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才、出版与成名 葡萄牙诗人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的一生可以在两个地理名词——里斯本与德班——中得到完整的解释。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他在这里出生，度过童年，成年后回到这里，在这里去世。在南非的德班，他完成了智识与情感教育。幼年丧父寡母再嫁的不幸生活给了佩索阿接受维多利亚式教育的机缘。对英美文学的熟悉与认同使他殊异于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葡萄牙同时代诗人。佩索阿和与他同年出生的艾略特几乎同时提出了有几分相似但各有侧重的“非人格化”诗学观念。关于这种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巧合”，我们或许可以从佩索阿的英语文学教育背景中得到解释。然而，佩索阿的阅读十分驳杂，在他所推崇的文学先师中，不仅有英美一脉的弥尔顿、爱伦·坡与伟大的惠特曼，也有葡萄牙文学谱系中的安东尼奥·诺布雷、庇山耶与色萨里奥·维尔德。他的人生与文学打下了两种语言文化相遇、冲突与融合的深刻烙印。一个天才的痛苦可能在于才能太多，他有很多种可能成为很多种人，然而命运最喜欢捉弄上帝挑选的人，总是适时地关闭他最想进入的一扇门。佩索阿曾想过去英国上大学，并用英语创作，但落选留英奖学金的事实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渡过大西洋，永远地留在自己的祖国。回到里斯本之后，佩索阿一度不想放弃成为英语诗人的梦想，然而出版受阻的现实或许让他意识到那自书中得来的标准而华丽的英语既是他的优势又是他的劣势。之后，他终于放弃了英语书写，决定性地选择了卡蒙斯的语言，并为它奉献了不亚于先贤的精神瑰宝。
在中国，由于佩索阿的诗作甚少翻译出版，《惶然录》（Livro do Desassossego，亦译《不安之书》）压倒性地流行，人们习惯于把该书署名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Bernardo Soares）与真正的创造者费尔南多·佩索阿混淆起来，这样，在中国的文学视野中，佩索阿成了卡夫卡一般的人物：视书写为一种命运，生前籍籍无名、郁郁寡欢，死后备极哀荣，且有“被背叛的遗嘱”增光添彩。这样的人物的确更具有悲剧般的美感，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所谓的“几近异名（quase-heterónimo）者”或“半异名（semi-heterónimo）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的人生确实与佩索阿有相同之处：佩索阿依靠娴熟的英语找到了一份翻译英文书信的差事，恰如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是一位会计助理，两个人都做着和文学无关的琐屑工作，佩索阿自己也喜欢身穿黑大衣、头戴礼帽，在里斯本的大街上闲逛。然而，这个沉闷寡欢的异名仅仅是佩索阿的一个侧面，就真实的生命个体而论，佩索阿的文学生涯辉煌而炽热，即便生前发表不多，也不能遮掩他在葡萄牙文坛上活跃而激进的身影。他不是以诗歌而是以文学评论完成了文学处女秀。作为20世纪最具思想洞察力的知识分子，佩索阿主动放弃了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常规领域的批评，而是直接攻占了他心目中最高级的阵地——智识。1912年，佩索阿在文学杂志《鹰》（águia）上接连发表三篇檄文般的文论：《从社会学角度思考的葡萄牙新诗》（第4期，4月）、《重申》（第5期，5月）、《心理学层面的葡萄牙新诗》（第9期，9月；第11期，11月；第12期，12月），这三篇文章在葡萄牙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与“追怀主义”决裂之后，佩索阿继续以活跃的姿态参与葡萄牙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写诗、发文章、办杂志、开办印刷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经成为葡萄牙新一代诗人——以若泽·雷吉奥为首的“《在场》一代”——的精神导师。正是经由这些五六十年代成为文坛中坚力量的“门徒”的努力，佩索阿的经典化才得以实现。假设佩索阿可以活到惠特曼的寿数，未尝没有可能亲证自己的加冕。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说，纵然没有为大众熟知的名气，他也不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卡夫卡在葡萄牙诗坛的投影是色萨里奥·维尔德，由于自然主义风格不见容于当时夸饰伤感的诗坛，这位五金店主为诗人的“名分”奋斗终生，但始终没有获得承认，异名阿尔伯特·卡埃罗与半异名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的创造部分地参照了色萨里奥·维尔德的生平。今天，色萨里奥·维尔德已经是毫无争议的大诗人，而在佩索阿所处的时代，秉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但是佩索阿以极大的敏锐赞许色萨里奥·维尔德是葡萄牙第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在组诗《守羊人》的第3首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维尔德的称许与超越的自信。
佩索阿生前只出版了一部作品《音讯》（Mensagem），其他作品不曾结集付梓，只在少数杂志上发表，或以手稿形式存留于世，几十年来，佩索阿研究者们索引钩沉，整理出版了大部分作品，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佩索阿全集的出版。
然而，对于伟大的佩索阿，对于这位曾写过“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式”的诗人，发出任何怜惜其生前未获得应有荣誉的哀叹，都是一厢情愿，因为他早已在散文《成名是一种庸俗》（A Celebridade é um Plebeísmo）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名声的不屑：“有时，我一想起那些名人，就会为他们的名声感到悲哀。成名是一种庸俗。所以，成名会伤害娇贵的心灵。（……）一位不为人所知的天才可以尽情享受无名与天才两相对照而带来的微喜，而且，当他想到只要他愿意便可成名，他便可以用他最好的尺度，亦即他自己，来衡量他的价值。然而，一旦他为世人所知，回到籍籍无名将不再是一件能掌控的事。成名无可弥补。就像时间，没有人能回头或者反悔。”
或许，从阿尔伯特·卡埃罗的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诗人对出版的看法：
如果我年少夭亡，
不曾出版一本书，
不曾看到我的诗句印成铅字。
如果你们因为我的缘故而忧伤，
我恳求你们不要忧伤。
如果这样发生，这样便理所应当。
即便我的诗句从来不能付梓，
如果它们是美丽的，它们便拥有美丽。
但是它们不能因为美丽而等待刊印，
因为根须深埋在土地下，
而花儿盛放在空气中与目光前。
必须用力才会如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
不需要为应该是而没有是的一切感到担忧或难过。这是“导师”卡埃罗教给“门徒”与读者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生前的无名成就了作为诗人的名声，正如主要异名亦即门徒之一里卡多·雷耶斯在怀念卡埃罗时所说：“我们相信阿尔伯特·卡埃罗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落寞地生活，无名地死去。在神秘主义者看来，这是导师的特征。”如卡埃罗一般的无名与落寞，是诗人佩索阿的殷切期望，唯有如此，他才能真切地体认到自己的天才，并在现实中以肉身的形式成全导师的形象。
二、
导师、异名与异教 1935年1月13日，已成为青年诗人精神导师的佩索阿在寄给卡萨伊斯·蒙特罗的信中，陈述了“异名”产生的过程。他说他想捉弄一下萨—卡内罗，因此决定创造一位性格复杂的田园诗人，就在他觉得难度太大准备放弃的一刻，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
“那是1914年3月8日——我走近一张高台，拿过一张纸，开始写，我是站着写的，只要有可能，我总这样写。在一种我无法定义的狂喜状态里，我一下子写出三十多首诗，那一天是我生命里胜利的日子，我再也没这样过。我起了个题目：《守羊人》，接下来，某个人在我体内出现了，后来，他有了个名字：阿尔伯特·卡埃罗。请原谅我说出这么荒唐的话：在我的体内诞生了我的导师……阿尔伯特·卡埃罗就此显形，随后，出于本能与潜意识，我为他找到了一些门徒，就这样，我创造了不存在的同党。” 这一段“福临心至”般的描述既是事实，又非事实。根据佩索阿研究者对手稿字迹的分析，那三十多首诗不可能是一下子写出来的，因此，异名于“狂喜”中产生只是佩索阿将书写神秘化的伎俩。实际上，“异名”的产生具有心理上的因素，佩索阿六岁时便在孤独寂寞之中创造了最早的异名舍瓦利耶·德帕斯（Chevalier de Pas），通过这些自我的碎片，他与外部世界联系、沟通。同时，异名也是一种长期发展深化的诗学思索。浪漫主义以降，无论是葡萄牙国内还是国外，均呈现出“复数书写”的趋势，比如罗伯特·布朗宁的“戏剧诗”、叶芝的“面具”、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伪歌者”等。而在哲学层面，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著名的三组署名，以及他在作品中对于“他者”的探讨，对佩索阿的“异名”书写系统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葡语中的异名（heterónimo）源出希腊语，意为“另一个人”。佩索阿用这个词与笔名（pseudónimo）区分，笔名完全取代了作家的本名（ortónimo），但并没有改变文学个性，而异名则不同，是作家自创的文学上的“我之非我”（ser minhamente alheias），具有与本名佩索阿迥异的风格、语言与题材。根据研究者特蕾莎·丽塔·洛佩斯（Teresa Rita Lopes）统计，佩索阿一生共创造了72个不同的异名。这72个异名承担着不同的职责，活跃程度不尽相同，最主要的异名有三个：阿尔伯特·卡埃罗（Alberto Caeiro）、阿尔瓦罗·德·冈波斯（álvaro de Campos）与里卡多·雷耶斯（Ricardo Reis），他们与本名的费尔南多·佩索阿共同构成了一个书写的“家族”。
依照佩索阿的设计，异名拥有完整的传记与独立的风格，彼此关联，相互影响。阿尔伯特·卡埃罗是所有异名的核心与母体，他关注自然，蔑视任何一种哲学思索，自称是一位反形而上学者；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在苏格兰接受教育，曾前往东方闯荡，是未来主义的典型代表，“一位内心装着希腊诗人的瓦尔特·惠特曼”；里卡多·雷耶斯是医生、保皇党人、异教徒，1919年，因为政治原因离开葡萄牙，流亡巴西，他曾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别人的教育使得他成为拉丁学者，自我教育使他成为半希腊学者”。佩索阿同时区分了“佩索阿本我”（Pessoa ele-mesmo）与“佩索阿本名”（Pessoa ortónimo）：前者是以肉身存在的诗人自己，是异名的创造者与包纳所有异名的容器；而后者与“异名”并无差异，是异名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佩索阿本我”创造出导师卡埃罗，这一事件对“本名”造成了影响，就在那一天，“佩索阿本名”写下了交叉主义组诗《斜雨》，标志着“从卡埃罗到佩索阿本名的回归”。
异名不仅仅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诗学，更是一种“孕育着众多诗学的诗学”，每一个“异名”与“本名”，都具有独特性，是彻底而新奇的创造。佩索阿希望通过异名与本名之间的继承、近似、紧张、矛盾与对抗，系统地阐发现代主义的诗学思考。然而，异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蕴藏了佩索阿在哲学与宗教上的雄心——在文学上实现“异教”的重建。
在《不安之书》中，佩索阿借用半异名贝尔纳多·索阿雷斯之口，对他生活的时代及其精神做出了精准的描述：
“当我所归属的那一代出生时，世界已经不再为拥有心与魂的人提供援助。前几代人摧毁性的工作令这个我们为之降生的世界不再具有将我们安放于宗教秩序之中的安全感，也不再拥有把我们归并于伦理秩序中的支撑，同时失去了平静，令我们在政治秩序中无法找到路途。我们于彻底的形而上学焦虑、绝对的道德苦恼与完全的政治不安中降生。（……）但我们父辈的批判主义失败了，如果说它把成为基督徒的不可能性传承给我们，但却并没有让我们继承拥有这种不可能性的满足感；如果说它传承给我们对已建立的道德模式的不信任，但并没有把面对道德模式与人道生存规则的无动于衷传承给我们；如果说它将政治问题变得不确定，却没有在面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无动于衷。我们的父辈心花怒放地摧毁，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对于过去依然有坚固的反射。正是他们摧毁的一切给予社会以力量，让他们尽情摧毁而且没有感觉到大厦的倾覆。我们继承了摧毁及其结果。” 佩索阿认为，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社会里，一神论成为了文明的病征与堕落的象征，世界亟须摆脱基督教一神论的控制，建立一种如同希腊罗马时代奥林匹斯众神一般的多神信仰，亦即异教（paganismo）。但异教的重建并非意味着简单地向古代回归。经历了两千年的基督教统治后，人类再也不能轻易地返回众神居住的世界。佩索阿（尤其是异名里卡多·雷耶斯与安东尼奥·莫拉）强调，单一神祇的基督宗教造成了西方人思想意识的绝对理性化，因此，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已经没有可能返回奥林匹斯山下。因此，为了重新建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返回一种使多神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本质。在佩索阿的“异教”或“异教主义”里，这个本质是由阿尔伯特·卡埃罗形塑的，正如里卡多·雷耶斯在《序言》中所指：“卡埃罗的作品代表着异教的完整重建”。
本书中第一部分呈现了阿尔伯特·卡埃罗的组诗《守羊人》，这是一部具有奠基性质的作品。组诗共有49首，但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首诗，或者一句话：世界是部分，而非整体。以基督一神论为信仰基础的理性精神要求现代人把“自然”作为整体来认识，而不是石头、河流与树木无休无止的相加。而佩索阿认为这种理性阻碍人们正确认识自然。因此，为了重建异教，或者建立新异教，首先要通过消灭绝对理性与拒绝形而上学重现异教的本质。在佩索阿—卡埃罗的诗歌中，不相信任何业已存在的哲学与形而上学的他建构了一种新的面对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首先强调“观看”的重要性：
我相信世界就像相信一朵雏菊，
因为我看到了它。但我不去思考它，
因为思考是不理解……
创造世界不是为了让我们思考它
（思考是眼睛害了病）
而是让我们注视它，然后认同。
佩索阿放弃了观看与理解的二元对立，将观看与理解同一起来。必须先有这种观看与理解的同一与同时性，之后才能理解真正的自然、世界与宇宙。在单纯的观看与感受中，自然并非以观念性的浑然天成的整体形象出现，而是部分相加构成的直接集体：
我看到没有自然，
自然并不存在，
有山峦、山谷和平原，
有树木、花朵和青草，
有河流与石头，
但这一切并不属于一个全部，
真实的真正的整体
是我们观念的疾病。
自然是部分，而不是整体。
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神秘。
承认自然是部分而并非整体是异教的本质。按照雷耶斯与莫拉的说法，“自然是部分而不是整体”标志着卡埃罗诗中“绝对客观性”的诞生，从此，一种多神宗教的建立成为可能。在“谋杀”了单一的神祇上帝之后，便可以在自然的每一样事物中体认出神的栖身：
但如果上帝是树，是花，
是山脉，是月亮，是太阳，
我为何要称它为上帝？
我会称它为花、树、山脉、太阳与月亮；
因为，如果为了让我看到，他变身为
太阳、月亮、花、树与山脉，
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就像树，就像山脉，
就像太阳、月亮与花朵，
这是因为他希望我认识他，
就像认识树、山、花朵、月亮与太阳。 所以，佩索阿—卡埃罗观念中的自然是无数属神之灵所构成的集体栖居之地。佩索阿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异名本身，都与呈现、解释这个“复数精神”相关。卡埃罗为其他异名及本名提供了信仰基础，从而催生了一种文学上的多极异教。这个异教的组成结构一如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在《回忆我的导师阿尔伯特·卡埃罗》中的陈述：
“我的导师卡埃罗并非异教徒：他是异教本身。里卡多·雷耶斯是异教徒，安东尼奥·莫拉也是异教徒，至于费尔南多·佩索阿，倘若不是内心如一团乱麻，也会是异教徒。然而，里卡多·雷耶斯是性格上的异教徒，安东尼奥·莫拉是智慧上的异教徒，我是反叛上的异教徒，亦即脾气上的。卡埃罗身上没有对异教的解释；有的只是同质。”
卡埃罗与异教同质，他以《守羊人》宣告了异教的完整重建，从此，“伟大的潘神复活了”，这位希腊罗马神话中半人半兽的牧神以新的形象成为了一种全新宗教的图腾。
三、
卡埃罗、守羊人与伟大的潘神 关于“导师”阿尔伯特·卡埃罗，佩索阿在《守羊人》手稿中有一句批注：“（卡埃罗是）一位神秘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卡埃罗及其作品正是在“神秘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冲突与矛盾中得到了完美的定义。悖论是卡埃罗最大的特征，无论是人生还是文学。以“导师”身份存世的卡埃罗言说世界的方式是老人式的，而佩索阿设计中的卡埃罗非常年轻，甚至比佩索阿自己还年轻，仅仅26岁就离开了人世。卡埃罗在诗中始终呼吁简朴与自然，然而这简朴与自然之下潜藏的是复杂、机巧与阐释的多种可能。卡埃罗只读过四年书，没有接受过高深的教育，只会使用浅显的文字表达，与文采斐然的雷耶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是，这种浅近的语言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卡埃罗在诗作中强调“观看”，反对一切哲学、宗教与形而上学，不过，他却于反对之中发展了自己的哲学和形而上学，于对观念的否定之中把自身建构成一种原初的观念，使其他异名与本名成为这种观念的演绎，并最终获得了一种作为哲学或宗教的“异教”系统。
整部诗集也呈现出悖论式的结构。卡埃罗的诗共分三个部分：《守羊人》、《恋爱中的牧羊人》与《未结之诗》。三分式结构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守羊人》与《未结之诗》篇幅较长，内蕴相似，《恋爱中的牧羊人》篇幅短小，所表达的内容与其他两部分截然相反，作者凸显结构与内容的对照的意图显而易见。在《守羊人》与《未结之诗》的内部，矛盾更是比比皆是，诗中存在着两位不同的卡埃罗——“生病”的卡埃罗与“健康”的卡埃罗，佩索阿自己也进入了诗歌，与守羊人展开张力十足的对话。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费尔南多·佩索阿：不识自我之人》的开篇中这样说：“诗人没有传记。他的作品便是他的传记。”这的确是对佩索阿—卡埃罗一生的真实描述。整部诗集是卡埃罗作为“唯一的自然诗人”的人生传记。在《守羊人》的第一首诗中，卡埃罗把自己限定为诗人，一位“守羊人”，依凭这样的身份，得以存活于世，自由地观看、倾听；在《未结之诗》的最后一首诗中，在那首被他自己命名为Last Poem的诗中，卡埃罗走向了死亡，他的死一如他的活一般平凡，他只是向太阳挥手作别，仿佛平日里向它问好。正如里卡多·雷耶斯在序言中所说，他的一生“无法讲述，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他的诗便是他的生活。没有轶事，也没有值得大书特书之事”。《恋爱中的牧羊人》是佩索阿不多的书写爱情的诗，组诗的内蕴与其他两部分相悖，因为恋爱中的牧羊人“生了病”，并非正常状态下的守羊人。这组诗的写作日期与佩索阿同奥菲莉娅·格罗什相爱日期接近，有些人认为是佩索阿为纪念那段感情而作，但雷耶斯似乎更有道理，那不过是一段“短暂而荒唐的插曲，（……）与其说是件轶事，不如说是一场忘却”。或者，如某些刻薄的佩索阿研究者所言，与其说佩索阿因为谈了那场恋爱而写下这组诗，不如说他是为了写下这组诗而尝试了恋爱。
《守羊人》不但是卡埃罗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佩索阿全部作品的分水岭。这组诗里同样充满了各种悖论。当看到题目《守羊人》时，我们会认为阿尔伯特·卡埃罗是一位真正的牧羊人，正如费尔南多·佩索阿书信中说的“一位田园诗人”，然而在组诗的开端，我们便看到了卡埃罗对这重身份的否认：“我从来没有看守过羊群”。守羊人只是比喻，他看守的并非真实的羊群，而是思想：“我注视着我的羊群，看到了我的思想，/或者，我注视着我的思想，看到了我的羊群”，因此，尽管《守羊人》的题目会让我们联想到西方具有悠久传统的牧人诗，但开篇这个巨大的悖论已经把诗人限定为思想的牧者，而在第12首中，卡埃罗更用“不读维吉尔”直接否定了这份遗产。然而，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阅读中发现维吉尔《牧歌》及《农事诗》的草蛇灰线，组诗的内部张力正体现于此。
定义了自己之后，卡埃罗转而定义目光，这是他从色萨里奥·维尔德那里学到的客观，也是新信仰的核心：“我的目光清澈，宛如一株向日葵。”目光的喻体只能是向日葵，而不能是其他的花朵，表面的自然与简单恰是深思熟虑与精心设计的体现，唯有向日葵才能如同诗人在接下来的诗行中的描述，往左看看，再往右看看，有时还向后看。角度的变换带来了持续的新奇。卡埃罗声称“我相信世界就像相信一朵雏菊”，告诉所有人他看待世界的方法，接着用“思考是眼睛患了病”表明了反形而上学的态度。在卡埃罗看来，所有的哲学与形而上学都是病苦，“健康”是像守羊人那样用澄澈的目光观看，如向日葵一般好奇，否定所有形而上学与哲学。
当诗人写下“就像一个孩子，甫一出生，/便察觉到了他真的出生……/面对世界永恒的新奇，/我感到我每一刻都是新生”时，他便把自己与西方文明史上最知名的一个孩子——圣婴基督——连接起来。在否认了“守羊人”词义层面上对希腊罗马牧人诗的继承，暗示无法返回希腊与罗马之后，卡埃罗又用《守羊人》第8首，这首堪称葡萄牙乃至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弑神之作”，表达了与横亘西方文明长达两千年的基督教的决裂。迈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勇气，只有“与异教同质”的卡埃罗才能实现，对于佩索阿自己，这一首诗也仿佛是难以接受的：“我于坐立不安与极大的反感中写下了《守羊人》第8首，那里有幼稚的渎神与绝对的反唯灵论。我本人既不渎神也不是反唯灵论者。然而卡埃罗是。”
面对两千年西方宗教想象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卡埃罗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关系，为耶稣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首诗可以部分地看作西方悠久的反教会与弑神传统的结果，亦即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所言“父辈的批判主义”。在这首诗中，神圣家庭俨然普通资产阶级家庭的化身，生活沉闷且无聊。圣子的“无原罪降生”本是他无上地位的保障，但在卡埃罗的笔下，这是他比不上普通人类的原因。卡埃罗如同父辈一般“心花怒放地摧毁”了基督教的基本价值，然而卡埃罗又超越了父辈，因为他不但摧毁，而且建构——他创造出一个不同以往的耶稣基督形象，那是一个永恒的孩子，用一种时时刻刻都焕然一新的目光观看着这个世界：
今天，他在我的村落与我生活。
他是个喜欢笑的孩子，漂亮且自然。
右胳膊擦擦鼻子，
水坑里打打水漂，
摘花，爱花，忘在脑后。 这是一种新的“道成肉身”。以这样的耶稣基督为核心，卡埃罗所创建的宗教拥有了全新的三位一体——诗人、孩子与存在的一切：
新生的孩子与我同住，
他一只手伸向我，
另一只手伸向全部的存在，
这样，我们三人沿着路走，
跳着，唱着，笑着，
分享着共同的秘密，
那是彻底地知晓，
世间没有奥秘的存在，
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于自己在这种新的神学体系中的价值与地位，卡埃罗拥有极大的自信：“上帝也这样想，他会把我变成一种新的圣徒。”佩索阿在1915年“杀掉”了自己的导师，成全了卡埃罗的封圣。然而卡埃罗又不仅仅是圣徒，他是救世主。关于他的死亡，病中的卡埃罗早有预感，他淡然地告诉众人这是众神的接引：
请在我的坟墓上刻下：
没有十字架，阿尔伯特·卡埃罗
在这里安息，
他去寻访众神……
有或没有众神是你们的事。
而我却听凭他们把我接走。 里卡多·雷耶斯为他挚爱的导师写了另一首悼亡诗。在这首诗中，他呼应着导师关于“接引”的说法：导师过早的离开，只是因为众神的喜悦，导师的死亡，是为了实现救赎。
你年轻夭亡，因为众神爱你，
希望你如此。
你年轻夭亡，因为你已归去，
哦！你这无意识的神祇！你已归去，
那里，在克罗诺斯之后，
你的伙伴苦候着救世主。 克罗诺斯之后巨大的真空对应着《不安之书》中描述的那个混乱的、无序的、找不到路途的现代。在这个无法拯救的当下，卡埃罗是唯一的救世主。导师死去了，他用死亡释放了其他异名，他自己也因死亡而封神成圣。与其他的圣徒相比，他属于一种“人类不相信的普世宗教”，是全然的异类，一如两千年之前的潘神，这个与众神殊异的半人半羊的怪物，如卡埃罗一般守护着牧野。潘神是神，然而并非不朽，普鲁塔克的《掌故清谈录》（Moralia）中描述过潘神之死与民众的恸哭。潘有“全部、完全”之意，在斯多葛主义者眼中，潘神与宇宙是相连的。随着那一声风中传来的呼喊——“潘神死了”，希腊罗马人的奥林匹斯诸神也逐渐死去，他们被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代替，世界进入了被绝对理性统治的时代。在序言中，里卡多·雷耶斯在结尾处呼喊出“伟大的潘神复活了”，宣告了基督教时代的结束与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绝对客观的时代里，“全部”并非整体，而是“部分”的相加，信仰“部分”的卡埃罗与代表“全部”的潘神本质上是统一的。卡埃罗以自身的死亡成就了潘神的复活，就像耶稣以死亡实现了救赎，在耶稣基督“沿着攫获的第一缕光”的“下凡”与卡埃罗“被众神接走”的“升天”中，在卡埃罗与潘神的同质中，在由佩索阿所有的异名与本名所承担的焕然一新的神学谱系中，希腊罗马的文明、耶稣基督的宗教与卡埃罗创建的异教得到了统合，各种神祇，包括基督之神，并非是对立的关系，它们必须臣服于另一个神性的偶然意图，抑或无法驱策的命运。所以，用雷耶斯的这首诗，我们为这一切作结：
潘神没有死。
每一块田野
争将刻瑞斯
赤裸的胸膛
献给阿波罗
迷人的笑靥。
你们会看到
不朽之潘神，
于彼处现身。
悲伤的基督
没杀别的神
是多余之神
或缺乏之神。
潘神依旧将
长笛的乐音
送入刻瑞斯
敏感的耳中。
众神却依然故我
他们清澈又平静
承装起一切永恒
和对我们的轻蔑。
他们带来昼与夜
与那金色的收获
并非是为了馈赠
白天黑夜与麦穗
而是因为另一个
偶然的神性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