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敖 译
带着很大的自信和平静，惠特曼宣称写作是碎片性的，而美国作家必须投身于碎片的写作。这正是困扰我们的地方——把这个任务指派给美国，仿佛欧洲并没有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进。然而，也许我们应该回顾荷尔德林所发现的希腊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区别：对前者来说是先天的、或固有的东西，后者需要去习得或占有，反之亦然。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这也发生在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欧洲人对有机的整体或组合有先天的感觉，可是他们必须习得对碎片的感觉，而且只有通过悲剧性的反思或灾难的经验才能做到。 相反，美国人对碎片有种自然的感觉，他们必须去占有的是对总体性的感觉和优美的组合。碎片已经以未经反思的方式存在于任何努力之前：人们定好计划，但在行动的时候却“把事情翻来倒去，用匆忙和粗粝而不是精细的工作来讲述故事”。所以，真正有美国特色的并非碎片，而是碎片的自发性。惠特曼说，“自发的，碎片的。”在美国，文学天然的就是“骤发性的：“它们属于那些时代里真实的浮华、热力、烟雾和兴奋。”然而，正如惠特曼所昭示的，是这种“骤发性”表现出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和它的文学的特点。如果说碎片先天就属于美国，那是因为美国本身是由联邦和各种移民（少数民族）组成的——到处都是碎片的组合，总是有分裂（也就是战争）的威胁缠身。一个美国作家的经验跟美国的经验总是密不可分，即使是在他没有谈到美国的时候。
正因为这样，碎片性的作品被赋予了一个集体性的宣言所具有的直接的价值。卡夫卡说，在一种“少数文学”中，也就是一个少数族群的文学中，所有私人的历史直接就是公众的、政治的、流行的：所有的文学都变成“众人的事情”，而不是属于例外的个人。既然美国声称已经让最多样化的少数民族加入了联邦，成为“一个多民族云集的民族”，难道美国文学不正是一种杰出的少数文学吗？最简单的爱情故事里也有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部落在发挥作用；最个人化的自传也必然是集体性的，我们仍可以从沃尔夫和米勒那里看到这一点。 作为一种流行文学，它就像美国本身的创造，其创造者是人民，“平均水平的大多数”， 而不是“伟大的个人”。从这个视角出发，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自我”总是分裂的、破碎的、相对的，跟欧洲人实体的、总体的、唯我的“我”对立。
世界作为异质性的各部分的一个集合：一个无限的补缀而成的作品，或一面没有尽头的干砌石墙（一面水泥加固的墙，或一个难题的各个片断，会重建一个整体）。世界作为采样：样本（典范）是一些特性，是从一系列普通的成分中提取出的显著而且不能被总体化的局部。惠特曼说，日子的样本，典范的日子。事例（病例）的典范，场景或观察中的典范（场景、表演或视象）。有时候典范实际上是病例，共存的局部被空间上的间隔划分（医院里的伤者），有时候典范是观察，运动连续的阶段被时间上的间隔划分（一场不明的战斗中的瞬间）。这两种情况里的法则都是碎片化。碎片是颗粒，是“结粒”。选择独特的事件和小场景要比任何对整体的考虑都重要。正是在碎片里，隐藏的背景才会出现，不管这背景是天国的还是魔鬼的。碎片是血腥的或和平的现实遥远的反射。但这些碎片——这些非凡的局部、事例，或者观察——仍必须用一种特殊的行为来提取，它恰好存在于写作中。对惠特曼而言，标志碎片性的写作的并不是格言或分离，而是一种特别类型的能调节间断的句子。句法是用来组合句子的，可以把句子变成有能力自我指涉的总体，在这里它却往往通过释放一个无限的“非句法”的句子而消失，这个句子拉长自己，或者萌发出破折号来创造时空的间断。有时它表现为一个偶然的排比句，就像一个目录对事例的列举（医院里的伤者，某地的树木），有时它是一个行进中的句子，像是阶段和瞬间的一个草案（一次战斗、牛群的护送者、不断聚集的大黄蜂）。它几乎是疯狂的句子，有其方向的变化、分叉、断裂和跳跃、延长、萌芽、插曲。麦尔维尔说过，“没有哪位美国作家应该像英国人那样写作。”他们必须拆卸掉英国人的语言，让它在飞行的路线上突飞猛进，从而操纵骤发性的语言。
碎片的法则对自然和历史，大地和战争，善和恶都同样适用。因为战争和自然实际上拥有共同的原因：自然以按部分依次向前行进，就像军队的兵团。乌鸦群或者大黄蜂们的“行进”。然而，如果说到处都以最自发的方式提供了碎片，我们仍可以看到，整体或者说类似整体的东西需要被占有，甚至是被发明出来。 惠特曼却已经事先安排了“整体的观念”，容纳了一个召唤我们进入融合状态之中的宇宙；在一个尤其“骤发性的”冥想中，他称自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声称只有美国人才能“领会”黑格尔，并把优先权赋予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他像欧洲人那样表达自己，在泛神论里找到一个让自我膨胀的理由。但当惠特曼用自己的方式和风格说话的时候，结果是某种整体一定会被建构出来，这个整体更加具有悖论性，因为它总是在碎片之后出现，而且让它们完好无损，决不试图把它们总体化。
这个复杂的观念依赖于一个对英国哲学非常可贵的原则，美国人给它新的意义和发展：关联外在于它们的关系。关联因此被设置为某种可以而且必须被制定或发明的东西。部分是不能被总体化的碎片，但我们至少可以在它们之间发明并非事先存在的关联，它们既能验证历史上的一个发展，也能验证自然里的一段进化。惠特曼的诗提供大量的意义，同样也提供跟各种对话者的关联：大众、读者、国家、海洋……美国文学的对象是在它们之间建立关联：在最多样的美国的地理风貌之间——密西西比河、洛矶山脉、大草原，还有美国的历史、奋斗、爱和演进。关联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品质上越来越微妙：这也就是驱动自然和历史的发动机。战争正相反：它的毁灭行为影响到每一个关联，带来的结果是医院，普泛化的医院。也就是说，在那里兄弟们互相不认识，正在死去的部分，肢体损毁的人的碎片绝对孤独地共存在一起，却没有任何关联。
色彩之间的关联是由对比和互补构成的，从来都不是给定的，而是永远新颖的，而惠特曼无疑构建了曾经有过的最具色彩感的文学。惠特曼以奇妙的方式描绘的声音或鸟鸣之间的关联，由对位和回应构成，不停地被更新和发明出来。自然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建立关联的过程。它发明了复调：它不是一个总体，而是一个集会，一个“秘密会议” ，一个“全体成员大会”自然跟成群结伴、寻欢作乐的过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过程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在相异的生物之间制造生发出来的，其方式是创造一种变动的关联的组织，它的一个局部的旋律。作为主题介入到另一个局部里（蜜蜂和花朵）。关联并不内在于一个整体；相反，整体是从一个既定的时刻里的外在关联中得到的，并随着它们变化。对位之间的关联必须四处被发明出来，它们正是演化所处的状况。
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惠特曼跟年轻的橡树们进入了一种几乎是体育运动般的关联，一种短兵相接的竞技。他既没有让自己站在它们的立场上，也没有跟它们融为一体；相反，他让某种东西在人类的身体和树木之间双向地流转，身体接收到树木的“一些有弹性的纤维和明澈的汁液”，而树木得到了一点人的意识（“也许我们在交换”）。最终，在人与人的关系里也是这样。又一次，人必须发明自己跟别人的关联。“同志之爱”是惠特曼为最高的人类的关联所设计的一个伟大的词，不是基于一个状况的总体性，而是基于特性的功能，情感的处境，还有相关碎片的“内在性”（比如，在医院里，同志之爱的关联必须在每个垂死的人之间建立起来）。用这种方式编织出一张多样的关联之网，它们没有融入一个整体，但是产生了唯一的整体，即人有能力征服一个既定的状况。同志之爱是一种多样性，提示跟外面世界的遭遇，灵魂在露天空间里，在“畅通的道路上”的前进。正是在美国，同志之爱应该会获得最大限度的伸展和密度，引向阳刚而大众化的爱，同时获得一种政治和民族的个性——不是一种整体主义或极权主义，而是惠特曼所说的“联合主义”。民主和艺术只是在跟自然的关系中组成一个整体（露天的空间、光线、色彩、声响、黑夜……）；缺少这些，艺术会趋于病态，民主会变成欺骗。
同志的社会是革命性的美国梦——惠特曼对这个梦想做出了强有力的贡献，这个梦想在苏联的社会出现之前很早就被挫伤和背叛了。然而，它也是美国文学在这两个方面的现实：自发性或先天的对碎片的感觉，还有对生活的种种关联的反思——它们必须经常被获取和创造。自发的碎片构成了一种元素，通过它（或在它的间隔中），我们获得了自然和历史的、伟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视像和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