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何文焕辑《
历代诗话》，始开诗话丛编之体，与《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之分门摘句，体制互异。近人丁福保又辑《续编》及《清诗话》，郭绍虞先生复成《清诗话续编》，于是求历代诗话者，大抵不能出诸编外。民国间有蒋抱玄者，辑《民权素诗话》，识寄不高，而时有奇语。今人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虽亦断代之作，要之仍规仿何氏可知。钱仲联先生序张氏书，举徐澄宇之说，称诗话乃专门之学，当正其名为“诗话学”，且谓“由梁至清，诗话之辑既有成书，至于民国，为时亦非太短，操觚之徒为诗话者，殊不乏人，或出专书，或散见期刊，视前修或且过之”。末句殆出于尊题，非平情之论耳。愚谓诗话者，诗家之羽翼也；诗话之学，即诗学也。唐宋以降，风习所趋，诗话之消长喧寂，遂不能与诗家并齐，顾其识见高下，则仍与一代之诗相表里。诗卑识陋，诗话之恒情耳，故《四库提要》谓其体兼说部，良有以也。从来某学之盛不必某学之高，故《诗品》一编，空汉魏齐梁而为名著。民国诗话称极盛，而其芜滥亦最显，文人矫处，与世委蛇，轻薄说诗，流为狂禅，诗成羔雁，论多惊俗，未闻有与《人间词话》相埒者焉。
《诗品》渊雅调切，论无虚美，以视司空图辈之雕文绘藻，辞过于理者，固已笃实可亲，《四库提要》谓之“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其说信是。然《提要》复云：“惟其论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此又戾家眼孔，未尽知诗。余谓锺嵘品诗，特明诗体，故其所言，多就诗体以辨源流，用述诸家之所自来尔。如评沈约条，明云：“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其矜审谨悫，从可知矣。“体”者，风格也。凡百艺术，皆有风格之精粗—形貌采章，风格之大略焉；气质神明，风格之精微焉。于形貌之外求其气质，此难可与世人道也。《诗品》之辨源流，《名画记》之叙师资传授，罔非此意，惟常人参赏未至，会鉴不深，乃咄咄为怪，谩题是非耳。诗本妙物，别有灵心，所谓渊源，尤有显晦，溯师承者，苟一一责以可指可见，若儿孙之肖父祖，则皮相之士，何足以论诗？严羽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优劣，况文章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切究诗体若此，论诗乃有至当，此《沧浪诗话》所以迥出历代之上也。又，余观《诗品》措字，特有裁持，如评张协云：“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评左思云：“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一字之定评，不刊之典要也。昔谢赫品曹不兴画，只以秘阁龙头，置在一等，锺嵘之评曹丕、何晏诗，亦谓“虬龙片甲，凤凰一毛”。二贤同时，俱负裁鉴，遂能取圆通以济方正，扬一善而宽诸短，得批评之大体矣。张彦远曰：“狸骨之方，右军叹重；龙头之画，谢赫推高。名贤许可，岂肯容易？後之浅俗，安能察之！”真知言也。余旧读今人所撰《诗品集注》，其于昔贤笺疏，网罗差备，惟其自注，乃有引後人之书以为出处者，数典既穷，实乖体例（如注“竞爽”二字引徐陵《玉台新咏序》之类是也）。书首“前言”，颇发创论，至谓《文心雕龙》四十九篇，既合《易》数，则锺嵘于《易》，亦有家学，其书于“上品”之中，仅取十二人（古诗算一人），必是锺嵘欲合《易》数，以成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之整体感、系列感与完美感”，其穿凿附会，几于诞妄矣。
唐释皎然，识既不群，诗亦遒丽，释契嵩以为“昼公文章清复秀，天与其能不可斗”者，是也。所著《杼山集》十卷，在汲古阁刻《唐三高僧集》中，余有副本。其《诗式》一编，雅有名论，譬喻精巧，词亦给赡，唯所托太高，不免矜奇之累矣。今人周维德尝纂《诗式校注》，末附诸本序跋、《四库提要》及余嘉锡辨正共六篇。余公学术，向所景仰，辨正《提要》，厥功实巨，旧读其书，深致推服，如贾谊《新书》及刘昼《刘子》诸条，尤觉详明精切，决疑发覆，足谳是非。其《书册制度补考》及《世说新语笺疏》，亦称杰作。陈援庵先生《余嘉锡论学杂著》序，记余公自榜其斋曰“读已见书斋”，平居治学，往往因甲书而牵涉乙书，因一言而检核众卷；凡所阅书，皆随手归架，故案头整饬，绝无零杂。余之读书，积习相似，居恒亦颇以“读可见书”自勉勉人，故每读公书，弥觉亲切。唯此篇辨正，则嫌疏略，未免有意作难，不慊余心。盖皎然论诗，以近人与古人并推，《提要》以为嫌，余公乃深斥之曰：“诸人当日诗名，业已举世推服无异词，何以不可称引……若曰近人不可以称引也，则《提要》何以数数引《潜研堂文集》乎？即如何文焕《历代诗话》之刻在庚寅岁，乾隆之三十五年也，距《提要》之成仅数年，为时不更近乎？持矛刺盾，其何说之辞。”其实《提要》亦何尝谓近今人之说必不可称引，彼但谓《诗式》平章风雅，而忽举近人之诗以溢美之，理不当然，故疑其原书散佚，为事者掇拾补之。况《提要》引钱大昕、何文焕之文，但取其考据之说以为论证，与皎然之推奖艺文，安可等量齐观？余公持此以纠《提要》之非，稍近强词夺理矣。朱子曰：“只那‘有激’，便不平正。”吾辈读书，亦未免“有激”，虽激于公义，犹且害道，况任情好恶，辞色加人，其于“平正”二字，不益阔乎？诫之诫之。
范温《潜溪诗眼》，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止廿九条，率似琐琐，言亦犹人。大抵于诗远追建安，近宗老杜，故多摘杜句以恣品赏，此宋人诗话之常谈尔。论诗多述东坡、山谷语，尤于东坡叹若不置，则温尝游山谷藩篱，又绸缪元祐旧家，故推尊之尤逾他人也（《漫叟诗话》颇与相类）。然亦有独识深妙者，如“论韵”一条，千数百言，绵密精邃，究穷理致，故钱锺书先生谓为融贯综赅，非严羽、陆时雍、王士祯辈所及也。他如第十三条称“诗贵工拙相半”，可以与严善朕所拈“生秀”一词相参；第十四条谓“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所论诗文正变二体，亦足与书画理论相启发也。第十六条“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长语”，“长”，直亮切，读如仗，馀也，赘也，郭绍虞注云：“《历代》‘长’作‘常’。”所谓《历代》，即清吴景旭所撰《历代诗话》。余检四库本《历代诗话》（卷四十一），此字作“长”不误，郭先生所据，盖《吴兴丛书》本或中华书局排印本耳。
《後山诗话》云：“扬子云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词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後尽天下之变。子云惟好奇，故不能奇也。”此语说尽奇变生于自然之理，凡百文艺，莫非如此。刻意求奇，不因自然之势，虽奇近怪；刻意求变，不顺自然之理，虽变近妖。然此论奇与变也，与方孝孺之论“辞达”，适足相参，惟孝孺之文，自求跌宕，不尽在于论理，故不及後山简明平实耳。《逊志斋集》卷十一《与舒君》云：“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六经、孔、孟，道明而辞达者也。自汉而来，二千年中，作者虽有之，求其辞达，盖已少见，况知道乎！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馀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暄，廻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後止，此其所以为达也，而岂易哉！”後山、逊志，皆引水德为喻，可谓善比。然恽敬《大云山房文稿》，特以言情之辞比于水德，文益繁而理益晦，方之逊志，所造又卑，而勒其归趣，亦谓自然流行为辞达之旨耳。其文云：“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之所谓达者何哉？其心严而慎者，其辞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辞和；其气灏然而行者，其辞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辞无不至。言理之辞，如火之明，上下无不灼然，而迹不可求也；言情之辞，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远来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辞，如土之坟壤咸泻，而无不可用也。此其本也。”（《与纫之论文书》）夫“辞达”一语，昔贤多述，要之皆以为止于达意，无事文藻。如司马温公云：“‘辞达而已’，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朱子亦云：“辞达而止，不贵于多。”此通儒之谈，折中之论也。唯《潜溪诗眼》特述东坡晚年之言曰：“‘词达而已’。词至于达，则疑于不文，是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了然于心者，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了然于手与口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坡老高论，信鲋鲋焉，粗校之似无以异人，及推其吻趣，实谓物妙难穷，正须言与文俱，辞藻相发，或澜翻海倾不以为多，或片语单词不以为寡，唯问其适宜与否耳（画论谓“疏无一点，密不透风”，可以相参）。故《仪礼》曰：“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呜呼！仲尼之所寓意，前修之所未及，而坡老得之甘苦披沥之後，亦可谓见道矣。（《礼记》曰：“礼不妄说，人不辞费。”说之妄，辞之费，斯诚为累矣，安在其多与寡耶？）
《二十四诗品》，或者以为非司空图作，要之亦唐诗话之绚乎独造者也。业师范景中先生颇重此编，盖其文辞华烂，摹色揣声，自足动人，非但师所步追，亦兼理有可述，惟在读者寻之而已。郭鼎堂以“各品是一个世界”、“各句是一个世界”赞之，正由其虚而能受，其义可以无限阐发也。然“诗品”一词，固非“诗话”所能赅。章实斋曰：“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论诗话也。其言苛而其旨直，持以较晚近诗话，可谓得本。故明清诗话多虢驳，言深约而文精雅者，盖不数家。清季民初，古学夷荡，高文典句，措用失所，文人无事，惟好说诗，诗话之著，益流荡忘反。陈氏石遗至以是月旦天下，邀有重名。钱锺书先生亲慕其人，竟踵其事，撰《谈艺录》数十万言，才情书卷，澜翻不穷，诗话之著，体例遂更。晚年成《管锥编》百六十馀万言，吞今吐古，考论四部，书渊纂海，蔚成一家，允为今世国学大宗，後来英彦，难乎为继。然穷源溯始，实亦诗话之体有以启之也。
夫论不期高，期于中理；辞不厌采，厌乎违情。《二十四诗品》，尚具辞理，顾其影响，尤在形式，其体制之独特，意象之空灵，虽谓之开文艺品评之新纪元可也（“如将不尽”，“握手已违”，二句足以自拟）。然初成创则，渐以因袭，後之敩颦者，曷克罗举！唯蹈虚之病，亦无以掩。袁氏子才，运木直之辞，出甘苦之津，作《续诗品》三十二则，反虚就实，以药偏弊，而论者乃不甚奇之，盖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信然。清季才人，绮障日深，郭频迦规橅于前，撰《词品》十二则，杨伯夔踵武于後，撰《续词品》十二则，合而观之，亦二十四之数。然蹄存兔逸，聊具比兴，求其指归，微茫又剧。江顺诒《词学集成》尤好此体，所摘序跋评论，率多婉娈绮靡，涟沦虽韵，无复壮观。盖绮靡之义，要有两端。齐梁之诗，大抵辞情俱婉，虽伤秀弱，终归妍雅，犹今日所云“健康的”也。嘉道以降，绮风大煽，江左文士，半入华靡，雕声绘藻，穷极色相，求之情理，则邻枯窘，此绮语之所以为障也。
明顾起纶《国雅品》及谢榛《四溟诗话》，余架间唯丁福保所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一种。按《续编》目录有丁氏小注云：“起纶字玄言，号九华，无锡人，著《昆明集》，杨慎、皇甫薑为之序。”考中华书局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起纶字更生，号元名，撰《句漏》、《赤城》诸集，不云有《昆明集》，则偶然失载，本无足怪。唯上海古籍社所刊《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又谓起纶“字元言，一作字更生，号元言”，末注出处，亦云《四库总目》卷一七八，则又不知所据何本，居然参差若是。杨廷福、杨同甫编《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据清顾光旭所编《梁疗诗钞》及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谓起纶字更生，一字仲长，号玄言、元言、九华，则疑误转滋，莫衷一是矣。霖按：起纶能诗，既撰《国雅》，取有明诗人之合作萃为一编，则于诸人诸诗不能无评；或有通首未善而颇存警句者，《国雅》不及采录，亦偶附品赏，此《国雅品》之所以作也。凡所持论，不无精要，然于衮衮诸公，溢美过情。丁福保云：“是书评隲有明一代诗，上自士夫，下逮倡优，无不恰到好处。”盖未熟参其语，复于明诗所见未周耳。谢榛于诗，锤炼精细，王渔洋称其“今体工力深厚，句响字稳”者是也，惟学不副取，未免调高意瘠，稍亏馀味。至于论诗，犹不乏独见，振拔风雅，持守甚力；及其过也，则又私见互起，易言时出，尤好更改古人诗句，白瑜轻瑕，不相掩盖。谭复堂讥其“刻画字句，不识本原”，未为无据。其开篇云：“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今学之者，务去声律，以为高古，殊不知文随世变，且有六朝唐宋影子，有意于古，终非古也。”尚古宗经，而不废声律，亦甘苦自得之言也。盖其人通旷，故所论简阔，不屑屑于门户宗派。如论“立意”、“含蓄”，颇主通变，以为诗有辞前意、辞後意，唐人兼之，宛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其有意随笔生，不假布置者，亦不害为名作。又云：“格高气畅，自是盛唐家数”，“若太白之诗，纵含蓄有间，不失为脍炙人口”。论议精切，大体类此。然明人不学，俭腹易穷，故袭非踵谬，良亦难免。如所引《诗人玉屑》“偷语谓之钝贼”数语，不知实出皎然《诗式》，则偶然忘考，尚无可非。至于“陶潜不仕宋，所著诗文，但书甲子；韩訯不仕梁，所著诗文，亦书甲子”，则贵耳之论，虞初之谈，见笑于清儒多矣（《九九销夏录》卷十有“前代遗老书年变例条”，可参见）。
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曰：“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憙杂书，则诗衰。”又曰：“韵语代益陵迟，今遂涂地。”古之文章，今固无用，风雅道销，诗亦云亡，何止于涂地而已。吟咏性情，古今所同，苟名教尚存，则诗虽衰，或不亡也。今也名教既丧，风俗益沦，国且不知，何有乎诗！数极则迁，敝极则灭。近世名儒，高文未睹，非不能作，无可作也。是以钱默存先生诗同嚼蜡，文近稗谈，有所不擅，亦有所不为也。一代学宗且如此，惶惶馀子，可以无论。太炎曰：“《记》称‘诗之失愚’，以为不愚故不能诗。”此特六经注我，非经之义也。太炎断章取义，枉而用之，岂别有寄托，志不在诗邪？不然，《礼记》显然之文，太炎恶得不知！《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隰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隰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霖按：圣言“六失”，直千古之痛也，验之後世，可谓深切显明，仲尼之忧盖远矣。“温柔敦厚”，固诗教之中庸也，及其过也，则近乎愚矣。故曰：“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岂愚而後能诗哉！然诗之失也，乃有两端：一则以愚，一则以诈。诗以诈亡，非以愚亡也。
钱默存先生《谈艺录》、《管锥编》二书，余尝得而读之。所悦者，体例新开，文词渊致，事实繁富，裁断深明；所憾者，过求独识，或矜学问，加以隐残生刻，忠恕久亏，遂使衡准之评，一若托高，精微之论，更似批瘢。其引今人著述，往往耻标名姓，于晚辈後生，尤多讥讪，刻薄尖酸，览者寒心。余甚爱其书而深叹其人，以为其学可师，其德可诫焉。余旧得《槐聚诗存》一卷，读之寡味，恒怪其诵诗之广、论诗之妙，其自作乃枯槁如是，何耶？及见“竟陵诗派”一篇，中谓：“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公安取法乎中，尚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失之毫厘，而缪以千里。”乃喟然释卷，叹曰：所谓取法乎上并下不得者，非夫子之自道欤？苏渊雷先生论槐聚诗，拈出“有句无韵，有意无情”八字，可谓抉髓剔骨。
钱默存先生《旧文四篇》，余先得于冷摊，嗣因搬家，并他书失去。客岁逭暑，复从书馆假读，而于《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尤所叹服。钱先生借画以说诗，故所揭诗家南北宗之义极精当。唯谓神韵派以柳柳州为北宗，韦苏州为南宗，则似未然。按，宋长白《柳亭诗话》云：“纪行诗前有康乐，後有宣城。譬之于画，康乐则堆金积粉，北宗一派也；宣城则平远闲旷，南宗之流也。”先生信之，遂以元遗山《论诗绝句》自注有“柳子厚，宋之谢灵运”一言，而推子厚为北宗；且引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一首，以为神韵派论诗，抗韦贬柳，是柳入诗家北宗之证。愚按：自来诗家，以“王孟韦柳”并称，其所宗属，盖已旧矣。玩渔洋之意，不过以为韦、柳二家虽得“风怀澄淡”之趣，而柳之去韦，其间尚远。此殆以造诣论高下，意在自标识鉴，示与前人无所苟同也，于二家之南北分宗，邈乎何有？《沧浪诗话》云：“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又云：“柳子厚五言古诗，尚在韦苏州之上。”是神韵派之论韦、柳，虽各有轩轾，要之未分二家为南北也。且《柳亭诗话》虽比康乐为北宗，而拟柳于谢者，实元遗山也。沧浪、渔洋，固已持论不同，安知遗山、长白，见出一辙耶？又先生引《苕溪渔隐丛话》曰：“蔡宽夫诗话云：白乐天晚极喜李义山诗文，尝谓我死得为尔子足矣。义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长，略无文性，温庭筠尝戏之曰：以尔为乐天後身，不亦忝乎。”此说铃家语耳，按冯浩《玉疗生年谱》，义山生子在会昌六年，而乐天适卒于是年八月，好奇者遂造作此论，用资俗谈，顾钱先生安所取乎！
钱仲联先生编《近代诗钞》，所选百家，有许疑庵、马蠲叟，而失谢无量。余治先秦学术史，尝读谢书，顾未见其诗。然马浮翁推挹之，常如不及，则信有可观者矣。客冬掩关，友人惠来《乐至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谢无量遗诗专辑”电子本，余始尝鼎一脔，稍知馀味。钱公此编，大约门人分校，故其文字，一叶之中，讹缪至再，如引陈石遗评陈子言诗云：“屏绝世务，异心孤往，一意苦吟，今之贾浪仙、李长江也。”“长江”二字，殆涉贾浪仙字长江而误，实谓李长吉也（《唐才子传》卷七有李才江，名洞，亦极苦吟，其诗逼真似岛，新奇或过之。然石遗所举，岂其人哉）。因取《新万有文库》本《石遗室诗话》以校之，未得。石遗此书，余无别本，虚虎豕亥，不可胜计，偶一翻检，辄长太息。盖今日不学子初未读书，已任点校，故其谬误，视《诗钞》何止倍蓰（一叶数百字中，显误至十馀处），地下石遗，不免负冤。坊刻之劣，惟堪付火，信然。
阮璞先生《画学续证》有《倪瓒人品画品问题辨惑》一篇。其解王观堂境界说及有我、无我之境说，能旁徵曲引，原原本本，而归于简正。又谓李泽厚《美的历程》以自定之“三三制”公式将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历程妄加定义，谬陋殊甚。余深韪其论。所谓“三三制”者，即李氏创言之“雕塑的三类型，诗词曲的三境界，山水画的三意境”，其意盖在阐扬一种艺术进步观。所谓山水画之“三意境”，则指北宋山水之“无我之境”，元代山水之“有我之境”，及介乎二者之间之南宋由“无我”向“有我”过渡之境也。李氏窃观堂之说以愚世，自谓得计，阮先生力为驳正，信观堂之功臣也。余旧读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于叶氏所论观堂之治学不能苟同，亦犹夫阮先生之意焉。如叶氏书第六页引观堂《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序》云：“甲寅岁暮，国维侨居日本，为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墟书契考释後序》，略述三百年来小学盛衰，嘉兴沈子培方伯见之，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也。然国维实未尝从事于此……且自喜亿之中也。”观堂于老辈硕学之前，纵复自信有得，亦必作此谦抑之语，以为尊尊贤贤之道，此不辩而可知者也。叶氏乃误以其言为纪实，因进而论曰：“对于一种‘未尝从事’、‘殊无所得’的学问，居然能于短期之观察研究之後，以臆想而直探古声韵与训诂之学的重要关键所在，静安先生直观与想象能力之过人于此可见。这也才正是他在考证之学方面并非抱残守缺，而能自辟蹊径、卓然独往的真正原因所在。”（按：叶氏于前页已引《肃霜涤场说》为例，意欲证成王氏以直观想象为治学法门之说，致使观堂之学，近于妖妄，意欲尊之，适以辱之也。余以为，观堂以知性与直觉为学问之一环，诚重要，然仅足证明静安之直观想象力乃促成其注意及研究问题之关键，而并非完成其研究成果之手段，此间区别，千里辽廓，不可不辨）。余谓，叶氏读书，宜不若是之幼稚简单，窥其意图，殆竭力证明观堂超乎常人之“知与情兼胜的禀赋”在其学术造诣上之作用。刻意证成，则易陷于失实，失实之累，则于不自觉中，已推观堂于险境。试问，声韵训诂之学，岂可凭臆想而为者哉！近岁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某氏，仅凭臆想，借训诂之名，自为创说，欲论艺术之起源，识者资为笑谈。叶氏无心之过，遂置观堂于此列，盖不思之甚矣。阮璞先生性刚毅，常睥睨当世，介然孤处。其学通彻，非拘拘于美术者可方，所为画学，雅具考证之功，亦流辈所难能，唯所得较驳，未进涵浑耳。余尝谓，考证之学，非尽理性之事，寄情于考证之深邃者，必肯余言。凡治任何学问，必于可爱之上求其可信，可信之中窥其可爱，乃成治学之境界。无论历史、考古、文献诸学，不有爱之之深情，何得求信之贞念！或曰：有情便失公信，治历史者必得以纯粹客观之心态处之乃可。此盖小见。余所谓情者，岂一己之私念而遂谓之情哉。盖热爱此一学术，热爱余所研究之事与史耳。无深忱之热情断无所入，无理性之分析断无所得，此必然之理耳。前贤之深于考据者，罔非自觉此道之可爱也。段氏之注《说文》，曲园之平议经子，倘无此性情，便无此伟绩。陈公寅恪之笺证钱柳、元白，倘不觉其可爱，便绝无今日之可信也。
钱基博先生持守甚峻，所著《读庄子天下篇疏记》，言才三万而义及百家，脱非融贯经史，综赅丙部，未易有功。先生自谓：“榷论儒道，兼蝌刑名，将匡庄生所未逮，而极鄙意之欲言”；“匪徒一家之疏记，将发九流之管钥”。盖其人既轻顾、傅之流，以为“好为疑古”，“碎义逃难，便辞巧说，随时抑扬”，故其自读五经、诸子、史家之书，于说之有相关者，罔不参证以校其异同，互勘以明其得失，囊括群言，约之是篇，将以徵古说之不刊，祛时论之妄惑尔。盖民国之初，顾颉刚、傅斯年服古不惇，而务疑古，执锐乘勇，一往不返，过中之弊，识者忧之。顾、傅颇尊清儒实斋，以为拔乎侪流，识见高迈。然实斋云：“凡能与古为化者，必先于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则入古不深，不深则不能化。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东坡论吴道子画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又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朱晦庵论李太白诗云：“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皆足与实斋之语相参。）顾、傅以枉矫枉，有愧实斋，故静安所以无讥，太炎所以长叹。原其所失，殆自信太过，以为入古已深，遂尔敢言，责之心术，恐亦未必有意骇俗。其孤忠可愍，勤悫可师，要非当世学人可以仰望矣。
友人惠来明刊《蔡中郎集》及旧刻覆宋本《山谷诗注》影副各一种，皆极精好。《中郎集》扉页有粘签，题“明任城杨贤刊本”，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其书实嘉靖二十七年霄旨乔世宁所刊，世宁以《中郎集》旧无精本，因与无锡俞宪商校异同，汰伪订讹，合为六卷，付任城杨氏梓行之。书前有乔、俞二家序。俞序云：“吾锡旧刻《蔡中郎集》，往往脱误至不可章句，西京乔子来眎楚学，耦余校之，次简正字，稍补遗阙，悉归茂明。凡为卷六，省旧之半，篇九十有二，益旧什之三，为类五。”今人以其中有“凡为卷六，省旧之半”一语，遂疑俞氏所据为十二卷本，而讶其未见著录、不审何故。不知俞氏所云“吾锡旧刻”，即锡人华坚所刊兰雪堂铜活字本，“省旧之半”者，盖约言之耳（华本十卷，末附外传一卷，无《独断》；此本则径列《独断》于卷一，而以馀文次为五卷。循是言之，“省旧之半”亦纪实也）。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云：“刘嗣美所据乔本，为嘉靖间乔世宁，有序称《独断》列置卷尾，以皆中郎之言，宜汇成一家，由俞子汝成增定，则後出本次第皆乔所更乱也。”孙云“序称《独断》列置卷尾”者，固为误记（《独断》在卷首），然必以乔本为更乱，恐亦未然。考陆心源重雕兰雪堂本《蔡中郎文集》叙，知华氏所刊当有二本：一为弘治本，陆氏所谓“存于今者，以此本为最古，藏书家珍同宋刻”者是也；一为正德乙亥本，《四部丛刊》影印者即此本。脱陆氏之叙不误，则其重雕所据之本即弘治本也，而文字行款，与正德本居然无异，顾世无传者，不能一证其言耳。然则，华本“传古虽殷, 而校雠甚疏”，此陆氏所不讳言者。乔、俞二氏惩其脱误，重为校理，虽精善不逮海源阁本，然亦不尽出华本及徐子器本下也。《山谷诗注》二十卷，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卷间有佚名所录旧校旧批，粗观纸墨，似亦明季清初所刻。已而得复旦大学陈正宏兄电函，谓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高桥智先生见告，早稻田大学所藏《山谷诗注》非中国刻本，殆日本五山版覆宋本，其时则相当于中国元明之际云。余别有双鉴楼旧藏覆宋绍兴本影副一种，极似此本，非细勘不能别，因知此本亦覆刻绍兴本，故其行格与《诜宋楼藏书志》所录宋季闽中重刊本不同也。
得友人再惠明顾可久注本《王维诗集》影副一种，六卷。余细览其书，盖日人平安良夫于日本正德甲午年（1714）重潞万历休阳吴氏漱玉斋本也。书末有平安氏跋文一篇，词多鄙陋，其略曰：“往日请人得见《王右丞集》十本（卷？），欣赏无已，仅录三卷，而每读之，犹思得其全。重索之，不易得。顷幸因人得复见，合部读之，真如辋川之诸胜瞭瞭于职睫之际，又知坡翁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意。于是收录终篇，补向不足，还辨异同，以为文房之奇珍也。恐其藏笥多年，谩充桩鹂之蠹末，遂除文四卷，缮写诗六卷，以附（付？）刻工，寿诸梓，且欲以副国字，而便览观。”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可久注《王右丞诗集》有嘉靖三十八年洞阳书院本及万历十八年吴氏漱玉斋本，皆为六卷。然据平安氏之跋，似其初见本原为十卷，而仅录三卷。後重索之，久而复得，乃收录终篇。及其付梓，“遂除文四卷，缮写诗六卷，以付刻工”。由是推之，则其底本，当为顾可久所注十卷本矣。然细玩文义，深有可疑。盖平安氏文既不达，意多舛戾，致令读者疑窦丛生。考平安氏之言，其初见本固为十卷，然非顾注可知（疑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之明刻十卷本）；其复见之本，倘即漱玉斋本，则合其卷数，自无十卷，其所谓“除文四卷，缮写诗六卷”者，何以实之？此疑问一也。倘其复见之本仍为十卷，则必非漱玉斋本可知（然亦非初见本，由“补向不足，还辨异同”一语可证），则所谓“缮写诗六卷，以附（付？）刻工”者，又何以遽然得变为漱玉斋之六卷本耶？此疑问之二也。必欲使二疑可释，则平安氏所见为漱玉斋十卷本可以信矣。然则，今日治流略之学者，其将有以教我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