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杜甫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一
一个很久不见的人很可能余生再也见不到他。当一个思念故人的人突然掂量起这一份不见之见（“不见”成为一个面对的时机和见识）时，不由得感喟人生为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不见是过去多年的一个总结，也是再往前追溯的青年时期密切交往（称之为“见”）的一个对称空间。曾经的见和过去长久的不见，构成了一个对称模型：在那里既见了，又不见了，仿佛达成了平衡。此后，见与不见，其实都无关紧要了。现在，来到了一个单挑“不见”状况来说事的落脚点上。公元762年前后，杜甫已届五十岁（尽管很多出色的作品还有待完成，甚至可以说，在未来的近十年时光中，还有至少一千首诗有待完成），李白也已过花甲之年，俨然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状态。在这个节骨眼上，创作力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杜甫再也看不到一个同处于精力充沛、创造欲旺盛的李白了。一个标准的、丰满的李白不见了。他看不见那个仍然文思泉涌的李白了，而是一个落入凡间、抬不起笔的垂垂老矣的故人隐约可见。站在这样的年份上，杜甫有理由感觉到一丝不祥之兆：这个再也见不到的故人可能只有在过去的诗篇中保存他可敬可爱的形象。而在当下，他的形象已不再是被一个强劲诗人的形象所主导。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常人。甚至悲观的预计是，他可能写不动了，再也无心写出锦绣文章和潇洒诗句了。
李白流放遇赦的消息早已经在坊间传开了。按理说，这个消息能够增加故人之间仍有一见的概率，但是，李白有一摊子生活上的杂事需要处理，还没有功夫腾出手来与谁特意见上一面。更何况，见一见杜甫不再是生命中一个迫切的事件了。有什么好见的呢？杜甫又能帮上什么忙呢？不过在杜甫这一头，他还是心存侥幸，希望有一日还能重逢，毕竟他现在所待的这个地方正是李白可以归来的故乡。诗一开篇就提及彼此长久不见，表明二人生命中存在太多的空窗期，需要狠狠弥补一番。这既是一个统计、声明，也是一个含蓄的邀约。长久以来，李白在杜甫的生活空间中并不存在，那靠什么来维持二人之间那份地久天长的友情呢？李白的形象会不会因为长久的不见而有所磨损？杜甫是想向李白一诉衷肠，强烈期待来年见上一面，还是向各方面知情人士说明一个事实，他也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李白了，他也有资格来聊一聊这个很久不见的故人对于当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没有见到并不意味着已全然遗忘。不见是有原因的。现在，它可以成为一个前提，打开话匣子，好好倾诉一番，向世人告白那个很久不见的李白仍然屹立在笔墨之上。神采奕奕的诗仙李白不见了，现在众人能见到的也只是黯然失色的凡夫俗子般的那个李白。一个常人模样的李白，谁见到都会顿生怜惜。
人之不见与不见于人两种情况同步发生。不见其实是一个双向无响应的状况：李白之不见，实乃杜甫之不见。（反过来说，我不见李白，李白也不见我。）不见也是人生际遇的常态。每个人都在他人所未见的状态中展开平庸的生活。眼不见心不烦，也成为日常生活平顺进行的秘诀。读者确实应当注意到，杜甫在这里所谈及的“不见”嵌入了自己也不受人待见的这一份情愫。不仅仅是李白不见或不受待见的问题，而是不见作为一个主题不能不见。实在是看不见和视而不见是有严格区别的。不见一旦在言辞上有所反应，就变得可见（个人从来并不会局限于肉眼不可见而真的觉得一点也看不着，要不然从不见到见的否定运动就不能产生）：一方面，这首诗的出现中止了李杜之间不见（亦不语）的尴尬局面，表明了不见双方的其中一方主动捅破了老死不相见的这层窗户纸，不一定非得见到一个人的肉身不可，见其名见其诗即可理解为不见之否定；另一方面，杜甫也通过这首诗向可想而知的圈内人或公众说明他破除不见之压抑气氛的决心，他要启动一次对不见的反省，而进入见字如见人的思虑运动之中，由此一个看起来并无光亮的李白变得触目可见了。当诗人跟别人说好久不见李白了，尤其在诗中谈及这种阔别所形成的不见状况时，不见就不是一个否定性现象了，而正朝着积极变化的方向迈进，变成了一个预言、一个强烈的愿望、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局促不安的当事人顿时意识到李白就在咫尺之远。
那么，现在传说中的李白是一个什么模样呢？那个熟知的、标准的、耳熟能详的李白形象已经不见了，一个重新定义的李白形象浮现眼前。现在，这就是李白呈现给圈内或公众的一个普遍接受的形象，舍此无他。由于杜甫没办法在近期积攒出一个独特的李白形象，也就必须迁就这一公共形象，他所能做的就是对这一公共形象给予评议，不同的评议或许能赋予这一形象不同的色彩和价值。“佯狂”这个说法并不是杜甫的独创，而是从圈子里拿过来的一个套话。大家都知道李白这几年经历了什么，现在他过得怎么样。一代巨星就要凋零了，不免让人唏嘘。这是一个真实的李白，真得让人为之感到哀叹，哀叹他命运多舛，哀叹他时运不济，哀叹世上没有后悔药。他所走的那步棋正是在二人难得相见的阔别时期发生的，如今他正承受着一个严重的后果，而导致这一状况的恶因众所周知，它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乃至于前前后后大家都讳莫如深。很明显，作为诗人的李白没有输给诗，而是输给了政治舞台，但由于这一舞台的影响力巨大，殃及诗中的天分，一棵不老松遭受了雷击而不再显得苍劲有力。政治风波与不利的舆论织成的茧房层层束缚住了这位昔日的巨子。一个佯狂的形象包裹住了他的真身，压得他喘不过一口气来，心有余悸地步入了一位诗人的晚年光景之中。极有可能，颓废袭来，会将他的雄心壮志收拾得一干二净。他个人身世上的悲哀将会演变为诗歌王国中令人窒息的沉默以及非凡创作力的衰落。
二
眼见为实，一度成为悬临于创作者眉宇之间的训诫。写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身体会的真人真事，而对于虚无缥缈的、想象中的、道听途说的对象，应保持警惕，不要轻易动笔。一个没有见着的审美对象却要写进诗中，这是怎样的一个狂妄的作为呢？能写好吗？你都没有见到真人，你怎么可以刻画出那逼真的形象呢？很有可能接下来你不是去写那个没有见到的真人本身，而是对自己见不到这个人的处境（所附带和反照出的自我处境）进行描写，或以“不见”为主题来参与某个公共话题的讨论。或许正是处于一种适当的距离之外，才能以一种相对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人以及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件。“不见”的客观限制反而提供了一个机缘，一个客观评价这个人作为的机缘，使得评价者有一种置身事外、冷静审视的心理优势。既使自己与被评价、被审视的这个人有所区别，不受私下的某种情谊、瓜葛的牵绊，同时又让自己与普遍的评论、外界的舆论、世人的怜悯心保持得体的距离，以持有一个不同意见的姿态挺进舆论的漩涡之中。当下正在谈论的李白形象是可爱的，还是可哀的？二者都是一种偏主观感受的因素，哀其不幸、爱其活泼都在情理之中，甚至可以说今日对李白的态度绝不是临时生发的一个冲动，而是基于往日对李白的理解出现了某种感觉上或人设上的崩塌。要么是自己真的接受不了，要么是以为别人接受不了。李白真的不再是原来那个李白了吗？世人该如何面对这一前后悬殊所导致的心理落差呢？
有趣的是，就在李白可哀的形象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之时，世人怒目圆睁的形象、杀气腾腾的形象倒是后来居上、跃然纸上。现在的问题是世人太逼真了（好像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而李白变得模糊了。那个曾经同步活在自我天真王国与诗情画意世界中的仙人已经变成众目睽睽之下一蹶不振的废人，其中的悲哀不仅仅是源自李白，也因为世人的善变而使人感到悲哀。（哀人莫若哀己，会有这样一个演变的进度吗？）这仿佛是一测一个准的大概率事件，绝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都会这么做。无一例外的情势之下，李白隐遁、销声，他本人不再是振臂一呼的意见领袖了，已跌入了人生低谷而难以自拔。气势已经一边倒，值此关键时刻，失联多年的老友如果还保持书面上的沉默，就会辜负天地可见的人间真情。于是，杜甫要站出来振臂一呼，以绝对的少数削弱匿名的世人所形成的汪洋之势，要尽可能保持这一对抗的可能性。尽管杜甫本人也不见得为世人所待见，但是，搭建出一个必要的世人-吾（皆-独）既对立又对等的思辨模型至关重要。李白铩羽而归的形象的确很容易被人落井下石，狠狠踩上一脚，但是世人口口声声要干掉（踩一脚）李白的那份杀气并不是真正的主导力量，他们只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伴奏者。能杀李白的只有李白自己，只有他糊里糊涂的选择，只有形势难辨时的判断。李白选错了。在政治上错那么一次就足以废掉一生。正因为此，众人拾柴火焰高，将李白放在火上炙烤，以一种后见之明的姿态点燃李白，置李白于死地。
世人之欲可堪反思。群情汹汹之际，皆置李白过往的杰出才华与表现不顾，仿佛李白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或者一条道德与人品的分界线。昨日之李白再怎么充满神奇，都不能补救今日之李白某些方面的过失与瑕疵：李白被某一个既不中用也不中看的自我形象从整体上摧毁掉了。于是，新老朋友在面对一个垂垂老矣的李白时，都不得不审时度势，将李白放在架子上炙烤。仿佛一切都是李白的错。现在对李白的任何评判，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爱护的还是记恨的，都跟其他人无关，每一个看客都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视李白的处境或痛点。作为李白早期生命岁月中的至交，杜甫这时候不得不提醒自己要为李白一辩。这时候的李白已经不再被政治犯的身份所束缚，获得了特赦，理应得到全天下人的同情与接纳，但问题是，他似乎亲手葬送了大好前程与无敌才华，而使自己深陷一种难以自拔的绝境之中。人们甚至会认为今日的李白已经不堪大用，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他的诗力很可能颓败不堪，难以重振雄风了。他已经不属于眼下这个时代了。他是昔日黄花。踩倒一个李白并不能导致落井下石的人地位有什么丝毫改善，甚至可以说，在如何对待眼前的李白这个问题面前，每一个读书人都碰到了一块良知的试金石。既要从情感上去理解李白的处境和命运弧线，又要从诗学的角度来审视李白那难以遮蔽和取缔的才华与贡献。
李白既然没有在上谕中被杀掉，其他人也就根本杀不掉李白的威风。至少从诗学才能这个角度来看，赫赫有名的李白始终是一位永恒青年的形象，立于天地之间，从不言败。李白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出神入化的天才形象既有可见的一部分，也有不可见的一部分，从来如此。而杜甫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那不可见的一部分形象。李白不被同时代的人所见，并不等同于不被历史与未来所待见。关于李白不见的问题不见得就仅仅是李白的问题，极有可能是在见与不见之间选边站的每一个要做出判断的人自己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李白不值得再见到了，已经没有多少意思了，有的人认为他们所见到的李白就是一个完整的李白、暴露无遗的李白，从未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李白仍然是难得一见的人杰。且不说人们如何去理解李白的见识尚成问题，就协调好自己与李白如何再一次坦诚相见也是伤脑筋的问题。李白实实在在构成了一个当代的人心向背的考验。这个关键时候，杜甫必须站出来，以某种独当一面的勇气言明李白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以自身的姿态的可见性召唤出李白的不可见性，深信李白将再一次次重生。在这个关键时期，大大方方承认李白无敌的才华绝非羞于启齿的事情。这是一件正事：确认李白的文学地位与诗坛位置，就是在确定每一个在诗学范畴中耕耘的当代诗人往上攀登的一个基础。没有认识清李白的文学地位，就不足以理解到当代诗人上进心的渊源何在。
三
尽管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尽管李白的诗才至此有一点萎靡不振的苗头，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从全局上来把握，李白仍然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当然，在评价一个比自己年长的强劲诗人的文学地位时，杜甫本身也从不可见处独步而出，成为为他人所见的一个接力者形象。现在，杜甫矗立在人们面前。凭借他持续不断的创作成果以及信心满满的对诗学领域孜孜不倦探索的心得体会，他现在完全有资格站出来为李白一辩，为李白下一个总括性定论。环顾宇内，没有谁比他更合适的了。杜甫已经不再是一个后生，而是能够和最好状态的李白比肩而立的一个巨人。在这样一个年龄阶段，在这样一个创作阶段，杜甫已有能力有本事发出自己铿锵有力的声音。当然，杜甫隐隐约约也觉察到李白已经步入了一个创作的混沌（或瓶颈）时期。而作为接力者，杜甫本人已经在诗学领域开掘得更有深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完全有可能将李白曾打开的局面、所取得的诗学贡献融入其中，使得他不仅能够站在李白的肩膀上，而且可以站在历代人杰的肩膀上环顾宇内。到时候了，诗学之事，杜某人可以说了算。在这样一个分水岭，杜甫心里并不犯嘀咕，而是提醒自己这一重担轮到自己来挑就该挑起来。一个政治上的李白已经失利了，但一个诗学上的李白却巍峨耸立，并未崩塌。杜甫首先就要提醒世人注意到这一分别。按理来说，李白的才华没必要再去重述或强调，都摆在大家的眼前，摆在大家共同走过的岁月记忆之中，绝不能因为李白做过的糊涂事，一并将那些美妙的诗篇弃如敝屣。
李白的皇皇巨著、那上千首诗仍然掷地有声，对应一个辉煌王朝的美好记忆。此前杜甫曾给予李白诸多的评价，但现在仅凭一个“敏捷”的评语就可以力压群芳。没有谁比李白更敏捷的了，这么说总可以吧？即使绝大多数人见不到李白本人，但总可以见到李白的诗。而李白与他的诗不能同用一根棍子打死，既要分开来看，又要结合起来认识。短期来看，因人废诗，长远来看，李白留给历史的靓影总归是诗人形象。世人不能从李白的政见中获益，并不意味着再也不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发与激励。政见的苦果已由李白独吞，而作品的荣耀将由历代诗人传播并继承。将李白仅仅理解为只属于李白，或只是走到了垂暮之年的一个废人，这一成见害人匪浅。杜甫提醒我们不但要接受到李白上千首诗作为珍贵而沉重的礼物，而且要体验到诗中传递的包括“敏捷”在内的作法观念与价值评估。即使我们失去了李白这样一个人，或者历史潮流中不再有李白这个弄潮儿，但是作为诗人的李白依然不可小觑，依然是所有人共享的一笔财富。他的诗不仅仅属于他，他诗中的敏捷反应和步伐也不仅仅属于他，读者能从他的诗中所获得的一切都可以据为己有，但别忘了感激那个人。理解李白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把他当人看，归宿点却是把他当诗人看。杀掉或毁掉的可能是李白这个人，而毁不掉催不垮的是李白这个魂。如果说以前对待李白是仰之弥高，而现在看法发生了变化或扭曲，问题不一定出在李白那里，而可能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虽然杜甫在这里重点不是强调李白诗学最新的进展，诗意勃发如何的迅猛（而是从总体上把握李白这个诗人的精神形象，将他从一个三流政客的迂腐中摆脱开来），但是这样做绝不是出于私谊、礼貌或护短，而是为了公义。没有比杜甫更合适的人选了。长年的彼此不相见使得杜甫的形象在李白眼里也成了一个未知数。可以说，年长的李白并不一定能够知悉杜甫近五年在诗学上的开展规模和骄人成果，更别提一个形象更为饱满的杜甫还有待塑造（这方面的后事李白是无从知晓的）。相对来说，杜甫所呈现出来的饱满度与可能性已经超过了李白，李白停顿在读者后撤一步即可了然于心的状态之中，而不再是一个前所未知的强劲诗人形象。此时此刻难以想象李白诗学功夫的梅开二度，更别说在生命的晚年还能够再写上与此前同等数量的诗篇。在这一点上，杜甫却可以做到，在未来不到十年的生命晚期阶段，杜甫确实有能力显示出气象万千的风范，再写一千首诗不在话下。今日的李白面临的是新账和老账一起清算，人们甚至连早期的那个谪仙形象都要否定了，这才是人世间的薄情寡义，这才是杜甫要竭力反对的世态炎凉。杜甫决不同意狂妄无知的世人将李白这颗钉子从诗学功劳簿上拔掉。与此同时，杜甫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因为再次强调了李白是一个酒徒而弄皱了李白清晰的诗人形象，与他已经创作的上千首诗相比，他的杯中酒不值一提。世人真不该只记得李白的酒量，以及喝酒误事所造成的生命光景的凋零，而应当牢记李白本质上作为一位诗人的功绩。
没有谁比李白更敏捷的了，甚至多产的诗人之中没有谁比李白更令人怜惜的了。事实上，飘零是李白的近况。按照其天性的发展，本不至于此等地步，莫问政事，或许早已修道成仙了，不至于零落不堪地待在这污浊的人世，更何况，这天下仍不得安宁。谪仙也好，酒仙也罢，这两个为世人所公认的闪亮形象终于黯淡无光了，乃至于一辈子喝过的酒都浓缩成近日的一杯浊酒。飘零是今日难以下咽的一杯酒。借酒浇愁仍然是今日的主题。一杯酒下肚，恐再无昔日气象，再也写不出天真烂漫的雄浑诗篇。今日之李白面对一杯酒，就仅仅是面对一杯酒，而不再是妙趣横生、诗兴大发的那个永恒青年形象。酒所佐证的、见证的飘零形象落在酒杯中，昔日对影成三人的潇洒现在恐怕是一个影子也找不到了。面前只剩下一杯摇摇欲坠的浊酒，诉说一辈子无限的飘零。此时此刻杜甫不仅要讲给世人听，而且要通过这首诗，把话带给李白听：所有人都得记住，李白不是一个零，纵使他正处于飘零的人生暮年。在急转直下的人生晚景之中，李白也不必懊恼，觉得一辈子一事无成，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处于一个清零的状态之中。这种扫兴的情绪应该荡涤干净。想想吧，这一辈子所写的那么多诗篇，是该交给有心人整理付梓了。这才是李白真正能够握在手里的心肝宝贝。诗历来被无数人认为是玩物丧志的虚幻光景，但是放到李白这样一个具体的同时代人身上，却又偏偏是他唯一值得自豪的人生收获。他在政治上输掉了很多次机会，输给了一个选择，但在诗学上，他的选择无比正确，有心也好，无心也罢，都注定彪炳史册。
四
如何设想一个晚年的李白形象，真是颇费思量的诗学问题。近些年，杜甫没有见到李白本人，但他仍期望有生之年还能一见，甚至都可以去设计下一次见面的场景：在哪里相见、见面时该说些什么。稳住了李白的晚年形象，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早期才华和巅峰状态，才能将他作为一个过来人予以通览（李白是一个时代或时期现象，而不是一个时点姿态；李白是一个发展中的李白，而不是一个僵化的李白），才能将李白的价值经典化、立体化。尽管在这样一个年景跟李白隔空对话，大谈诗学深度话题已不是最紧要之事，但是二人联手护住诗学本体不受俗见侵扰，仍是必要的。要将世人的目光拖拽到敏捷的上千首诗中去，要让众人重新理解李白的敏捷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否可以仿效之，乃至于除了敏捷那里还有什么。政治的归政治，诗学的归诗学，要在这里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来。一个四处飘零、仍在借酒浇愁的李白需要一个坚实可靠的归宿、一个安顿心灵的落脚点，可这个地方会在哪里呢？李白面对的将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说不干就不干），既要照顾到妻儿接下来怎么安顿的现实问题，又要考虑接下来诗学上还可以掀起怎样的风浪、树立怎样的抱负。李白还是一个有前途的人吗？显然政治上已不可能，而诗学上也见萧瑟。正是因为这两方面双输的趋势使得杜甫不便站在对李白新近风格予以肯定的立场上大赞其未来形象，或炉火纯青、宝刀未老的晚期风格，而是略显保守地将目光锁定在一个通盘考虑的李白整体形象上。
如果说昔日以匡山为圆心所划定的一个生活圆圈才是一个可信的出发点，那么事到如今又能否成为一个颐养天年的归宿？碰巧的是，杜甫现在就处于匡山划定的生活半径之内。李白曾从这里信誓旦旦出发却再也回不来，而杜甫一把年纪却又要从这个地方中转出发。匡山恰在此时激发了杜甫对李白的想念，不是思念之情日益冷淡，而是尚未抵达像匡山这样能吊起胃口的地缘，就好像中年的杜甫在匡山撞见了青年的李白不由得唏嘘。现如今，一个人正在考虑怎么收敛翅膀，寻找落脚点，一个人却在张开翅膀寻找一条新路。看起来，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无论如何回不到故乡去了，那里本是一个最可信赖的落脚点。杜甫没办法奢望也没能力张罗一次邀约与相逢，不是等不及了非见不可，而是等不及了各寻出路。隔在二人之间的千山万水已经没有一条通途供二人相向而行中点相见。各有各的宿命，各有各的归程。纵使杜甫很想一见，而当下的李白却不见得会将杜甫列入议事日程。真不知李白会怎么想？匡山会否成为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代名词？正如杜甫念念不忘的就是故乡洛阳，余生却也回不去了。或许杜甫替李白拟定的归宿是匡山（四川江油），只是碰巧他正经过那个地方。而李白自己设定的兴许是匡庐（江西九江），而他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尚未抵达的地方，才是心目中理想的归宿，从来如此。当然，杜甫也心知肚明，如果地理意义上的匡山到不了，作为诗人，完全可以在书面上重造一座无所不在的、相看两不厌的匡山。江湖无处不匡山。
以诗学为志业，杜甫这会儿可能想通了，也信了。但年长的李白会这样想吗？在地理意义上的匡山相遇已不可能，但在书面意义上的匡山抱团取暖势在必行。王朝的鼎盛时期已然凋零，一去不可复返，但一位活着的诗人诗学上的进取心并不会因为个人的飘零状态而不可收拾。到了这个年纪，写一首漂亮的诗，是否仍然可以成为四处飘零的人的一份志向呢？如果除了匡山再没有哪里可去，那至少还有匡山。谁又能拿走心中的一座山呢？这并不是向世俗生活低头妥协，而是发挥我们身为诗人的生命热忱，输出人性之好、想象之美、情感之真。纵使两鬓斑白、白发苍苍，我们仍然能拿得起如椽大笔，写出惊世之作，也放得下失落的人生命运，仍然有向着诗国归心似箭的宏愿。这并非一个诗学式微的时代，恰恰相反，这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具诗学思想张扬的时期。即使走过千山万水，仍没有找到一个温柔乡，但是举目四顾之际，我们仍然可以强烈感受到诗在人在，每一片土地每一寸光阴都可以煅烧成诗学王国的一砖一瓦。李白的沉沦看来注定了不可逆转，声誉虽有所受损，但还不至于全面崩塌。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个政治上难有作为的李白，却永远得到了一个诗学上潇洒自如的李白，这是毫无疑问的。对李白的肯定，播撒出对未来千年从事这一行业的无数诗人的期许。（诗学事业绝不是悲惨兮兮的事业，也不是以悲剧收场的事业，而是拯救苍生心灵的事业，是重新出发、永不疲倦的事业，是随同国人使用汉语而不断繁衍的事业）。尤为迫切的是，这里有一个心理作用产生了：一旦李白的作品再无更新，再也见不到他的新作了，诗学王国里的这一份缺憾将如何弥补？
以一种后见之明的视角来判断，此时的李白俨然是一位人杰了，正好可以与昔日风流倜傥的永恒青年形象相遇。一个归来者与一个读书人相遇，在想象中的匡山，一个老迈的自我回归到那个俊美的自我的身体里，完成一个轮回。归去来兮，归去来兮。这样一次回归并不需要旁人见证，只需要自己在意念上完成这样一个流程、一道手续，不同时期的自我形象就可以严丝合缝地叠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所有不受待见（不受人待见，不受时代待见）的烦恼和牢骚都可以一股脑儿抛弃，因为在这里，自我能够一分为二得以相见。即便老眼昏花，也能看得清矗立在自己面前的那张俊美的年轻面孔。那个早期的永恒青年正眼将一个老人瞅个干净。哪里有什么不见？摆在眼前的是毫无遮掩、暴露无遗的一个看似孱弱的老朽，好就好在，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到这份尊容，而能够看见的必有那个永恒青年（头发乌黑、眼睛发亮、精神抖擞的永恒青年）。在永恒青年和人杰之间，叠放着上千首诗。形象的转化如此艰辛曲折，但终于走到了这一天。这一切都值得。如果说世人这会儿只看到一个头白的老先生，那真是他们眼拙了，殊不知永恒青年已附体，头白只是一个假象。这一信条正是杜甫要告诉李白与世人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一分为二地观察着自己身体与灵魂的动态变化。他既可以是李白心目中的永恒青年，也是自己漫长创作生涯中紧密相依的永恒青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身体遭受何等的摧残与折磨，都可以向永恒青年回归。每一次回归，就像回到书面意义上的匡山：何处不匡山？每一次都可以获得莫大的慰藉。每一次都能听见一个永恒青年在对自己说：好，好，好。
202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