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位诗人的风格习性，一般可以从他所偏好的主题或惯用的词语（意象）入手，这也是读者试图谈论一位诗人时比较容易拿捏的方式之一。有时，读者顺着一首诗所造成的前后顺序，依次往下读去，他会留心自己被作者所展现的一种怎样的情感所吸引，也就是说，这个作者是否打动了自己——这个关于“感动”的甄别活动已然提供衡量一首诗之好坏，乃至一位诗人水平高低的关键标准。然而，当自己没有被明显打动时，或可说自己摸不到作者的情感纽带的边沿时，读者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这一回碰到的是一个差劲的诗人。这个现象应属于：读者用自己预先设定的标准来检验其标准的碎片（丽影），而不是借一次别开生面的阅读来校正自己的审美标准。放不下标准的架子，自然触及不到非标准的影子何以形成的种种解释。
有些诗既不以清晰可辨的主题来规定阅读的流程，又超出了菜单上一连串常用词语拼凑出来的意义辖区，这时，仅以是否感动来取舍的读者就有可能错失与诗人英姿的结缘。读者想尽快弄明白诗人在说什么、有什么意图，期待以诗的局部——小于一首诗的某些成分或构成一首诗的某些配件——的探察结论来推断诗的整个真相、意图，进而，还奢求一下子就抓住了扼要描述一位诗人形象的几个关键词，往往不会奏效，究其原因，这种探察诗之奥妙的方法仅仅是方法体系中的一员，读者在摸清诗人轮廓的尝试中切忌忘却了自己观赏方法也存在单一性这一个情况。要不然，碰到像王东东这样的活力诗人，就会遭受挫折，缺乏调查方法的适应性，很可能又只好以自己没被感动，侥幸地逃脱摸清这位诗人底蕴的责任。像王东东这样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又掺杂着风格的例外情况——的闯劲十足的年轻诗人一旦在诗中谈论其价值观，而非咏物诗中一个单纯的对象，就对不少读者发出了邀约：试一试审美尺度在测量他的诗之五官时是否会变形。
我们要格外爱惜王东东这样的年轻诗人，就像爱惜我们收藏标本或面具的美学院子里的一个犄角旮旯。爱惜我们本已拥有却一直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部分存在。他正崭露头角，身上有时代经验的倒影，心里装着未寄出的给诗神的自荐信，在谈论一个对象时不守规矩，从一开始就忍不住借题发挥或瞒住他登高用的阶梯不示人，力图谈点新动向，解释他怎么看人生，揭示他的处境如何一下子演化为历史的困境。他打算做一位擅长谈论观念的诗人，此举并不是硬闯死胡同，而是以闯法之新来再挣关于死胡同的认识。况且，后生诗人对于此路不通的警告总会充满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往往离他啜饮诗神的香醪更近一步。我们以他的写作实践来判断他的写作观念得到了几分实现，这个做法要比以读者的审美标准来度量作者的风格多样性更为妥当，也更有同情心。我们要观察在诗中哪个地方他气脉顺畅，抱负得以施展，在哪个方面却遇上了坎坷，词不达意，滞留难进；他怎么写，已体现在我们所见的诗中，但他怎么想、写作中有过怎样的选择，则是我们要揣度的，现在，我们用揣度到的他“怎么想”（观念）来判断他“怎么写”（实践）兑现到了哪个程度。
以《图书馆》为例。当他深陷“图书馆”这一常见空间时，他会如何来勾勒自己的精神困境？读者确实有必要细看他写的《图书馆》这首诗；它可谓是值得揭开的有关他诗学观念之坛坛罐罐的封盖，也可以说，是衡量其诗艺发挥到最佳状况时到底会怎样的一个样本。这首诗采取规矩的四行一节体态，保持了必要的、与读者携手共进的、清晰的、语义递增的顺序，表达了一个闯入图书馆的读者对一个突然触碰到的非凡时刻的出色认知。它不是描写“图书馆”这个知识载体、经验空间的特殊意义，而是抽样调查了位于（限于/陷于）图书馆这个场域的一个人会接触到什么讯息，得到什么启迪。不如说，冠名为“图书馆”，仅仅算作一个起名的惯例，实际上，这首诗说的是呆在图书馆里的一个感觉，甚至可以说，是对其中一本书或一个赫然入目的编码的遐思，进而，他优裕自如地展示对这种遐思的遐思。
作为一个步入图书馆这个空间的个体，诗人并不是顾影自怜，以图书馆（或馆藏物，或位于其中触发的一些感受）来反观自身的处境，自我不是这首诗观察的主要目标（客体），反而是一个见证人、记录者、谛听者（主体）：他发现了图书馆的可写性——于是，承载了大量知识信息的空间出现了一次边际效应：递增了、容纳了关于图书馆的一次遐思。他凝视自我的遐思究竟可以走多远。诗，则换一个心态睥睨他的凝视进展。借助诗人的存在，图书馆意识到了自身意趣的一个淡水区似的，一个迟早要被发现的犄角旮旯同步现身于图书馆物理空间和诗人意识的领地。这首诗所要谈论的对象其实就是一闪而过的启示，就是一个气势如虹的仪式感，摆在诗人眼前的，除了书，以及匿名之书唤起的憧憬之外，可供调遣的意象并不多；读者会发现，他采取了一种寓言形式来讲述他的奇遇。好静的图书馆偏偏递给他一绺声音，这首诗正是从声音的假设（比喻性意义）开启它的探秘之旅的。声音，这是打了一个比方，也是观念讲义的放声朗读；也许来自一匹悍马（“马”又不妨奇妙地结缘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之类的缩写），“野兽”这个比喻依然是对读者匿名而他本人却心知肚明的蛮力和兽性的载体，使用“野兽”这个主角来谋篇布局虽有不少便利，但也迫不得已。它是对称于图书馆造成的感受的一种迫切性的形象兑现，似乎没有什么比这个形象更方便驾驭的替代物了。这样一来，价值判断就发生了：图书馆里有一头野兽，书的世界里有野兽，就好像图书馆里有是非黑白，有野蛮与驯服之别，书亦有好坏之分，而一本坏书极有可能产生一个坏世界。野兽，这个象征主宰了这首诗的气场。这头野兽不也是刚刚被发现吗？它一直在图书馆的角落里憩息着呢，茹毛饮血之后的悄无声息。诗人作为见证人，竭力描绘他跟野兽打照面的那一刻。读者看到的这首诗正是两股力气扭结在一起的产物：诗人赋予图书馆一种遐思的光彩与图书馆（书、编码、文明惯例）赋予当事人一种威严的声音构成双向推搡。于是，诗成为两方面馈赠合力制造的小小生机：一个空间产生了——这首诗既是对图书馆的多重理解可能性的清理，又是一位年轻诗人对写作必须面对的暗角的摸底测验。
此刻，读者对《图书馆》的评价确立了一个妥善的审美尺度、一根反观其作者姿态的标杆：它完全可以用来检测诗人其他作品的底蕴深浅，也可以用来观测诗人各种情况下影子的长短。逊于《图书馆》的诗，可以理解为他为多样性摸索付出了代价，而强于《图书馆》的诗，正是他作为一位强力诗人来到的预兆的渐次加强。就像此前他还写过类似《在花园里》的佳作，为过渡到《图书馆》的遐思提供了可信的、关于一个沉思之人与所处位置（空间）的最初关系。他在《墓园》中使用的分节形式和行文逻辑，近似于《图书馆》，但因“墓园”的逼真性更为强烈——而“图书馆”显得更为虚幻，准确来说，图书馆的道德感更为不确定，而墓园直逼心灵，尽管两首诗都不告知看到了的书、墓碑姓甚名谁——而显示出他在处理空间向他泼洒杂芜的诗意时能巧妙抓住头绪的干劲与机智。在对“失眠”、“苍蝇”这类主题进行解构时，有一点剑走偏锋的感觉，富有闯劲和冒险精神，也预示着他对自我境遇中每一个亮点的追踪屡屡得到诗神的垂青。他确实在诗中屡屡诉说自我的境况，读者隐约体会得到那约束其境况的、装饰其诉说的一个镜框在不断向外拓展；他在向读者掏心窝介绍自我的处境时，也着手掏文学史、阅读史的蕴藏。他的确想写一种附带历史光彩的诗，把小我放入秤盘上去称量另一端他者的轻重。在分节技巧、句法结构、意图展示流程等方面，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新手，而是信守“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一古老训诫的闯将。他几乎是诗神送给我们的一个最新的礼物，而他的诗，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已经自成一体，有一个小小的进化过程——简言之，“越写越好”，且头脑清晰——却又不乱了分寸，让诗松散成生活的流水账，他的诗从不妥协于美的无常与无虑，就好像他对诙谐和反讽的看重稍弱于对诙谐和反讽的遐思，不讲俏皮话，不忧心诗的无用，不在眩晕的现象中躲躲闪闪，也提防着诗降低了品味或走下坡路，丹田之气从不松懈，追求细密有致的节奏同时，竭力锤炼风度（对诗或诗神的态度，乃至对读者反馈的耐心等待）与风骨（建立常用词语/意象的菜单，但又通过不断地增删来避免抒情系统的僵化，以维持活力和强力）。语句干净的同时，力求心思敏捷，善于把“我”之现况兑换为诗的进展和声明。在谈论自我的策略中，他掌握了分层叙述的诀窍，一个我立足于跟近旁事物的攀谈，一个我则立志于弄清这次攀谈的意义，一个我坐收渔利，把前两个我变成诗神的上下颚。
在确立一首诗的中程时，他做得尤为出色。换言之，在词句濒临其观念的脸颊之际，他运用词语的效力发挥得最好，礼貌地接受一次亲吻而从不失手，牢牢擒住这个交锋的瞬间，无论在修辞上的克制与迂回，还是在节奏上的铿锵与紧凑。他的诗的中间位置，往往就是他观念流程的中程所在，可见他的诗的看头就在于他如何在诗的中途迎来送往，如何跟推动这一中立时刻产生的因素应酬，又如何跟这一时候所造成的余韵周旋。由于在这个中间位置上的毫不犹豫，他的诗便在逻辑上、势能上、情理上都留够了苛刻读者溜达的余地。也可说，他的诗舒缓有序、轮廓清晰。而一旦读者意识到他的既定风格并传入他的耳畔，他会令自己下一步迈出的步幅变成一个谜，就好像坐待苛刻读者跟他进行又一次修辞的贸易：凭借他博学多闻的胸襟，他一定不会输给苛刻读者半个身位——他会积极探索不让读者断然落实某个观感或断言的其他可能途径，他会像贲士拿起自身移转出众人的视野。
201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