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年前，在一本纽约书评文选里看到布罗茨基撰写的《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书评，文章和布罗茨基其他作品一样精彩，尤其是结尾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布罗茨基这样描述1972年5月30日在娜·雅·曼德施塔姆莫斯科住宅里的厨房看到她时的情景：“当时已是傍晚，橱柜在墙壁上留下一道暗影，她就坐在那暗影里抽烟。那道影子十分地暗，只能在其中辨别出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其余的一切，即一块大披巾下那瘦小干枯的躯体、两只胳膊、椭圆形的灰色脸庞和苍白的头发，全都被黑暗所吞噬了。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煤，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
如今，这篇精彩的书评已经作为序言之一被收入中文版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翻过这一页就可以看到曼德施塔姆夫人笔下的另一个五月之夜——1934年4月13夜（俄历）一群身着风衣的契卡人员闯入曼德施塔姆夫妇在莫斯科的家，将诗人带走。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厄运，在38年之后将曼德施塔姆夫人锻造成布罗茨基眼中那堆烈焰的余烬、那块随时都会重新燃烧起来的煤。不是每个历经厄运的人都有这样的幸运，曼德施塔姆本人就没能躲过厄运的打击，1938年底死于海参崴附近的一座劳改营。《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主要就是记载曼德施塔姆1934年第一次被捕一直到他死亡这四年间发生的事情。
总的来说，回忆录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前九节写曼德施塔姆第一次被捕，第10-22节写切尔登流放，第23-45节写沃罗涅日流放，第46-59节写结束流放，第60-76节写被逐出莫斯科，第77节-84节写曼德施塔姆再度被捕和死亡。曼德施塔姆夫人给每一节都拟定了标题，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有的以记事为主，比如《跳楼》、《探监》、《聚会与送别》等；有的以记人为主，比如《赫里斯托夫雷奇》、《科里亚·吉洪诺夫》、《电工》、《纺织工人》、《什克诺夫斯基一家》、《古戈夫娜》等。在所有这些章节中，曼德施塔姆夫人自由地游弋于记忆之海，如有必要她就会追溯到更早的二十年代或者提及曼德施塔姆死后曼德施塔姆夫人为了活命而四处东躲西藏的年月。这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结构方式，但却很吻合记忆那蹦蹦跳跳的个性。
整本回忆录聚焦于曼德施塔姆生命最后那几年所遭遇的堪称荒诞又悲惨的事件，可是这本书并不能被想当然地理解为所谓的“血泪之书”，它不是那种以煽情为主旨的控诉之书，它也不是那种以贩卖悲惨经历为卖点的自恋之作。曼德施塔姆夫人开始写这部回忆录时已年近六旬，这是一生颠沛流离的孤身老妇人对自己三十多年前被迫害致死的丈夫的深情回忆，同时也是对其所处社会的无情鞭挞。漫长的时光、严酷的社会现实、惨痛的个人经历淘洗掉一切虚浮的东西，残酷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老妇人深知她丈夫是一位罕见的诗歌天才，这使她的笔调尤其有一种矜持和骄傲，这种骄傲不允许她将自己的笔触降落到伤感这一较低的文学品格上。
整本回忆录都被一种冷峻的叙述基调所控制，甚至在写曼德施塔姆在切尔登试图跳楼自杀这件事时，曼德施塔姆夫人也只是在尽力去描述事实本身：“他把双腿伸到窗外，我只来得及看到他整个人在往下滑。窗台很高。我绝望地伸出双手，抓住他外套的肩部。他的胳膊滑出袖筒，人掉了下去，我听到扑通一声，还有一声喊叫……外套还在我手上。我哭喊着冲进医院走廊，顺着楼梯跑到外面。”这是一段力求客观的描述，带有情感色彩的词大概只有“哭喊”一词，但这也首先是一种客观状态。曼德施塔姆夫人懂得丈夫的经历足够凄惨，她根本不需要再对此有所渲染，更有可能的是，这渲染反倒会降低作品的力度和感染力——没有比赤裸裸地呈现本身更打动人心的了。当然，客观而言，曼德施塔姆夫人追述的这些事实，都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当初活生生的画面已经在记忆里褪去它鲜艳的底色，反而被更易凸显事实要素的黑白色所替代，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客观呈现”作为一种手段才可以实现，而更具抱负的俄国恐怖时代见证人的使命才能得以完满的完成。
这本回忆录所特有的冷峻气质，部分还来自于作者罕见的分析能力。和大多数以叙述事实为主的回忆录不同，《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用来表达思考和思想的文字几乎与叙述写人的篇幅一样大，甚至在叙事写人时她也不忘时时发表自己的评论。更重要的是，这些分析和评论本身也是极具深度的，某种程度上，这本书被交口赞誉的深度即是主要来源于此。这是有关恐惧的议论：“恐惧，就是一线希望，就是求生意志，就是自我确立。这是一种深刻的欧洲情感，它源于自尊，源于关于自我价值、权利、需求和愿望的意识。”这是对人人都是罪恶体制帮凶的议论：“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参与建设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作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我以为后来做了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中系统阐释的极权社会人人有责的观点，正是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首先找到了灵感。
这本回忆录1970年是由纽约契诃夫出版社首版的，随即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住辛格如此评价：“这是一部最为严肃，最引人入胜的书。它道出了假借进步等美好字眼而展开大屠杀的痛苦真相。这是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方面的深刻一课。”它巨细靡遗地描述了曼德施塔姆个人遭遇，从而折射出俄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悲惨命运，来反衬当时社会的反人道、反文化本质。但是话说回来，这本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在一众类似的回忆录中显得格外耀眼，归根结底还得有赖于具体的行文和语言上的魅力。书中精彩的话语和诗人般的想象力比比皆是：“那些能发出声音的人遭受了最卑鄙的折磨：他们被割去舌头，他们被命令用剩下的舌根去颂扬统治者。”“我不止一次看到奥·曼试图摆脱这种曲调，想抖落它，转身走开……他摇晃着脑袋，似乎想把那曲调甩出来，就像甩出游泳时灌进耳朵的水珠。”
布罗茨基在着重评论曼德施塔姆诗歌的《文明之子》一文中称赞这部回忆录是“伟大的散文”，在专门为回忆录撰写的书评中，他则尝试解释这“伟大”的由来：“渐渐地，两位诗人（指曼德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句变成了她的意识和她的个性。两位诗人的诗句不仅赋予她已视野和视角，更重要的是，这些诗句对她而言也成为一种语言范式。”这是站在诗人立场上的解释，虽然有其道理，但却有点小瞧了曼德施塔姆夫人。曼德施塔姆夫人自然熟读甚至熟记他丈夫的诗句（为了将在这些美妙的诗句保存下来），她对终身挚友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也不会陌生。在诗歌上的良好品味（多半表现为语言上的高度敏感）和素养当然会反映到她的散文作品中，可是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散文作品自有其过人之处。曼德施塔姆的散文也是珍品，但其行文风格更具诗意，有着和诗歌相似的浓度和美感，但代价却是稍嫌晦涩，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文风则有着刀劈斧砍般的力度，语言上虽不及曼德施塔姆华美，但是其视野更开阔表达更掷地有声，恐怕作为“见证者”的文风，曼德施塔姆夫人也许要更合适一些。阿赫玛托娃的散文清澈流丽，但是在分析能力方面和《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相比则要有所不及。因此，布罗茨基的断言——这本回忆录“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指曼和阿的诗）的附言”——是有失武断的。
的确，曼德施塔姆夫人从不讳言她在曼德施塔姆去世后忍辱偷生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这位杰出诗人兼丈夫的诗作和散文，这部洋洋洒洒的回忆录也是围绕曼德施塔姆和他的诗展开的，她从来没有将回忆录笔触的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她细致描写曼德施塔姆被抓捕的经过，详细阐述曼德施塔姆死亡的诸种可能，她描写曼德施塔姆的个性、脾气和疾病，他喜欢的书籍和朋友，甚至于他写诗的过程也被描摹下来。可是有点怪异的是，就在这么一个近乎“忘我”的过程中，曼德施塔姆夫人自己作为写作者的形象也被牢牢确立下来。以丈夫悲惨的命运为题材，曼德施塔姆夫人也成为几可和她所崇拜的丈夫比肩的作家。这是文学奇特的奖赏，它永远不会怠慢那些真正无私的才华横溢的写作者，无论他们将自己的身影伏得多么低。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在被广泛赞誉的同时，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苛刻也被较多地提及。尽管布罗茨基以一种讽刺的语调描写那些被曼德施塔姆夫人批评的某些俄罗斯文化圈中人，他们“冲向别墅，在那里闭门不出，以便在打字机上敲打出自己的反回忆录”，可是他也忍不住指出，曼德施塔姆夫人个性的偏执、挑剔和毫不宽容。我不知道布罗茨基的依据是什么，仅凭这本回忆录，我觉得布罗茨基的指责有些过分了。我的感觉是曼德施塔姆夫人是一个性情中人，爱憎分明，对于那些草菅人命的契卡人员以及沦为恶势力帮凶的文人，她当然毫不留情，但是她也以温暖的笔调描写那些正直善良的友人，比如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什克洛夫斯基等。对于帮助过他们夫妇的那些普通人，——比如在切尔登帮助他们擦地板的隔壁的年轻妓女，为曼德施塔姆被捕而伤心的房东，斯特鲁尼诺充满同情心的纺织工人们，——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褒扬和感恩也是溢于言表的。甚至在讽刺某权贵时，她对那些不确定的传闻（比如高尔基恶狠狠的那句“我们来教教他怎么揍俄国作家”），也总是强调其来源是不确定的。
这种对真实真相毫无保留的追寻，也使曼德施塔姆夫人在描述曼德施塔姆时也并不避讳那些不太光彩的事情。比如曼德施塔姆在1937年年初写给斯大林的《颂诗》，这首言不由衷的诗写得很艰难，但在拯救自身的命运上并没有起到作用，在离开沃罗涅日的时候，曼德施塔姆特意嘱咐房东销毁它。许多人建议曼德施塔姆夫人不要在回忆录里提这首诗，“就当它不存在”似的，以免影响诗人的声誉，但她的回答令人尊敬：“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真相便不完整：双重生活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绝对的事实，任何人都难以逃避。”同样，她也提及他们数次得到布哈林的关照——亚美尼亚之行，1934年的重审等等。他们也曾在1930年和叶若夫这样的刽子手同时住在苏呼米的政府别墅。所有这些说明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苛刻首先是从对自我的苛刻开始的，她没有豁免自身，目的当然是做一个尽可能诚实的见证者。反过来，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这些对自身负面事件的揭露并没有破坏他们夫妇的形象，而是让这形象变得更真实更人性，因而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也就更强烈，对那个罪恶的社会体制也就越发忿恨。如果说曼德施塔姆夫人毫不宽容是为了追寻严酷的真相，那么她的目的已经达到，而那些对其偏执的苛责之声则显得有几分轻浮之嫌了。
如果说《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第一个和一般苦难回忆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绵密的分析思辨能力的话，那么这本回忆录的第二大特征则是，曼德施塔姆夫人用很多篇幅描述曼德施塔姆写诗的过程，对诗人秘密的工作方式给予了令人叹为观止纤毫毕露地展示。相较于曼德施塔姆夫人抱定的见证俄国恐怖时代的初衷，这部分内容似乎有点离题，但实质上它以对艺术极端纤细敏感的强调，反衬出邪恶的专政制度的粗暴和野蛮——他们在残酷迫害怎样一位杰出的单纯的诗人阿。除去上述比较的意义之外，这部分探讨诗歌本体的部分依然存在着自身的意义。这部分内容主要在回忆录的中间部分，包括《劳作》、《嚅动和絮语》、《书和笔记本》、《组诗》、《双重枝桠》、《沃罗涅日的最后一冬》、《颂诗》等节。
曼德施塔姆夫人大约花了全书前面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详尽描述了曼德施塔姆第一次被捕的过程，后来因为布哈林的斡旋和干预，曼德斯塔姆从切尔登转到条件好一些的沃罗涅日（“对于切尔登的流放犯来说，被流放到沃罗涅日就像是步入天堂”），他在此迎来自己一生中最后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离第二次被捕和最后的死亡还有三四年的时光，虽然不知道确切的终点在哪，但曼德施塔姆感觉到来日无多，有一次他对来访的阿赫玛托娃说起过：“我已经准备好去死。”因而在沃罗涅日难得的喘息期，曼德施塔姆在抓紧时间，“我默默看着他嚅动的双唇，而他在夺回失去的时间，赶紧道出自己最后的话语。”曼德施塔姆在逼仄的房间来回走动，嚅动的双唇里不断冒出诗句，而曼德施塔姆夫人在一旁做着笔录。因而在回忆录中间部分有关沃罗涅日流放期的描述中较多涉及诗歌问题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诗人的妻子，而且流放的生活简单之至，曼德施塔姆夫人自然拥有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视角，来观察自己丈夫那“甜蜜声音的劳作过程”。她不是诗歌批评家，书中没有对文本近乎偏执的过度分析，她仅仅是写作这一外部动作的观察者，因而曼德施塔姆写作时的姿态、动作、表情全都纳入观察范围之内，当然还包括曼德施塔姆对于诗的看法等等。《嚅动与絮语》里关于诗歌的议论令人耳目一新，显然具备极高的质量：“一首诗的诞生仰仗一个冲动，那回向于耳畔的音调已包含我们称之为内容的东西。在《谈论但丁》中，奥·曼将‘形式’比喻成一块可以从中挤出‘内容’来的海绵。”“什么叫作寻找‘失落的词语’？还不就是试图去回忆那尚不存在的东西。‘我忘了我想说的词语，盲目的燕子将返回阴影的居所。’这里有一种专注，我们带着这份专注寻找被遗忘的东西，可被遗忘的东西却会突然在意识中闪现。”通过声音寻找词语和意义，这是曼德施塔姆的工作方式，显然也是一探诗歌创作之幽微境界的唯一渠道。对这一自马拉美以来就被视为正宗的诗歌创作法，曼德施塔姆夫人给予了女性的清澈的阐述，从这种视角再看曼德施塔姆那些杰出的诗作和散文自有茅塞顿开之感。另一方面，曼德施塔姆夫人在回忆录中显露的极高的诗歌修养，也顺便解释了整本回忆录行文优雅和生动的来源，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布罗茨基的看法——诗歌是散文的引领者。
1938年五一节（又是五月），曼德施塔姆被再次逮捕，“两名士兵推搡着他的后背”，曼德施塔姆甚至来不及和曼德施塔姆夫人说话，“他们打断了我们的只言片语，他们没有给我们道别的机会”。随即，曼德施塔姆被押上囚车遣送至远东海森崴附近的劳改营，这里离曼德施塔姆出生地华沙有一万公里之遥，环境之恶劣自不待言。此后夫妻俩再没有联系上，曼德施塔姆夫人寄给自己丈夫的包裹被退回，因为“收件人已经死亡”，1940年6月，曼德施塔姆夫人收到丈夫的死亡证明——年龄：47岁；死亡日期：1938年12月27日；死亡原因：心力衰竭。回忆录最后几节，曼德施塔姆夫人试图通过和曼德施塔姆同在劳改营的几个人的表述还原他在劳改营的状况，但是所有的信息都是零散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无人见过死去的奥·曼。无人清洗过他的遗体。无人将他放进棺木”，曼德施塔姆仿佛孤身一人拖着病体消失于浓墨般的黑暗之中。正如布罗茨基在《文明之子》中所言：“‘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一些。”曼德施塔姆以其死亡的悲惨悲壮，反过来照亮了他的所有诗篇，并和他的诗篇一起达成对邪恶的专制政体的控诉。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则从散文的视角一方面帮助了自己的丈夫，一方面也是以自身的文字力量同样做到了这一点。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版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刘文飞 译
