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的阻滞 一、意识流
午饭后，内陆和海洋死活不结婚。
云雨的司仪被痰卡住了，时间撑坏了，负责补妆的爱神也歇了。
大姑娘们最后一次举起玫瑰色的酒，像拎着时间的卷尺，给北大西洋量腰围。
这等于是三一律在阻挠你我搞对象。远方的你，能答应么？
午饭后有消化的意识流，意识流着母语。
沾满尘土的、干瘪的玫瑰，冒充年鉴的皱褶。但深深的是老欧洲的牙疼。耕耘者耕耘，拾穗者俯身拾穗。 间或有共和与帝制勾兑于小资，在街角青涩着情调，在地铁里题诗、被捕。价格又何妨普世：与其在世界的卷轴中寻找十月的匕首，不如展读一册老连环画，在铅色的河面上，如落叶纷纷。
——但这真成了越文明越忧伤，伤及风、雨、动植物。
俯身拾垃圾者，刚吃完茕茕孑立的一餐。
二、写真实
此孤立与彼孤立，每每不呼应。拾垃圾者对面站着个交通协管员，双颊上玫瑰色的血丝正慢慢消散。人们夹着皮包和面包，羞于和这种真实打招呼。
写真实：中年乞丐迎风做填字游戏。真女人为假女人穿衣服，别好胸针。
还有胃中的苹果怀乡于农业税；一部法典浸在积水中。
街头一张张沉默的脸，像葡萄慢慢烂在园里，像墓地的铁门上了新漆。这时候，小我与大众就一起孤独于太真实。爱我者腋下夹着面包，忽然长出马腿，开始奔跑，围脖长长地飞舞在后面。
忘我者，舍我其谁？
三、农事诗
田野与薄雾脸贴着脸。
外省的农业安静了。像宇宙做了次深呼吸，像酿造者和不务正业者经过了一夜的长谈，膝仍促着膝。
乡镇游乐场、老风车、稻草人，
孤独。大海在泥土下汹涌。葡萄园里浑浊的浪尖、墓地里退潮时的白沫，
孤独。写诗也没用。薄雾中，我对你浑然不觉，又怎样？
但诗与孤独并不互相酿造。它们只是脸贴着脸。
休耕的地里，牲口们正沿着雾的毛边，反刍着诗与孤独之间的无缝隙但没关系。
雾转浓。我对你浑然不觉：没关系。
四、新民歌
密密麻麻的墓碑擦黑了天空。汉语开始了怯生生的求偶。每逢此时，我就禁不住问：一首诗能检阅多少游荡的死魂灵。
（周周去教堂的所多玛劳动模范/停下手里的填字游戏抬头张望的乞丐/塑料人/酿造者，不务正业者/刚刚下班的天使爱美丽，疾走，皮肤慢慢恢复为黑色/江青同志及芭蕾舞团/工人，农民/四个卖艺的，并排坐在横椅上，累得一动不动，其中两个操手风琴，另一个在为小号调音——他们一定和我一样腰疼/拥立过皇帝的羊奶酪匠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妓女/住在胡志明故居附近的简·方达/独自向隅的爱我者/发脱衣舞广告的语言天才/在左岸喝住我的警察/在右岸让我快点走的警察/买《犹太人问题》的犹太人/人民公社的“吃不饱”/瘦身成功的有产者/时而穿过原野，时而穿过白纸的拾遗者/地铁里更换广告的熟练工，提着胶水）
即：一首诗能检阅多少时代的敌人？一首诗，至少，散文着这似有似无的降雨，宛如痛哭前双眼的长久潮湿。
检阅他们的时候到了。因为天已擦黑。检阅他们的时候到了，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到了。因为在路灯与路灯之间，人民眼前一黑，想起了一张陌生的、只有闪电才能照亮的脸庞。
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墙角里，有探头探脑的身影。他们饿。他们混进了人群，向蒙马特踱去。
（不！天使爱美丽蜕皮之后，露出了长疤的阿尔及尔的左脸！）
蒙马特公墓裂开了深红的阴道。一帮小年轻在枯坐许久之后站起来，开始掸身上的尘土，仿佛是计算着等待的时间。
这一队人穿过街道上流转着的一切秘闻，装作不为所动。其中有一个沉默地落在了大家的后面。当一张平庸的脸随着手机灭去而消隐，大家凑近，耳语，分享了毛里求斯的狐臭。
当发脱衣舞广告的人同时说十几门语言时，一个下班了的广告张贴工人，在自慰器柜台前停了下来。他每天都辗转于各个地铁站，刷子挂在左腿上，右手提一桶胶水；他拼贴最新的广告，漫不经心地检查着不相关的逻辑：时间，地点，兴奋点，价位，日历一般绝对真实。此刻，他漠然地伸手，仿佛重复着工作时的动作，又仿佛在一个标签中错认了忘我的良宵。
那停在半空的手臂，或许是检阅的暗号。或许是一个暗号求偶于时代的闪电。
一位1980年代的体育记者翻译道：“布朗基全副武装地离开家，走时同他的姐妹们道别，随后来到他香榭里舍大街上的阅兵点。根据他与格朗杰的议定，这支以布朗基为其神秘总司令的队伍将要通过检阅。他认得那些首领，现在，他渴望看到在那些首领身后迈着正步从他面前走过的人们。布朗基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地举行了他的这次检阅。这位老人倚着一棵树，站在与他同样地在观看这一奇特场面的人群中，密切注意着他的那些朋友，他们排成行列向前进，静静地走着，夹杂着一些低语，不断被喊话声打断。”
两队鬼魂，从各个街角默默地涌来，握手于两座公墓之间的圣心大教堂。此时此地，一首诗能检阅多少诗歌的秘密友人？
这取决于事后才开始的漫长的准备。
他们在阶梯的最低处逡巡，因为如果每一级台阶都是一行诗，那并不会通向死者的地下党。同理：他们抬头看了看，认不出井冈山。
他们团结如一人；他们团结如一个忘我的自我。
一位频繁出入人民法院的副教授鼓励我说：“在共鸣的自我中寻找伟大的友谊。”
下次汉语求偶时，别再买给她自慰器。
他们肯定和我不相干。
琳琅满目的“不相干”推搡着我去写真实；我招架不住，只好在价签上署上自己的名字。
真实自写真实，在纸币上，在电话卡上，在收据上，在卫生纸上，在过期信用卡上，在严格按《劳动法》起草的合同上，在美术馆名画的龟裂的油彩上，在浏览器上，在日晒雨淋的一双双手上，也在握紧了钥匙的微微出汗的手心里；在你我的脸上如这似有似无的降雨。真实真是用最通俗的语言号召伟大的友谊。
但那要求你我在相忘于咫尺之间时别再那么熟练。也要求你在爱恨交加时，把琴弓伸入我的心房。
它写的每一行都在招募我。写诗就是给自我过组织生活。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人们稀稀拉拉地停在了环路上。
与此同时，几个派遣工在街对过开始麻利地更换灯箱广告。他们被照得透亮，仿佛夜游的信使；在被挖去了阅读的眼睛之后，他们对着乳沟的日历，培养出了严格的盲目。
旧广告撤去之后，被检阅的人们，在路对面，也披上了这强光。他们观察着，但不思考。仿佛下一则广告印着下一道口令。
必须有无穷无尽的当代事物催促我写诗。
每一首诗都在招募诗人。但这远远不够。
组诗《
距离的阻滞》是我2008年年底在法国游学时的收获。此时此刻，我刚结束在纽约大学的求学生涯，正在搬家途中，连张书桌也没有，想起几年前的欧洲行，竟已觉得特别遥远。当时，我从纽约大学得到了去巴黎做交换生的机会，为期一学期。我在巴黎的任务是继续从事本雅明《拱廊街计划》手稿的汉译，但匆忙启程时我的心态也许更像是一个旅游者。巴黎，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是十九世纪的首都，因此在我的眼中，它就是现代性的故都。多少人在这里称帝，建起镀金的纪念碑，又有多少冤魂在此间游荡，寻找早已不复存在的街垒。巴黎向我展开她雍容的裙摆，也露出她华丽内衣上的虱子。如果她是一个文明的活标本，那么她每个皱褶中的灰尘都足以成为我的鸦片。从她的生生世世中辨认出某个面影时，我的震惊总包含着一丝荣耀，一份不必要的感伤，或一种郁结不去的遗恨。这的确有点像波德莱尔对鸦片和躁郁（le spleen）的书写，不是吗？而在波德莱尔墓前，我用汉语为这位亡灵留言，找块小石子把字条压在了石棺上：“一切都已成为了寓言。”
而深深的沮丧乃至急躁也如影随形。当时我本还在调适着在“新大陆”的生活，然而又突然降落在了“老欧洲”。跑到法国来我究竟要干些什么？是的，我可以在被法国警察查证时扮演布朗基，在咖啡馆蹭暖气时（法国的冬天多么湿冷！）扮演海明威，和托派搭讪时扮演胡志明，在卢浮宫里饿肚子时扮演徐悲鸿。但这一套角色扮演只不过是把游学变成小知识分子的“文化苦旅”，并不能让人满足。而当我希望自己真的深入到这个“老文明”内部去进行观察时，却只感到一种溺水的窒息感。或者说，老欧洲的层峦叠嶂，正如一堵堵软墙，我不但不能穿越，而且碰壁了也不明就里。我的法语是半瓶子醋，时间又有限，而且我还有翻译任务。旅游心一下子换成了紧迫感。当我在本雅明工作过战斗过的法国图书馆老馆阅览室里坐定，仰头看那拱顶上由历史名城的名号组成的圆盘，仿佛世界秩序的苍穹，我真的有点发晕了。
作为一个穷学生，我选择借宿在一个天主教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这户人家祖上是贵族，男女主人都已经年过半百，他们在右岸拉法耶路上一个典型的奥斯曼院落中有套公寓，每年出于慈善接待美国学生寄寓，收费不多。这个住所地点极好，大歌剧院，圣心教堂，国家图书馆老馆，卢浮宫离得都不远。这家人为我提供的便利我十分感激，但我却始终很难和他们相处。有一次，女主人指给我看客厅中的一件瓷器，洋洋得意地说，这是男主人祖上当越南警察督察时带回来的；男主人适时插话，自豪地说起他的姑姑是亲历奠边府战役的法军护士，临越共而不惧，前一阵子还作为老战士代表去和总统萨科齐吃饭呢；接着女主人改变了话题，低声告诫我出门要小心蒙马特的北非裔人群，“他们好多是小偷，他们穆斯林打老婆。”那一刻我感到恶心，紧接着又感到真实。是的，真实，巨大的真实，具体而微的真实。也许让人恶心，但这才是老欧洲的过去和现在。我这才开始认真打量那个俗气但的确有点年头的瓷瓶。它真实了起来，因为它凝结的社会关系，历史之恶，肮脏与血污，以及它此刻光鲜的价值和价格——在老派中产阶级的客厅中。一闪念间我在想，我所感到的“真实”要是能用汉语的诗行固定住该多好——否则它就不可靠。
也仅仅是一闪念。其实，在异域生活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母语的孤立和窘迫。正如我在诗中后来写到的，“无穷无尽的当代事物催促我写诗”，但当我真的急急忙忙用汉语说出来这一切的时候，那听起来却像是一个故国陌生人的喃喃自语。海外求学期间，大脑不断分泌出母语的碎片，我总觉得它们就像是缺少润滑的齿轮在运转时产生的金属碎屑，无法连缀成有效的诗行。在巴黎，当我试图用蛮力把法语钉入我的身体时，像是有反作用力一样，这样的碎屑越积越多。一次研讨会后，我和其他一些旅法的美国博士生在一家摩洛哥餐厅蹭教授们的饭。摩洛哥饭味道上有点像新疆的抓饭，但配着红酒，我还是感觉吃得不“落胃”。主菜结束甜点未上之时，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没来由地觉得十分疲惫。我陷入沉默，任由别人的声波穿过我的身体，并忽然发现一群五湖四海的人在巴黎说着英语居然可以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大家携带着不同的远方事物，消化着北非的阿拉伯食物，围拢着一张左岸长桌。那些母语的碎片在那一刻开始了流动，就像从杯沿慢慢淌下的残酒；而那残酒又汇成了塞纳河的秋水，迂缓且浑浊；而最迂缓和浑浊的，是文明史。于是，《意识流》的初稿艰涩地产生了。
这些被孤独倒逼出的句子让我决定索性在孤立中孤绝地胡写下去。我当时也在担心，那催迫我写作地现象界不过是一个敏感外乡游学者的心像而已。自恋永远是孤独的影子。“忘我者，舍我其谁？”如果现代诗写作需要一点自我和忘我的辩证法，那我的确一直在怀疑我的这部组诗也许不过是孤芳自赏中的母语泡沫经济，制造出肤浅的真实感。但话说回来，那个我们每每深陷其中的自我，难道不是一个这个时代的基本真实吗？
那年秋冬，新闻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正当我在法国外省旅行时，我在网上看到国内许多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争论，那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前奏。虽然“三农”问题我根本谈不上熟悉，但当我注视着法国的农村风景时，却体会到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变迁与绵延。我想起了米莱画中的法国农人，想起了马克思笔下的法国自耕农，想起了福楼拜小说中的农业展览会。可今天的法国“三农”是保留在后工业社会的“三农”，而中国的“三农”却是勒住一个庞大人口的自然红线，千钧一发。在全球资本仍然在危机中凯旋的今天，农业和死亡似乎是资本主义没能克服的最后两个必然性。我于是联想到诗歌与农业的关系。诗歌曾绽放在所有伟大的农业社会，又曾在近世为农村的逝去唱挽歌。“外省的农业安静了。像宇宙做了次深呼吸，像酿造者和不务正业者经过了一夜的长谈，膝仍促着膝。”这是一首“三农”诗，一首关于孤独的诗，更是一首关于诗的诗。我在这部组诗中最偏爱这一首。
这部组诗的另一个核心关切是：一道诗歌的闪电可以照亮多少当代事物？诗歌的历史包容力，似乎是现代诗最难放弃的野心之一。我的最初灵感可以追溯到我在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中读到的一则逸闻：据说全景画作为一种十九世纪景观艺术刚刚发明的时候，曾给巴尔扎克以深深的震撼和启发。向全景画学习，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安排了数百个无关紧要的“闲杂”人物。我也激赏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一部失败的手稿，一座引文与笔记的垃圾总站。在那里，数不清的残篇有时如涓涓细流，有时排山倒海，杂多与零乱本身正和我们在商品拜物教中的基本生活体验相吻合。本雅明的那些碎片的锐利，引文的庞杂，以及手稿作为一个整体的临时感和自我崩溃的性质，都让我着迷到跃跃欲试。同时给我启发的是戈达尔1968年后的一系列试验电影。我想学习那种看似简单粗暴实则深得布莱希特精髓的政治和审美的双重极端化。我决定，与其在物的世界中被来回推搡，还不如让当代事物蜂拥而至，在来不及找到恰当的修辞之前就踏入汉语的接头地点，接受秘密的“检阅”。诗人或许不得不把波德莱尔和惠特曼结合起来，像波德莱尔那样，拖着物化的身体等待震惊的时分，又像惠特曼那样，潦草地开列时代的清单。有时我就在随便哪一本书的留白中列出那些滞留在我身心中的印象，风物和现实。在最后一次去外省旅行回巴黎的火车上，我一面翻读张旭东译《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一面想起诗人臧棣从国内发给我的诗作，隐约间我有了《新民歌》那一首的想法：它即兴即景的罗列，足以转化成语言的政治仪仗和政治的语言神话。
我冒失地挪用了四个文学概念作为组诗四部分的标题：意识流（一种现代主义手法），写真实（一个过时的文学口号），农事诗（一个亚文类），新民歌（一场失败的诗歌运动）。我尤其喜欢那种把它们抽离原有语境的同时又拖泥带水的感觉。理想的话，它们在我的作品中应该成为戈达尔电影中的那种大字标语，在“植入”原有信息的同时，化身为一系列“禅语”，每个字眼都能具有让人重新揣摩的新鲜感。当然，四句“文学禅”不过是具体诗作的药引，甚或事后布置下的障眼法和妄语。在我的期待中，组诗的四部分最终应代表汉语诗伸向当代世界史的四个触角；诗歌抓住自身历史观的四种（不）可能性；四条地道，预备着全球化时代的语言地道战。它们似乎处理了一系列大而无当的主题或母题：孤独，革命政治，普遍历史，商品拜物教，和诗歌的当代有效性，等等。但这并非出于我空疏的自信或先入为主的宏大设置。从北京到纽约到巴黎，从全球资本的新乐园到金融危机的大本营再到世界文化的废都，我不仅跳跃地获得了地理上的广度，而且意外遭逢了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是一系列空前具体的“真实”在“推搡”着我去处理这些看似空洞实则紧迫的问题。母语的孤独也是政治的孤独，或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已然消逝而商品老而弥坚之际全人类的孤独。在这孤独中，寻找母语的我幻想着当代汉语可以打通这一切：自我和当代史，生产关系和社会革命，无意识与第二自然，等等。最终，汉语诗穿过物化的世界回到诗本身。这部组诗还是提出关于诗的追问：何谓当代诗，当代诗何为？诗歌必须成为拱廊通道，幽闭但又公共，既是迷途也是捷径。在那里诗歌是普天下孤独者的组织生活。
带着这样的母语之梦我结束了巴黎游学。回到纽约不久，我把这些篇什整理出来，并寄给了一些国内友人。零星收到的反馈意见都是负面的。我明白，在孤立中写作时，我只图过瘾与排遣，早已把修辞磨练和形式感的拿捏抛诸脑后。这次所采取的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写作态度，导致了整体语言上的过于随意和具体文辞上的过于刻意。我猜想有些人也会觉得我对历史和全球现实的表现过于造作或迂阔。没想到《距离的阻滞》变成了一部让我拿不起放不下的作品，虽然我已经意识到它有一些我不可能再去祛除的缺点，但我对它仍别有钟情，时不时要找出来修订一番。《新民歌》部分是组诗的重头，但现在看来也是最成问题的一部分，其中词句的乱局与政治经济学的“素朴戏剧”是否还有效力，是否还值得一读，我已没有十足的信心。聊以自慰的是，失败的语言试验有时往往会通向意外的新疆域，只是现在我们还无从逆料。这就像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中的“瓦普几司之夜”（Walpurgisnacht）也是写得乌烟瘴气，历来颇多争议，但其中那种打乱时空的幻境，却歪打正着地在第二部中为老歌德提供了和十九世纪德国史相匹配的诗歌舞台。至于《距离的阻滞》所表现的历史意识，则无论如何多么“牵强”，都是我仍然坚持的初衷，而且我相信历史意识和语言意识，说到底是一回事。
最后说说组诗的题目，“距离的阻滞”。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小小寰球”，已是一个普遍联系的资本世界；借用卞之琳的说法，一切“距离”都已经被充分地“组织”在了一起。我取一个谐音，既是向卞之琳致敬，也是反其义而行，并力图超越。当今这高效的“距离的组织”实际上包含着数不清的“阻滞”：一个总体性的世界不断被拒绝或延宕；财富，话语，审美，欲望，乃至可以被感知的一切，都被事先割裂，隔离，分配为不同的“远”和“近”。换句话说，“阻滞”恰恰是“距离组织”的结果。现代诗，作为“远取譬”的诗歌，作为经验“陌生化”的诗歌，也是一个遥远事物相互撞击的场所。在诗歌语言中“撞个正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邂逅？不论它是爱情，是暴动，还是“伟大的友谊”，它都反对感知的分割。另一方面，现代诗的历史本身却是一部诗歌不断遭遇阻滞的历史。在《新民歌》的结尾，巴黎的寒夜和北京的环路重合在了一起。不过，如果这是想像力对距离的克服，那么其中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空落落的，其中的真理仍然悬而未决。进一步退两步，现代诗仍在羁縻中等待。语言的阻滞，政治的阻滞，小我和大我的各自阻滞和相互阻滞，在我们正在形成的当代经验中可以被归结为距离的阻滞。
*《中国诗歌评论：诗在上游》
http://book.jd.com/11214979.html一书中，还有余旸对此诗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