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迎春 译
王家新 校
无论是谁，只要傍晚站在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之一的门口，都会注意到一些离开的年轻人，他们因为阅读诗歌和哲学而显得如此迷醉，他们甚至都注意不到外面的物质世界。这些年轻人走起路来像盲人，像是进入充满昏暗的城市一样盲目笨拙。他们中的一些很快消失了，有一些会被汽车或者电车撞到。其他的则会被警察拦下来，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常识，对普通的行人来说他们是危险的。当然还有一些人会走过很长很长的路——比如对戈特弗里德·本恩来说，这条路持续了七十年——这中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三帝国、柏林封锁等等，这些可怖的障碍都没有使他们停下脚步。
谁是戈特弗里德·本恩？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皮肤病和性病医生。他长得什么样子？他不高，身材矮胖，甚至是有些丑陋。他出现在相机镜头里的样子却是坚定而有权威的，就好像是试图把一张他早已经选定好的、吸引他的照片直接印在感光胶片上。我见过他吗？这不可能，因为他在1956年去世时我才只有十一岁，而且我住在格利维茨（Gliwice），他是属于我祖父辈的那一代人。
毫无疑问，本恩属于那些永远不会放弃从图书馆里接受思想激发（主要是尼采思想）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同时，他也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柏拉图观念的优异代表。作为牧师和瑞士女人的儿子，他在完成学业后定居柏林，并且直到去世一直保持着对这座城市的忠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柏林搬到了汉诺威，那时他三十岁，这是他选择的“高贵的移民方式”。他成了一名军医，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去了兰兹伯格（Landsberg）（即现在的Gorzow Wielkopolski）。
在他接收病人的那些日子里，晚上他总是去啤酒园。四十年时间里，他过着白天医治皮肤病、晚上独自与啤酒为伴的生活。只有在周日，他把啤酒换成了黑咖啡，并等待着诗歌灵感的“来袭”。当然，这灵感也不是每周都来，但它来得如此频繁已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周日，他只等待灵感，拒绝旅行或者去野餐的邀请，比如和那个有车的亨德米斯一起。
他是一个优秀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他知道这一点并以此为傲，他在这样的头衔里寻找庇护。在大街上，他常把自己隐藏在一个软帽的帽檐下，尽管想把他那张大而苍白并且不怎么可爱的脸隐藏起来非常困难——他给他所在的社会阶级带来了荣耀。也许也在柏林住过一段时间而且不怎么喜欢德国人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街上或者地铁站里看到本恩这样的人，会在看一眼后收回目光，心里这样想，“这就是你的典型的啤酒消费者，被个人主义和各种幻想冲昏头脑的人”。
但是却有另外一个散文家，克劳斯·曼（Klaus Mann），在他的作品《梅菲斯特》（Mephisto）里为本恩画了一幅肖像。在那里，本恩化身为Pelz，和本恩本人在外型上基本一致（中等身材，壮硕结实，冷静的蓝眼睛，下颔下垂，嘴唇肥厚而凸出）。这个Pelz也以讽刺漫画式的语气表达出了本恩的政治哲学，他说：“在民主社会中的生活实在是太安全了，我们的生活离英雄主义越来越远啦。我们在今天努力维系支持的生活方式标志着一种新人类的诞生——或者说是古代的拥有勇士力量的人类的重生。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场景啊！”
本恩-Pelz在希特勒上台后曾支持纳粹，但他对于这个新政权的崇拜却没有持续很久，几个月之后本恩就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受到袭击，最终他发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
在本恩的生活中，有一些荒唐的片段，像在纳粹或者斯大林统治下的好笑而又不正常的情况。甚至克劳斯·曼（他非常喜欢本恩的诗歌）看到这些后都忍不住对本恩生气。曼让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支持者们发表一些更为实际的声明，即“不管是谁统治我的祖国，我都是并将一直是个德国艺术家和爱国者。在柏林，我比待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感到舒适，我也没有离开这里的欲望。另外，在其他什么地方我才能赚到这些钱呢？”
本恩所处位置的荒唐，来源于他的严肃和目的的纯洁。有一阵子，他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新政权的哲学（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但他从来没有指望依靠这个获得一份工作、金钱、名声或者他自己的书的特别版本。
不过，在本恩的传记中，短暂存在的“纳粹”插曲并不使我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特别的、忧郁的诗篇。谈论诗是困难的，在诗人的历史上——和诗歌历史不同——这个不装腔作势的皮肤和性病医生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从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像他这样神秘、阴沉、善于掩饰，打扮得完全不像个诗人。在诗歌和世界之间、在诗人和他的肉体存在之间、在精神和现实、灵感和历史之间的关联上，文学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分裂。
本恩本人完全知道这种分裂，他甚至以此为傲，他倾心于这种分裂和断层并常常以此来炫耀。他很哲学地看待这样的分裂，并且把它视为自己艺术自由的保证。
斯蒂芬·乔治（Stfan George），比本恩老一辈的人，喜欢穿着希腊式的袍服，带着月桂树叶做成的花环，在本恩看来，这是一种令人恶心的伪装。他自己只穿国防军的制服（我提醒一下读者：他是一个军医），一件医生的白袍，或者小资产阶级的装束。他生活得很低调，住在一个公寓的底层。当他邀请朋友造访时——他很少也极不愿意这么做——他总是提醒他们说他们不会看到一个皇宫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他也为自己待客的劣质红酒向恩斯特·君格尔（Ernst Junger）道歉，说他只知道啤酒。
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永不停歇的思维被他放在了诗歌、信件和散文等领域。在他眼里，生活便是，也应该是灰色和琐碎的，就像是炸肉排或者泡菜一样。在汉诺威，本恩不得不会见他的朋友、政府官员以及参与诸如主题是“1915年11月谁是第十五任储备军官”这样的谈话，本恩经常把这里的无聊生活写在信中寄往布莱梅的商人奥利茨（F.W.Oelze），他也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是卖宗教文书公司的合伙人，本恩把他看作医药家和威尔士王子的结合体。这其实和真正的奥利茨没有什么关系，奥利茨最后被证明只是个可靠、普通的商人。
在给奥利茨的信中，本恩偶尔会提及自己的精神境界优于对方这样的话，但是，他又滔滔不绝地赞赏这个商人的正派得体，称颂他的燕尾服以及他优雅的英式作风。奥利茨的旅行经历吸引着本恩。本恩把自己世界性的成功和与世界的联系都归功于他，本恩也被怀疑与上流社会的某人有绯闻。
其实本恩很少见到奥利茨，他宁愿想象他。奥利茨就像是一首诗：他存在于想象里，存在于语言里，却不能靠得太近，以不去破坏那样的幻觉。这个假设可以被一个情节证实：有一次本恩来到布莱梅，没有其他安排，他很想去看看奥利茨的房子的正面，但他却没有去。他宁愿去想象他的朋友而不是真的见到他。
让我们回到本恩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成立最初的一个月里与其斗争的时刻吧，本恩被排斥在这个政权之外，因为他太严肃、太真诚、太有原则。他不知道该如何背叛他的艺术同盟即表现主义作家，在那时表现主义已经被定罪为一种与健康向上的国家社会主义不一致的文学趋势。可能有些人已经读过本恩的诗，于是，流言便被炮制出来：这些作品的作者没有把自己看做新国家的同盟，因为他是一个颓废主义者，一个典型的扭曲的虚无主义者的代表，在他的作品中不可能找到对于日耳曼民族品德或者创立国家这样的激情的赞美。
在那之后不久，本恩在写给英娜·塞德尔（Ina Seidel）的信中说：“我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有些东西已经成了最后的稻草！多么可怕的悲剧啊！整个事情越来越像是一出矫揉造作的戏剧，看上去却如《浮士德》一样充满赞美，但那群演员却在表演着‘这里的轻骑兵！’开始时是多么华丽，现在是多么令人厌恶！这个故事的结局却还没有上演”（1934年10月27日信）。
1936年5月7日，在党卫军（SS）的文化机关报Das Schwarze Korps上，本恩本人和他的作品受到攻击，这场攻击第二天迅速被《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报道。本恩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后来我们的诗人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么只能感激无数个细心干预这件事的保护者们。
与戈特弗里德·本恩相关的那些折磨人而又难以启齿的琐碎情况值得强调，至少在出版方面。他怀疑发表在Das Schwarze Korps上的那篇攻击他的文章的作者是H.M.Elster，他曾经是作协的会计，被本恩揭露有欺骗行为，最终不得不辞职离开。
所有的这一切导致了本恩长达数十年的隔离与孤立：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也就是在这时，我们主人公的诗歌与世界的极端的二元性，达到了它的顶峰。早些时候，在20世纪的早期，本恩曾为诗歌的自由辩护，反对无思想以及浅薄的左派评论家，他们把诗歌看作解决共产主义者的问题的工具（作者注：1933年间本恩曾站在右派位置与左派论战）。但是，仅仅是十年孤独和苦闷的日子，让本恩的二元性达到了以罕见形式呈现的极端程度。百年孤独只在小说中才有，但十年真正意义上的难熬的孤独则是一个严重的惩罚。
我不是在为本恩辩护，我不是在为他写道歉书。我很欣赏他的许多诗歌和散文，但他的另一些文本，尤其是那些处理种族主题的文本使我反感。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人好吗？没有人知道。即使是英式德国布莱梅人奥利茨在本恩死后的一封信里也说本恩身上有些邪恶的东西，可以称为“恶魔”的东西。但同时，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为贫穷的娼妓免费看病。他也是个对自己坦诚的诗人，他不能忍受文学产业内的欺骗。
所以我不是在为本恩辩护，也不是要说本恩的命运比集中营里那些囚徒的命运还要难以忍受。毕竟，他还穿着国防军的制服。令人好奇的是，本恩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去反抗、挣脱，毫无疑问，是本恩身上普鲁士人的遗传基因证明比他的个人性格更有力。至于在很多别的情况下，他都知道如何做到坚韧、冷酷。
在本恩待在兰兹伯格（Landsberg）的时候，他的隔离与孤立达到了顶峰。兰兹伯格，今天叫做戈菇夫·维尔科波尔斯基（Gorzow Wielkopolski），是个小城镇。他仍然是个军医，穿着制服，唯一不同的是，现在他待的地方只有田野、小房子、军营、狭窄的街道。天空中的白云悠闲地从他眼前飘过。此时的本恩接近六十岁，过早地衰老。本恩被允许和妻子一起生活，他们都住在军营里，与各种无所畏忌的虫子做斗争。本恩这时写诗也写散文，深深地投入写作中。他有很多空闲时间。军营里为从柏林招募来的预备役军人举行各种军事训练，再把他们投入日渐逼近的东部前线。这个帝国正在瓦解，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允许谈论这个问题。晚上，本恩总是走很远去散步，丁香花在花园中无声地绽放。俄国人越来越近。
我们很难再找到比这更大的心理上的隔离。就是在这样的军营里，本恩完成了他自己的文化哲学。一方面，那里有荒唐、残忍、黑暗的历史、流血、征服（就像Miose引用Jaroslaw Iwaszkiewicz所说的中国在7—13世纪里一直存在的动乱情况）、戈培尔的煽动、时断时续的战争与和平，同时，那里也有思想、揭露、诗歌、绘画以及生命的精神。这两者毫不相关，前者只配引来轻蔑，而后者则值得为之付出生命。
我谈到本恩的精神历程，他在受了尼采的“毒害”后从图书馆中走出（我们甚至可以考证到是哪个图书馆，就是Staatsbibliothek，柏林分裂后遗留在东部的一个图书馆，为此本恩深感遗憾）。他的精神道路始于柏林，然后到兰兹伯格，最后又回到柏林。尼采早期的思想对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那本《悲剧的诞生》。当然这本书产生巨大影响是一个到处都可以发现到的审美现象，本恩只是重复了这种影响。甚至他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短暂狂热也可以看作阅读尼采的一个结果：有一段时间本恩转向了晚期尼采，即他关于“超人”的思想和他的“优生”理论（我引用这样的东西都感到羞耻）。后来，当他最终从这些被政治弄脏的一切转身而去时，他从晚期尼采撤回到其早期，他回到《悲剧的诞生》，他回到图书馆里。
他在30年代末期时感受到的对德国现实的回归是如此强烈以致他宣称它是看不见的。在1938年7月6日给奥利茨的信中，他写道，“一个人甚至可以说，在视觉和生理学意义上属于完全正确地说，我们只能注意到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只能注意到看不见的东西！尤其是在小小的兰兹伯格，人不能注意到，或者说不值得注意到可见的东西，除非它们是玫瑰或者牡丹或者是燕子这样的忽视战争的事物。历史世界中的一切，城市、村庄、医院、灯塔、潜水艇、电话、电报、机场、集中营等等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另一方面，当我们把一首名叫“Astra”的诗的四个诗节展开时，它们将抵消整个世界的压力，至少在那一瞬间是这样。
在尼采的思想哲学化的最后那些年里，他描绘出了那些会使人类产生变革的仓促的事物的大致轮廓。本恩，在一段短暂的狂热之后，指责他的精神导师（尼采）对于人类可以变革这件事情没有具体可实现的信念。他，本恩，一个日渐苍老的诗人，又足够地确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改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个领域，精神的和历史的，而这两个领域之间不会有任何的交流。一个领域里拥有的是诗歌，另一个领域里则是一群傻子一样的人，这群人抢占边界、完善坦克武器以及操纵议会选举等等。
本恩的诗歌哲学中有些令人陶醉的东西（这一点也特别地吸引诗人），尤其如果你是从本恩犀利的句子中直接读到这些，或者是还记得本恩的照片中他那不朽的不断催促我们前行的眼神。你可以把他的哲学当做诗歌或者就当做哲学来读。当你当作诗歌来读时，它会产生一些它应该产生的东西，即让人兴奋的着迷和忧虑。如果你更为理性地去读，你很难不去对它有所批评。
本恩精神上的激进主义和海德格尔以及恩斯特·荣格尔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们一旦将世界划分为历史和诗歌两个部分，也就抹去了支撑人类生活与人性的历史和创造了集中营的人类历史之间的区别。这就像是海德格尔（和荣格尔）关于技术的观点，他认为正是技术应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弊病负责。是的，有人也一定会说巴顿将军的坦克比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更为人性。
本恩知道这些，起码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说他知道。战争之后，当本恩又回到他挚爱的柏林，这时的柏林正在经历艰难的时光，本恩毫无疑问地知道自己在同情什么。他惧怕俄国的集权主义，同时非常谨慎地欣赏温良的美国式民主的魅力。但这样的“同情”却没有进入他的“体系”，他还是没有改变他激进的二元论哲学。这样的哲学对我来说几乎就像本恩本人的另外一首诗，它给了我应有的刺激，却无法根据它来思考和生活。在那样一首诗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如地形测量学一样自然的直觉：诗歌，事实上，更适于存在于一个另外的地方，以相对于现实历史世界中的骚动。
另外，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诗歌孤立出来，本恩让人们意识到诗歌具有的“小超越”的范围（“大超越”我们留给神学家）；诗歌，以及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应该与新闻、纯文件以及说教性的写作区别开来。写诗和写一般的章程是不同的。
让我有些反感的不是本恩关于诗歌的这些看法，而是他作为一个散文家从历史和政治角度对散文的误读。认为散文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是个错误，同时也剥夺了诗歌世界里诗歌的繁荣和其戏剧性起因之间的亲密关系。
但这正是本恩坚持不懈追求的。有人读他的散文，说他的散文就像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在轻蔑地谈论现实。他的散文里就只有日常生活，它的外在变化以及无聊。他对医药感兴趣也正是因为医药需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绝对清晰的思维。而对于政治，本恩完全没有兴趣，他反对古希腊认为人是“政治动物”的观点，他认为这是典型的巴尔干半岛的思维。
本恩认为自己是个虚无主义者。那虚无主义者究竟是怎样的呢？本恩把虚无主义描述为“快乐的感觉”，对他来说，虚无主义是一种诗意的刺激，把他带到诗歌的天堂。
矛盾的是，本恩曾与纳粹合作，或者说在想要与纳粹合作期间起码是个虚无主义者（这段时间很短暂）。
在虚无主义王国的术语中总是存在一些混乱（虚无，就像我们看到的，总是以多样的面孔和方式呈现于世界）。纳粹主义从行动、狂热以及各层次的行动上确实是带有虚无主义的成分。
本恩的虚无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极端的唯美主义，唤起人们对前审美的现实中的缺失的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本恩使虚无主义这片“新大陆”成为荣耀的同时，其自身内在的虚无主义也在削弱甚至是被完全抛弃，这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本恩才从一个公民的立场以一定的热情和活力表达了自己。
顺便说一下，在一定情况和文本下，虚无主义者可以不只是“爱国者”、“有所敬畏的人”以及“政治活动家”等词语的对立面，也会是“伪君子”等词语的对立面。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不仅仅拒绝价值观等东西，他同时也会拒绝那些对他们的赞美之词。就像每个人都知道的，在这个领域内，从来不缺乏腐败和欺骗。在本恩的文章和信件中，我们看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清醒和坦诚。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否认的，即他以极大的热情想要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作品大厦。在信中他曾断然拒绝那个要为他的马上到来的七十寿辰举办周年纪念的提议，这个段落应该和1933年那篇诋毁他的文章一起被记录在文学史中。
他是一个审美家。他曾谴责德意志第三帝国一部接一部的庸俗作品，也谴责他们带来一场像《这里的轻骑兵》这样的闹剧而不是《浮士德》那样的优秀剧作。如果纳粹做得更好，更能满足独特的审美家们的期望，那么他们关于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的看法，或者其他不确定因素，会不会因此改变？
一个德国的马拉美，被放置在错误的时代，被困在国防军的制服中；一个肥胖的马拉美，让我们把他留在他生活得最自在、最能让他信仰二元论哲学的地方——兰兹伯格（Landsberg）。让我们把他留在乡村小路的山楂树林中吧，让成群的发出悦耳声音的燕子与他做伴。黄昏来临，罂粟花和矢车菊犹自绽放，黑夜悄然到来。
*译按：本文是波兰著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对德国诗人本恩的一篇评介，英文原名“The Inspired Dermatologist”，出处“Adam Zagajewski：Two Cities：On Exile，History，And The Imagination”，Translated By Lillian Vallee，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5。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德国表现主义文学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杰出诗人，1932年被选入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纳粹上台时，出于愤世嫉俗，他表示支持，1933、1934年间发表了几次广播讲话，对其大唱赞歌，但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由于对纳粹统治流露出不满和憎恶，1938年纳粹政权开始批判本恩，查禁他的全部作品，把本恩开除出了作协和医协。二次大战后，他由于一度追随法西斯而受到孤立，直到40年代末才重新开始创作，其“重归”成为50年代德语诗坛的重要事件。除了诗歌他还写有自传体作品《双重生活》。他倡导“绝对诗”（Absolute Poesie），对战后的一代青年作家和读者一度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在后来也受到策兰、巴赫曼等诗人的抵制。在这篇评介中，扎加耶夫斯基对这位德国现代最引人注目的诗歌人物展开了历史和美学的双重审视，描述了本恩在个人历史命运中怎样一步步将其诗歌与世界的“极端的二元性”推向顶峰，来引人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