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块黏土，放在山上。
一个黑乎乎的立方体，具有十四世纪
文艺复兴的品格
（那时，形状开始由人所制定）
我在它上面种上青草，码在这座小山上
一处平缓
向阳的坡地。
它那么黝黑，温和地蓄水。
它会生长起来，像一切成为繁殖的事物。它会成为
一个小城市的纪念碑
这个城市会长成它，迎着
自己的不准确去长成它。
到现在，我还处在
一些下山的时刻，
摸到山坡与城市的形象。
我怎样为那时所说的话找到一个结尾？
一个形状在通过我的手形成，
而我必须同时去治疗它发生的场地。
（王炜《给遵义》）
“我把一块黏土，放在山上。”这首诗的开头具有一种不动声色却又斩钉截铁的怪异风格，它许暴露了作者力争平淡的决心，就像寓言作者总会在故事开头做的那样，但其结果，只会让人怀疑别有深意。究其原因，是因为“黏土”和“山”显得无限不成比例，而却由一个动词“放”连接在一起，这种仿金字塔结构——和句法结构同时形成的物质结构——甚至让诗行带有了一点孩子气的粗俗：这正是观念游戏和沉迷于幻想的征象；种种精神嬉戏是由一个好奇的小孩——也就是惊奇的哲学家——代替人类做出的。
接下来对这一块“黏土”的描述，可以说是虚实并存，“一个黑乎乎的立方体，具有十四世纪／文艺复兴的品格”，但作者更注意它可能产生的精神意义，其实是1.作者赋予它一种有助于“断代”的、有助于认清人类文明阶段的新的创世品格：在十四世纪，黑暗的漫长的中世纪结束了，文艺复兴则被认为是近现代文明的开端；作者进一步解释，（那时，形状开始由人所制定），也就是说出现了神人同质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神被人所取代，神权政治也结束了，这里的“形状”可以是神的形状，是实体的形状，也可以是政府的形状（“形而上学的国家论”）。进而2.“我”和这种精神理论的相互发明的关系，表现为在黏土上“种上青草”，同时于主体来说，这是一种新人格类型的生长，于是产生了3.这种新精神类型与新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四到第八行平缓的叙述语气，正和生长的节律相对应。“码在这座小山上／一处平缓／向阳的坡地”，我们看到，本来陌生的精神创生事件，又被改头换面，变成了一项植物学实验，然而却是那么从容、温暖，就像一个自然事件一样：“它那么黝黑，温和地蓄水。”这里的“黝黑”和“黑乎乎”竟然都是生殖力的色彩。就如下面所写：“它会生长起来，像一切成为繁殖的事物。”接下来出现了一个凸出来的隐喻，和前面一直使用的佯装的直陈的手法——在前半节，诗歌差点变成一个平实的寓言——区别开来：“它会成为／一个小城市的纪念碑”。
“这个城市会长成它，迎着／自己的不准确去长成它。”这个中间多了一个反对的声音的复沓，仿佛包含了“正题、反题、合题”一类的哲学史争论，再次揭示了精神境遇的复杂性，照应了开头“我把一块黏土，放在山上。”“迎着／自己的不准确”意指着环境的陌生，同时它也在发问，这种起自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品格的精神是否发生了变异呢？而这也正好是纪念碑玄妙的含义之一。纪念碑这个词，额外地提醒了由“黏土”代表的“本土”精神方向与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品格的精神方向的相互缠绞的关系。在东西方的精神类型之间，似乎不可避免存在着一种“挪移”的平行关系。
同是“放在山上”，意在构造一种新的语言秩序，同时暗示了新的精神秩序（在《给遵义》中甚至还有社会秩序），《给遵义》明显不同于它要挑战并受之启发的另一首诗，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名诗《坛子轶事》：
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
放在田纳西的山顶。
凌乱的荒野
围向山峰。
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
高高地立于空中。
它君临四界。
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
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
（西蒙、水琴译） 史蒂文斯的坛子“君临四界”，构成了美洲新大陆的精神秩序，它甚至“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带有一种高贵和冷漠的不育性。而在《给遵义》中，处在秩序的顶点（精神的金字塔结构）的是生殖性很强的“黏土”，它并且和水、阳光（“向阳的坡地”）都造成了血肉般的联系，这从“青草”最终为“纪念碑”取代可以看出来；“山上”则静悄悄地被替换成了“小城市”，但都意味着精神的发源地。
与史蒂文斯略显“静态的柏拉图式话语”（莫瑞·克里格语）相比，《给遵义》这首诗一直在寻求“与我们生存运动的接触”。它最惊人之处出现在第二节，这里出现了一个与构造精神秩序相反的举动，就是拆毁精神建制，但又不仅仅是对上一节的解构，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回到了上一节，回到了“它发生的场地”。与建立一种崇高的精神秩序相比，对秩序进行反思向来就是稀缺的，对于王炜来说，仅仅有前者显然是不够的，那只是一个“开头”，而他眼里的精神活动则包含有“一个结尾”。这当然是他对“涂抹”、“移除”以及“填补”的理解。开头既可以显现为一种饱满，也可以显现为一种空缺。结尾在将开头移除出去的同时，也进行了一种填补的工作，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运动。由此，才能看到“下山的时刻”的重要性，它可以简单理解为对开头的追忆，同时这种对精神起源的回溯，可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印象。但在王炜这里，并没有一下就陷入循环论和末世观念里去，而是冷静克制和审慎明辨。
精神的回溯总是显得那样突然，而又决绝、迅速，“到现在，我还处在／一些下山的时刻，／摸到山坡与城市的形象。”这几句诗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漂浮的“人”（我）的形象，带着其个人隐秘而又孤独的思想，“摸到山坡与城市的形象”显得像是一个不再可能实现的欲念，它透露出来的讯息是：一种新的庞然大物产生了，而这种可怕事物和“黏土”的作用不无关系，它改造了山坡和城市的形象，并成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现实。它带来的压力，或有的惊惧，以及必要的反思性，在诗歌中被一句“下山的时刻”标示出来，表明了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
可以认为，上一节大量写到了“黏土”和环境相互培育的关系，这一节又回过头来渲染了其和环境的不相容。这种由黏土所代表的精神权力太高了，太伟大了，以至于无法衔接下去。因此，与其说这一节是对上一节的反驳，不如说是对第一节的返回和重新发挥。其实，所有的压力都来自于第一句诗：“我把一块黏土，放在山上。”它本身就具有精神事物游离和粘接的两面性，精神事物有可能与物质环境脱节。如果我们考虑到这首诗的题目中提到了遵义，并且不把这当成一个偶然，也可以认为作者在寻求与——具有文艺复兴品格——的中国（近）现代性对话的可能，毕竟，遵义这个地名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但作者的态度无论如何都是礼貌的和有教养的，而且这里的讨论是极为严肃的。
“我怎样为那时所说的话找到一个结尾？”紧接上文，仿佛一个声音太高了，无以为继。问话也透露了诗歌自身的声音，仿佛诗歌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第一句上：“我把一块黏土，放在山上。”“一个形状在通过我的手形成，”再一次强调了文艺复兴品格，对人的无上尊严和“为自然立法”（康德语）进行了肯定，同时，这句诗也是对诗歌自身的省察，“我的手”也在制作一首诗。这个问话同时缓解了诗行产生的不祥的混乱心理（“下山的时刻”）。
“而我必须同时去治疗它发生的场地。”再次表明了和开头的联系，这种开头和结尾的相互设想，实际上表明了现代性的特征，它一直处在与各种传统遗产的关系中，正如弗兰克·克默德所说：“有关结尾的形象永远也不能被一劳永逸地否定掉。但是，人们在清醒和理智时，又觉得有必要对事实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因此，人们不但要为实现进行控制的目的，还要为事实来不断修改自己的模式。”（《结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