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赋宁 译
前些时候，一位知名的作家在发表他个人关于这次大战后教育的前景意见时，曾不嫌费事地宣称在未来的新秩序中仍将有希腊文的地位。但是他却又限定他的话，补充说明希腊文的研究是一门和埃及学具有同等尊严的学问，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专门化的研究。他认为在任何开明社会中，应为少数对这些学科特别感兴趣的人们提供这些方面的研究机会。上面的意见是我在一本期刊里读到的，是我在某位应用科学专家的接待室里等待接见时随手翻阅到的。我还没顾得上记下来该文的出处就被某专家召见，因此我不能准确引证该文，也就姑隐该作者的姓名。但是这位作者的话，虽然不带反语嘲讽意味，虽然完全出于一片开明的至诚之心，却使我不禁浮想联翩，因而我愿在此继续谈谈我就这个问题的想法。我很感谢该文的作者给我以启发，使我能够在今天这个场合以唯一可能扮演的角色出现在观众面前。在我以往的岁月里，我既凭小聪明、又靠面皮厚，还出于幸运，在轻信的人们当中获得了博学和学术成就的名声（由于我不再需要这种名声了），我一直想摆脱它的干扰。自己的弱点早晚肯定会被揭发出来，与其由后代暴露这些弱点，还不如自己坦白承认：但是我却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自己不配享有的博学的名声比取消这个名声容易得多；但是这个问题无关紧要。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为古典文学作辩护所提出的理由只能用学者的学问来支持，或我提的理由只能由今日我们称之为教育家的人们正式提出，那么我就会冒败诉的危险。这是因为有些比我高明得多的学者并不像我这样看重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研究，还有一些教师能够很好地证明我想要提倡的这些研究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如果我仅从文学家的观点提出为古典文学作辩护的理由，那么我将不会冒什么风险：我想你们大家会同意自认为是一个文学家，根本说来，还算是个比较谦虚的自我估计。但是我必须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我用了这个相当笼统的名词，以及我用的这个名词的含义是什么。
如果我更具体，用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或“批评家”这一类的字眼，我就会在你们头脑中唤起一些特殊的考虑，使你们的注意力离开把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在现在这个场合我想让我们大家都牢记在心的观点。比方说，如果我们用“诗人”这个字眼，它就立即唤起一些不同意的看法。我们通常都愿意设想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仅仅依靠偶尔难以预料地出现有天才的作家；设想天才不能随心所欲地降落人间；设想一旦天才果真出现，很可能天才会打破一切常规，它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能培养的，也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能够扼杀的。如果我们把文学看作仅仅是一系列先后出现的伟大作家群，而不把一种欧洲语言的文学看作就其本身来说既是一个形成了的重要整体，又是欧洲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就很有可能是我们所采取的观点。采取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就把每一位伟大作家都孤立起来看；把他孤立起来看，我们就不可能相信如果他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他就会是一位更优秀的或次一等的作家。一位伟大作家出身当中的缺陷和有利因素都解不开地纠缠在一起；正像他性格中的缺点和他的光辉美德不能分离地结合在一起，也如同他的物质上的困境和他的成功也时常联系在一起一样。例如，难道我们因为弗朗索瓦·维庸不愿和社会上更体面的人物来往，或因为罗伯特·彭斯没有受过和约翰逊博士同样的教育而感到遗憾吗？一位有天才的人的生活如果和他的著作联系起来看，就会带上一种必然的模式，即使是他的一些缺陷也似乎对他是有用处的。
用这种方式来看一位伟大的诗人或小说家、剧作家，只是看到一半的真理：这就像当我们观察一位作家和又一位作家时，我们没有拿我们这个观点去和另一种观点，即把一国的民族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对比。我一开始就想说明我并不主张古典文学教育对于天才作家是必不可少的：除非我能使你们明白一个伟大的文学不仅是一些大作家加起来的总和，使你们明白文学有它自己的特性，不然的话我的大部分论点将会被你们误解。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天才的人身上我才使用了“文学家”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包括第二流或第三流，或更低阶层的人，同时也包括最伟大的人；这些次要的作家们作为集体或个人，在不同程度上为伟大的作家提供他的环境的—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他提供最早的读者群，为他提供最早的欣赏者、最早的批评纠正者，或许最早的贬低者。一国文学的延续性对它的伟大是必需的；次要作家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在于维持这种延续性，并且提供一套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定被后世的读者阅读，但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为那些继续被后代阅读的大作家起了一个纽带作用，把他们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不过这个延续性主要是在不自觉地进行着，只有在历史的回顾中才能显示出来：我只需要介绍你们阅读雷·威·钱伯斯教授写的虽短、却极为重要的《英国散文的延续性》一文，作为我的论点的证明。为了达到说明我的论点的这个当前的目的，单个的作家必须放在这种延续性中、放在这个总的环境中来加以考虑和研究。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观察他们，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大作家当中，即便是那些最正规最谨严的作家队伍中也有一些人是革新者，甚至于是叛逆者，但是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最革命的作家队伍中，也会出现一些人继续进行着那些背叛了其影响作家所开创的工作。
要集合一群大人物，他们具有极少的教育优势，但却成为大作家，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名人队伍的确并不是一件难事。班扬和亚伯拉罕·林肯仅仅是较为经常被引用的两个名字。这些人，还有其他人，主要从英文圣经里学会如何运用英语：这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就是有了圣经、莎士比亚和班扬的知识（我还可以加上《公祷书》)，就能教会一个有天才的人，或一个有第一流才能但还够不上天才的人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以便把英文写好。但是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一点也不是毫无关系的事，即那本英文圣经的翻译者都是当时的大学者，也是当时的大文豪；我们必须问一问，不仅莎士比亚和班扬所读过的都是哪些书，而且还要问一问那些用他们的作品哺育过莎士比亚和班扬的英国作家们都曾经读过哪些书。其次，我想说，那种传授给莎士比亚、班扬或林肯的教育，对今天来说，恐怕是最难获得的一种教育。人们更有理由期望培养出一位具有像本·琼森或弥尔顿那样博学的诗人，而不是具有像莎士比亚或班扬那样少的教育优势的诗人或散文家。今天任何一位中学校长都不会愿意担当起造就出来的学生像莎士比亚和班扬那样知识装备不足的恶名。今天世界上要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可能期望任何人只熟读、并且只相信少数几个作家；更别提，在学校外面，四面八方都向学生施加压力，促使学生写作拙劣，语无伦次，思想混乱。
此刻大家应该明白，在考虑文学家所受的教育时，我们首要任务不在于确定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的数量，确定他接受教育过程的年限，或他所达到的学习优秀的程度：首要的考虑是他在校学习期间所接受的训练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教育。最富于启发性的例子就是我国文学中两位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他们所受是同一类型的教育，教育程度却有巨大悬殊。关于莎士比亚，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给这么少的知识派上这么大的用场；我们必须把弥尔顿和但丁并提，说从来没有任何像他们那样有学问的诗人，像他们那样充分地证明了他们获得这么多的学问完全是合理的、应该的。莎士比亚的教育，他所受的那一点点教育，属于弥尔顿所受教育的同一个传统：它基本上是古典文学教育。衡量一种类型的教育的重要性，几乎在同样大的程度上要看它所忽略的东西和它所包含的内容。莎士比亚关于古代文化的知识似乎是大量从各种翻译作品里吸取的。但是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古人的智慧仍受人尊敬、古人的诗歌仍受人景仰和欣赏的世界中；莎士比亚没有他的同行当中许多人的教育程度那么高，但他受的却是同一种的教育——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即他所来往的人、而不是他自己本人应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标准和价值就在他身边，莎士比亚自己具有从翻译作品中提取尽可能大的好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具有的。在这两个有利的方面，莎士比亚都得天独厚。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知识是片断的、第二手的，那么弥尔顿的知识却是全面的、第一手的。一个次一等的诗人，如果有了弥尔顿的学问和多方面的爱好，就会有变成仅仅是一名用诗体卖弄学问的学究的危险。理解弥尔顿的诗歌需要熟悉好几门学科，其中没有一门是今日读者所十分喜爱的：圣经的知识，不一定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但必须读英文译文；古典文学、神话和历史的知识；拉丁文句法和诗歌韵律的知识；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知识。具备一些拉丁文的知识是必要的。不仅为了理解他谈论的内容，而更是为了欣赏他的风格和他的音乐。并不是说弥尔顿的词汇由于用了拉丁词而变得过分沉重，这种情况更多出现于前一个世纪。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并且接受他的错综复杂的句子结构，如果我们企图听出来他的诗行的全部音乐效果，那么我们必须熟悉拉丁文。当前这一代的读者在他的诗篇里可能找不到口语体的风格，听不到日常谈话的声音，也感受不到需要用更朴素的语言来表达的心绪和感情，而这些东西是我们不应该期望从弥尔顿那里得到的。读者有时还会发现他的句法过于曲折、别扭。弥尔顿曾受人指责（在这指责后面还是有一些真理），说他写英文就好像在写一种古文字：这话似乎是兰多说的，而兰多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批评家。弥尔顿的风格对模仿者来说的确是一种灾难性的风格：这句话也适用于詹姆斯·乔伊斯的风格。因此一位大作家对其他作家的影响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损他自己所应受到的荣誉。我的论点是弥尔顿的拉丁文风格对他的伟大是必不可少的，我选择他仅仅作为整个英国诗歌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可以不懂任何拉丁文而用英文写诗；我却不敢说，没有拉丁文的知识你能不能完全理解英诗。我相信，而且我在别的场合也说过，这个事实，即英诗的蕴藏丰富的巨大潜力——这些潜力尚未用尽——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功于不同的种族血缘给英诗带来了多样化的口语节奏和诗行节奏；英诗还应大大归功于这个事实，即希腊文在三百年间，拉丁文在更长的时间内，帮助了英诗的形成。我所说的关于诗歌的情况也适用于散文，但或许少一点必然性：除非我们至少对塔西陀有—知半解，否则我们很难体会克拉伦登的风格；除非我们能够稍微意识到吉本身上所受到的巨大影响，否则我们很难体会吉本的风格。对吉本的影响来自那些古典和古典时期的编年史编者，来自基督教早期和后期的神学家们，这些人为吉本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材料。
如果古典文学教育是过去英国文学的背景，我们有理由强调说，不仅讲授英国文学的人应至少具有较好的拉丁文的知识（如果希腊文暂不要求的话），而且研究英国文学的人也应具备一些拉丁文的知识。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我想讨论的方向。我在这里谈的不是文学教学的问题，我只谈有关那些打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如何学习文学的问题。许多代以来，我国大多数文学家都来自那些曾受过以古典文学为基础的教育的人们当中：这句话绝不是说，我国大多数文学家都是来自任何人数较少的社会阶层。我认为这个共同的教育基础曾起过一个很大的作用，使过去的英国文学具有一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我们有权说我们不仅产生了一系列的大作家，而且还有了一个文学，这个文学是一个能被辨认出来的、被称为欧洲文学的统一体中一个杰出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有理由要问一下，一旦古典文学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当古典文学学者变得像埃及学家那样完全专业化，过去一位诗人或批评家的智力和审美力通过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受到了锻炼，而这种锻炼将变得非常特殊，甚至于比一个剧作家通过细心研究光学、电学和声学物理来为完成他的剧场任务而训练他自己的做法还要特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语言和我国的文学可能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你可以选择两种态度的任何一种，要么欢迎这种变革，把它看作是解放的曙光，要么哀叹它，把它视为文学的没落；但至少你会同意我们期望这种变革将标志着过去的文学和未来的文学之间将出现某种巨大的区别——区别或许会如此巨大，以至于标志着从一个旧语言变成一个新语言的过渡阶段。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观察着一种现象，即照我看来，似乎是中间文学阶层的退化，这种退化现象主要发生在文学批评所需要的标准和学识方面。免得你们轻率地认为这个抱怨不过是患风湿病的中年人的痛苦呻吟，我愿引用比我年轻一代文学家的代表，迈克尔·罗伯茨的话：
到一九三九年夏季以前，英国只剩下两家严肃的文学报纸了：一个叫做《细察》的销路很少的绝好的季刊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这个增刊，和那些较严肃的图书馆一样，在一九二二年比在一九三八年拥有更多的读者。质量的概念被淹没在这种想法之下，即“这完全是个爱好问题”，个人的没有受到引导的爱好，只有在人们担心它过于古怪或过于陈旧时才稍微加以调和。一位机灵的出版商成功地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登了一个广告：“为少数人阅读的小说：第二十个一千。”
造成这种衰退的原因无疑是很复杂的。我并不想说这一切都归根于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忽视，也不想说恢复这方面的研究就足以抵挡这个衰退的潮流。但是任何共同的教学背景，任何共同的文学或历史知识基础，以及对于英国文学的根源任何共同的认识，这一切的消失或许使得作家们更容易按照他们所不能对之负责的那些文学趋势的压力去进行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个功能——我所想的不是那些大批评家或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而是那位每周写一篇书评的作家，以往他不署名，现在他由于经常签名而有了知名度，可是很少享受到提高工资的乐趣——文学批评的一个功能是作为一种嵌齿，来调节文学鉴赏标准转变的速度。当嵌齿梗塞住了，评论者牢牢地嵌在上一代人的鉴赏标准里，机器必须无情地加以拆卸和重新安装；当嵌齿松开了，评论者接受了新鲜风尚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良的充分标准时，机器必须停住，收紧。当机器发生了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时，毛病的效果是在人们当中制造分裂：一种人在任何新事物中看不出任何好处，另一种人却除了新事物外，在任何别的东西里面看不出任何好处。由于这个缘故，旧事物的古老和新事物的怪诞，甚至于招摇撞骗的性质，二者都加剧了。文学批评的这个失职所产生的效果是陷严肃作家于进退两难的地步：要么为一个过大的公众写作，要么就为一个过小的读者群写作。这两种选择中任何一种选择都产生了同一种奇特的结果，就是助长了朝生暮死的、短暂性作品的出笼。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仅仅受到大众欢迎，而实际上并没有包含任何新的内容，这样的作品的新颖性不久就会消失：这是因为后一代的读者宁愿读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而不愿读模仿它的作品，当二者都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时，尤其是如此。任何仅属新奇的东西，它的新奇性只能产生暂时的轰动：同一作品不会两次产生同一种轰动，而必须后继以更新奇的东西。
我们时代的较有独创性的文学曾受到这样的谴责，即它是为一个少数的、排他的读者群而创作的——这个读者群之所以人数少，而且排斥局外人，并不是由于这是最好的读者群，而是因为（如同它被说成是那样的）这个读者群包括一些反常的、古怪的，或反社会的人们，另外还加上他们的势利的帮闲者。这个谴责似乎是最不一致的人群都能对之取得一致的谴责——最不一致的人群指那些认为任何新事物都是无秩序的保守分子，以及那些认为凡是他们不理解的东西都是反民主的激进分子。我在这里不想讨论为了支持这些论断所诉诸的政治热情。我的论点是，这个后果，不是来自个人的畸变——尽管它造成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冒牌货能够较容易地被当作货真价实的东西，暂时地在某些读者当中，流通、使用——而是来自社会的衰变：在文学方面，则来自文学批评的衰退。这个后果是由于缺少持续的交流造成的：作家与他的朋友、同行以及少数热心的业余爱好者之间的交流，作家与受过同样教育的、人数较多的公众之间的交流——这个公众的鉴赏力是通过过去的文学培养出来的，但是现代文学中好的东西，一经指出他们就乐于接受，最后还有作家与全世界读者之间的交流。如果一个作家最初的、有辨别力的读者们本身与广大世界脱离，那么这些读者对于该作者的影响可能是不均衡的；他们的鉴赏力有屈服于他们小集团的偏见和爱好之下的危险，而且他们还有可能轻易地屈服于一种诱惑力之下，使他们过高地评价他们小集团成员和他们心爱的作家的成就。
责难文学的现状，或预言未来的文学会降低标准，这是一回事，提出积极的建议，有关哪一种类型的教育最有利于培养文学家，以及如何使这种文学教育符合总的教育规划，这又是另一回事。在讨论教育时，我们注意的是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注意的对象主要是普通智力的儿童或学习成绩较差的儿童；注意的对象主要还有那些受教育机会一向较少的儿童，当我们考虑更大的模式时，我们倾向于以培养善良公民为目的来考虑教育问题（这样考虑是正确的）。我留给你们的问题是：在制订我们的教育规划时，我们是否应把维护我国文学的重要性视为一件足够重要的事，值得给予一些考虑？即便我们都同意它的重要性，教育能否对此负任何责任？答案可能是：“不能”。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提出来，答案也必须是慎重考虑后做出的答案。正确的答案只能来自苦思冥想，来自许多人凭广博的见识进行思考。我不愿掩饰这样做的难度。训练足够数量的好科学家，使他们分布在不同学科领域内，这个问题是我们讨论的热门；我猜想，这个问题比我所提的问题要更容易解决得多。我想，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面对实质性的证据都承认培养科学家问题的必要性，这个问题也不会显得如此更容易解决；我认为，关于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果大家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将会促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加成为可能。
虽然现今各种科学的分支如此广泛，虽然在科学的任何分支中所要吸收的知识量如此巨大，我仍能看到一个有科学爱好的人所应接受的适当训练比文学家的训练更容易加以明确的规定。就此而言，除了文学艺术的训练外，任何其他艺术的训练也都是这样。画家、雕塑家、建筑师、音乐家，尽管他们谋生、糊口，或在设法使他们的艺术追求与一个和艺术无关的、有薪金的职业相结合的努力中，可能遭遇到更大的困难，但是这些艺术家们与作家相比，都具有一套明确得多的技巧需要学会和掌握。他们的主要训练具有更强的技术性；他们必须学习的科目有更明确的规定；他们不需要那种多样化的、一般的文化，但是文学家若缺少这种文化，他就会缺少足够的准备。另一个区别和上面说的区别并不是毫无关系的，这就是文学才能，不像对于其他艺术的爱好那样，如此明确、如此及时地显示出来，或具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此明确的信心。用诗歌来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我个人的经验使我倾向于这样想）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大多数男性和女性在他们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这个特点甚至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仍继续存在，即当除了写诗人本人外，任何人都已明显地看出写诗人缺少这方面的禀赋很久以后。当一个中小学男生写出好的诗行，我们有理由期望他长大了能在这种或那种行业里胜过同行——但是他那个行业可能使他远离诗歌或文学领域——那个行业可能把他领到法庭的律师席位或主教的座位上。真正的文学头脑可能成长得很慢；它需要更全面和更多样的食粮：关于各种事实的更庞杂的知识，对于各种人物和各种思想更广阔的经验，文学头脑比从事其他行业所要求的头脑更需要上述这一切。因此文学头脑的培养就提出了一个更困难的教育问题。在说这句话时，我并不想为文学艺术本身僭取压倒一切的地位：我只想指出文学家的培养需要不同的准备。
在这里我想说明，尽管赞成古典文学教育的论证当中有一些是相当有力和充足的，但我不想重复这些论证。我也不打算冒昧地议论这个问题是否必要和可行，即所有的儿童，不论他们的未来方向是什么，都应上初级拉丁文课，或许也应上希腊文课。我只想说，所有的儿童都应受同一种教育的年限问题，和全民教育中的共同因素如何延续到更靠后的阶段的问题，即便是从文学家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在此基础上文学家才有可能拥有一个广大的听众，才有可能既使作家能够和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交流，又能使各行各业的人能够相互了解。我还想附带说一下，把学习拉丁文推迟到儿童似乎学外语比学其他学科更有才能的年龄，这样就推迟得太久了——我还想说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有必要懂得一些拉丁文，即便是一点也不懂希腊文是可以的。但是，我在这里并不特别感兴趣要把这两种语言的研究当作一种“脑力训练”来推行。我认为把任何学科纯粹当作现代意义的“训练”来为该学科辩护，这个理由有可能坚持得太过分了：例如，我曾听见一个不信教的人为强制学生参加学校礼拜仪式的制度作辩护，他的理由是让孩子们尽他们所不喜欢尽的责任是有益的。对抽象的“训练”进行辩护，相信任何一种“脑力训练”只要以正确的途径来进行、而且进行到足够深的程度，就能造就出一位抽象的“受过教育的人”，这种做法和这种想法似乎和十九世纪的平等主义倾向有关，这种倾向把适用于人类的同一平等理想也延伸给供人类研究的学科身上：既然研究这些学科的人类是平等的，那么这些学科本身也都是平等的了。一个被教导的人至少应是个情愿被教导的学生，是个自动地依附一位老师的人，因为他相信老师所传授的学科是有价值的，并且相信老师有资格给他以他所需要的指引。这就是说，学生生活以做出评价开始——以抱着达到某种特殊的知识或熟练的技能的愿望开始，而不是以怀有获得抽象的训练、继之以认为这门学科将能提供这种训练的愿望开始。为了我的目的，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学科本身有无价值，而不是它的伴随的和必要的“训练”，通过这种训练人们才能达到对该学科的掌握。既然我考虑的不是抽象的训练，我也就不想考虑抽象的“教育”，或考虑那个相当乏味的问题，即如何给抽象的“受过教育的人”下一个定义。
也是为了我的各种目的，区分“职业的”教育和“文化的”教育，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除了那个不利因素，即“职业的”易于仅仅指示薪金和退休金，“文化的”指示“为闲暇而教育”，这种教育，要不是意味着一种文雅的享乐主义，就是指从事无害的业余爱好的本领。就作家身份而论，作家很少从事领薪水的工作，他也没有填满不存在的闲暇的问题。任何东西落到他的磨盘里都成粉末，他所能吸收的各种知识愈多愈好：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事在于区别他应被别人教会的那些学科与他应自学获得知识的那些学科。他的任务是通过语言来进行交流；如果他是一位通过想象进行创作的作家，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最困难的一种交流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准确性最为关键，但这种准确性不能事先规定下来，而是必须体现在每一个新词语中。为了用文学家应该理解语言的方式来理解语言，我们必须知道语言的使用所应达到的各种目的；这就包括对某些学科获得一些知识，为了交流这些学科的内容，过去人们曾使用语言来达到此目的。这些学科主要有：历史，因为如果不具备有关文学创作历史条件的知识，以及有关创作文学作品的人们的知识，你就不能真正理解过去的文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有逻辑学，因为这个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对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进行解剖；此外，还有哲学，因为这是一门企图用尽可能做到的最抽象的方式来使用语言的学科。
这个教学计划已经够令人望而生畏了。在适当的阶段，我们还必须在此计划中引入至少一门现代外语，以及我们自己的语言和古典语言。现代外语应是一个大语种，具有和我国语言相似的发展过程，这门外语还必须拥有一个兴旺的当代文学；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欣赏外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生活在和我们同一个世界里，但他们却用另外一个大语种语言来发表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若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就会大大地帮助我们养成文学鉴赏的客观性。会好几种外国语比只会一种外语要更好——但是想要以同样好的程度了解超过一个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学和人民，这个企图是不可能达到的。在现代，对文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外语一直是法语；这一点不需要我提醒你们大家：要学好法语，拉丁文的知识更为重要，希腊文的知识也并不次要。对于一个有非常特殊的语言才能的人，如果这个人还没有被我所建议的那些学识和技能的负担压垮，我相信学一门和英语离得更远的大语种语言可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额外的本领；我想到希伯来文，但是若从结构的极端差异和思想的卓越成就来考虑，中文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我所提到的这一点已达到我们看得见的可能性的最远的边缘。
所有的这些学问的分支都必须通过教师才能学到手；在课程表里似乎没有多少空白留给自然科学的科目。但是我愿设想我心目中的好文学家有可能在中学时代已接受过（我所未获得的）足够的训练，即熟悉数学语言，使他在试图独立地去理解某种科学发现的普遍意义时，不至于完全迷惑莫解。用以解释文学家为什么在他受的正规教育中不能学到更为详尽的科学知识的唯一有普遍适用性的理由就是：时间不允许（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因为我们必须给他留出来一些钟点用在吃、睡、社会仪式、饮宴作乐、做礼拜、竞技活动和体育锻炼上面。很有必要我们的文学家在他的一生当中应能够对他没有受过训练的一些学科培养起兴趣；因为如同我在上面所说，对于一个具有想象力的人，几乎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常有人说，科学的奇迹对想象力提供营养。我相信这话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应区分两种不同的想象力：一种是伟大的科学家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根据观察到的现象（这些现象的意义是其他和这位大科学家受过同样好的训练，同样识多见广的科学家们所未能认识到的）做出一项发现；另一种想象力是像卢克莱修，或甚至于像雪莱，那样的人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使这些人的科学知识充满了一种感情生活，而纯粹的科学家却和感情生活无关。
你们可以看到，我并没有极力主张实行“文化的”或通才的教育来反对专门化教育；这是因为文学家的教育，就它本身来说，也是专门化的和“职业的”。但是我们还必须面对另一个困难。我曾说明我并不企图为有天才的人作出任何规定，而是想规定一下文学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这种环境将有利于有天才的人取得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你不可能在文学家和他的听众之间、在书面批评家和口头批评家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任何人都不像作家那样由于局限于和他同行人来往而遭受那样大的损失：如果他的听众也主要由其他作家或自封的作家们组成，他遭受的损失就更大。一个作家需要有一个小的公众，这些人受过基本上和他自己相同的教育，也具有相同的鉴赏力；他还需要一个更大的公众，这些人和他有一些共同的背景；最后他还应该和具有智力和感受力、而且能够阅读他所使用的语言的每一个人进行交流。因此，英国文学继续生存的问题就把我们带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教育统一性的需要问题，教育在不损伤学问和研究的任何分支（科学的或人文科学的）前提下需要有某种程度的统一。这个问题比任何一个行政的、机构的或课程设置的问题都要更为重大，因为它是一个有关精神建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牵涉到不仅是教育规划，而是栽培一套价值模式，因此这个问题如此巨大，不仅有关教育专家，而且有关一切重视社会结构的人们。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这个问题，除了说明我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唯一的贡献就是宣称英国文学的前途将受到我们采用的能够解决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的深刻影响。
我的特殊论点始终是：维护古典文学教育对维护英国文学的延续性是十分关键的。如何确定古典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如何使古典文学适应必然的、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条件，这些问题，我没有权利要求你们都给以注意。但是我相信我的论点是为古典文学作辩护的一个重要防线。最高的学术成就的标准必须保持，研究的成果必须给以荣誉：必须保证大学问家的声望不得缩小。大学问家将继续有他的地位——要是没有大学问家，古典文学教育的整个建筑将会崩溃——关于这一点，我确信不疑。但我觉得不十分肯定的是这一事实，即大学问家在未来是否能尽早地被发现，以便接受适当的训练？还有，在没有更广泛的影响的前景下，除了训练少数比他年轻的人以便继续他的工作外，是否还能起更大的作用？第二类的学问家是非专业的学者，这些学者属于其他一些领域，这些领域要求或者应该要求古典语言的准确知识；这一类学者不仅包括神学家和历史家，还有全体教士和牧师、现代语言和文学的教师以及文学批评家。的确，对于最后一类人来说，如果他今后不再阅读古典文学，只在学校里花了几年功夫学会这两种古典语言，那还是很不够的——文学批评家必须使他学过的古典文学知识在他的鉴赏和判断中能够随叫随到而且能够起积极作用；他必须真能欣赏古典文学。但是维护上述这几类的学术成就还不够，而且甚至也不可能，除非在更大数目的人们当中，并且在（像我自己这样的）人们当中，也就是说，在这些未能记住足够多的古典语言以便熟练地阅读原文的人们，以及从未学过古典语言的人们当中，能够培养起来对于希腊和罗马文明的一些知识，培养起对于这些文明的成就一定程度的崇敬，培养起对于这些文明和我们自己的文明之间的历史关系的一些了解，以及通过翻译培养起对于它们的文学和它们的智慧一定程度的熟悉。被少数人独占的学术研究是徒劳无益的，除非在广大的、没有机会获得第一手知识的人们当中能够传播，对这项学术研究的内容的崇敬，以及传播对该内容与我们之间的重要关系的认识。
我意识到我关于英国文学依赖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的论断对于好几类人将无任何说服力。有的人根本不认为文学有任何大的重要性，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过去的文学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认为保证英国文学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另外有人虽然承认文学的重要性，但不认为对于文学的继续生存，一种教育或另一种教育会有多大的影响。还有些人，或许因为他们已陷入为全国人民提供这种或那种教育的极大困难中，认为这个额外的问题并不那么紧迫，或者他们抱怨地说他们必须考虑如此众多的其他事情，以至于他们无暇顾及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种人，他们希望看到如此全新的世界，他们甚至欢迎延续性中断的前景。无疑地，上述这一切看法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有可能以一种半成形的状态同时并存着；时而一种看法，时而另一种看法，出现在意识层中。
在诸位面前，企图驳斥上述这一切反对古典文学教育的意见将是一件不礼貌的举动。这些意见当中有一些更多地属于积累了毕生从事教学和会议经验的人们的领域。我的呼吁只是提给这些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看法，即认为一个活的文学的维护不只是诗歌业余爱好者和小说读者所关心的事；我向之呼吁的人还包括这些人，他们认识到维护文学就是维护高度发展了的语言，也就是维护文明，使它免受野蛮行为的侵袭。我呼吁的对象还有这些人，他们将能体会对统一的需要，如果大家都相信目前的混乱能转化为秩序。所谓统一，这不仅是指行政上或经济上的统一，而是指欧洲众多差异当中的文化统一，指的是文化统一的需要。这些人还相信，只有扎根在旧的土壤上才能长出新的统一，这旧的土壤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和这两种古典语言，这些东西是欧洲人的共同遗产，也就是他们的根。我相信这些根是无法解开地纠结在一起的。我不愿冒被人指摘为异端邪说的危险，即把基督教当作是欧洲人的信仰，而不是一个普遍的信仰（有些论宗教和政治问题的作家们似乎接近这种观点）：我也不愿被人谴责说我开创了一个新的邪说，认为灵魂得救要靠在古典文学学科考试中取得优等成绩。但是欧洲文化，就目前来说，仍是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除非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教师们能够保持拉丁和希腊文化的学术研究的高标准，否则欧洲的（包括英国的）传统宗教信仰就不能保持它的思想活力。但是这些考虑超出了我为当前这个场合所承担任务的范围。我不愿最后给你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对无论是宗教领域或文学领域的正规教育提出了过多的要求。我完全意识到，教育制度并不能主动地产生伟大的信仰和伟大的文学；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们的教育与其说是我们文化的生产者，还不如说是它的产物。但是那些关心我们文化的生存、延伸和发展的人，尽管他们的资历不够作出判断，却不会对我们所继承的古典文化遗产不感兴趣。
*此文系作者1942年4月15日在剑桥古典文学学会上所作的会长演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