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敖 译
我一直喜欢读切斯特顿的诗和小说，但必须承认，在开始编这本文集的时候，我已经多年没有读过他写的非虚构性散文。我想，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他作为反犹分子的名声。尽管他否认这一指责，而且他确实谴责过希特勒的迫害政策，恐怕他并不能完全摆脱这个罪名。
我说过某一类犹太人倾向于做暴君，而另外某一类犹太人倾向于做叛徒。我真的这么认为。在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批评里，说出这种明显的事实并无不妥：说某一类法国人好色并不会被认为是狭隘的表现……我不明白为什么暴君不能被称为暴君，叛徒不能被称为叛徒，仅仅因为他们所属的种族是因为其他原因，在其他情况下受到了迫害。
这个辩解中的不真诚，体现在他悄悄地把民族（nation）一词换成了种族（race）。对一个民族（包括以色列）、一个宗教（包括正统犹太教）或者一种文化进行批评，总是被允许的，因为它们都是人类思想和意志的创造：只要愿意，它们都可以自我改善。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种族继承不是他自身的力量可以改变的。即使某些道德缺陷或美德可以随种族传下去（无论如何也没有证据说真有这么回事），它们也不能变成其他人进行道德评判的套话。切斯特顿在犹太人的种族问题上做文章，这一点特别奇怪，因为在他那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在抨击那些关于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和凯尔特等民族的种族论的时候能比他表现出更多的轻蔑。我个人认为这应当更多地归咎于他弟弟和希拉尔·柏勒克（Hilaire Belloc）的影响，以及“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该运动的恶劣影响波及到了他们那代人，还有包括艾略特和庞德的下一代人。尽管如此，他的作品还是留有令人遗憾的污点，虽然根据所有见过他的人的普遍证言，他是一个非凡的“正派”的人，宽厚热心之极。
导致我忽视切斯特顿的第二个原因是，我曾想象他是一个他自称的“快乐的报章作者”，一个谈论“有趣”主题的每周随笔的作者，写的都是类似《我口袋中的发现》、《谈卧床》、《独腿的好处》、《一支粉笔》、《灰色的光荣》和《奶酪》这样的文章。在他那代人里，随笔作为一种纯文学形式还很流行。除他之外，还有一批作家的名声主要建立在他们在这一文体上的成就，比如迈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卢卡斯（E.V.Lucas）、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现在我们可以接受针对某本书或某作者的书评或批评文章，我们可以欣赏一个关于专门的哲学问题或政治事件的讨论，但我们不再能从那种突发奇想式的随笔中获得任何快乐。
我反对奇思怪想的散文，同样我也反对“自由”诗（切斯特顿也反对），因为尽管两者都有优秀的例子存在，但它们是例外而非规则。写作没有任何规则和限制，诗人没有一个他必须确认的音步，散文家没有一个他坚持的主题，其结果常常是对作家的个性和风格怪癖的重复和自我放纵的卖弄。切斯特顿在衣食无忧之后仍然坚持做每周写报道这样的单调工作，这使他的朋友和我都感到困惑。因此本特雷（E.C.Bentley）写到：
他故意选择这种生活。无疑，这是艰苦的生活，而同时，一种轻松得多的生活唾手可得。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他有已经确立的地位和无穷多的想法；很多朋友期望他更多地利用自己的地位。但切斯特顿更喜欢做一个定期为出版物写作的作家，被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铁律所限定。赶时间交稿总是要折腾一番，脑子里装一个截稿日期本身就是一个麻烦。
无论切斯特顿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我很肯定这是一个错误。“一个报章作者”，如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所说，“被截稿日期所激发：如果他有更多时间他反而写不好。”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切斯特顿本质上就不是一个报章作者。他最好的思想和笔法不在他的每周随笔之中，而在那些他有足够想要的时间和空间去写的整部的书里（实际上，在这本选集里，我选的文章很少来自他的随笔全集）。奇怪的是，虽然他很讨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那些唯美主义者，但他继承了他们关于一个作家应该坚持不懈地做到“聪明”和精警的信念。当他醉心于一个主题，他才华横溢，无疑是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警句大师之一，但当他的想象力没有充分发挥的时候，他写出的会是令人气结的自我戏仿，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他要赶截稿日期的时候。
要在变老的时候“赶上”时代，理解年轻一代的想法和写作，并做出明智的批评，这总是很难；对切斯特顿这样一个操劳过度的报章作者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根本没时间足够仔细地阅读任何新书。比如，他显然足够聪明，如果从他对当代人类学的批评来判断的话，他也有足够的本领写出严肃的关于弗洛伊德的批评研究，前提是他肯花时间和精力合理地阅读。然而，他的关于梦和精神分析的几个轻率评论证明他并没有那样做。
切斯特顿的非虚构性散文关注三个领域：文学、政治和宗教。
我们的时代出现了两种批评家，档案学家和密码学家。前者带着谨慎的精确去收集发表关于一个作者生平的所有能发掘出来的事实，从他的情书、宴会请柬到洗衣账单，并设想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事实，无论多琐碎，都有助于阐明他的写作。后者对待作品的时候仿佛它是一个匿名的、极度难懂的文本，而且它是用一种私密的语言写的，如果没有专家解码，普通读者休想读懂。这两种批评家无疑都会排斥切斯特顿的文学批评，并认为它过时、不准确而且肤浅。但如果我们去问任何一位在世的小说家或诗人他想让哪一种批评家来评论他的作品，我对他的回答不会有什么怀疑。
每个作家都知道他们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最多的是发生在童年）对他们的想象世界的形成，他们的所思所想，和对人性优劣的褒贬，都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同时知道许多事情对他做人来说非常重要，却和他的想象并不相关。比如在爱情诗的研究中，发现诗人所爱的人的身份并不能帮助阐明诗的内容和风格。切斯特顿明白这一点。比如他认为，如果我们知道狄更斯小时候被要求公开表演来取悦他的父亲，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狄更斯小说的某些方面，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一点。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弄清楚关于狄更斯的婚姻失败的所有细节，那也不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小说，所以他略去这一点。在这两个例子里，他显然都是正确的。
此外，尽管某些作家因为比其他人更“难懂”，因此无法期望得到更多的读者，但没有哪个作家觉得他需要被解码之后才能被理解。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已经获得一些声誉的作家都在抱怨批评家和公众对他的误解，因为他们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不过是在寻找他们的先入之见。对他来说，仰慕者的赞扬，毁谤者的批评，都是出于想象出来的原因。作家期待的批评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会驱散这些先入之见，让读者带着新鲜的眼光去看待作品。
切斯特顿异常善于清除俗见。人们普遍认为，真诚的人会真诚地说话，而不停地开玩笑的人是不真诚的。这并不是无稽之谈，因为大多情况下的确如此。但这是有例外的，正如切斯特顿指出的，萧伯纳就是例外。公众误解了萧伯纳，觉得他不过是个小丑，但事实上他绝对是个极其严肃的说教者。在对勃朗宁的评论中，切斯特顿指出，在勃朗宁仅仅是沉湎于他对怪诞的热爱的时候，很多崇拜者误把他的一些段落的相对晦涩当作思想的精深。还有，他向我们指出史蒂文生作为一个叙事者的缺陷并非因为他过于装饰的风格，像传统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他的风格过于精简，只告诉读者关于人物的最本质的东西，其他一概不提。结果是，对作者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新闻报道和文学闲话，但有时候要归咎于作者本人。吉卜林当然乐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爱国并且最敬仰尚武精神的英国人。在一篇极为可笑的文章里，切斯特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吉卜林是个没有地方性根源的世界主义者，而且他引用吉卜林自己的话作为证据：
如果英格兰就像她的外表那样
我们会尽快抛弃她，但她偏不是。
爱国者爱国家多少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国家。而英格兰必须是个强大的力量，吉卜林才会爱她。对于吉卜林的军国主义，切斯特顿说：
吉卜林的主题不是战争所需要的勇气，而是属于工程师，或者水手，或者骡子，或者火车机车的相互依赖和效率……吉卜林传授的真正的诗，或者“真正的传奇”，是关于劳动分工和所有贸易秩序的传奇。他歌颂和平的艺术要比他歌颂战争的艺术准确得多。
切斯特顿的文学批评充满这样的判断，它们一旦出现就会显得如此正确，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点发现它们。如今这样的说法都已经显而易见：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绝非民主党人，而是一个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有两种民主派，司各特那类人看重所有人的尊严，狄更斯则着眼于所有人的有趣和多样；弥尔顿实际上是个唯美派，他的伟大“不依赖于道德的真诚或者任何和道德相关的东西，而仅仅依靠风格，这种风格与内容异乎寻常地分离；不论伊丽莎白时代多么辉煌，它还是不够开阔”，那是一个在文学上追求智巧，在政治上充满阴谋的时代。然而，切斯特顿是第一个做出这些判断的人。因此，我把他列为很高明的批评家。
出于各种原因，我很少选切斯特顿讨论历史和政治的文章。切斯特顿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他拥有必要的才能和地位来让公众了解到历史学家的观点，比如柏勒克对辉格派版本的英国历史和对人文主义的文化史的挑战——对任何四十岁以下的人来说，他们很难认识到这两种历史写法曾被想当然地接受的程度曾有多深，即使到了我的少年时代它们还是大行其道。当时的学校教科书教给我们的是，当倾向天主教的、想当暴君的斯图亚特家族被除掉了，新教的继任就确保了通向自由、民主和进步的道路畅通无阻；他们还教给我们，以罗马帝国衰亡为结束的文明在十六世纪重生了，而两者之间是十二个世纪的野蛮、迷信和狂热。如今每个有见识的人都明白这两种说法是不真实的。1688年“光荣革命”的政治后果是把这个国家的政府交给一小群财阀，这种状态显然持续到了1914年，甚至可能直到1939年；不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意味着什么，它们都不是理性对狂热的反动——相反，更公正的描述是，它们是对中世纪后期教养过度的逻辑的反动。对于这种观念的变化，切斯特顿尽到了不小的责任。任何争议性的写作都会遇到的文学问题是，一旦它赢得了胜利，普通读者的兴趣就会下降。论争总是包含着论辩性的夸大其词，正因为这样，一旦我们忘记了论辩另一方的夸张，我们就会非常的警觉和挑剔。因此，切斯特顿坚持赞赏十二世纪的所有好处，而对其所有缺陷进行粉饰，这在他的时代是必要的，如今看来却像一个浪漫的白日梦。同样，我们也不认同柏勒克《奴性的国家》中的论调：修道院被解散以后，如果王权能取得它们的收入而不是让它落到少数臣民手里，那么王权本可以用权力把这些少数人控制住，同时又为普通人的利益着想。一些国家（比如像法国这样的王权仍然高于贵族的国家）的历史并没有为这样的乐观主义提供证明。财阀们只对赚钱有兴趣，而那些急于扬名的君主要比他们更有可能把国家的财富浪费在对外征服上。
切斯特顿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性批评，他对庞然大物、大买卖、大商店的不信任，以及他对未受引导和未加控制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后果的示警，在当今甚至比在他的时代更正确。他支持的政治信念是，一个好社会应该是一个小私有者的社会，他们的大多数生活在乡下，这听上去很有吸引力。在我看来，他对十八世纪法国人和美国人政治观念的否定刚好适用于他自己：“他们的理想很伟大；但是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小到足够的程度去实现任何这么伟大的东西。”在二十世纪，要出现他理想中的英国，前提必须是严格控制出生率，这是一个他的性格和宗教都不会让他去推荐的政策。
在讨论国际政治主题的时候，温和点说，切斯特顿是不可靠的。他似乎相信，在政治生活中，信仰和道德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天主教国家坚持真正的信仰，它要比一个新教国家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好。法国、奥地利和波兰是可信的，而普鲁士不可信。因此在他成年的早期，他相信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1918年普鲁士被击败之后，他继续持此看法，以至于当1933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把这误读为一种普鲁士的现象。且不论使其成功的经济状况，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本质上是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对它们过去曾臣服的俾斯麦的新教普鲁士的报复。希特勒是一个堕落的天主教徒，这并非偶然。哈布斯堡帝国说德语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一直都是种族主义的，而反犹主义的温床是维也纳而不是柏林。希特勒自己憎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们，并计划在赢得战争后把他们全体清洗掉。
切斯特顿早年是唯一神派教徒，后成为英国国教徒，最终于1922年改宗罗马天主教。如今再来读1905年出版的《异教徒》（Heretics）这样的书，我们会对他没早就改宗而感到惊奇。
如果说他对新教的批评不是非常有趣，这并不是他的错。新教神学在那个阶段处于低潮，克尔凯郭尔还没被重新发现，而卡尔·巴特还没被翻译过来。小角色如印格教长（DeanInge），说不清道不明的巴恩斯主教（Bishop Barnes），以切斯特顿的思想能力而论，对付他们是太容易玩的游戏。而他最出色的地方是他对那些自诩纯粹客观和“科学”的人类学者、心理学家及其同类所隐藏的教条的揭露。没有人在议论神话学和多神论的时候比他更有才智。
批评上的判断和个人的趣味是常常重叠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评价，但它们极少完全吻合。总体上而且说到底，批评上的判断是一个公共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我们认定的艺术的优劣上意见一致，但我们的个人趣味是各异的。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我们喜欢读一些作家而不管他们的缺陷，而另一些作家，他们所有的优点也没给我们多少乐趣。要让我们发现一个作家是让我们“有同感的”，他的和我们的想象的偏好一定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正如切斯特顿所说：
在每个艺术家的头脑的背后都有某种类似于建筑的模式和类型的东西。任何有想象力的人所拥有的原初的品质是意象。它仿佛是他梦境中的风景；那个他希望制造或者愿意徜徉其中的世界；他自己的秘密的行星上的奇花异兽；那种他愿意去思考的东西。
这对每个读者的头脑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我们个人的模式在生活中成型很早，大概在十岁之前，而不同的是我们批评上的价值的尺度，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经验才能得到。在《小精灵国的伦理学》里，切斯特顿告诉我们他自己的模式是如何从童话故事中得来的。如果说我总是喜欢读他，即使是他最傻的东西，我肯定其中的原因在于我自己的模式里有很多元素是从同样的来源中得到的。（我们之间有一个隔阂：切斯特顿对音乐没感觉和理解。）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因为我遇见过，格林和安徒生对他们意味着很少的东西，或者完全没意义：切斯特顿不适合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