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里，白居易是以《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奠定其地位的。但在一般读者的记忆里，白居易却是写了《长恨歌》的诗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长恨歌》是一首凄怆的爱情诗，但对于学者来讲，这首诗却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学者最头痛的是，白居易的朋友陈鸿在《长恨歌传》里说，白居易写这首诗，“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按此而言，白居易似乎是要借唐明皇宠杨贵妃几乎导致亡国一事，来写一首“政治讽刺诗”。然而，白居易本人却并未把《长恨歌》编入“讽谕诗”中，反而编在“感伤诗”里。而且，任何人读过这首诗，都会产生绝大的困惑，用王运熙的话来说，就是：
平时强调作诗讽谕的白居易，为什么在《长恨歌》中不着重对明皇、杨妃两人作深刻尖锐的批判，反而带着深度同情用力表现两人的诚笃的相思及其悲惨遭遇呢？[1]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确实深感不解。我曾经在课堂上讲过这首诗，讲到后来，实在说不出这是一首讽刺诗，因为此诗的前三分之一，确有不少讽刺性的句子（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但自杨贵妃死在马嵬坡下以后，白居易根本就在同情李、杨二人，直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而达到最高潮。
陈寅恪曾经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假说”。他谈到中唐以后传奇文的特色，引赵彦卫《云麓漫钞》，认为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因此他推论说，《长恨歌》和《长恨歌传》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前者见“诗笔”，后者见“史才，议论”[2]。他的意思是，白居易和陈鸿合作的这一“作品”，对于李、杨的批判，由陈鸿的《传》负责，我们不能求之于白居易的“歌”。以陈寅恪的博学多识，他的看法似乎没有说服多少人。在此之前，俞平伯曾提出一个轰动一时的说法。他认为，白居易、陈鸿二人是在暗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是流落民间，作了女道士。唐玄宗虽然知道了，但已不能让她回来，所以只好说，“天上人间会相见”，托之于他生了[3]。俞说影响极大，至今仍有人相信，但恐怕也只能归之于“好事者”之谈奇而已。
我对这个问题本来没有特殊的兴趣，但在二〇〇六年偶然读到王运熙一九五九年发表的《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一文。读着，读着，我突然顿悟，白居易在写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时，根本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他想到不久前才饮恨分手的恋人“湘灵”，不禁悲从中来，才写了《长恨歌》马嵬坡以下一长段动人的文字。此一“大发现”真让我欣喜异常，以为独得千古之秘。但不久，买到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才又发现，自己真是井底之蛙，因为按此书所述，自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以来，至少已有五篇论文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不过，在看了其中最详尽的一篇以后，觉得还有整理、补充的遗地，终于还忍不住想写这一篇文章。[4]
一
读《莺莺传》的人，没有不骂元稹薄幸的，但谁又想到，薄幸的岂只元稹，他的好朋友白居易也是如此。白居易早年有一情人，他在诗中称之为“湘灵”。两人感情极为深挚，但为了白居易的前途，两人不得不分手。白居易为此深感痛苦与愧疚，屡屡表现于诗。白居易早年这一“伤心事”，老一辈的白居易专家顾学颉、朱金城、王拾遗都注意到了。不过，对于哪些诗作与此事有关，三人的指认略有参差：顾学颉提出六首，朱金城也是六首，王拾遗五首[5]，其中有三首是三人完全一致的，这三首诗可说是白居易早年情事的“确证”。
我们先看明确标出“湘灵”之名的两首诗：
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
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
（《冬至夜怀湘灵》，760页[6]）
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
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
（《寄湘灵》，784页）
从第一首来看，他们的关系已非比寻常，顾学颉断言：“他不仅是白氏的恋人，而且已经是他的事实上的妻子了。”[7]这个说法也许是可以接受的（详下）。同时，我们可以体会到，写这两首诗时，他们正在热恋，只是短暂离别而已，还没有表现出不得不分手的痛苦。
再看第三首：
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
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
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
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
自吾谪江郡，漂荡三千里。
为感长情人，提携同到此。
今朝一惆怅，反覆看未已。
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
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
况经梅雨来，色黯花草死。
（《感情》，562～563页）
这一首写于江州，距离他们分手至少十年以上，白居易还把湘灵手制的鞋子带在身边，其情真是可悯。从这首诗同时可以看出，他们是邻居。以上三首诗不需要任何外证，已足以说明这一段恋情的存在。
从这三首所提供的背景来读朱金城所指认的另外三首诗，应该可以同意这也是为湘灵而作的：
清风吹枕席，白露湿衣裳。
好是相亲夜，漏迟天气凉。
（《凉夜有怀》，766页）
夜半衾籿冷，孤眠懒未能。
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
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
（《寒闺夜》，784页）
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
离忧不散处，庭树正秋风。
燕影动归翼，蕙香销故丛。
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
（《感秋寄远》，725～726页）
这三首和前面所提两首“湘灵”诗，编在同一卷，属白居易早期作品。从情调上来看，也同是尚未决然分手前所作。
下面这几首诗，就我所知，到现在尚未有人指出和湘灵有关系，但我以为，应是反映他们分手的状况：
秋凉卷朝簟，春暖撤夜衾。
虽是无情物，欲别尚沉吟。
况与有情别，别随情浅深。
二年欢笑意，一旦东西心。
独留诚可念，同行力不任。
前事讵能料，后期谅难寻。
唯有潺湲泪，不惜共沾衿。
（《留别》，505页）
晓鼓声已半，离筵坐难久。
请君断肠歌，送我和泪酒。
月落欲明前，马嘶初别后。
浩浩暗尘中，何由见回首。
（《晓别》，505页）
北园东风起，杂花次第开。
心知须臾落，一日三四来。
花下岂无酒，欲酌复迟回。
所思眇千里，谁劝我一狭？
（《北园》，506页）
树小花鲜研，香繁条软弱。
高低二三尺，重叠千万萼。
朝艳蔼霏霏，夕凋纷漠漠。
辞枝朱粉细，覆地红绡薄。
由来好颜色，尝苦易销烁。
不见莨荡花，狂风吹不落。
（《惜栯李花》，506页）
第一首诗反用秋风捐团扇的典故，表示自己舍不得抛弃旧情。如以“二年欢笑意”来看，似乎暗示，他们的关系维持了两年；而“独留诚可念，同行力不任”又表示，客观条件不允许他们两人永远在一起。看来，前两首可能是分手时或分手后回顾时写的。第三首思念远人的意思很清楚，第四首借着惋惜宴李花表明白居易对湘灵命运的关切。这四首诗依序排在一起，放在两首韞室县尉时期作品之后，编在“感伤诗”的第一卷。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四首诗也是当时或前后不久所作。当然，我们也都知道，《长恨歌》正是写于这段时期（元和元年，806年）。朱金城推测，前两首作于元和元年至十年间（806～815年），后两首作于元和六年至十年间（811～815年），可能太宽泛。因为另三首怀念湘灵的诗（详下），是和其他渭村时期（元和六至九年，811～814年）的作品编在一起，放在“感伤诗”的第二卷，所以这四首诗的写作时间应在元和元年或之前。
除了这些以第一人称所写的抒情作品之外，白居易还写了一些拟乐府诗，这些诗作间接地暗示了白居易和湘灵的关系，以及他们分手的状况，对我们了解他们的恋情有所帮助。这些诗都收在“感伤诗”第四卷中，其中两首是顾学颉和王拾遗都认定的：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
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
二月东风来，草拆花心开。
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
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
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
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
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
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
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
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长相思》，645～646页）
按诗中的叙述，男、女主角是洛阳的邻居，女主角从十五岁到二十三岁和男主角已相识八年。是不是这样来看待白居易与湘灵的关系，恐怕要持保留态度。但和前面所引《感情》一诗相印证，可以确定他们是邻居。另外，从“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四句来看，湘灵的家庭出身是配不上白居易的。女方所想的“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因其痴情，反而更显悲情。
不得哭，潜别离。
不得语，暗相思。
两心之外无人知。
深笼夜锁独栖鸟，
利剑春断连理枝。
河水虽浊有清日，
乌头虽黑有白时。
唯有潜离与暗别，
彼此甘心无后期。
（《潜别离》，683页）
这一首明显是在写他们的分手。这种分手，是彼此“甘心”的，为了白居易的政治前途，他们不可能结合。从“利剑春断连理枝”来看，也许他们是硬生生被拆散的。必须提出的是，这两首诗都用了“连理枝”的意象。《潜别离》最后四句尤其感人，“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其实就是“天长地久有时尽”的意思，而“彼此甘心无后期”不也就相当于“此恨绵绵无绝期”吗？这两首诗和《长恨歌》结尾的相似处，是很清楚的。
下面这一首王拾遗认为也是写两人的分手：
食蘖不易食梅难，蘖能苦兮梅能酸。
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
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连嘶行人出。
回看骨肉哭一声，梅酸蘖苦甘如蜜。
黄河水白黄云秋，行人河边相对愁。
天寒野旷何处宿？棠梨叶战风飕飕。
生离别，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
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发。
（《生离别》，628页）
我认为这首诗应该和湘灵没有关系。首先，诗中明确提到“回看骨肉哭一声”，写的是亲人离别，而白居易早年是有一些同类作品。而且，诗又说“未年三十生白发”，从相关情况来判断，白居易和湘灵的最后分手应该在贞元二十年他迁居长安时，其时白居易三十三岁。另外还有一首，顾学颉认为和湘灵有关：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花非花》，699页）
如果这首诗真是写白居易和湘灵，那么，表现的就是他们偷偷来往的情景。但是，这首诗是和杭州时期的其他作品一起放在同一卷的卷末，可能是受江南一带歌曲影响而创作的（一般也列入白居易的“词”中），所以还是以存疑为佳。最后一首是我自己选出的，其诗如下：
蝉鬓加意梳，蛾眉用心扫。
几度晓妆成，君看不言好。
妾身重同穴，君意轻偕老。
惆怅去年来，心知未能道。
今朝一开口，语少意何深？
愿引他时事，移君此日心。
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
及至死生际，何曾苦乐均？
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
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
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
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
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
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
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
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妇人苦》，681页）
开头四句写女性为博得男人欢心，刻意修饰仪容，而男人只“看”，不言“好”。女方以“妾身重同穴，君意轻偕老”来抱怨男方，并引“他时事” 为证。所谓“他时事”，是指夫死妇人守寡，而妇亡则男人再娶，男、女双方态度不同。女方以此为例，“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口气温婉之中略带责备之意。白居易如此为女性讲话，无疑暗示湘灵心意未变，是自己抛弃了她，自己有愧于心。
二
我再对前面的讨论作一些综合整理。白居易还在与湘灵恋爱时，因不时的离别，写了五首诗（《冬至夜怀湘灵》、《寄湘灵》及《凉夜有怀》以下三首）。分手之后的短时期里，他作了两组诗，一组是描写离别、思念与怜惜的四首诗（《留别》以下四首）；另一组是拟乐府，把他与湘灵的情事加以变化处理，包括《长相思》、《潜别离》、《妇人苦》三首。后两组诗跟《长恨歌》差不多同时（贞元二十年到元和元年，804～806年）。因此，如果把《长恨歌》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与白居易自己的遭遇联想在一起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首先发表这种想法的就是王拾遗，见于《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接着丁毅、文超《〈长恨歌〉评价之管窥》（《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王用中《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所寻找出来的有关湘灵的诗作共有十四首，是目前最多的（但有少数不可靠，也有一些他没指出）。但他对白居易与湘灵的来往过程的重构，加上了许多想像，并没有充分的文献上的根据，这就影响了他文章的可信度。张军的《长歌哭为湘灵——白居易〈长恨歌〉抒情客体论》（《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则采取极端论述，认为《长恨歌》“哭为湘灵，白居易借李、杨之爱抒写了自己内心的情感憾事，也寄寓了人生普遍意义上的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8]
我个人并不同意白居易的恋情就是《长恨歌》的主题，也不赞成用“寄托”一词来表达白居易的创作态度，因为“寄托”一词具有传统意义，通常特指诗人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或他对政治的批评，因此最好不用。张中宇在书中将以上作者的论述标为“作者寄托说”，容易引起误会。不过，他又认为，这些论述“揭示《长恨歌》创作的心理动因”，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比较合乎实际。当白居易和陈鸿、王质夫谈到李、杨故事而打算撰写《长恨歌》时，我们很难说，他已打定主意借此来暗写自己的恋情悲剧。应该说，在写这一故事时，自己的痛苦经验牵动了心弦，以致把同情心都赋予李、杨。《长恨歌》开头的讽刺意味较强，很难认为，白居易开始创作时已知道结尾会写成那个样子。《长恨歌》前、后两部分在情感基调上是有矛盾的，我们应该承认。在此情况下，一定要争论其主题在此或在彼，是不可能有结论的。不过，《长恨歌》有白居易和湘灵情爱纠葛的投影，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如果把《长相思》、《潜别离》、《妇人苦》三首拟乐府拿来跟《长恨歌》比较，就可以知道，《长恨歌》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前三首虽然有一些虚构的成分，但它所处理的对象仍然是白居易自己的恋情，而《长恨歌》就不是。所以我们不能说，《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表现的是白居易和湘灵悲苦的恋情。
《新乐府》里也有两首涉及到白居易的恋情，可以拿来跟《长恨歌》进一步对比，更能够阐明《长恨歌》的性质：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
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
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
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
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
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
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
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
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
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
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井底引银瓶·止淫奔也》，245～246页）
这首诗反映了当时的某种社会现象，崔莺莺和湘灵都可以说是诗中引以为戒的人物。当然湘灵未必像诗中的女主角那样“逐君去”，“到君家舍”，但其“将身轻许人”却是无疑的。不然，很难解释白居易会说“艳质无由见”，“俱作独眠人”了。我们当然不知道湘灵后来怎么样了，但白居易内心的自责与煎熬可想而知。谢思炜说，“也不妨把此诗看作包含了作者对自己人生经验的一种反省”，[9]我觉得是很正确的诠释。白居易把这首诗编在“讽谕”诗中，显然他认为，诗的性质是跟《长相思》、《潜别离》、《长恨歌》有所区别的。这是把自己的经验提升，进而反映了社会风气，并作了道德的反省的作品。
汉武帝初丧李夫人，
夫人病时不肯别，
死后留得生前恩。
君恩不尽念未已，
甘泉殿里令写真。
丹青写出竟何益，
不言不笑愁杀人。
又令方士合灵药，
玉釜煎炼金炉焚。
九华帐深夜悄悄，
反魂香降夫人魂。
夫人之魂在何许？
香烟引到焚香处。
既来何苦不须臾，
缥缈悠扬还灭去。
去何速兮来何迟？
是耶非耶两不知！
翠蛾仿佛平生貌，
不似昭阳寝疾时。
魂之不来君心苦，
魂之来兮君亦悲。
背灯隔帐不得语，
安用暂来还见违？
伤心不独汉武帝，
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见，穆王三日哭，
重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
马嵬坡下念杨妃。
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
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
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
不如不遇倾城色！
（《李夫人鉴嬖惑也》，236～237页）
这首诗和《长恨歌》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因此陈寅恪说，“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不过，陈寅恪认为两首诗都是“陈谏戒于君上之词，而非泛泛刺时讽俗之也”。[10]这样的解释可能有问题，因为两首诗都无意中传达了白居易的难以忘情。当然，这首诗虽然有一些劝诫成分（如“尤物惑人忘不得”），但到底不像元稹在《莺莺传》所说的“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与其说是自我警诫，还不如说是一种感叹。
《井底引银瓶》、《李夫人》这两首诗的写作，无疑都受到白居易爱情经验的影响，但我们不能说，它们的主题就是白居易和湘灵的恋情。同样的，《长恨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说，白居易把自己的苦情经验，投射到这三首诗中，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当然，《长恨歌》这方面的色彩，要比另外两首强烈得多。
如果以元稹的经历与创作态度来跟白居易相比，也可以突显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特色。元稹也留下一些“艳诗”，其中有些和莺莺有关，这些作品的性质类似白居易寄怀湘灵的诗。但元稹又写《莺莺传》，《莺莺传》对莺莺的形象、他和莺莺偷情的过程、他们分手的情形，都描写得非常仔细，无怪乎宋代的赵令謟评论说：
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11]
后世之人也大都像赵令謟一般，认为《莺莺传》是“夫子自道”。
白居易就不如此。白居易没有留下任何较详细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去重构他和湘灵的来往经历。《长恨歌》所写的李、杨天人分隔的悲情，无疑跟他的经历有关，但千百年来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这就充分显示了白居易的人格不同于元稹。如果我们现在读懂了这一层，白居易九泉之下有知，无疑是会首肯的。他不想说得明白，并不代表他要把他的痛苦永埋心底。这应该就是长期以来，《长恨歌》一直传诵于人口的真正原因。这就是《长恨歌》的“秘密”及其“魅惑人心”之所在。
如果白居易、湘灵的恋情被普遍承认是《长恨歌》创作的心理动因，并且进入通俗读物的注释中，我相信，一般读者会更喜爱这首诗。因为李、杨的故事，现在迭合了白居易、湘灵的身影，将使《长恨歌》审美效应更加强烈、更加具有多层次感。相反的，如果我们坚持《长恨歌》是借甲写乙，主题在乙，这就像传统的诗评家那样，非要把李商隐的某一首情诗解释成某一政治事件的反映，那就只会削弱了它的艺术感受。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还不如不做。
三
下面我们把《长恨歌》以后白居易怀念湘灵的诗，简略地钩沉、梳理一下：
碧空溶溶月华静，月里愁人弔孤影。
花开残菊傍疏篱，叶下衰桐落寒井。
塞鸿飞急觉秋尽，邻鸡鸣迟知夜永。
凝情不语空所思，风吹白露衣裳冷。
（《晚秋夜》，820页）
这首诗写于白居易任翰林学士期间，明显是怀人之作，应该是想念湘灵。
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
夜深方独卧，谁为拂尘床？
（《秋夕》，515页）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夜雨》，516页）
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
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
经年不开匣，红埃覆青铜。
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
照罢重惆怅，背有双盘龙。
（《感镜》，534页）
这三首诗都列在“感伤诗”第二卷（前已述及），属于白居易居渭村守母丧期间作品（元和六至九年）。第一首说，没有人为他“拂尘”，那时白居易已娶杨氏，显然意有所指，应该是想念湘灵。第二首以排偶句的方式抒发他对湘灵的思念，情深意重，非常感人。第三首的主题在前两句就表达得很清楚了。
白居易赴江州途中，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逢旧》，诗如下：
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蛾减旧容。
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
（943页）
谢思纬说，“据诗意，此旧人为女子。此诗亦透露诗人早年情事。”[12]王用中认为，这是两人重逢之作[13]。“重逢”之说颇有道理，但怎么会跟赴江州途中的诗作编在一起，令人困惑。江州时期所写的《感情》，前文已述及，这是白居易在两人分手后所写的最著名的怀旧之作。
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期，目前并未发现与湘灵相关的诗作。元和十五年（820年），白居易终于回到朝中，一直待到长庆二年（822年）赴杭州刺史任。在长庆元年（821年）的作品中（诗集第十九卷），夹有以下两首诗：
欲忘忘未得，欲去去无由。
两腋不生翅，二毛空满头。
坐看新落叶，行上最高楼。
暝色无边际，茫茫尽眼愁。
（《寄远》，1261页）
远壁秋声虫络丝，人檐新影月低眉。
床帷半故帘旌断，仍是初寒欲夜时。
（《旧房》，1261页）
二诗排在一起。王用中认为，第一首诗是怀念湘灵之作[14]，我觉得可以接受。第二首所表现的情绪，看起来也与此相关。在同一卷中，还有《板桥路》：
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
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
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
（1298页）
按诗意来看，似乎白居易重过“梁苑城西”，回忆起“十五年前旧板桥”上和佳人分手的情形，不胜黯然。但长庆元年前后，白居易一直在长安，没有经过梁苑的文献记载，很可能是透过文学的想像，表达他对十五年前和湘灵分手时痛苦经验的回忆[15]。在十八卷中还有一组诗也提到了“十五年”：
夜长无睡起阶前，寥落星河欲曙天。
十五年来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
独眠客夜夜，可怜长寂寂。
就中今夜最愁人，凉月清风满床席。
（《独眠吟二首》，1218页）
对于这两首诗，谢思纬注曰：“按，所谓‘十五年’盖指与早年恋人湘灵分别以来。”[16]所以看起来，《板桥路》和《独眠吟二首》似乎是同时写的。从各种证据来看，白居易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徙家于下邽，元和元年撰《长恨歌》，他和湘灵的疏远，以至于最终分手，就在这一段时间。从元和元年到长庆元年恰好十五年，所以，可以肯定，以上这些诗作，应该都是白居易从贬谪地回到长安后一时思念湘灵的作品。另外还有一首《邻女》也值得注意：
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姮娥早地莲。
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
（1304页）
王用中说是“追叙”初识湘灵时的情景[17]，好像也可以接受。
长庆二年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接触了江南女子和江南歌曲，似乎把感情都转移到这方面了。但我却很意外地发现下面三首诗很可能和湘灵有关：
垂鞭欲渡罗敷水，处分鸣驺且缓驱。
秦氏双蛾久冥寞，苏台五马尚踟蹰。
村童店女仰头笑，今日使君真是愚。
（《过敷水》，1709页）
每逢人静慵多歇，不计程行困即眠。
上得篮舆未能去，春风敷水店门前。
（《华州西》，1766页）
野店东头花落处，一条流水号罗敷。
芳魂艳骨知何在？春草茫茫墓亦无。
（《罗敷水》，2212页）
这三首诗分列三处，很容易忽略它们的关系。“罗敷水”即“敷水”，“敷水”是原名，“罗敷水”因附会古乐府《陌上桑》秦罗敷而得名[18]，在“华州西”。敷水边有敷水驿，为唐人往返于长安、洛阳之间的必经之地[19]。因为这两原因，唐诗中颇有涉及敷水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描写个人行旅的感怀，另有一些则以秦罗敷作为感怀对象。除上举白居易三首外，现将他人所作另外四首引述于下：
罗敷昔时秦氏女，千载无人空处所。
昔时流水至今流，万事皆逐东流去。
此水东流无尽期，水声还似旧来时。
岸花仍自羞红脸，堤柳犹能学翠眉。
春去秋来不相待，水中月色长不改。
罗敷养蚕空耳闻，使君五马今何在？
九月霜天水正寒，故人西去度征鞍。
水底鲤鱼幸无数，愿君别后垂尺素。
（岑参《敷水歌送窦渐入京》）
空见水名敷，秦楼昔事无。
临风驻征骑，聊复捋髭须。
（权德舆《敷水驿》）
修蛾颦翠倚柔桑，遥谢春风白面郎。
五夜有情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
重寻绣带朱藤合，更认罗裙碧草长。
何处野花何处水，下峰流出一渠香。
（许浑《途经敷水》）
稚声角角野田春，试驻征车问水滨。
数树枯桑虽不语，思量应合识秦人。
（罗隐《罗敷水》）[20]
很明显，这四首都是一般性的怀古，而白居易三首，放在一起阅读，就有更深切的感情。第一首“秦氏双蛾久冥寞”和第三首“芳魂艳骨知何在？春草茫茫墓亦无”显然相呼应，就怀古诗而言，当然是指涉秦罗敷，但如果考虑其写作时间，加上诗中深沉的感慨，也许有言外之意，也未可知。这三首诗的写作时间都很明确。第一首作于大和元年（827年），白居易自苏州刺史御任，经洛阳到长安，途中所作；所以诗中说“苏台五马”，身份明确；第二首作于大和三年（829年），白居易自秘书监退任，自长安返回洛阳；第三首作于大和九年（835年），白居易自洛阳回下邽渭村，途经华州所作，都是白居易最晚期的作品。前面已经说过，白居易和湘灵是在洛阳认识的，他三次经过罗敷水感慨这么深，也许是因为湘灵离开白居易后就住在华州附近。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白居易借途经罗敷水与罗敷店（即罗敷驿）之机，追怀他早年的情人，而其情人可能早已去逝多时，这也许是白居易一生对早年恋情最后的追悼罢！
注释：
[1]《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2]《长恨歌笺证》，原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1947年10月，后收入《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1929年2月10日。
[4]《白居易〈长恨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7～19页。我所读到的文章是王用中《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参见顾学颉《白居易和他的夫人——兼论白氏青年时期的婚姻问题和与“湘灵”的关系》，《顾学颉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60～761页；王拾遗《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主题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6]本文凡引用白居易诗，均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并于文中直接注明页数。近日新出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但因朱书通行较久，故据此本。
[7]《顾学颉文学论集》，第98页。
[8]《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第17～19页，张军之文亦转引自该书第19页。
[9]《白居易的早年恋爱经历》，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10]《元白诗笺证稿》，第264～265页。
[11]赵令謟《侯鲭录》，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6～127页。
[12]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21页。
[13]、[14]《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
[15]谢思炜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此诗所回忆的情景，当与作者早年的情感经历有关。”《白居易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16]《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495页。
[17]见王用中前引文第54页。
[18]《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960页。
[19]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32页。
[20]以上诗作分别见《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199（第2051页）、卷325（第3651页）、卷534（第6095页）、卷663（第7601页）。关于唐诗中有关敷水作品的检索，由友人简锦松教授提供。简教授并且告知本人，有关敷水的诗作在唐人中习见，特此志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