名军官，则被送往科杰尔斯克、奥斯塔切科夫、斯泰罗别尔斯克集中营。1940年春天，他们与家庭的一切联系突然中断，无影无踪了。根据后来披露的一份编号为“1”的苏共政治局秘档，内务部头目贝利亚当年曾向斯大林报告说，被俘波军是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建议按“特别程序”审理，处以极刑。据此，联共（布）政治局当日通过决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卡岗诺维奇等共同签名，授权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报告中所列25700名波兰军人执行枪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卡廷森林惨案。
当我们离开那燃烧中的城市时，
在第一条野径上，掉头回顾，
我说：“让野草覆盖我们的脚印吧。
让无情的先知在火中沉默，
且让死者告诉生者所发生的事。
我们注定要生出一个新的、勇猛的种族，
免于在那儿昏睡的罪恶与快乐。
我们走吧——”于是一把火剑为我们劈开了大地。
——（《逃亡》，杜国清译）
1944年的夏天到了，忍辱负重、寄人篱下的波兰人似乎看到了曙光乍现。苏联红军和在苏联境内组建的新的波兰军队已踏上了波兰土地。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决定组织起义军，以期在苏联红军到来之前解放华沙。1944年8月1日，由5万名华沙抵抗运动成员、军人和居民组成的“国家军”，向占领华沙的德军发起进攻。整个战斗持续了63天，最终起义军因弹尽粮绝被迫投降。“整整两个月内，足足有一千米高的混合着火光的烟柱挺立在华沙上空。二十万人死在街头巷战中。而没有被炸弹或重武器喷射的火焰击倒的人则被纳粹冲锋队烧死。”虽然苏联红军早在1944年7月29日就已到达维斯瓦河畔，但他们没有向波兰起义军提供任何帮助。华沙是反抗德国人的中心，但同样也是反抗俄国人的中心，它必须被摧毁。红军军官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对岸的巷战，硝烟越来越浓，模糊了他们的视线。直到1945年1月17日，苏军才进入华沙，此时的华沙城几乎已被希特勒的军队夷为平地。“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一个巨人在河对岸等另一个巨人去杀死苍蝇。”米沃什说，“最终，他扑灭了苍蝇，这仅仅在另外一个巨人扑灭它之后，这是一个有耐心的巨人。”
只有我劫后余生，
活过咖啡馆里的那张桌子，
那儿，冬日正午，一院子的霜闪耀在窗玻璃上。
我可以走进那儿，假如我愿意，
而在凄冷的空中敲着我的手指，
召集亡灵。
以不信，我触抚冰冷的大理石，
以不信，我触抚我自己的手。
它——存在，而我——存在于活生生的变易无常中，
而他们永远锁在
他们最后的话语，最后的一瞥中，
且遥远如发兰廷尼安皇帝，
或者马萨给特的酋长们——关于他们，我一无所知，
虽然才经过不到一年，或者两三年。
我可能仍在遥远北方的森林中砍树，
我可能在讲台上说话或拍电影，
使用他们闻所未闻的技术。
我可能学尝海岛水果的味道，
或者穿着这世纪后半叶的盛装照相。
但是他们永远像某些巨大百科全书中
穿着礼服大衣和胸前有花边皱摺花纹的半身像。
有时当晚霞漆染贫穷街上的屋顶，
而我凝视着天空，在白云中我看到
一张桌子在晃动。侍者带着盘子急转，
而他们望着我，暴出笑声，
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在人手中死去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得很呢。
——(《咖啡馆》，杜国清译)
这首名为《咖啡馆》的著名诗篇，写于1944年。那是起义失败之后的一个蒙霜的午后，当诗人独自坐在咖啡桌前，想起了曾经坐在一起谈笑争论的伙伴。在凄冷的虚空中，诗人召集来亡灵，参与一场共同的回忆。一些人逝去了，一些人仍然活着，那选择消失的人，对每一位活着的幸存者都是一种质问。活着的人有多种可能的生活以供选择，而逝去的人则变成了百科全书中永恒的半身像。生已变得艰难。令人悲哀的是，死，仍然在继续。
1945年4月，在德国人被红军赶走之后，有一次米沃什和他的朋友漫步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城市街头，那曾经熟悉的城市的一隅，此刻几乎已经认不出，沉寂、荒凉如置身于古怪的月球。这里埋葬着他的朋友，以及很多明知不存在胜利的希望却又自愿牺牲的波兰青年。20岁的诗人克里斯托弗，一个消瘦的气管病患者，死在狙击坦克的岗位上；诗人凯罗，工人区的儿子和一部关于荷马的戏的作者，和他形影不离的同志诗人马瑞克一道，在炸毁一个路障时双双身亡；年轻的哲学家缪尔伯兰德，一位海德格尔的信徒，出于对“自由选择的时刻”的信仰，主动要求参加巷战，结果三个小时后便阵亡……在一片废墟旁，他看到一块吊在栅栏上的小木板，上面用红漆或血写着：“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的受难之路”。“谁是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米沃什追问道，“仍然活着的人中间有谁知道他受了怎样的罪？我们想象他是在爬着经过这个出口时——他的一些同志也许早被杀害了——写下了这句话。我们仿佛看见他意识到自己的致命伤，却集中了短暂的意志力去完成这件事，因为这仅仅是在完成他的责任。为什么？谁能来评价他的智慧或疯狂？”（《被禁锢的头脑》）
华沙劫掠之后，米沃什和一帮作家、艺术家躲到古老的克拉科夫城，在此避难。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占了柏林，结束了在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役。5月8日，德军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夜空被发射的火箭弹照得雪亮。街上回响着轻武器发出的噼啪声，那是红军在庆祝他们的胜利。第二天早晨，那是春日里美好的一天，米沃什和他的朋友坐在一家波兰电影公司的房间里，讨论一部电影剧本。“由于为影片的结尾大伤脑筋，我们便把脚放在桌椅上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抽很多的雪茄，不时地被扑到窗户上的麻雀的啁啾所吸引。窗外是一个长着年轻的树的院子，在院子的那端有一座巨大的建筑，此时已经改造成一座监狱以及警方安全总部所在。我们看见在带栅栏的窗户后面年轻的囚徒划出的痕迹。有些人把脸伸出来指望晒到一些太阳。另外一些人用金属钩来取沙堆上的纸条，那是隔壁牢房的人扔出来的。站在窗前，我们只有沉默地观望。”（同上）
很容易猜出，这些人正是华沙起义时的“国家军”战士。由于华沙起义没有成功，听命于流亡政府的“国家军”战士不仅没有被视为国家英雄，反而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波兰国旗在各个城市上空飘扬，逮捕“国家军”成员的行动也在悄悄进行。尽管他们的敌人曾经是希特勒，但现在这些人却被新政权视作阶级敌人。
被禁锢的心灵 战争胜利了，经历了战火和流浪之苦的人民回到了家中，自由和民主成为时髦语言。根据列宁的策略，波兰政府宣布要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地产。然而米沃什却发现，整个国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相反却被一种憎恨的情绪攫住。得到土地的农民，恨；入了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恨；名义上参政的社会党人，恨；努力发表了手稿的作家，恨。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它是由于一支外国军队才得以存在的政府。“为政府和民族的婚礼所准备的婚床装饰着民族的象征和旗帜，但从床下却伸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皮靴” 。（《被禁锢的头脑》）
战后，在市政当局的要求下，米沃什被迫离开了大学城克拉科夫。他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以及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抱有好感。米沃什只好离开，去华沙找一个刚刚得势的大学同学。他的全部财产除了身上的工作服外，就是一个麻袋，里面装着他的手稿、剃须用具和一本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米沃什认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犯了某些罪孽的，他曾写过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公开信，这使他差不多处于亲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位置上。“然而，现在我是有用之材，我在德占时期的记录并不太坏，我的笔对新制度还有些价值”。他还不需要太担心。
他要见的这位老熟人叫耶日·普特拉门特，诗人、作家，年轻时是左翼愤青，二战期间在苏联参加了波兰第一军团。战后，曾任波兰议会议员﹑驻瑞士和法国大使﹑作协总书记等职。两人的会面还算友好，“像两条表情僵硬但彬彬有礼的狗。我们都小心着不要露出尖牙利齿”。一方是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另一方则是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双方的分野显而易见。他们回忆了大学时期的同窗之谊，这有助于消除一些彼此的分歧。
虽然当时波兰作家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大的，但谁也不能自由地写作任何有可能对苏联的制度构成诽谤的东西。你可以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不能随便言说。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日常生活景象：灰暗，四处尘垢，了无生趣。说起波兰当时的气氛，米沃什常用一个词来概括：厌恶。他曾在回忆录中讲述过一个关于“厌恶”的故事：俄国革命时期，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举止优雅的就餐者引起了周围几个流氓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子前，嘲笑他，往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根本没有反抗，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把枪管插进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米沃什说，“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而那位自杀者皮肤细腻，温文尔雅，很显然，属于战前的俄国知识界，远离社会底层习以为常的残酷现实。米沃什尚没有那般脆弱，他虽然出身没落的旧贵族，但也经历过最艰苦的战争岁月，早已在生活的底层打拼多时。
在普特拉门特的帮助下，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常驻美国。旅居国外，为米沃什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万里之外，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文章和诗歌。他在美国写了很多小诗，它们的一字一句似乎都在有意背离着官方的教条。
多么温暖的光！自那明亮的海湾，
桅樯像云杉，缆索静息
在晨霭中。那儿，溪水潺潺
入海，在小桥边——一管长笛。
远处，在古代废墟的拱门下，
你看见一些走动的细小身影。
有人戴着红头巾。有树，
城墙，以及清晨的群山。
——（《幸福》）
作为一个外交官，看来他在美国过得不错。诗里透露着安详自足的幸福感，仿佛只是一转身，那血与火的岁月已不见。也许他是有意的，因为惯常的创作方式已为新政权所不容。无论如何背离，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由的界限。“一旦我感到这个路数过于刺激人，就会写点什么东西以便能被解释为我这个人还是易于改造的。”这样在美国度过五年后，米沃什被任命为波兰驻法国大使，再次来到巴黎。
巴黎对米沃什意味着什么？米沃什说：“我对这个国家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由于个人生活的剧变，我曾被踢到一边；但我对法国文化又心怀感激，同样使我心怀感激的还有几个人，外加巴黎的几条街道和几处风景。”（《米沃什词典》）米沃什所说的“生活剧变”，是指在1951年初，米沃什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决定与自己的母国波兰断交，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由于实质上避难者的命运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失势，随之而来的便是他“被踢到一边”的十年艰辛。他所“心怀感激的几个人”里，至少包括《反抗者》的作者阿尔贝·加缪。“加缪给我的礼物是他的友谊”，这位与战后巴黎意识形态气氛相左的知识分子，曾是少数几位向米沃什施以援手的作家之一。米沃什对萨特和波伏娃则充满怨气，他甚至对波伏娃爆出了粗口——“这个下流的母夜叉”。这一方面因为波伏娃在知识界的“大嗓门”，米沃什有点看不惯，“我们姑且说，我对她的反感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男人对于一个大世界中的女王的不可避免的情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帮着萨特批判加缪，“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
米沃什的出走与昆德拉和布罗茨基等人不同，他既没有在自己的国家闯祸，也没有受到来自体制的压迫和审查，事实上他当时的境况还算优裕：享有外交官的特权，收入丰厚，还有继续写诗的自由。他甚至已经渐渐习惯了周旋于官场之间，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格分裂状态。然而，发生在1949年夏天的一幕，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延续自己的生活。某日凌晨，他刚从一个聚会上出来，突然看到几辆满载犯人的吉普车疾驶而过，士兵们身穿两层军大衣，犯人们则在晨风中冻得直哆嗦。他突然想起发生在菲奥里广场的一幕来，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和在硝烟中荡秋千的人们已没有区别。在政治口号的掩饰下，一道新的冷漠之墙正在树立起来，人成了向某个庞然大物献祭的羔羊。“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米沃什终于深悟自己的使命所在：
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
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使命》）
对于一个身负历史使命、被道德感追迫的写作者，不可能接受“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体制，也不可能接受无人性的、匿名的权力的精神控制。“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也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成了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昆德拉语）而冲破罗网，又意味着新的困境，意味着自我消失。为了真实地反映自身所处的严重危机，也为了使自己的精神困境能有所价值，他决定将这一切写出来，他希望以此写出斯大林主义在他的祖国统治的真相——这就是《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由来。
《被禁锢的头脑》描述了几位颇富才华但又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生际遇下投身极权政府的波兰作家、诗人，这其中既有他儿时的友人、文学同道，也有风云一时的官员、作家、知识分子。在《伽玛，历史的奴隶》一文中，化名为伽玛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诗人、小说家耶日·普特拉门特。伽玛来自乡下，父亲是个退休的波兰军官，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他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而不像他的多数伙伴们一样信奉天主教。在米沃什的印象里，伽玛是个“长相不雅、满脸通红，说话粗鲁，性情暴躁”的男孩。他们常在拥挤的大学自助食堂里讨论诗歌及其荣耀。伽玛起初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参加左翼青年运动。在战前，共产党组织在波兰是非法的，伽玛因此曾被萨纳奇亚政府审讯。
二战爆发前的几年间，伽玛以文学研究为生。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生活上天天为钱发愁。战争期间，伽玛响应战时动员，参加了军队，但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波兰军队很快便溃败了。伽玛随战败的人群迁到了苏联占领区利沃夫，在这里与亲斯大林的作家相聚，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新政府给了他们一栋房子，“他们开始了新式的写作——主要是翻译俄国文学，兼着干些并非太不讲究的宣传工作。”（《被禁锢的头脑》，下同）他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也许与他流利的俄语有关。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不久，利沃夫即告沦陷，在一片大恐慌中，迦玛搭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却把妻子和女儿留在了后方。在大批被遣送往远东的波兰人中，也有迦玛的家人，他的父亲就死于遣送途中，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活了下来。在俄罗斯，大部分波兰共产党人是不被信任的，但迦玛却被列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良民册中。伽玛和一帮志同道合者组成了“爱国者联盟”，在长期的踌躇与绝望的情绪中，他们没有把赌注押在伦敦流亡政府所组建的波兰军队上，他们坚信，波兰的成功将取决于俄国人的支持。新的波兰军队开始在苏联境内组建，并作为亲苏的波兰新政府的主要基础和苏联红军一起进入波兰。“在忍辱负重、寄人篱下和政治技巧的锤炼中熬过了多少年啊！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1944年的夏天，迦玛随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重新踏上了波兰土地，这时的伽玛已是佩带少校军衔的政治官员，并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妇。“这就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回报，他们懂得历史的‘必然性’，决不会沉溺在愚蠢的多愁善感之中！只有他们而不是流落伦敦的那群傻瓜，才能把波兰从德国人手中解救出来。当然，国家需要动一个大手术；伽玛体会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进入手术室时的兴奋感。”米沃什写道。
两人再次相见的一幕，上文已经提及。此时在波兰国内，知识分子已被清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所有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组成一方，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为另一方。伽玛作为从东方回来的官员，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作家们能否发表作品或者得到住房、收入和工作。他对老朋友还算不错，在他的帮助下，他年轻时的诗人朋友格奥尔格被派驻法国作使馆的文化随员，米沃什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随员。在米沃什看来，伽玛的关心并非完全出自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而是试图要改造他们这些人。“他始终没能从早年的罪感中彻底解脱出来；只有把我们这些非斯大林主义者改造过来，才有可能使他感到他过去的行为最后证明是合理的。”
1949年，米沃什再次拜访伽玛时，他已是红色波兰驻巴黎的大使。伽玛在一个金壁辉煌、以大理石装饰的房间接待了他。他的官邸是一栋18世纪某位贵族夫人的大宅子，许多西方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经常来此造访。他摇身一变，由一个乳臭未干的波兰年轻人变身为巴黎交际场上的名流，热衷于打猎、喝酒，呆在金碧辉煌的沙龙里打桥牌，履行政治职责时能用拉丁语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当他渐渐地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时，党却不喜欢让舒适成为习惯。他被调回国内，授予了一个高于大使级别的官职——他成了波兰全体作家的政治监工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让波兰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作家，伽玛还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写作。当然，他写什么都会受到好评，但问题是，他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了。“在他漂亮的大套房里有五张书桌，每张桌子上都有一部小说的开头。每天他都会绝望地嚎叫，因为他知道，他写的一切都像石头一样死寂。”
在《阿尔法，道德家》一文中，米沃什描述了一位叫做阿尔法的小说家的故事。此人是他的一个亲密朋友，生性傲慢，着迷于在作品中设立概念化的道德冲突，却对活生生的生活细节茫然无知。在纳粹占领波兰的那些年里，阿尔法作为一个道德权威的形象在文学圈中流传，“出于难以说清的默认，他变成我们这个城市所有作家的一位领导”。米沃什对阿尔法那种脱离有血有肉的生活的做法充满疑惑。正当这种疑惑达到顶点时，华沙起义爆发了。整整两个月内，二十万人战死在街头。当米沃什和阿尔法漫步在华沙战后的废墟上时，米沃什意识到，阿尔法正是那些应该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的人之一。“难道他没有看见过在作家聚会的夜晚他朗读自己的小说时，那一双双热切注视他的眼睛？那些正是死在起义中的年轻人们：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克里斯托弗、巴巴拉、凯罗、马瑞克，和成千上万个像他们一样的人。他们知道不存在胜利的希望，在面对一个冷漠的世界时，他们的死亡无非是一种姿态。他们甚至都没有问一下是否存在衡量他们行为的尺度……”
让米沃什感到愤怒的是，阿尔法不仅没有为那些依据他的良心概念而盲目牺牲的年轻人感到忏悔，相反，他却积极投身于新政府的怀抱，开始构思他的战后新小说。新小说刻画了一位在集中营里被关了多年精神却未受损害的无所畏惧的老共产员，一如他战前小说里的道德楷模牧师一样，现在他刻画的是一位新信仰的代表，一个强有力的和纯粹的英雄角色。“他想要达到一种纯粹的道德语调，但是纯粹所依据的诚挚必须是尘世的，深深根植于对于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了解。”米沃什认为，逻辑上的“完美无缺”并不足以保证对生活的正确理解和还原，“一个允许导致了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最后，只要一个人说的东西在逻辑上是完美的，它就不再和活生生的人们及有血有肉的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
文中的阿尔法，即波兰小说家耶日·安杰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1909—1983），早年抵抗过纳粹，战后继续在波兰共产党内工作，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写作，并大获成功，一跃而成为波兰首席意识形态作家。安杰耶夫斯基深受流亡海外的诸多波兰知识分子谴责，米沃什曾写有一首诗《致耶日·安杰耶夫斯基》，诗中提到在华沙起义中牺牲的波兰年青诗人塔杜施·加伊齐，事实上也是对安杰耶夫斯基的强烈质疑：
加伊齐满身尘土，长眠地下，
他只活了二十二个年头；
今天他失去了眼和手，失去了心灵，
不知什么是春天，不知什么是严冬。
江河年年流下的冰块发出了叮当的响声，
一朵朵银莲花盛开在阴暗的林子里。
人们把野樱花充塞在瓦罐里，
聆听着杜鹃鸟是怎么算命。
（张振辉译）
《戴奥特，行吟诗人》，描写了一个“滑稽丑角和行吟诗人”形象。在米沃什的笔下，戴奥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酗酒者”，但又具有一种在文学咖啡座里胡说八道的本事。他可以就任何题材创作歌谣和赞美诗，“如同一条蚕那样，围绕他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吐丝做茧”。这并非说明此人毫无原则、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事实上他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天性——任何时候都坚持做一位大众诗人。他藐视文学小圈子里的一小撮行家，嘲笑那些只为少数人写作的孤独诗人，“我的读者走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我的读者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就是他在每一首诗中所坚持的。”这不仅使他在战时成为最受欢迎的诗人，即使对新政权来说，他作为一位知名的右派分子，较之许多过分热心的左派分子，只会增加他的身价。因为新政权也需要他的身份，以证明其慷慨和开明。而戴奥特的写作对新政权来说永远是无害的，因为不管写什么，他的诗里总是阳光灿烂，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主题。
戴奥特即波兰诗人康斯坦第·高什斯基（Konstanty Ildefons Gałczyński，1905—1953），二战期间曾沦为战俘，战后写有很多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作品，其中包括一首针对米沃什的带辱骂性质的讽刺诗。米沃什脱离母国、自我放逐的行为，曾遭受到来自波兰知识界的围攻，咒骂其背叛祖国、讨好西方等等。尤其是《被禁锢的头脑》一书的出版，更让其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事实上来看，米沃什也属于被战后共产主义政权给予了特权地位的知识分子之一。所不同的是，他在西方呆久了，获得了一个重新观察祖国的视角，他看到了那些在集体主义的坩锅里的人们所不可能发现的东西。当他如此反戈一击时，不仅波兰国内的知识分子感到强烈的不满，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破坏了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我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我是在亵渎。”米沃什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我沉思我的肖像，它浮现在别人的仇恨之歌中，浮现在别人的诗歌和散文中：一个幸运儿。事事顺当的那种人。不可思议的狡诈。自我陶醉。爱钱。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情感。对祖国冷漠于心。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衰弱无能。一个关心艺术而不关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买的人。失算者（他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不道德的个人生活（他追逐利用女人）。蔑视他人。傲慢自大。等等。）”他对此表示理解，他认为那些华沙同行们对他的口诛笔伐不仅仅表达了他们的恐惧，更是表达了他们对自己作家身份和尊严的自觉维护。
事实上《被禁锢的头脑》一书出版后，米沃什即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和母语，使他与自己的读者彻底断绝了联系，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在西方，他也感到左右不适。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他态度暧昧，尤其是对斯大林主义者充满敌意；在巴黎，关于斯大林以及苏联集中营的罪行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左岸的知识分子们普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米沃什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长城的一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对右翼，他又对资本主义西方感到深深的厌恶。“跟右翼，没有共同语言；跟左翼有一个全然的误解，因为我的政治观点比其他人都要超前。”米沃什发现自己处于两不靠的尴尬境地上。他自我流放的初衷，并非要与某个庞然大物作对，而是听从自己道德良知的召唤，以及对自由写作的渴望。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祖国，像他这样出身于先锋派小圈子的写作者，其自由的边界只会越来越小。而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一个自治的精神领域，如果不能讲真话，无异于自杀。“要把真话说出来的诱惑，有如奇痒，变成一种别无它途的强迫性观念。这就是诗人选择内部流亡或外部流亡的缘故。”流亡意味着失去了一个稳定的资源，他在生活上迅速陷入困顿，只好靠做一些小活计来维生，比如为一本叫做《文化》的流亡杂志打工。但这本杂志本身就很穷，只能提供基本的酬劳，而他又拒绝为自由欧洲电台写稿来诋毁自己的故国，这使他一度“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种状况维持了十年之久，直到1960年，他从波罗的海流亡到太平洋沿岸，才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重返维尔诺 为了将自己从欧洲摆渡到美国，米沃什颇费了些周折。一个曾为波兰情报部门工作的家伙向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打了小报告，说他是“一只苏联鼹鼠”，这使他的签证迟迟无法申请下来。同时，他的密友安德热·沃罗布莱夫斯基来到巴黎，跟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劝他重回波兰。米沃什怀疑自己回去后会遭不测，所以宁愿在巴黎苦等。正当他对移民美国感到绝望时，一纸来自加州大学的邀请使这一切豁然开朗。
当年，米沃什同时受到了两份邀请，一份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另一份来自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米沃什最终选择到伯克利做个波兰文学讲师。这里的风光与他的故乡维尔诺完全不同，靠近海湾却没有一粒沙子，海水又脏又冷，摩天大楼壮观而冷清。“我来是为了忍受这一切，而不是为了喜欢这一切。”他很快发现，自己有一种做教师的天分，这使他不至于像那些初来乍到的移民者（他称之为“波兰耗子”）那样惨。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礼物》，西川译）
这首诗写于1971年，诗人移居美国刚刚十年，诗里充满了一种曾经沧海后的恬淡自足。一个斯拉夫语系的教授，在自家的花园里劳作，生活如此美好，仿佛过去的一切被一笔勾消。“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巴黎的阴郁、华沙的炮火、维尔诺的废墟都消失了吗？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我宁愿相信这是诗人沉重生涯里的一次小憩。事实上他对美国也的确非常适应，“在美国，我命中注定不曾经历任何歧视。相反，很快我就成为白人精英中的一分子。”（《米沃什词典》）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公众眼里的身份是模糊的，在某些圈子里，他是《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而在另一些圈子里，他又成了赫伯特的诗歌翻译者。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人们才知道他也是一位诗人。他安于其位，以一位小地方来的小教授自居，“多年一直身处谷底，在一个教授不为人知的小语种的无关紧要的系里当一名教授，我从一些微末的小事中找到乐趣，这化解了我壮志不得酬的愁闷。”（同上）
1970年代后期，米沃什的诗人身份才开始彰显。1978年，他获得了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此奖品位极高，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1980年，米沃什来到了生涯的顶峰，由于“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了激烈的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感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意识到，如果他一直呆在巴黎，他不可能获此机会。无论如何，70年代的纽约已非巴黎和伦敦那些旧的文化之都可比。当诗歌在欧洲像硬币一样被收藏起来时，在整个美国的大学校园里，诗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听众。无论如何，米沃什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涯中，过的都是一种与城市大众相隔离的生活，他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过着隐居的生活”。因此，当获奖消息一公布，便引来无数疑问：“米沃什是谁？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当年十月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竟然找不到一本米沃什的作品。获奖之后，米沃什开始大热，他受邀到各地朗诵，出席各种艺术活动，当选为美国艺术文学学院和艺术科学学院双料院士。在艺术科学学院的外国荣誉院士花名册上，有他称之为“东方星座”的几位大师：阿赫玛杜琳娜、哈维尔、赫伯特、昆德拉、索尔仁尼琴、沃兹涅先茨基、叶甫图申科。（当来自苏联的叶甫图申科当选时，布罗茨基辞去了院士资格以示抗议。）拿到诺贝尔奖时，他已经70岁了，此时距拉普拉斯旅馆时期，已有近半个世纪的距离；距离陷入流亡困境的巴黎时期，也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了。当他接受里根总统的邀请，到白宫做客时，回想起最初的困顿，和移民美国时的遭遇，自有一番胜利者的大度与释然。“这一切在我看来已像旧石器时代一样遥远。想到命运那绝难想象的诸多把戏，我只能自己撇嘴一笑。”
米沃什对美国的感受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感谢美国收留了自己，觉得美国是自己的幸运之地，如果没有那次移民，他也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就。但从弱小的一方看来，美国又到处充满了残酷。他甚至将随时会失业的恐惧与随时被监禁的危险相提并论。“何等壮丽！何等贫乏！何等人道！何等非人道！人与人之间何等友善！个人何等孤寂！对理想何等忠诚！何等虚伪！良心的何等胜利！何等堕落！矛盾的美国并不非得，但是能够，向在这里成事的移民揭示其自身。”（《米沃什词典》）他把自己归做“极端的反西方分子”，并为自己“生活在西方这么多年没有蜕变”感到十分自豪。他将这种自我的复杂性归结为一种“精神分裂症”。在一首《致雷杰》的诗中他如此写道：
“雷杰，要是我知道
那病的原因就好了。
多年来我无法接受
我在的地方。
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
城市，树木，人声
缺少现存的性质。
我要靠继续前进的希望活下去。”
与昆德拉笔下的雅罗米尔不同，米沃什的“生活在别处”是因为现实当中涌入了太多的历史和重负，哪里都不是逃遁之处和理想之地。“在暴君统治下不自在，在共和政体下不自在；／前者我渴望自由，后者，渴望贪污绝迹。”现实如此，诗人并非不知晓。自建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精神乌托邦也不可能获救，因为诗人的病症来自于他的自我归罪，这罪感深藏在他体内。“无助的，雷杰，我的本份是痛苦／挣扎，落魄，自爱与自恨，／为‘天国’祷告/以及阅读帕斯卡。”无处告解的耻辱感和罪恶感，在米沃什的诗作中比比皆是，这既是一种自我救赎方式，也是对人性之黑暗的一种认知和承担。
米沃什对美国诗歌评价一般，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仅仅提及了惠特曼、弗罗斯特等少数几位美国诗人。他对惠特曼倍感亲切，认为他的泥沙俱下、生气勃勃是“纯诗”的反面。惠特曼也曾影响了一小部分中东欧青年诗人，但他却是被当做一位政治诗人来接受的。在他的读者中，一个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的贝尔格莱德青年，开枪射杀了费迪南大公爵。如此说来，惠特曼应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他不喜欢佛罗斯特，他认为弗罗斯特的“地方性”是一种做作，他诗中的说教性让人扫兴，他太过隐匿，“他一直对一系些列令人惊骇的不幸，包括不少家人的死亡、发疯、自杀，保持沉默”，这使人很难对他产生信任感。“我承认我不喜欢他的诗歌。我称他伟大只是在重复别人的话。”米沃什承认，他这一辈中东欧诗人所凭借的资源，主要是来自法国的现代主义，以及一部分德国资源。他说巴尔扎克是一个蛮横的作家；波德莱尔则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兰波是20世纪最著名的文学神话，他的神话来自对整个社会既定行为规范的反叛；米沃什视宗教思想家马利坦为开启其心智的大师，“我个人对纯诗一向不信任，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利坦。所谓纯诗，就是强制性地要求把所有属于‘散文’的因素都清除出去，最后只剩下一口抒情的蒸馏水。”米沃什认为，在一战之前，美国诗歌还是默默无闻的。1956年后，美国诗歌才开始在全世界影响开来，“毕竟，它崛起于伤口和抗议（我们不应被惠特曼看上去的民主冲动所误导），崛起于向欧洲的逃遁（庞德、艾略特、弗罗斯特），崛起于无政府主义的垮掉派，他们向摩洛克吐唾沫（金斯堡）。”但米沃什对美国同辈诗人并不那么信任，他一直坚持用小语种写作，并以自己小心养成的“小地方”人姿态，保持着决然的独立。
现在我想讲米德尔的故事；我且放进一点寓意。
他倒霉碰上了一头灰熊，又凶又猛
经常从小屋的檐下撕抢鹿肉吃。
不仅如此。他不理人，也不怕火。
一天夜里，他开始捶门了，
还用爪子打破了窗，于是人们蜷成一团，
把猎枪放在身旁，等待着黎明。
晚上他又来了，米德尔近距离射中了他，
射在左肩胛骨下面。他于是又跳又跑，
跑得像一场风暴：一头灰熊，米德尔说，
即使被射中了心窝，也会不停地跑，
一直跑到倒下来。后来，米德尔沿着血迹
找到了他——他这才懂得了
这头熊的古怪行为的真实原因：
这畜牲的口腔给脓肿和龋齿烂掉一半。
成年累月的牙痛啊。一种不可言喻的痛楚
经常逼得我们胡作非为，
使我们产生盲目的勇气。我们没有什么可丢失，
我们走出了树林，未必希望
天上会下来一个牙医把我们治好。
——（《一个故事》，绿原译）
1969年，写于伯克利。这首诗里，有米沃什诗歌风格的集中展示。舒缓、粗厉中包含着紧张、尖锐和风暴之象，从哀婉到暴烈，从抽象到细节，从幽暗到明晰，这是米沃什艺术和人生观的最显明的特征。这头暴烈的熊未必不是他本人的生动隐喻。“成年累月的牙痛啊。一种不可言喻的痛楚／经常逼得我们胡作非为，／使我们产生盲目的勇气。”远离故国的米沃什，却无法远离沉重的历史负担和悲剧命运，他只能将这一切压抑在体内，因为你不可能指望“天上会下来一个牙医把我们治好”。他认为“世界，存在，可以设想为一场悲剧”。而作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给读者创造出一个将日常生活变得极其惊心动魄的境界”。强烈的情感，再加上严格自觉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的诗人，即使在最黑暗的世界里，他的诗仍然是清醒的，表现出一种对于和平与正义之王国的向往，“我不喜欢荒诞派的风格，但也不喜欢天然的秩序，它意味着屈从于盲目的必然性，屈从于万有引力，不喜欢那同意义相对立、从而违反我的心意的一切。作为血肉之躯，我是那种秩序的一部分，但这不是我所同意的。”在一首《寻找我的家》的诗中他说：“在一个句子里寻找我的家，简明的句子，仿佛锤子敲击在金属上。不去陶醉任何人。不去赢得在后辈中持久的名声。一种无名的需要，为秩序，为节奏，为形式，这三个词对抗着混乱和虚无。”作为一个来自“第二欧洲”的流亡作家，他天然就带有一种道德遗产和一颗“黑暗的心”，他被要求讲述他的历史和记忆。正如伊凡·克里玛所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抗拒死亡，其实就是抗拒遗忘，反之亦然：抵抗住遗忘，我们就能战胜死亡。”（伊凡·克里玛《文学与记忆》）米沃什也认为，艺术只能孕育自记忆，他说：“活着的这些人永远受着那些死者的委托。他们只有努力重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将过去从神话和传奇中拉出来，才算清偿了这笔债。”（米沃什《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在格但斯克，波兰团结工会的摇篮，树立着一座纪念遭受纳粹迫害的造船厂工人的纪念碑，上面就刻着米沃什的诗句：
你，对淳朴的人们作了如此不堪的行为：
在目睹他的苦难后放声大笑，
不要自认无人知晓，
已有诗人将其记牢。
对一个诗人而言，从记忆中汲取力量，与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同样重要。委托和债务，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项道义契约，生者作为幸存者，有责任承担起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债务。签下这份生死契约，使米沃什的大部分作品充满了道德的重负和罪感。
不能拯救世界或人民的
诗是什么？
官方谎言的共谋，
喉头即将被割的酒鬼之歌，
大二女生的读物。
——《献辞》
再铿锵不过的宣言。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他了解自己全部的迷惘、彷徨和脆弱性，他只能承担自己人性里的一切。“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最惊人的生命故事之一。的确，它缺乏一个道德故事的清晰性。”米沃什在回忆录中说。对于政治，他一直保持着策略性的警惕，警惕着极权美学中常有的那种“道德洁癖”。“置身于西方，我有责任对人们讲述共产主义，说出他们所不知道和不想知道的东西。我用几本书履行了我的义务，但随后我告诫自己：‘够了’，便再未继续往前走。”他的这种自我约束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太多严厉的道德主义者被黑暗吞噬，因过分的政治因素而最终枯竭和扭曲了自己。米沃什说，除了责任伦理，他还听从了来自诗歌丰富性的另一重召唤，那里除了政治性的仇恨、罪恶和沮丧，还有人世的幸福和善，只有这些，才能使人们避免走向虚无和内心的崩溃。“如果我变成了一个政治作家，我就会使自己的可能性变窄，变枯竭。”米沃什说，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只有通过在这个或那个人身上选取善的种子的积聚，才能延续。米沃什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他没有被黑暗和仇恨摧毁，而始终保有一颗光明的、向善的心。在谈到自己诗歌的价值时，他说：“诗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我们这个世纪的诗，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悲哀，每当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一团，聚集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达出我对人类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认我写的诗还有点价值。”（米沃什在接受《旧金山纪事报》记者访问时的回答）事实上，即使是在“对抗”的路径上，米沃什也并非一个孤独者，在他的祖国和欧洲各地，一直都有一帮伟大的知识分子和诗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神之链，带领波兰人民穿越了20世纪的历史魔障。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其《欧洲精神》一书中就提供了这样一份简略的名单：“克里玛、米沃什、勃朗狄斯、柯西克，同样还有鲍曼和扎加耶夫斯基，在这点上几乎意见一致：善、普遍性、对他人的担忧和对公共世界的守护，其实都是有关我们良心的事，每个人都被召唤着以个人的方式作出回应。”
在西方大获成功之后，米沃什依然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小慎微、宽容和平静。他既没有变成一个世界主义者，也没有改变用母语写作的习惯。“我一生的经验可以照此理解：绿色，小地方，可怜巴巴的教育。”终其一生，他在精神上都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的国家和故乡。他时刻关注着故国的动向，并对一切进步的力量发出尽可能的声援。当然，他的读者也没有忘记他，年轻一代在传诵他的诗作，游客们将他的书籍藏在箱底带回祖国，反对党以秘密的地下方式出版他的文集，波兰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将米沃什放在了对其影响最大的四位知识分子之首……1981年6月，当他在阔别故国32年之后重回华沙时，他被众人视为凯旋的民族英雄，两千多人自发聚集在古老的多明我修道院背诵他的诗篇。米沃什兴奋地说：“我从未想象到会受到这么盛大的接待和欢迎。”托马斯·温克洛瓦评论说，尽管米沃什的诗中多有神秘费解的成分，但这些诗作却“有着一种明显的对国家命运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所有当权者30年来所做的更为深远”。布罗茨基对米沃什诗作中浓重的历史和道德意识、对个人身份和人类生存的持续关注赞叹不已，“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米沃什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强调说，“也许是最伟大的诗人。”这大概也是对一位诗人的最高评价了。
1990年代末，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米沃什重回波兰生活。他住在与故乡维尔诺气候相似的克拉科夫。2004年8月4日，在欧洲重新统一三个月之后，米沃什以高龄病逝于克拉科夫，并入葬克拉科夫的先贤祠——斯卡尔卡修道院。七千多人组成了送葬的队伍，波兰总理马雷克·贝尔卡称颂米沃什是一个“伟大的波兰人”，“米沃什用他的心和笔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展现了残酷的现实，刺痛了我们却引导着我们从善。”
1911年6月30日，米沃什出生在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附近的基日达尼一个没落贵族之家。维尔纽斯，在波兰语中叫维尔诺，俄语中叫维尔纳，意第绪语中叫维尔尼。在上个世纪，这座欧洲小城曾属于不同的国家，驻扎过不同的军队，其统治者在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中不停变换，而后又在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之间轮回了一遍，最终成为立陶宛的首府维尔纽斯。“每改变一次归属，油漆工都要把街名和功能标志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使用新的护照，遵从新的法律和禁令。”（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在米沃什看来，所谓“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只是个空洞的名号，“那是为了掩盖俄国人正在有效地实现沙皇领土扩张计划这一确凿的事实”。作为欧洲常遭抛弃的一个省，它的居民里混杂着波兰语、立陶宛语、意第绪语、白俄罗斯语等多种语言。生活于此的米沃什虽精通几种语言，但他一直强调：“我是一个波兰诗人，不是立陶宛诗人。”
在米沃什读中学和大学时，维尔诺城尚属于波兰。这座充满巴洛克和意大利风格的小城是一座森林之城，“它掩藏在林木葱郁的山谷中，远处是众多的森林、湖泊、溪流。透过树梢，它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在旅行者眼前，耸向天空的教堂塔尖相互呼应，那是由意大利建筑师按照巴洛克风格建造的，金黄的塔尖与四周的松树白中带黑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如画一样的美丽。”（同上）在犹太人眼中，这座美丽的小城被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
美丽的维尔纽斯，如今已是立陶宛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米沃什对这座家乡城充满了美好的回忆：“那些年间，每当春天我们要为考试而用功时，树上就会变得一片碧绿。自那以后，不管哪儿的绿色都不能像威尔纳的一样给我快乐。河面上一只只载着游人的小船沿岸而行，长长的圆木从森林顺流而下奔向锯木厂，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漫步在校园的连环拱廊下。拂晓前起床，到码头上找一只皮划艇，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耀下划桨击水，迅疾的河水在沙质的峭壁和松林之间奔流——那真是妙不可言！”（同上）
晚年回到波兰后，米沃什曾重返出生地基日达尼，寻找曾经失落的记忆。涅瓦扎河流经这座小镇，到处可见峡谷深壑和葱绿的庄园。8岁那年，他曾在祖父母的带领下，去一处叫作苏里什基的庄园去玩。老人们只顾聊天，将他交给一个小姑娘，“她带着我参观庄园，我们在沿途见到一些小桥，桥的栏杆都是用桦树皮做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看着她单薄的、裸露的肩膀，细小的胳膊，一股我从未体验过的情绪涌上喉头，那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欢天喜地的、无以名状的情绪。我不知这是否可以叫做‘初恋’。”（《米沃什词典》）他甚至不知道那小姑娘的名字，他只知道，在1940年的那场溃退中，她和她的家庭都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此后，再无消息。
而城市屹立于光辉灿烂中当数年后我回去。
我的脸用外套覆盖，虽然可能还记得
我欠债没还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仍活着，
我的耻辱并非永久，卑鄙的行为将被原谅。
而城市屹立于光辉灿烂中当数年后我回去……
——（《而城市屹立于光辉灿烂中》，杜国清译）
2009年12月，严寒中
原载：《大家》2011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