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阅读有时是一种探险，接受挑战是阅读的趣味性之一。我对于《荒原》便是这样：第一遍不知所云，心有不甘找遍解读文字，但又不尽满意——作为一名诗歌写作者，我知道诗歌自有文字的流动纹路，不管作者怎样行文跳跃、怎样旁征博引，一首成熟/成功的诗，定然会在文字土壤中长出相应清晰的意象，直至像旭日之光一样刺破语言的迷雾。
我愿意接受挑战，试图在挑战中不断去除阅读的不适感，慢慢地让心中的“荒原”走出意象群的云遮雾罩，抵达豁然之境。
《荒原》的文本晦涩费解已有众议和定评，何况中文读者隔着中西方文化差异。它挑战性在于原稿800多行被庞德删成434行，而艾略特毫无意见，反而说“这首诗本来就没有什么构架”，反而说“在写《荒原》时，我甚至不在乎懂不懂得自己在讲些什么。”它的挑战性在于，最初发表时几乎无人能懂，后来艾略特加了50多条注释，读者发现连注释也并不好理解，甚至当代著名诗人兼评论家阿伦·塔特也说，第一次读《荒原》时一个字也看不懂。
对于2013年秋天的阅读，它的挑战性在于，学者们把诗中的典故尽数列举，基本给定了一个固定的意象群和象征系统，确定该诗是由几个星云一样的碎片群撑起来，辐凑而成“荒原”这个主体意象，但当我完成知识性补充阅读后，对于全诗碎片呈现的说法并不信服，因为该诗第一人称“我”的存在，明显的“有我之境”，不能简单地把“抒情主人公”当作第三人称的“叙述人”放在局外。
通过揣摩，我以为不妨把《荒原》的文本理解为“亡灵之书”，这个在西方文明中浸染过、“生死疲劳”（莫言语）过的亡灵，在大荒原上（包括荒芜的大地、死亡的废墟、空虚的人间）逡巡漫游，对人世充满灭寂之情和希冀之心。也就是说，《荒原》的抒情主人公是诗人创设/塑造的一个亡灵，这个亡灵当然具有诗人自己的眼光和思想，代表诗人在荒原上漫游。亡灵的所见所闻所思，就构成了全诗的框架。显然，这是西方现代诗中常见的超现实主义手法。
确定这个抒情主人公，需要同时也能够完成对诗歌中场景细节和人事情节的重新认识，最终在整体体察中统摄出一个全新的意境。
二
我所作出“亡灵之书”的推断，是在承认《荒原》已有的总体象征意义分析基础上，和文本丰富典故的考据成果上。
蔡玉辉认为，《荒原》中众多意象，可以分为神话传说、诗文经典与客观现实三大类。神话传说有两大出处：一是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其中繁殖神所引起的万物荣枯与四季更迭的神话，构成了荒原自然意象的神话学基础；二是杰西·L·韦斯顿的《从仪式到传奇》，其中“圣杯”传说构成了神学与民俗学基础。诗文经典，按诗人原注出处多达五十多部著作，除上述两部外，还有《圣经》的荒原，《佛经》的火诫，维吉尔《伊尼德》、奥维尔《变形记》、弥尔顿《失乐园》等的苦难与升华，《独语录》的迦太基人，但丁《神曲》的炼狱，莎士比亚《暴风雨》、《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享受与纵乐，等等。客观现实大多是关于“一战”后英国乃至欧洲的社会生活，如伦敦商业化的、世俗化的都市情景。他认为，这些意象群所指有二：一是“一战”后欧洲物质和精神的两大废墟，战火蹂躏，生产倒退，绵延近两千年的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开始动摇和瓦解，整个精神世界是一片混乱、迷惘与荒芜；尔后是诗人对西方文明和文化传统的深深眷恋，以及对这种传统可能面临瓦解和失落的深深忧虑。
应该说，通过对诗中知识体系和文化背景的分析，学者们对意象类型和所指的诠释是站得住脚的。但类型分析与意义把握，只是触及诗歌的宏观世界。而意象群建立的联系，也就是文本构架，才是诗人艺术创造力所在，才是艺术构思的微观细节。而在这一点上，目前学者普遍轻视了第一人称“我”的存在，对其所含“抒情主人公”意义缺乏深入的分析。
蔡玉辉认为，《荒原》以“荒原”为核心或中心意象，构起了一张网络状、呈碎片镶嵌式的意象图，这张意象之网看起来是“一堆破碎的意象”，在当代与古代、伦敦与世界、神话与现实之间错换，叙述者“我”在不同身份的人物之间变换。特别是对于第一人称，他认为仅仅是反复手法，是叙述人“我”在不停地变换着角色，起着一种照应与关连作用。
也有的学者认为，诗人是运用了蒙太奇的剪接手法和拼贴技法，把神话传说、文史典故及现代西方生活片断奇妙地剪接在一起，纳入一个以荒原为中心的象征结构。他们试图以诗人写作中常见的跳跃手法，牵强而含糊地指证意象群之间（或者说五个章节之间），有一条自然内在的联系。甚至认为《荒原》是组诗结构，五个章节是并列的五个场景。
曾艳兵通过分析题记中女先知西比尔虽生求死的神话故事，和诗中相对应的一句“我既不是活的，也是不死的”，发现这是统摄全诗的一条线索，但这条“内在”线索，仅仅概括了荒原意象群的精神风貌，而没注意到这个面孔后的的“我”，其实就是抒情主人公。
为什么只相信艾略特强征博的能力，而不相信他的创造力呢？有人曾经试图用一个新的名词来概括诗中的“我”——荒原人，这里渐渐露出了“抒情主人公”的面目。但是，“荒原人”其实就是诗人自己——发现荒原、走过荒原、讲述荒原的，显然是诗人。但由于“荒原”本身是一个核心意象，而且里面包括人类世界，诗歌文本指向的是一种人类生活的特殊境遇，而不是突出新兴人类，“荒原人”意象的提出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我所读过的文学史教材注意到了“我”这个第一人称，提出了一个作者采取了“大内心独白”艺术手法，认为全诗是诗人的内心独白，而意象场景中又有许多“小内心独白”，显然，仍然把诗中的“我”，看作是独立于各个不同场景的人物。
为什么不将第一人称“我”确定为一个人呢？显然，将叙述人、线索人物看作一名独特人物形象，看作是一名抒情主人公“亡灵”，更符合诗歌的创作规律。
三
诗中的第一人称“我”，看来已经成为人们理解全诗的一个障碍，而没有将其作为一把开启全诗的钥匙——因为他们认为“我”来自不同典故，有着不同的身份。
确定“我”就是抒情主人公，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对待诗歌典故的全新理念：所有原材料在创造性诗歌写作中已不是原材料，而是服务于新主人构成新器物的部件。就像一张木桌的一条腿是来自一棵我们亲手砍下的树，但我们不能说它是树了，只能说是椅子的部件了。这样，第一人称中的“我”，可以联想典故人物以理解其内涵，但身份必须置换成抒情主人公——在全诗中是贯穿到义统一角色的线索人。
在《荒原》中，这个抒情主人公是漫游荒原的亡灵，它肉体死亡了，但灵魂在感受着颓败的人世，见证着荒原之上的景物、人物、事物。如此一来，必须从五个章节标题到内部细节，重新审视细节的意义和文本的结构。这样就可以发现，抒情主人公的漫游经历，慢慢建立了文本的时间序列，浮现出文本的叙事特性。
第一章“死者的葬仪”76行，确立了抒情主人公的角色或身份，就是标题所示一个葬仪上一名“死者”的亡灵，全诗就是亡灵开启的荒原之旅。此前很少人细究，这一章似乎文不对题，诗中根本没有出现“葬仪”，有人还牵强地解释标题中的“葬仪”象征社会文明的败亡，但缺少文本中诗歌细节的支撑，单纯对标题进行解读。确立“我”为抒情主人公后，阅读线索立即清晰起来，这一章是死者的亡灵打破阴阳两界，见证荒原景象。第一章呈现的内容是：我目睹钝化败落的荒原，“把回忆与欲望参合在一起”，一方面追忆人生的青春年华（像玛丽一样的欢乐），一方面希望找到昔日恋人（“风吹得很轻快，吹送我回家去”），一路上遇到了指认身世的女术士、熟人爱奎尔太太，并在“并无实体的城”（伦敦）里看到亡灵的群体，在其中看到斯代真的亡灵。可以确认抒情主人公“亡灵”特征的，是引用的水手歌谣，和引用瓦格纳歌剧进行的自白：“我既不是活的，也未曾死”。
第二章“对奕”的场景，也迎刃而解。这一章共96行，此前人们对标题不作细究，为何是“对奕”呢？其实这是指亡灵与生者（恋人与熟人）的接触、对望，诗中有一句“我们也要下一盘棋，按住不知安息的眼睛，等着那一下敲门的声音”。这一章叙述亡灵回到了家，看到了恋人“她”呆在豪华的家里，但“精神很坏”，与看不见的亡灵形成精神的对白：“这是什么声音”——风在门下面；“什么都不记得？”——我记得，那些珍珠是他的眼睛。接着，亡灵看到了熟人“丽儿”，回忆催她快些打扮一起去娱乐的往事，在“请快些，时间到了”的催促中，展示西方女性（军人家属们）空虚沉沦的生活，借用《哈姆莱特》中奥菲利亚告别生活的疯话，转到下一章。
第三章“火诫”有139行，这一章漫游的亡灵来到了泰晤士河畔，看到伦敦逝去的“清明上河图”画面充接伤感，追忆“垂钓”，春天汽车声中的博尔特太太，同时遇到尤吉地先生，关键的场景是“在那暮色苍茫的时刻”，看到女友“她”与一个公司小职员坠落的鬼混。亡灵于是告别城市繁华与琴弦哀鸣，像水葬一样顺河而下，追忆生死之地，漂流到腓基尼人建筑的迦太基城，在大火中等待救拔，追求涅磐境界。
第四章“水里的死亡”，仅10行，写一个与亡灵同样的死者，也可看作是抒情主人公身世的自述，腓尼基人弗莱巴斯死后在水中浮上又沉下，仿佛人欲横流带来的死亡的人类。亡灵对着岸上的外邦人犹太人发出警示，以前“和你一样漂亮，高大”，结局会不会相同呢？
第五章“雷霆的话”，叙述亡灵穿越炼狱向荒芜无水之地，感受慈母的呼唤，和一群亡灵行走在地平线上，看到一个个毁去与重建的城邦，在败亡的教堂里，看到公鸡鸣唱、雷鸣电闪，隐含生机，最后听到三段雷霆的话，追忆生前的勇气与血性、聆听钥匙与希望、感应风雷的激荡，最后亡灵像渔王一样坐在岸上，思考重拾田园、收拾断垣残壁，希望人世永安。
显然，亡灵的漫游之路，是对人世的全方位观照，在对荒原万象的体察着流露着抒情主人公（显然也是诗人）的性情。此前有人认为，诗中通过代词“我们”的变化展示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但持论者忽视了西方一个常见的哲学命题：我即我们，人类个体承担了集体，人的观念刹那一瞬其实包含和积淀了人类漫长的意识，也就是帕斯在长诗《太阳石》中的时间概念：瞬间即永恒。这样，也可以解释诗中的“我”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角色，为什么有时候身份互悖，一会儿是腓基尼人，一会儿是德国人，一会儿是弗莱巴斯，一会儿是贴瑞西士，一会儿是女性玛丽，一会儿是男性渔王。
四
确立了抒情主人公“我”的位置，就可以更好地找到对应的西方文明的源流。同样是诗歌方面的诺奖获得者，在继艾略特之后仅仅几十年，波兰的米沃什和墨西哥的帕斯，也通过长诗沉思过西方文明，不过表现手法和沉思方向不同。
帕斯写于1957年的《太阳石》长达584行，对应印第安人的太阳历584天。诗人中的打破了时间界域，抒情主人公“我”穿行在太阳石折射的历史地理幻想中，追忆诗人自我的人生，沉思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命运，像《荒原》里一样，直接与历史人物对话，但他相信人类文明就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前进、后退、转弯/但最后总是到达”。帕斯关注的是时间对文化的包容，对灾难的洗刷。这里的抒情主人公“我”就是诗人本人，显得平静，洞达，同时也深邃。
米沃什写于1961年的《遍及我们的国土》，用14个章节沉思了人类文明，但这片“国土”不是荒原，诗人认为存在于人们之间的“既不是幸福，也不是不幸”，而是一种平静，“他们不断坚持，给他们几块石头/和可吃的根茎，他们就会建造世界”，“而召唤，那么强烈，一定会敞开天堂”。米沃什诗中抒情主人公“我”非常明了，就是诗人自己。
从“荒原”到“太阳石”，再到“国土”，诗人都在以“我”作为抒情主人公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沉思，尽管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呈现了悲观到平静的风格走向，但同时证明了荒原上的文化种子最终生长的不是荒芜，而是成熟，似乎预示着人类文明最终走出了“荒原”。但不可否认，艾略特已经发现——荒原是现代文明之癣，即便整体上人类呈现向上趋势，但局部里这种精神与物质的荒原，仍然不断重现，就像我们的当下。
最后我想说，艾略特通过抒情主人公“我”，表达了他的对人世的感受，从下面这些值得含英嚼华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只有西比尔生死疲劳中的痛苦厌绝，还有着悲凉、庄严、沉郁的大师之相，这对于国内诗人一直以来纠结于下半身、垃圾派的问题，会是一个良好的启示——
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
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
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
望着光亮的中心看时，是一片寂静
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
这是什么声音在高高的天上
是慈母悲伤的呢喃声
这片刻之间献身的非凡勇气
是一个谨慎的时代永远不能收回的
背后是那片干旱的平原
我应否至少把我的田地收拾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