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译
在过去数十年内，中欧和东欧的历史中充满着各种形容词和失去意义的理论名词。一个人是否抓住这些东西决定着他的命运。每个人所接受的不同解释取决于这个人难以说情的个性因素。在数百万被改变命运的人们当中，最突出的是那些运用专业术语改变了自身和他人道路的人，比如某些作家，这些人作为东欧作家的典型，提供了在这个区域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具体例证。
我称之为阿尔法的人是易北河东岸的一个最著名的散文作家。他是我的一个亲密朋友，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许多艰难时刻的记忆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我想到此人时，我感到难以平静。我甚至问自己是否有必要这样去分析他。但是我仍然想这么做，因为朋友情谊并不妨碍我写一篇关于他的著作的文章，这些著作我在下面会或多或少地提及。
战争之前，他是一个高挑瘦削的戴眼镜青年。他在一份带有某些右翼倾向的周刊上发表短篇故事，这份刊物在华沙的文学圈子中评价并不高，主要由犹太人或者看上去不满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人们构成。周刊的编辑发现了阿尔法，并且他有理由庆贺自己的眼光，因为阿尔法的才华迅速地发展起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在周刊上连载，后来在一家重要的出版社出版，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他的主要兴趣针对悲剧性的道德冲突。当时许多年轻作家都处于约瑟夫•康拉德作品的影响之下，阿尔法尤其易受康拉德风格的影响，因为他倾向于创造严肃的僧侣般性格的人物。夜晚令他着迷。那些微不足道却有着强烈情感的人们，于某个夜晚被环绕在他们命运周围的沉默和神秘浓浓地笼罩——这便是阿尔法的长篇和短篇故事中经常出现的程序。他早期作品在崇高和神秘性方面很像康拉德，事情发生在一个巨大的、非人性的、异己世界之中，阿尔法的立场是形而上的和悲剧性的。道德方面的纯粹和他所写下的句子之纯——他被诸如此类纯而又纯的谜团所折磨。他像提炼蒸馏水那样提炼他的句子。他不仅想把每个句子都写成一篇宣言，而且它们还要像乐谱中的短句那样是不可取代的，听上去有一种响亮的效果。
对于纯而又纯的要求（我指的是另一个尘世的纯粹），是他这个人主要的性格；同时，在与人们的关系上，他显得十分傲慢乃至专横。他在作品中追求的纯粹和他个人的某种骄横紧密相关；前者是升华的形式，他的另外一个自我，于其中贮藏了他的全部希望。他越是担心他个人的生活被弄得杂乱无章，便越是看重他的作品对他来说所具有的补偿意义，并且越是把它们弄成一种符合严肃的式样。体现他野心的身份是一个红衣主教的形象。在他看来，举止庄严缓慢，飘拂的猩红色的丝绸，戴着一枚供别人亲吻的戒指，这便是纯粹的风度，通过某种方式所表达的更高的自我。总要梦想去扮演某种尊贵严肃的角色，这具有某种喜剧性格；在这点上，阿尔法和他的人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表演动机。在写人物对话方面，阿尔法有着不同寻常的幽默感，比起他写作之初有着完全的改变。这样，他便把自己定位在最严肃的悲剧表现上面。他的野心逐渐超出了仅仅是一本好书作者所赢得的声望。
我提到的这本小说，即他首次获得极大成功的这本，是作为一部天主教小说而得到普遍喝彩的，他被当作天主教作家受到欢迎。这在像波兰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是十分自然的。很难说他是否的确是一个天主教作家。20世纪天主教作家的身份是微不足道的。所谓知识分子在信仰方面的变化通常是令人可疑的，这就像他们倏忽转向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或存在主义一样。
阿尔法是我们曾经都经历过的那种天主教徒。这是一个对托马斯主义感兴趣的时期，在文学讨论中涉及到雅各布·马里坦（Jacques Maritian）的理论。那种认为只有一种“知识分子天主教”文学的式样是不当的，你不可能把一个将要溺死的人的姿势减缩成一种提问的方式。但是，将文字争论建立在托马斯主义术语的熟练花招上面，以此来作为天主教的体现，也是同样不正确的。即使如此，“知识分子天主教”还是覆盖了相当的文学圈子。他们起着个特殊的政治上的作用，是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劲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天主教徒，那些人在政治思想上完全没有摆脱对所谓“健康机体”（即意大利和德国）的崇拜，并且赞同“反犹太人”的叫嚣。共产主义者将雅各布•马里坦的影响贬低成一种堕落，但是他们对“知识分子天主教”表示了容忍，因为这些人反对极端右派的观点。阿尔法的小说出版后不久，他就经常造访“知识分子天主教”和左派的圈子。由于受这些人观点的影响，并试图作为一个非常严肃的道德权威在作家中发挥作用，阿尔法断绝了和极右周刊的来往，并在一封抗议“反犹太人”的公开信上署名。
每个人在天主教中寻找不同的东西。对阿尔法来说，由于他对世界的悲剧性感受，他在天主教中寻找形式：词、概念，简言之，作品的纹理结构。阿尔法的悲剧感使得他有点像威尔斯的《隐身人》。当他想在人群中出现时，便给自己用浆糊贴上一个假鼻子，用绷带缠起自己的面孔，以及给他那双看不见的手戴上手套。运用诸如原罪、圣洁、罚入地狱和喜悦这类概念，阿尔法才能把握他所描绘的人物的经验；并且更重要的，是天主教的语言自动地引进他所需要的那种升华的语调，缓冲他对于一件红衣主教猩红袍子的向往。他作品的主人公通常是一个牧师，这是受法国天主教小说影响的一个真正标志，首先是贝尔纳诺斯的影响，当然也是阿尔法急切地想要创造纯而又纯并强而有力的人物性格的一种表达。事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小村庄，正是在这里恰恰暴露了他的弱点。他如此着迷于设立道德冲突，而对活生生的人们和活生生的具体细节茫然无知。因为自小在城市里长大，他对农民和他们的生活所知甚少。他所描绘的村庄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地方，它也可以是布列塔尼或佛兰芒，因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村庄。其中的人物穿着与他们的身份并不相符的服装（像在田园文学中年轻贵族穿着牧羊人的衣服），他们的谈吐也千篇一律。
故事展开在一个空洞概略的背景之上，但却紧凑有力，受到了批评家的热情欢迎。很快再版了几次。为此，他得到了一项国家奖和一大笔钱。完全有可能这个评奖不仅是依据作品艺术上的长处，而且还有某些政治上的考虑。在那个时期，政府显然正在与极右派调情，而选择阿尔法似乎是聪明的一招。右派当然会比较满意；而自由主义者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说到底每个人都可以相信他自己喜欢的和写他自己相信的。
尽管有了名声和金钱，阿尔法内心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是好作品。当然，他所赢得的地位允许这个人如他所喜欢的那样傲慢有加。他被看作深刻和高尚的散文作家，他的同行几乎不可能指望既能获得广泛的欢迎又不去创造一种廉价的轰动。他们的作品或者有着一种炫耀式的自然主义，尤其是在一种生理学的意义上，或者以心理学的路数来伪装小说。文人们生活在犹太区知识分子的文学酒吧之中，他们越是受困于与广大群众生活的脱节，其作品的风格就变得更强烈和更难于理解。阿尔法所感到的问题是，他意识到自己第一部小说的成功存在某些难以说清的原因，而自己的写作中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这种想法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
对阿尔法来说，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面前。如果说他的同行也在怀疑他们自己作品的价值，事情仿佛悬在虚无飘渺之中，那么阿尔法的怀疑更甚。他想要达到一种纯粹的道德语调，但是纯粹所依据的诚挚必须是尘世的，深深根植于对于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了解。他意识到自己已滑落至一种虚假，不是生活在实际的人们之中，而是生活在有关他们的概念之中。关于人们他所了解的，是建立在他自己房间的四堵墙内的主观经验。他的天主教立场无非是一场掩盖；他与它做着一种游戏，像许多20世纪的天主教徒一样，用受人尊敬的传统道袍来替自己遮羞。他寻找某些途径来激发读者的热情，显然当读者发现类似喜悦或罪孽这些从小就熟悉的字眼时，便会产生热烈的回应。但是如此使用这样的字词概念包含了一种不诚恳在内。
阿尔法从来不知道他所设置的冲突是否真实。作为天主教作家而受到欢迎，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本人对此的反应就像一个一度时期是立体派画家的人吃惊地发现，在自己改变风格之后人们仍然这样称呼他。批评家仅仅依据某种表面，将他的作品归纳为健康和崇高的那种，与他同时期的那些颓废作家正好相反。但是他意识到自己未必比那些至少没有把自己可悲裸体掩藏起来的同行更为健康。
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的城市和国家变成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五年半的时间内，我们生活在任何文学或经验都完全不可能帮助我们认识的一种水准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超出了最大胆的、最毛骨悚然的想象，为我们熟知的古老的有关恐怖的描写只能使我们对其天真发出微笑。德国人在欧洲的统治是残酷无情的，但什么地方也比不上轮到东欧的那种残忍残暴，
因为东欧遍布各种民族，根据纳粹的原则，他们不是应该被彻底灭绝便是仅仅用作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被迫参与其中的事情是努力将这些原则变为实践。
我们仍然活着，因为我们是作家，所以我们试图去写。事实是，过不久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退出来，被遣送到集中营或被杀害。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像被流放到飘浮的冰块上面；不敢去想这冰块什么时候便会溶化。战争公报提供着我们这个种族最后的死期。而另一方面，整个国家散布着密谋的种子和事实上存在的“地下国家”，使得一种地下文学也同时存在。除了两三个纳粹的宣传机构，没有其它书或杂志以这个被挫败的民族的语言出版。然而，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拒绝被窒息。地下出版物以油印的方式或非法出版的小开本出现。存在许多地下讲演和作家的聚会，甚至还有地下戏剧的上演。所有这些鼓舞了虽然失败但仍在坚持战斗的民族的士气。民族斗志昂扬，就像接近战争尾声时所表明的那样。
在那些年内，阿尔法作为一个道德权威成功地实现了他的野心。他的行为像是作家中的一个楷模。他关于某些行动合适或不合适的判断预言般地在文学圈中流传，他也被经常征询关于某个人的行为是否触犯了不成文的爱国主义法典。出于难以说清的默认，他变我们这个城市所有作家的一位领导。地下活动的资金流入他的手中，他再把它们分给急需的同行；他帮助新作家，创立和共同编辑了一份地下文学月刊，将月刊复印成多份以便在秘密聚会的“俱乐部”流传，并在那儿大声朗诵。在秘密的地下网络中他享有很高的位置。他的行动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博爱主义。在战前，他已经和他的极右派的赞助人断绝了关系，此人曾经扬言这个国家需要建立自己的极权主义（战争的第一年，他便被盖世太保枪杀）。当德国人开始有组织地谋杀二百万波兰犹太人时，那些反犹太人主义者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忧虑，他们虽然也在大声谴责这种兽行，但是很多人私下里却认为那些做法是不存在的。阿尔法属于我们城市中激烈地反对群众性大屠杀的人。他用他的笔与其它的人冷漠作战，并作为个人帮助犹太人藏匿，尽管这样做冒着杀头的危险。
他是民族主义坚定的反对者，这样一种东西恶梦般地体现在德国人身上。然而这并不是说，他拥有共产主义知识。至此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始终是无足轻重的；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俄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令莫斯科的伙伴非常不舒服的氛围。共产主义地下活动处于虚弱状态。一般人的希望转向西方，转向信赖于“伦敦流亡政府”的“地下国家”。阿尔法运用他那气压表似的对周围道德意见的敏感，并不对苏联这样的一个国家抱有好感。但是，像大多数他的朋友一样，他急切地希望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有一个人民的政府。
他经常和我见面。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战争的那些岁月。他的见解能鼓舞人的精神。他以微笑面对苦难；他的风度是平静冷淡的，出于象征性地表达对于平头钉靴子、制服、“嗨，希特勒”的蔑视，他通常携带一把黑伞。他清癯的身影，在镜片背后流露出的讽喻性眼神，给他所疾步穿越的这个城市的受恐怖折磨的大街，增添了一道处于战争气氛下的剪影。
战争那年，有一次我们一道从一位住在乡下的朋友那儿回来，就选择哪辆火车还发生过争执。我们决定不采纳主人的建议，乘坐晚开一个半小时的那班列车。我们到了华沙，步行在大街上，感受着生活的惬意。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的早晨。我们并不知道这天将成为我们城市的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被记住。当我刚进屋关上身后的门，我听到来自大街上的尖叫声，从窗户看过去，我看见一场全面搜捕正在进行。这是送往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搜捕。后来数百万欧洲人在那里被杀害。此时，集中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天在大街上被抓住的第一批遭放逐的人们似乎没有一个活下来。在搜捕前五分钟，阿尔法和我还在这些街上溜达；也许是他的黑伞和他的冷淡给我们带来了运气。
那些年对每个作家都是一种考验。真实事件的悲剧使得想象的悲剧相形见拙。我们每个人都失望地发现，不能找到那种混合着绝望和希望的情感的表达，这是令人羞愧的。只有个别的情感保留下来：恐惧，为失去亲人感到的痛苦，仇恨压迫者，同情受难者。阿尔法，其才能在于寻找真正的而非想象的悲剧，感受着身边的素材和写了一系列短篇故事，它们在战后结集出版并得到广泛的翻译。所有这些故事的主题都可以归结为忠诚。这里没有他年轻时喜欢的作家康拉德的任何东西。这是对于人心中的、无可名状的某种东西的忠诚，它们是强有力的和纯粹的。战争之前，他便倾向于唤醒这种天主教意义上的忠诚的道德感。现在，由于恐惧虚假，他仅仅断言这种必须履行的责任的存在。当他的临终的主人公将他们的眼睛转向缄默的天空，他们在那儿什么也没找到；他们仅仅希望他们的忠诚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并且希望即使不是宇宙中的每一样东西，至少也是某些东西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反应。
他的主人公的道德是一种世俗道德，伴随着一种疑问的神情和一种并不十分信仰的犹疑。我认为这些故事比他战前的写作更为诚实。此时他准确有力地表达了在与纳粹的战斗中濒临死亡的无数地下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为什么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抛掷在这样一种水准上？
为什么他们能接受苦刑和死亡？他们并不拥有一个像“元首”之于德国人或“新信仰”之于共产主义者那样一个支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信仰基督是值得怀疑的。这仅仅是一种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忠诚，对于被称之为祖国或荣誉的某种东西的忠诚。但是实际上比任何叫得出名字来的东西更为强有力。在他一篇故事中，一个年轻男孩，受尽酷刑并知道自己要被杀害，说出了他的朋友的名字因为他害怕独自去死。在行刑队面前，两个朋友见面了，被出卖者原谅了出卖者。这种原谅不可能用任何功利主义的道德来解释；没有理由可以原谅叛国者。如果这是一个苏联作家写的故事，被出卖者会带着蔑视的神情从屈服于软弱的人身边走开。从基督教的观点看，阿尔法比他从前更是一个宗教作家，如果我们考虑到忠诚的伦理是宗教伦理的延伸，并且是与一种集体主义目标的伦理相矛盾的东西的话。
在战争的后半期，一种严重的政治意识的危机发生在“地下国家”之内。抵抗占领军的地下斗争带来了巨大的牺牲，越来越多的人被处决或在集中营里被杀害。仅仅借助于忠诚来解释使得一个人成为牺牲品的原因是不够的。人们需要寻找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但是，可能存在哪一种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从东部来看，苏联红军正在逼近，西方的军队仍遥遥无期。以什么样的未来或秩序的名义，才能成为那些年轻生命每日死去的理由？这是每个人可以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而远非某个想要承担他人的人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按某个配方来制定一种答案。当时存在的难以实现的梦想是，必须去做某件事，以便阻挡苏联红军的推近同时也能推翻希待勒，当时的口号是：“不需要—个卖国贼。”但是，对于拥有更加清醒的头脑的人们来说，这并不是个强有力的支柱。此时共产主义提出的方案比伦敦领导下的“地下国家”的方案更为切合实际：显然这个国家将要被苏联红军所解放；而随之而来的目标是必须开始一场人民革命。
逐渐地，地下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对散布在抵抗运动中的难以实现的立场变得失去耐心。这种非理性开始走向歇斯底里的顶端。密谋成了这种极端的结论；去死或令别人面临死亡，就像一种游戏似的。阿尔法发现自己正处于他的作品所揭示的有关忠诚道德的活生生的漫画之中。他所属的阶级的爱国主义符码使得他没有接近追随莫斯科命令的小圈子。
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阿尔法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圈套之中。因此，起初他诉诸他的幽默感，以此来揭示他十分熟悉的、因为密谋而变得疯狂的人物。他的讽刺揭露了地下歇斯底里的社会背景。无疑，“地下国家”是知识界—手所为，这是一个未被西欧了解的一个阶层，更别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因为这个“知识界”，以其习惯和约束而言，是贵族遗产的继承人（甚至某些成员是贵族出身），它特有的品质对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波兰知识分子好几次试图反叛他们自己也身处其中的“知识界”，就像美国知识分子反对他们身处其中的中产阶级。当“知识界”的某个成员开始真正地思考，他就会感觉到他与广大人民群众是相脱离的。而一旦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一个人便会变得激进地寻找与人民大众的联系。阿尔法对地下“知识界”的讽刺使得他相信，这个阶层由于它自身的畸变，在伦敦流亡政府到达波兰后，如果从中产生出战后的统治者的话，只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幸。
正在阿尔法试图超越这个痛苦无力的嘲讽阶段时，起义爆发了。整整两个月内，足足有一千米高的混合着火光的烟柱挺立在华沙上空。二十万人死在街头巷战中。而没有被炸弹或重武器喷射的火焰击倒的人则被纳粹冲锋队烧死。起义结束后，这个原先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变为废墟野地，人们被放逐，遭到洗劫的街道像墓地。阿尔法因为住在靠近农村的一个郊区，才得以从这个危险地带平安地逃脱，没有在战斗中被抓住和送往集中营。
1945年4月，在德国人被红军赶走之后（战斗仍在柏林门口进行），阿尔法和我回到华沙，漫步穿过曾经是街道的鹅卵石堆旁。我们数小时踯躅在曾经是熟悉的城市的一隅。此刻我们已经认不出它了。我们登上一个红砖的坡面，发现置身于一个稀奇古怪的月球上。这儿是一片彻底的沉寂。当我们努力保持平衡往下走时，一个新的遭破坏的废墟景象赫然耸立在我们面前。在一个出口处我们停下了，眼前是一块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的小木板，上面用红漆或血写着：“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的受难之路。”我知道阿尔法此时想什么，正和我的头脑中出现的一样：我们在思索一个人在他的生命身后留下的痕迹。这些词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叫喊。它是一声正义的叫喊。谁是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仍然活着的人中间有谁知道他受了怎样的罪？我们想象他是在爬着经过这个出口时——他的一些同志也许早被杀害了——写下了这句话。我们仿佛看见他意识到自己的致命伤，却集中了短暂的意志力去完成这件事，因为这仅仅是在完成他的责任。为什么？谁能来评价他的智慧或疯狂？这是一个莱布尼茨的单子、目的是实现其在宇宙中的命运呢，还是仅仅是一个邮递员的儿子，服从他父亲安放在他心中的无用的有关忠诚的原则，这位父亲本人也曾实践了这个优雅传统的美德。
接着，我们来到了一条被毁坏的小路。它通向一条幽深的山的裂缝。这条裂缝的尽头立着一个匆忙立起来的十字架，上面还盖着一个头盔。在十字架的下面有着栽种的鲜花。什么人的儿子躺在那里。一位母亲发现了他，并每日穿过小路前来看望。
突然，巨大的雷声冲破了沉默。风吹动着挂在悬崖般墙壁上的金属片，发出“格格”的声音。我们翻过碎石堆来到一个荒芜多日的院子里。生了锈的机器埋在高高的杂草丛中。在通往烧焦了的别墅台阶上，我们看见一些帐本，上面列举着赢利和损失的情况。
据我们所知，在伦敦政府的指令下华沙起义爆发时，苏联红军已经接近这个城市并在郊外和正在撤退的德国人作战。处于地下的人们感情已经达到了一个沸点；地下军队想要投入战斗。这场起义指望驱逐德国人和占领这个城市，这样迎接红军的是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而一旦起义后，这就变得一目了然：驻扎在河对岸的红军并不想过来援助起义者，仅仅用谨慎来解释这种做法是不够的，悲剧按照所有不可避免的规律发生。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一个巨人在河对岸等另一个巨人去杀死苍蝇。结果是，苍蝇在自我保卫，但它的战士所拥有的常规武器不过是手枪，手榴弹和燃烧瓶。整整两个月内，那位巨人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发射炮弹，在几百英尺的高度丢下货物，用坦克和重型炮武装着自己的军队。最终，他扑灭了苍蝇，这仅仅在另外一个巨人扑灭它之后，这是一个有耐心的巨人。
对俄国人来说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理由要帮助华沙。俄国人将给西方带来的不仅是从希特勒手中的解放，而且是从现存秩序中的解放。他们想要以自己命名的更好的秩序来取代现存秩序。“地下国家”和伦敦的流亡政府挡在波兰推翻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同时，在红军身后已经形成另外一个波兰政府，它由莫斯科所任命，并已经开始工作。华沙的被毁提供了某种无可置疑的好处。死在街头战斗中的人们准确地说是可能给新统治者制造最大麻烦的人，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反对德国的地下斗争中得到锻炼，并有着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这座城市本身在被占领的这许多年内已经变成一座地下堡垒，充满了隐蔽的地下印刷所和兵工厂。如此拥有反抗和暴动传统的城市无疑将成为置身于中央影响下的最不服从的地区，所有关于帮助华沙的争论对死在这个城里的一百万居民来说都只是遗憾而已。但在一个由历史来做出裁决的地方遗憾是多余的。
阿尔法和我在华沙的废墟上漫步，像所有的幸存者一样，怀着一种压倒性情感：愤怒。他的许多亲密朋友永远躺在了美丽的月光下浅浅的坟墓中。20岁的诗人克里斯托弗，一个消瘦的气管病患者，体质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好不到哪儿去，死在狙击纳粹坦克的岗位上。他的妻子巴巴拉也受了伤最终死在医院里，手里仍然握着她丈夫的诗稿。诗人凯罗，工人居住区的儿子和一部关于荷马的戏的作者，和他形影不离的同志诗人马瑞克一道，在炸毁一个路障时双双身亡。阿尔法知道，他毕生最爱的女人起义之后在拉文斯布瑞克被送往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很长时间内他一直在等着她，但最终得知她已死在那里。他的愤怒直接针对那些导致灾难的人，这个灾难是盲目的忠诚遭遇“历史”必然性时所发生的可怕例证。正像天主教的词汇曾经给他带来虚妄一样，现在他的忠诚的伦理除了是空洞的概念外仅仅是一种漂亮的说辞。
实际上，阿尔法是那些感到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需要承担责任的人之一。难道他没有看见过在作家聚会的夜晚他朗读自己的小说时，那一双双热切注视他的眼睛？那些正是死在起义中的年轻人们：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克里斯托弗、巴巴拉、凯罗、马瑞克，和成干上万个像他们一样的人。他们知道不存在胜利的希望，在面对一个冷漠的世界时，他们的死亡无非是一种姿态。他们甚至都没有问一下是否存在衡量他们行为的尺度，年轻的哲学家缪尔伯兰德，一位海德格尔的追随者，自己要求前往是因为那正是自由选择的时刻，结果三个小时后便阵亡。在这些自愿牺牲的狂热者面前不存在任何限制。
阿尔法并不抱怨俄国人。抱怨有什么用？他们是历史的力量。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作战，而波兰人，运用自己仅仅是建立在忠诚之上的伦理符号，将自己抛在这样两种力量之间。约瑟夫·康拉德，那种无可救药的波兰贵族！波兰的例子的确表明在20世纪，除非拥有某种不确定的结局，否则便没有关于祖国的号令或忠诚这类东西的余地。阿尔法考虑到，今天的一个道德主义者，必须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目标和社会结果。在德国人的头脑中，起义者甚至不是一个敌人，他们只是一个必须加以消灭的劣等民族。对俄国人来说，这些人是“波兰法西斯”。华沙起义只是知识界和它所维护的秩序的最后挽歌，类似于美国内战时期的南部联邦，不可能逃脱失败。并且由于其失败，结果革命完成了；在任何意义上，道路已经打开。这并不是新政府在安慰人民的报纸上所说的，一场“和平的革命”。它的代价是血腥的，正像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变为废墟一样。
但是人总要生活和振作起来，不能总盯着已经过去的。这个国家遭受了蹂躏，新的政府正在积极地从事重建，要使得煤矿和工厂重新启动，并把庄园分给农民。作家们则面对新的责任。他们的书被这样一些东西急切地期待着：在一个人口聚集的地方，人们如何从麻木状态中恢复，于巨大的战争创痛中重新被激发和投入社会改革。因此，当阿尔法和他的大多数同行一样，立即宣称他向往服务于一个从旧废墟中升起的新波兰，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阿尔法得到了战争岁月呆在俄国的为数不多的波兰共产员张开双臂的欢迎，这些人回到祖国，根据列宁主义一斯大林主义来组建国家。那是在1945年，每一个可能有用的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而并不要求他是赤色分子。党的仁慈面目和并不过分的口号是因为当时这个国家只有极少数斯大林分子。
无疑地，只有通过耐心和逐渐增加教条的剂量才可能使一大批“异教徒”了解和接受新信仰。自从阿尔法和极右的周刊断绝来往之后，他在一个后来变得很有声誉的圈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并没有因为战争期间和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保持距离而受到责备，作家中保持这种距离的也就区区几人吧。现在波兰的作家都有点像处女——非常向往，但感到羞怯。他们首次发表的声明是谨慎的和字斟句酌的。但问题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他们的名字被用来证明政府受到来自全部文化阶层的支持。当波兰共产主义者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就精心制作了针对不同种类人们的行为纲领；这是一个聪明的纲领，建立在对这个国家形势熟悉了解的基础上。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异常艰难的。这个国家并不需要他们这个政府。战前几乎不存在的共产党不得不意识到和认可这样的事实，即大多数它的新党员都是机会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已经被允许加入这个政府。还要进行一场和农民党之间复杂的游戏，因为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西方同盟至少要求一个表面上的联合。因此，最为急迫的工作在于，如何弥合在少数人的共产主义者小组和作为一个整体国家之间的裂痕；而能够给这种弥合最大帮助的人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著名作家们。阿尔法有求必应。他的文章出现在一份政府文学周刊的首页上；这是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据我的回忆所及，他论述的是有关革命所带来的尊重人的伦理。
1945年5月，在古老的城市克拉科夫，阿尔法和我以及许多作家、艺术家在华沙劫掠之后于此避难。攻陷柏林的消息到来的当晚，夜空被发射的火箭和炮弹照得雪亮，街上回响着轻武器发出的僻啪声，那是胜利的红军庆祝他们快要回家的前景。第二天早晨，那是春日里美好的一天，阿尔法和我坐在一家波兰电影公司的房间里，讨论一部电影剧本。由于为影片的结尾大伤脑筋，我们便把脚放在桌椅上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抽很多的雪茄，不时地被扑到窗户上的麻雀的啁啾所吸引。窗外是一个长着年轻的树的院子，在院子的那端有一座巨大的建筑，此时已经改造成一座监狱以及警方安全总部所在。我们看见在带栅栏的窗户后面年轻的囚徒划出的痕迹。有些人把脸伸出来指望晒到一些太阳。另外一些人用金属钩来取沙堆上的纸条，那是隔壁牢房的人扔出来的。站在窗前，我们只有沉默地观望。
很容易猜出这些人正是“地下军队”的战士。如果伦敦的“流亡政府”回到波兰，这些“地下国家”的战士肯定会得到荣誉，被当作英雄。而现在，他们被看作政治上不稳定的因素——“历史”的另一个辛辣的玩笑。这些习惯于在手中提着一支枪以及生活在持续的危险中的男孩，现在被指望尽可能地忘掉有关密谋的体验。许多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装做他们从来没有在“地下”活动过。而另外一些人则呆在森林里，被捉住的每个人则被投入监狱。尽管他们的敌人曾经是希特勒，但现在这些人却被视作阶级敌人的代表。他们是在华沙起义中牺牲掉的那些年轻人们的兄弟，这些人正是依据阿尔法的良心概念的盲目的自我牺牲者。我不知道此时阿尔法在看着这些窗户时想什么。也话他正在构思他的第一部战后小说。
正如他的整个经历所表明的，阿尔法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从来不满足于成为许多人当中的一员，他必须成为一名领袖，使他傲慢的个性得到证明。他相信，他正在写的一部小说将提升他在新形势下作家中的地位。其时作家们正在试图改变他们的风格和主题，但是如果不去改变他们自身的个性，令其与眼下的环境相适应，那是不可能的。阿尔法作为个人所经历的一种道德危机，其实也是为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所熟悉的。他感到来自个人内部的一种力量同时也是一出普遍的戏剧。他对悲剧生活的感情正在寻找新的外套以便出现在公众面前。
阿尔法并没有背叛他自己的信仰。他写的小说是一种成熟的才能的体现，给他的读者造成了强烈的印象。他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一种强有力的和纯粹的英雄角色。在他的战前小说中，这种英雄通常是一位牧师；现在他刻画了一位新信仰的代表，一位无所畏惧的老共产员，他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被关了多年之后精神却未受损害。回到他被蹂躏的家园之后，这位主人公发现他正面对着一种混乱。出于他清晰的头脑和强有力的意志，他认为应该将这种混乱转变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他正在进人的社会在各方面都显示了道德的衰败。老一代知识界，由于个人野心和沉溺于喝酒，仍然沉浸在西方联盟援助的白日梦中。这个国家的年青一代，受盲目忠诚原则的教育以及习惯于“地下”的冒险生活，现在已经感到完全迷惘。因为不知道在忠诚的名义下与敌人作战之外其它人类活动的目标，他们仍在密谋反对新的敌人，即共产党和由俄国人设计的政府。但是，在战争之后的既定环境中，党成了惟一能保卫和平、重建这个国家的力量，可以使得人们拥有每天的面包，让中学和大学开学，船只和铁路运行。一个人不需要是共产党员便可以达到这个结论；对每个人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杀害党员工人，破坏运送食物的铁路，袭击试图重建工厂的劳动者，属于这个时期的不和谐音。只有疯子才会认可这种徒劳无益和没有逻辑的行为。
这是阿尔法为这个国家提供的画面。有人将之称为通常所说的新闻写作的一个片断，而这一点也并不总是确保他能成为一个作家：同情。对老共产主义者的同情以及对将他视为敌人的那些人的同情。因为他同时感到对这两种力量的感情，他成功地将之处理为一部悲剧小说。
阿尔法作为一个作家的缺陷，在他战前的作品中已经如此明显。此番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他的才能不是写实的，他的人物活动在一个轻易看不见的世界上。他通过强调他的人物之间的对比来设计道德冲突，但他的老共产主义者在波兰环境中罕见得像宇航员，他战前小说中用做主人公的牧师也是。一般来说，共产主义者被描绘为积极的、有头脑的、狂热的、精明的，但总的来说，是根据他们的教条从事外在的活动；而阿尔法笔下的这个人物呢，他是沉默的，坚如盘石，在他石头般的外表下拥有全部最人性的东西——个人的受难和一种对于善的向往。他是一个超凡的瞬间所做出的不同反应中已经注定。我感到除非我写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否则我不能去写。我同样感到发生在纳粹占领期间华沙的那些事件，可以运用每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惟独虚构的小说不行。我记得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念他的故事时，我们经常感到一种奇怪的不自在。他这么快地利用了他的主题，他处理得这么光滑。我们的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于折磨中死去，将他们的痛苦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剧，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下流。那种阻止我们说得太多的内在情感是明达的。阿尔法也许未必不知道这种情感。
只有对真实的一种强烈情感才可能阻止阿尔法发展成为他后来的那种人。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去写关于老共产党员和道德堕落的波兰年青人。他允许自己沉溺于“同情”这种感情的奢华中，同时又将自己置于审查者所规定的安全框架之内。当他想要赢得认可时，他便简化了自己的描述以符合期许。一个允许导致了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最后，只要一个人说的东西在逻辑上是完美的，它就不再和活生生的人们及有血有肉的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这是辩证法的奖章背面看不见的东西，是一个人在头脑里为适应辩证法的要求所付的代价。在阿尔法的周围，存在于许多其语词无效的工人农民，但从根本上，他们听到的自己的内在声音和那种令作家咬紧嘴唇、要么是全部要么是无的内在命令是一致的。谁知道，也许某些不为人知的农民或邮局的小职员在拥有仁慈和博爱方面，在尽责于美德方面，应该放在一个比道德家阿尔法更高的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