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 译
1977年3月底，我来到加州。此前我从未见过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但我与苏联当局都很清楚，我将永远留在这里。我自莫斯科到伯克利（我受邀前往此地授课）的旅程花费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乘过飞机，搭过火车，途经巴黎、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我的一位立陶宛熟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让我住进他在伯克利的消夏别墅。这样，我就在一座花园的中心有了属于自己的两间半空屋子。花园通往里奇路，小路先顺山势而下，复又上行，那本为金门大桥所蔽的辽阔的旧金山湾，在此豁然展开。左面，又一座长桥飞架两岸，在它那遥远的尽头，矗立着都市里的摩天大楼。路的底部是条左转小径，通向一个天堂般的庭园，园中随处可见泛着白色的大学楼房。更远处是电报大街，街上有许多小书店，里面出售与阿莱斯特·克劳利和古尔捷耶夫、大龄嬉皮士、赤足女孩以及各类奇人有关的书籍。《魔鬼的故事》 被密封在玻璃纸里，以免读者不买书就学走书中的秘密教义。由我暂住之地去大学不过几步路的距离，但一路上也有不少酒吧和餐馆，在阴凉的庭院中隐现。这与我所习惯的世界大相径庭，甚至跟巴黎和芝加哥都极为不同，以至于我花了整整一周来适应。没过两天，切斯拉夫·米沃什（是他邀请我来伯克利的）就来找我了。
在我度过了上半生的苏维埃立陶宛，对米沃什这个名字的查禁甚至严过共产主义波兰。但我还是对他略有耳闻。家父并不避讳谈及米沃什，他们甚至有个共同的朋友，即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普拉纳斯·安切维西乌斯，波兰名叫弗朗西斯克·安切维奇，米沃什在谈话与文章中经常提及此人。在家父的藏书里，有本战前的立陶宛杂志，上面有些米沃什早期诗歌的译文，老实说，译文译得很吓人。后来，我学了波兰语，发现了《吾土吾国》的摹本。我已经不止一次写过该书抵达维尔纽斯的故事，但我还想旧事重提：它是被分批夹在信里寄给我一位朋友的，寄完整本书花了约一年半光景。在我最终来到波兰以后（苏联当局本不允许我前往任何国家，很快就连波兰也不让去了），我读到了米沃什的所有诗作：我从教授扬·布隆斯基那里借来了诗集的海外版，虽然在华沙和克拉科夫不止一人也藏有这些诗集。
那时，我已经几乎只读禁书，自然地，自己的文字也多少游离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结果可想而知：我的作品被禁止发表，我与当局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一直留意立陶宛、尤其是维尔纽斯动向的米沃什，发现了我的困境。他甚至翻译了我的一首诗，并将其发表到著名的侨民杂志《文化》上。当我的祖国的情况最终让人忍无可忍，也正是他邀请我去他所在的那所美国大学教书。刚开始，苏联当局不打算放行。米沃什给我打了电话，还写了一封信：有理由相信，当西方表现出对异己分子的兴趣，这就给了他们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安全证书” （尽管不完全可靠，通常只抵得住一阵子）。不管怎样，到了1977年1月，局势明朗起来：我或是被捕，或是流亡国外，而当局竟出乎我意料地选择了后者。他们给我一份出国用的苏联护照，并加盖了一个出境签证，这本护照在8月份当我到了美国以后才被他们收回。就这样，我孑身一人来到伯克利，把我的家人留在了维尔纽斯。
尽管此前我只见过米沃什的照片而非他本人，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当他沿着花园的铺砖小径走向我。他65岁高龄，却显得十分年轻：颀长而健壮，风趣而儒雅，略高于常人，浓眉之下是一双严峻的眼睛，好在严厉的目光终有迷人的微笑来补偿。那天以前，我只见过一位年近七旬却跟米沃什一样不显老的人，即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顺便说一句，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不仅在外表，更在行为方式。
我知道我在跟一位伟大的诗人相处，因此，像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我渐渐变得不安起来。但米沃什很快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僵局，甚至提议我直呼其名，我连忙照做了，虽然不无胆怯地，毕竟，我比他小二十好几啊。坐着他的车，我们穿过了连结奥克兰和旧金山的大桥，乘坐了随山势上上下下（有时几乎是垂直穿行）的城市有轨电车。这是我头一次如此之近地观看这座城市——摩天大楼，别墅，在我看来稍有拉美风情的广场，柯伊特塔（米沃什跟当地人一样，叫它“柯伊土司塔” ）。我们到了渔人码头，吃了些大虾，喝了点葡萄酒，谈了谈立陶宛和波兰，还有维尔纽斯。在那场谈话中，某种“外交”礼仪横亘在我们之间，——跟我说话时，米沃什总用立陶宛语（而非波兰语）的称谓“维尔纽斯”，我则愿用这座城市的波兰语名字“维尔诺”，——好像我俩都在顺应对方的爱国心。返程时，米沃什孩子般地跳上电车。当电车颠过破旧的城区，他发表了一句从政治角度来看不完全正确的评论：“这里，也只在这里，我差不多能同意共产主义者：这些人都该被强制送去干点正事儿。”
在我逗留伯克利的三个月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米沃什甚至来听我讲课：我在讲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学。有关符号与象征的一些问题，显然让他很感兴趣，尽管它们主要跟诺斯替主义和欧洲神秘主义而非诗学本身有关（米沃什跟洛特曼还是有一个共同兴趣，即共济会）。我通过米沃什认识了整个斯拉夫系，该系的教师中有许多大学者，大部分都是他的朋友，如琼·格罗斯曼、罗伯特·休斯及其夫人奥尔迦·拉耶夫斯基-休斯、西蒙·卡尔林斯基。米沃什的同事之一格列勃·司徒卢威 已经退休，却仍为我眼中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的儿子，茨维塔耶娃和纳博科夫的朋友，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和曼德里施塔姆作品的出版人（他们的书被偷偷运往苏联，被我们一页不漏地通读）。在伯克利，还可以见到另一位“活着的传奇”，即波兰逻辑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模型理论（当时我正按洛特曼的方式研究这一理论）的奠基人。此外，我还与立陶宛侨民社团取得了联系，它的规模在旧金山和伯克利都相对较小。说来也奇怪，侨民社团的一位领导人名叫阿多马斯·密茨凯维西乌斯，用波兰语来说就是亚当·密茨凯维奇。米沃什认识该社团的许多会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比起波兰侨民，他跟立陶宛侨民处得更好。
众所周知，立陶宛语跟波兰语的差别，差不多就相当于盖尔语跟英语的差别，但对米沃什来说，立陶宛语根本就不算外语（正如盖尔语之于英语诗人叶芝）。他尽量不说立陶宛语（许是羞怯之故），虽然他肯定能说，也完全能够理解书面文字，我在把立陶宛语侨民报纸《朋友》借给他看时对这一点确信无疑，那份报纸上有一篇介绍切莱亚的匿名文章，此地是切斯拉夫·米沃什的年长亲戚、朋友和导师——法国诗人奥斯卡·米沃什的出生地。附带说一句，被米沃什当作立陶宛语“教科书”的是《福音书》，他可以不查词典地自由阅读此书，已经熟记了书中的许多段落。
有一次，1978年9月初，米沃什跟我偶然到了离芝加哥不远的塔博农场。这座农场归立陶宛侨民社团成员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所有，他的朋友们在此聚集，白天在一间大农舍里互听讲演，夜晚则靠着壁炉或者吧台闲谈。这群成员的开明见地跟波兰人的观点相似，这些波兰人，也包括米沃什（他以前来过塔博农场，已经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人），与侨民杂志《文化》已建立起联系。诗歌朗诵会上，我们一同奉献了《米特伯格海姆》，这是我最喜爱的米沃什的诗，作者读原文，我读译文。然后，我们喝了农场主阿达姆库斯直接从木桶里倒出的啤酒，每杯募集一美元。当时，我们之间没人可能预言，阿达姆库斯自己更不可能预言，十九年后，他将成为立陶宛独立之后的总统。
伯克利的山丘与维尔纽斯的山丘很相像，尽管从伯克利的山丘上可以望见极好的海景，而立陶宛的首都是个内陆城市。米沃什的房屋建在一座高高的斜坡之上，下面就是大学校园，要欣赏学校全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我越来越习惯到米沃什家去，甚至还会在他家的小阁楼里过夜。就是在这阁楼里，米沃什曾为我诵读他的诗作《魔山》（“我记不清布德伯格死于何时，不是两年就是三年以前。／陈也如此。不是去年就是前年／……十月酷热，七月流火，二月枝繁叶茂。／此处蜂鸟的婚战不预言春天。／唯有忠实的枫树，年年落下它的叶子。／没有理由，自古如是。”）我感觉，这首诗跟他1950年写的那首《波托马克岸上的鸟之歌》有某种关联，两者均写在新世界扎根的困难，写各代人的变化以及一个人内心的转变。“我不确定，大概并非朝夕之事。”米沃什轻愠道。他强调了诗歌结尾：“尊敬的米沃什教授错了，／他用一种前所未闻的语言写诗。”那一年，他还没料到有什么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他不得不考虑被淡忘的可能，只化作“魔山”一部分，像布德伯格和陈那样消融在它的风景之中。虽说只要诗歌还在，这也没什么大不了，但他确实还是曾经苦于读者稀疏。有一次他带我去旧金山，他得在那儿给英语听众读诗，读诗的地方是一间小屋子，听众只有十二位。十二位听众都因他的朗诵欣喜若狂，这个事实也能让人感到宽慰了。
米沃什家的规矩，尤其是饮食习惯，会让人想起一个米沃什不管多难都要与其保持联系的立陶宛老绅士。我还记得一位美国女士，她从维尔纽斯回来两周后（唉，她对维尔纽斯的印象大多是阴郁的）登门造访米沃什。她甚至见到了一位米沃什的老熟人，他诗歌里的一位主人公，即乔姆斯基牧师，牧师已经92岁高龄，苏占时期一直留守在维尔纽斯附近的沃克村（即瓦卡村）。米沃什常会向我问起那座城市、我俩都读过的那所大学、那儿的人和他们的态度。我就会跟他说起诗人卡济斯·波鲁塔 （年轻的米沃什初试译笔时翻译过这位诗人），还有记者和编辑尤奥扎斯·克留奥迪斯，米沃什在1939年波兰沦陷后见过他，他在自己的杂志上刊登过米沃什的诗。立陶宛不大，所以我能亲自跟他们打交道（比如，我就很了解波鲁塔）。克留奥迪斯和波鲁塔境遇相似（在斯大林时期都被囚禁过），但又有不同：波鲁塔，作为一个左翼分子和前社会主义革命者，顶过了压力；而克留奥迪斯，一个雅克·马利坦派的天主教徒，却几乎精神失常。但米沃什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家乡塞特依涅（立陶宛语是Šeteiniai），那儿是他的小说《伊萨山谷》的背景地。我去过那个地方（虽然没进村子），我跟他说，那里什么也没剩下（我错了，因为那里还有一个被遗忘的公园和一栋被废弃的建筑）。一两天后，米沃什告诉我，他梦见了那个村子（他还说：“很可能是受你影响，因为你也在那里。”）。这是个彩色的梦，米沃什坦言，他很少有这样的梦境。不久后，这个梦变成了一首色彩鲜亮的诗，诗的主题是一些死后仍然继续生长的树。
树是米沃什诗作与谈话中的永恒主题。他有着植物学家、博物学家或猎人的直觉，无疑，这也是承自传统的立陶宛。有一回，当我俩走在长满亚热带草木的校园里，他问我：“你了解植物吧？”从他的语调能清楚听出，他无法想象一个不了解植物的诗人。米沃什译过我的那首《冬日对话》，他主要对年轮主题感兴趣：按照萨莫吉希亚传统，起义前的冬天会格外寒冷，所以人们能根据树桩上的小圈来推测起义的年份。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问我“小圈”的问题，想为它找个合适的形容词。
要准确记起我们的谈话内容有点难，我们往往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好在日记能助我忆起一些东西。跟一位个性、才能和阅历都远过于你的人谈话，既是福分又是阻碍。我们很少谈论诗歌，许是两人都窘于触碰这个主题。称赞米沃什的诗让我感觉别扭，但同时我也不敢去对他的诗作妄加评判，即使他希望我去批判，我也未必就能找到批判的理由。谈到我的诗，他则开门见山地说：“我对立陶宛的诗歌传统只略知一二，因此无从了解你是怎样融入它或是抵制它的。只能这么说：我反感那些俄国古典格律。反正它们对波兰诗人是毫无用处的。”好像他只喜欢我的一首诗，即《霍巴特博物馆》，写的是塔斯马尼亚及其被殖民者灭绝的人民（可以让人联想到立陶宛的命运）。是米沃什挑起了我对亚力山大·瓦特的兴趣，他还给了我瓦特的诗集和传记。我们多次谈到诺尔维德 和帕斯捷尔纳克，还一致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再生》中关于肖邦的诗句源于诺尔维德的《肖邦的钢琴》。后来，我在克里斯蒂娜·波莫尔斯卡的学术著作里发现了类似的论点。米沃什开玩笑地用着诺尔维德的立陶宛语名字，即奇普里约纳斯·诺尔维达斯，甚至虚构出一个同名的立陶宛集体农庄主席。不过，米沃什往往会把谈话引向哲学问题，尤其是他最钟爱的摩尼教主题。“我的主要抱负是把摩尼教观点引入基督教。”他有一次往玻璃杯里倒酒时说道。不久，我们的话题转向魔鬼：魔鬼能完成许多事情，时为混沌之灵，时为秩序之灵。我们还谈到美术。我们都不喜欢一位来自法国的美术史学家的讲座，那人想证实弗美尔 是一位抽象派画家，因为弗美尔据说对构图不感兴趣，仅仅关心画法。我根据洛特曼的理论，开口说：“在构图与纯画法之间累积着某种张力。马列维奇也是这样，虽然他的构图令人费解。”“没错，”米沃什总结说，“假如构图与纯画只剩其一，美术也将不复存在。”
我知道，米沃什的生活远非毫无阴霾，因为他的妻子雅尼娜，或者叫帕尼·冉卡，身患重病，他得经常充任护士的角色。他的抑郁和偶尔的焦灼就来源于此。有一次，我到加州快一年的时候，也向他抱怨说苦于抑郁症。“哦，那很正常，”米沃什回应，“不正常的是，你至今还受到欣快症的困扰。不过我倒羡慕你。当今世界还关注异己分子，而在那个时代，我不得不生活在绝对的真空，在最底层。”我的日记还记载了另一场谈话的开头：“四十年代，波兰有过一个共产党政权，还有唱着《蒙特卡西诺的红色罂粟花》的所谓爱国会。对，二者让我感到同样疏远。但在这里，在国外，根本什么也没有。他们让我走出波兰，盘算着，我将无法忍受国外的真空，还会回去。多年后亚当·米奇尼克跟我说：好吧，看上去你赢了。”
1976—1977年间，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的异己分子都异常踊跃。这几乎是三个国家早先被孤立的反对派头一次紧密注视各自的问题，并相互建立联系。波兰人成立了“工人防御委员会”（KOR），办起了未经书刊检查机构审查的杂志《记录》；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在俄罗斯从事活动；立陶宛则出现地下刊物，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附带说一句，波兰的赫尔辛基小组成立于立陶宛小组之后，米沃什戏称它“源于立陶宛之光”。维克多•·沃罗希尔斯基，即安德烈•德拉维兹，向我们约了一段准备用于《记录》的关于维尔纽斯的对话，但文稿被米沃什的密友耶尔济·盖德罗伊奇 截了去，登在由他主编的《文化》杂志上。这还引起了波兰境内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冲突，尽管冲突不严重也不持久。时受豁免时受监禁的亚当·米奇尼克，他的名字很有号召力，有一次我们庆贺他出狱时，我把他同毕苏斯基作了比较，米沃什并不反对这种对比。他不仅热切关注着波兰的地下出版物，还关注着俄国的同类刊物。我记得他喜欢瓦列里·查里泽《犯罪俄国》 一书中的讽刺警句：“人吃人这事并不被苏联法律禁止。”相对于年龄较小的我们，他对苏联人吃人现象的记忆确实比我们更深。我在日记里还写下了他后来说的话，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对波兰下达戒严令之前，他曾说：“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全球性灾难的一部分。妖怪正伸开它的魔掌。我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在那古怪的时代，苏联来的人，甚至那些未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西方国家签证的人，都常来美国访问。我们从不避讳会见他们，他们似乎也急于跟我们见面，可有时我们又找不到共同语言。有一次，著名游唱诗人布拉特·奥库扎瓦来伯克利开音乐会。米沃什喜欢他，但两人只说了几句话，据米沃什说，一些可疑的前苏联人想让奥库扎瓦远离侨民。没有受到任何监视，我们顺利地与贝拉·阿赫马杜琳娜（著名女诗人）和她先生在我家附近的柴郡猫酒吧通宵达旦地畅谈。她用美国签证未经苏联官方许可经法抵美，所以不得不在苏联使馆听上一通冗长训诫，请她遵循体面的苏联公民在国外的行为准则。顺便说一句，领事还用了我的故事来恐吓她。她能大量背诵她本人和其他诗人的诗作，米沃什对此感到震惊，因为这一现象在俄国境外十分少见。那极具俄国风格的体裁，即写给伟大前辈诗人的献诗，也让米沃什深感非凡，他说道：“献给阿赫玛托娃或茨维塔耶娃的颂诗简直就是神话，很像荷马献给雅典娜或阿弗洛狄忒的颂诗。”不过，唉，我们跟阿赫马杜琳娜的谈话掺杂了一个小冲突，这首先得怪我：我们谈起米沃什的作品《被禁锢的头脑》，我开始解释“盖特曼”或者奴性这一概念，阿赫马杜琳娜对号入座了（这决非我的本意，因为阿赫马杜琳娜跟奥库扎瓦一样，从不对当局卑躬屈膝，在这方面，她是整个“六十年代人”中最值得敬重的代表之一）。当米沃什问起她对于索尔仁尼琴的看法，误会才被抛诸脑后。“我崇—拜—他！”贝拉回答。
当然，让米沃什真正感到亲近的唯一俄语诗人，是已在美国生活了五年的布罗茨基。我还记得，布罗茨基的大多数诗作曾如何让米沃什兴奋，尽管并非布罗茨基的所有诗作都受他推崇。比如，他就高度赞扬过那首《1972年》（“如今鸟儿已不再掠过我的天窗……”）。而布罗茨基也曾说：“米沃什是我认识的最有造诣的人”（“有造诣”一词是用英语说的）。但关于这些已有许多人写过文字，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
我到加州四个月后，七月，我的课程结束，我没了工作。米沃什似乎比我还关心我的处境，我倒还感觉良好，他却已明了，一位侨民在美国的境况会有多难。八月，我收到苏联使馆来信，我被告知，我“由于有辱苏联公民身份的活动”已被剥夺国籍。不过，早些时候，我已收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邀请，我把这再次归功于米沃什，因为他是马丽娅·金布塔斯的好朋友，后者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一位来自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她在1944年就离开了祖国。
也许我该就此收笔。我仍然常与米沃什碰面，先在相似的情境，后又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有时在美国，有时在波兰，或者甚至在维尔纽斯。即使现在，我也不时感觉他就在我的眼前。单缘此故我便足以宣布，我的生活是幸福的。而这幸福生活的源头就是伯克利，是那座望得见大桥与千帆的山间别墅，是那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房屋，它最吻合米沃什的这句话：它“次序井然，其内部的存在将永远存在”。
原载《世界文学》2011年第4期（总第337期）“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小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