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诗的实验艺术家，臧棣经常引来争议；正反意见犬牙交错，会让人以为臧棣的状态就是新诗的状态。他不仅热心于新诗理念的设计——他相信新诗创生即留下了空白，更热衷于过分、过火甚至过失的书写行为。如果超出了理念的设计，也为可喜，正好可以反哺；因为新诗的理念必须和书写互证。
臧棣个人的欲望就存在于这种互证，和互动当中。在此意义上，他才可以谈论“新诗的百年孤独”，他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诗。看得出来，他想要在新诗这个容器当中，放入各种母题，否则很不好解释他雄心的来源。这是一个胃口奇大奇好的诗人。他甚至不惜陷入各种陈词滥调，并在陈词滥调中生机勃发。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他注定是那样一种作家，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运用人类和全体作家所创造的原型的作家。如果他谈论生命力，谈论想象力，谈论意志力，那绝不是游手好闲，而自有庄重和尊严。
他必须将之刻写在新诗的皮肤上，才能认清新诗这个“中西文化结婚的宁馨儿”。一位诗人朋友中的酒徒这样提醒我，酒将自己倾注进容器，那溢出语言的部分，就是水准和尺度。臧棣清醒着要这样做，说明他除了逢源造化，还有刻意而为的一面。他近几年的《丛书》和《协会》系列——还包括以前的作品系列——颇展现了新诗少见的集团军作战的气派。这个深谋远虑的自由派司令，早就摆脱了打游击的土气。他散发的迷人技术主义气息，也合了时代的拍。这只有善意才能够理解。
还能引起嫉妒，甚或故作无视。勘察臧棣的路途是必要的。实际上，这些年臧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但至于最后能变成什么样子，臧棣和我都难以预计，我只是觉得这个变化很让人期待。它也许会逐渐成形？为什么他放弃了高峰现代主义的高深叵测貌，而甘愿以纷纭多变的才子相示人？或者这些只是他偶然的分身？我是指《丛书》和《协会》系列。我以前曾对朋友说，臧棣受到了王敖的牵引。臧棣满足了我的一个猜想，就是现代主义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浪漫主义的抵制和消化。而他诚实地再次触及到了这个浪漫主义的核心，虽然，仍留有他过往途中的影子；如果罗兰·巴特的阐释理论在中国要派上用场，很难找到比臧棣的诗歌更合适的作品，但现在巴特对臧棣也不够用了。长期以来，我们急于对（存在的）中心进行消解，一直在对内面进行吞食和蚜虫般的咬啮，实际上已经漂流到了宇宙的边缘，臧棣同样也在边缘，却勇猛精进，反而深入了这个伟大的内部，他发现，嗨，原来空间还有这么大。这个宇宙物理学上的奇想在臧棣这儿实现了。
这不得不归功于臧棣举重若轻的智性力量，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卡尔维诺式“轻”和“迅速”。这种智性并不像“九十年代诗歌”鼓吹的那样广泛，在我眼里，智性对于新诗始终是罕见的。对于九十年代诗歌则可以如此告诫：智性不仅是感官经验的游戏方法。它更可以拓宽我们对存在的感知以及存在的范围。
同时作为一名现代文学研究者，臧棣的智性更多作用于新诗的定义，不断回溯到新诗发生的那一刻，因此他凡有所得，既是概括总结，又是对新诗命运的预言。而实际上因为隔着一个世纪，很多作者已经丧失了这个能力。但在这个新的世纪，新诗也许可以重新回到对自己的理念设计上。只有这样，才能从对待新诗的外部（政治）眼光中受益，虽说外部眼光常能将新诗推到风口浪尖，但因为着重点在新诗的一时之用，也就间或对新诗构成了一种遮蔽，而屈就于第三世界常有的愤懑、怨恨的精神气质。外部眼光不仅仅是外国的，还包括本土的。它们为诗设定了种种文化政治任务。最近，为了反对，也为了化解，臧棣提出，有必要形成一种独有的诗歌文化。这也是进入内部的一个表现。臧棣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他对现象和存在的兴趣可资利用，还得到晚近的语言哲学的襄助。他对建造诗歌本体大厦的迷恋程度，达到最不像中国诗人的程度，但也绝非空中楼阁，因为话说回来，中国诗人向来深谙世故，对和政治的瓜葛既羡慕又懂得回避。臧棣一不小心就戳破了中国诗人遗传下来的政治嗅觉，他被一伙人当成诗歌靶子就不奇怪了。
臧棣批评的激情，在他的诗歌里留下很重的痕迹，赋予他的诗歌以一种智性的忧郁色彩。在对生存实施虚无化预谋的语言进程中，他又表现出对语言和语言风格的怀疑，最后造成的中和效果就是臧棣诗歌中感性的分解，和理智的忧郁正相匹配，它并不意味着感觉对象的消失，而是将感觉过程置于一种分析的眼光下来观察。但有时，也会让人怀疑它讲述过多，也就是说理过多，而妨碍了感性的黯然流露。结果，臧棣留下的只是一幅画，不一定有抽象画那样苛酷，——那种简省是形而上学的需要——，但其所擅长的推理演绎能力造成的曲美缠绕，仿佛都是为了留下对尘世生活的回忆。臧棣也许会同意一个观点，即感觉经验是一首诗的起点，却未必是一首诗的终点。
《新传记丛书》这样写道：“那些日子陈列着，／像一排刚从卡车上卸下的玻璃。”在对玻璃既是物理学的、又是幽灵探测学的、反复缠绕的描述后，才说：“……你也不必隐藏这样的想法：／一个人死后，自我就是他的博物馆。／而更真实的故事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不必等到死后／才能进入纪念。一旦被纪念，／这些玻璃就是他的博物馆上的窗户。”从《丛书》、《协会》开始，臧棣进入了彻底的语言学阶段，语言（学）的分解逐渐坐实了感觉（学）的分解，因此臧棣才会强调，语言的孤独也代表了语言的爱。语言不仅在召唤现实，也在征服现实。而他写作的同样是一系列审美教育丛书，只不过其中教育的味道大过了审美。他自己说：“……到了我这般年纪，/我对顿悟已提不起兴趣，只有绝对的安慰／或许还能挑逗一下我。”（《纪念贾柯梅蒂丛书》）但却汲汲于对细节和语言局部主题的书写，可以说，他不断细化的能力，让他下了描摹绝对的内面的决心。
这是一个可以对诸多美好的哲学教条进行一番调情的诗人，他的这个做法有点像博尔赫斯，作品中充满了哲学题词和引言。他同样能从趣闻轶事中看出含义，但却永远和街谈巷议保持距离。他执著于语言的完满，实在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不完满。因此他如果弘扬无焦虑的写作，也不过为了苦心抵御焦虑，这从他最近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来。《紧急出口丛书》开首就说：“天堂很慢，地狱很快”，以但丁对决萨特，仍然保留了人性的希望：“你像我一样，因为看不惯他人即地狱，／曾梦想过，一首诗就是一座天堂。／失败很微妙，而种种迹象表明，／你离出口已经不远。”这是一个空间型的诗人，他进入的那个拥有无数褶子的巴洛克空间，如果不是让人迷恋，就会让人疯癫，但都留下了个人存在的证明，以及对自我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想象。他一心想要建立起来的诗歌帝国，也许再次表达了生命和诗同义，而诗与现实同构，诗与生活与现实相互发明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