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出笼迄今，是否成立了一个传统，其已获澄清的靠得住的支持有三个：作者自造自用而非共谋共享的自由的体式，现代化的生产、传播和读评系统，西方人文思想背景。还有待我们费心去清理、新诗之所以成立但新诗作品却不能获至有效评论的一个最重要内容，是新诗的诗学基础。这最后一项，不光要我们来分辨、条例，还要靠我们来改造、重建，结果或者出乎我们的直感。
新诗已获澄清的三个支持，古诗中没有，说新诗是革命性的，根据这三点就足够了。中国诗的生命之能长存，在于其能常新，即一个体裁主持一个时段。当这个体裁的潜力穷尽，另一个体裁就出来主持另一个时段。五言代替四言，律诗代替古体，长短句代替齐言，新诗代替旧诗。区别是，过去的种种诗体均有共用的固定形式，除沈约、杜甫等特殊作者外，单个作者承担的格律变异空间极小，如在成文的裁判规则内赛球，看天才、技术和发挥；新诗作者在体裁上平分到的公约仅两个字：自由，每个作者得找到和穷尽只属于他的体式。律诗有和声、协韵和对偶三要素，词有牌调，新诗无形式通约点，从形式方面比较作者的时候，看的是作者有没有自创、独善一个前所未有的体式。这是极端的、也是很多从业一生的作者没有发现的改变。评论者常用欧美诗人用得好的传统或独创形式来通约现当代中国作者的创作，其出发点已经错了，方法和结论必然无效。其二，古诗有着结构在政治制度当中的生产、使用和评价系统，新诗受全球性商业制度左右，遵用现代化的生产（写）、传播（出版发行）和读（消费）评（反馈）系统，接受了古诗的价值系统所厌恶的买卖法的奖惩，业已逸 出道德政治的考评。其三，新诗起于中国诗的代终体换，是中国诗人积极创获的结果，但西诗影响确在。如词是中国诗人套用西域音乐、在体上主动求变的文学结果，无须否认源起、不必用源起框论大体。西诗影响乃西方政经制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影响的一个部分，接受西诗影响自能体量整个西方思想的渗透。或者作者先服膺整个西方概念，例行消化了西诗印象，或者作者因抗拒而获得，或者无为而得，总之新诗占着一个西方（主要是人文思想一边的）背景。西方人文思想与在我国居主流的儒家思想的差别，不像佛教逃世思想与儒家俗世思想的差别那么大，故能更多纳入倡导综合的儒家思想，但差别是根本的。西方人文思想林林总总，及至于现代不外乎平视而用强，儒家思想分化也多，相同处是俯察而用柔。
合起来看，新诗的支援系统，把“礼崩乐坏”味道肯定下来了。新诗待廓清的诗学基础，似须正对、突破这一古老审判。
新诗到四十年代，因循社会生活的巨变，主流较有价值的部分皈依《诗经》的《风》的传统，称作“批判现实主义”，另一部分皈依了《颂》的传统。这之前的三代人的几十年努力，并没有毁于顷刻，而是在暗中积累着“五四”式的人的冲动和“新月”、“现代”挑起来的诗本体的冲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统诗传统（较有价值的部分），清理起来比较容易，大体是“以美为刺”的《风》传统的简单变态，又加进威权的优先阶级优胜观，精神激越。这方面还有值得再谈的地方。技术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统诗采用乐府套路，杂点赋和排律手段。总算在新诗的范围内。新诗的主流读者从未满意正统诗的成绩，基本谢绝过目。四十年代前的新诗，手段已很寒酸，思想无非苦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读者基于人生感受，倒很亲睐那样的诗。新时期的新诗作者，颇受东西两方面制造冷战的人的叛逆观念诱发，把突围思想苦闷发作到政治对抗这个社会势力重构的故事中。这是中国诗作者比欧美诗作者幸运的地方。支持新时期新诗作者的价值系统，核心部分是这代作者想象出来、乃至幻想出来的欧美社会制度，这一点，注定了日后移民欧美的这批作者的人生悲剧。盖因诗作者出发点是人，西方社会制度起于找不到治人之人、退而立法，法，虽是不得已的、妥协的产品，毕竟有效组织了西方生活。偏偏这代中国作者的特征，是不妥协，与普通西方精神风马牛。《罗马人》说，法之确立，功在懂享受的罗马文明人禀有服从天性。当然啦，法有好坏，选择在我。假设罗马人同时有一部我国的现行宪法，罗马社会或许就恍惚了。新诗初期的诗人，把争取个人权益的启蒙思想用作自我非理性的根据，笔锋所至，无法无天，实在是既反了传统，也反了西方。欧美左派知识分子秉持社会理想而不妥协，带点儿“兵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彻底的甜味，新诗在朝在野两派表现了“百无禁忌”这个特征的代表人物，却是标准右派，满世界绕着一个“我”字。我国和西方都给了他们欢呼声，此中消息，令人对人类侧目。
这样来讨论诗作者及其创造，没人能够满意，包括诗作者，又都是这样来讨论的。自诩高超的人爱抛开其余，单论技术、诗艺，把诗降为手艺、活路不说，对现代诗独创独善技术的特点几无敏感，说也是乱说。现代诗的诗学基础不能清晰，别的很难讨论。
新诗诗学基础的究竟，关系到评价新诗作者现在和今后的写诗，关系到准备在文学史的环节上工作的新诗作者现在和今后的写诗，还关系到如何处理新诗史上的诗作和诗作者的地位等等疑案。
讨论新诗的诗学基础，必先看看古典诗的诗学基础。从《诗大序》到《沧浪诗话》，比较《诗学》以降的西方诗学，除一般作者关注的文风问题外，在宏旨这块，中西哲人的观点庶几相近。亚里士多德否认乃师所谓概念才是真实、现实均为模仿、文艺因是模仿的模仿、故离真理隔着三层的观点，为文艺从他本人赋予真实地位的现实那里争取到一个更高真实的地位，但亚里士多德所说文艺创作未发生、理当发生的事情，并重讲文艺的教导作用，已和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的文艺观点类同。柏拉图认可诗的教导作用，惟恨诗人热衷不良情感，故详辨何者当存，何者当删。依据他的哲学，他认为写了的，也就是发生了的，故诗人应写出好秩序的世界来（不然就滚蛋）。这和他的弟子根据可能性创作一个或然世界的意见同样，都落实到诗人创造另一个世界这个任务上。孔子确定诗在中国的教导地位，他设计了西周王道模型，他的模型只是可能性中的必然，他认定他的模型是最高真实，现实是其崩坏，故他要求诗人颂美最高真实，以纠正碎乱现状。与西方每个诗人允许发明一个或多个理想国不同，我国论者只允许大圣先师独享这专利，别人顶多可争取修正权。这个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地继承下来了。实际是，很多诗作者行使这项专权，流行的例子如杜牧的“春风不与周郎便”，他制造的或然世界跟公认理想王国并无关系。在大原则方面，中国和西方都是圣人说话算数，诗人乐得圣人指点，藉此明了社会需求方向，又增高诗的名望。做起来就不同了。严羽借禅论诗（和谢灵运及其后代引佛论诗一脉），讲“妙悟”、说众体，借“一花一世界”的掩护，挑破了诗作者实是造世界者的实情。可惜严氏讲诗作者首重“悟第一义”，其第一义却含混、玄虚：师法“汉魏和盛唐”。因文风的勾沉惯例，读者由语文使用史来领会到的，无非由表现的质朴、自然和沉雄等文风议题及于道德政治系统提倡的圣、王心，严文到此复剥夺了诗作者造世界的权限。这点跟后代及新诗时期的种种议论无别，抑或中国诗跟中国诗作者本性即在着眼于这个世界，从此划分了中诗跟西诗的分野？
“第一义”，是踏实说来的诗学中的非文风部分。在古典诗时期，是美刺言志，新诗时期，是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前者依据孔子西周王道模式的道德政治系统，后者期待“新民”与“民主社会”的理想实现。两者性质一致，均为“政治性”。此政治，不只关于权利，尤关心行、人际、人与社会（和国际）、人与自然等棘手关系，乃是根本政治。根本的生存、生活理想问题。前者表现在诗，端庄风雅，有所不言；后者表现在诗，以刺为美，尖锐彻底。现代诗的这个颠倒，并未颠覆古典诗学的第一义的内容、性质和地位。及乎其余，新诗推崇小处想象、大处做梦，用意归结为心的解放和自由，把社会公约视若禁锢；在古典诗中，此例繁多，汉魏六朝极盛，小我借机解脱者也。佛思维的好处，也在这里，给人就地放逸、超越的途经，好端端的出神。至于禅宗思想大行其道，主宰了当代诗的半个世界，概因其放弃心智、取手边而就容易、却不失针对性的缘故吧。
新时期正统方说的“人民利益”，读者绝无感觉，算是其文学的第一义和文风的统一失败。各方勉强能够都接受的，是第一义结合文风或透过文风的究竟三概念：真，善，美。各方面的解释和侧重有所不同。非正统方，是诗的主创者，正统方，完成历史任务后早就退出了文学界，所留存的不过是庞大的退休官僚机构。新诗绝大部分作者侧重“美”字。以美为刺的美，所谓唱赞，也是制造语言的美的世界。语言的美的世界不必表现《关雎》式的伦理美好，或偏向供迷失的幻美，无非魏晋自爱风度，倒也谈不上反动。某部分作者降低“真”的标准，说诗是为时代作证，是记录，不足论也。无理，即无真。真，是（万法归一的）道之显，是认识和立场的总结。舍此不能说真。关键的“善”的意思，争论不休，我看是在过去的封建道德观里面，时不时加进或强调了民主、阶级斗争和个人权利三个彼此有所对立的内容。这三个根据各人性格和需求来选择强调的内容，正是各作者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起点，是各作者创作的政治性的性格分别的起点。
在世界各国政府均沦为公司的时候，诗作者回避泛义政治，抛弃在语言中和通过诗，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这个责任，等于回避和抛弃诗。极端地说，被讨论得很多的诗歌的现代性，指的就是诗歌的政治性。焦虑、振拔、分裂、治疗……莫非其例。把诗的难点说成是怎么写，是把诗作者贬成匠人的流言，不值一提；把诗说成是关于大是大非的艺术，又得谨慎、具体说来，因为诗是从枝节、从微妙入手。是限度内的艺术，才是基础和整体的艺术。这里并不涉及种种实际政治取向、对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秩序设想的谁是谁非。
诗人之间，可谈文风。“权衡损益，斟酌浓淡。”但讨论新诗的形式问题，我想再说一遍，必以独创独善个人体式这一特点为纲领，否则臧否风格，就流于无稽。新诗作者既获全面的形式授权，新诗作者的形式和风格特征，就较多响应了五七言律之前的古体诗的散文性格，不过，五七言律的范例既在，新诗某类作者的形式用心就必然幽深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